在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图书馆讲座中心联合主办的“唤醒良知：阳明学的智慧——《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增订版）》新书分享会”上，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彭国翔、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林宏星与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黄韬共同探讨了阳明学的智慧以及中国哲学的价值所在。以下为对谈文字整理稿。
对谈现场
黄韬：我蛮意外的，今天上图东馆会有这么多的读者。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相对来说还是有那么一点专业门槛的。所以看到今天有这么多的读者来到现场，我对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今天下午我们来到这里是为我们的这本新书做一个介绍和分享。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两位嘉宾老师，我就不赘言了。我想介绍一下我们上海三联书店这个出版社。我们是一家叫书店的出版社，主管单位是上海报业集团，我们直接的领导是《解放日报》，我们是《解放日报》旗下的一个学术出版社。
彭老师是我们的出版社非常重要的作者。事实上我们已经是为彭老师出版了三本著作，分别是《中国哲学方法论》《身心修炼》，以及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良知学的展开》。
《良知学的展开》这本书事实上20年前就出版过。在内地是北京的三联书店，就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经过20年的时间，这本书再次重版，并做了增订和修订，充分说明这本书是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的。在时间的长河的磨砺当中，它还愈发地显出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我想让彭老师来讲讲这本书究竟讲的是什么。
彭国翔：首先我要感谢上海三联书店的朋友们，包括黄总还有我的责任编辑亚平他们对我个人的支持。正如黄总所说，这已经是我在上海三联出的第三本书了。第一本书跟黄总合作的时候，我人还不在国内。我跟黄总都是邮件联系的，那是2019年的时候，现在转眼已经是第三本书了。我当然感谢上海三联对我个人的支持，但是我想这也不只是对我个人的支持，同时也意味着对整个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持。
正如刚才黄总讲的，现在好像阳明学，具体地广义地讲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是像我们当年念书的时候了。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念书的时候，传统文化刚刚开始被平反，远远没有深入到社会层面。对国学的、传统文化的重视还是90年代以后的事；到社会层面上恐怕要到2000年以后了。但是现在虽然我们好像说重视传统文化、阳明学。但是我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反传统，已经形成一个反传统的传统了。在这个背景之下，要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认识我们中国哲学、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等等，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
另外今天我也觉得非常荣幸，有复旦大学的林宏星教授来参与这场对话。林老师的第一本书是写刘蕺山的，这个人物可能大家不一定很了解。刘蕺山是明末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儒家学者。有人把他称作明末最后一个大儒。他是绝食而亡的，这个绝食里面充满了很多悲愤。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查这个人，也叫刘宗周。刘宗周的思想严格讲不是阳明学的内部的，但是他的思想可以说完全是对阳明学的一个回应。某种意义上讲，没有阳明学就没有刘宗周的思想。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也很荣幸，能够请到这个宏星兄一起来谈阳明学甚至于广义的中国哲学。
我们的话题不必限于这一本书。谈这本书只是一个引子，刚才黄总谈到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大学其实也不是念哲学的，我大学的专业跟黄总还有点接近。他是念国际政治，我是念政治学。当时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呢？因为觉得学政治学可以治国平天下，也是受了儒家的一点影响。但是后来发现不行，我做不了。当时我们政治学的专业都是要培养公务员的，那是80年代晚期的时候。我这个人比较有自知之明，发现这个大概做不了。其实虽然名义上我的专业是政治学，但其实我已经对广义的中国哲学、哲学文化、历史宗教都很有兴趣。在座的朋友，我想你们中有些年纪的人可能经历过这个时代，80年代后期文化非常自由、非常开放。传统重新评价，西方的东西开始大规模地进来，空气是非常自由的。我还有一点个人家庭的原因，我对传统文化从小就比较有兴趣。我看了很多书，严格说有点不务正业。后来就把这个副业变成了主业，把哲学变成了我自己的专业。
为什么选择它呢？为什么选择研究中国哲学呢？或者更具体说为什么选择阳明学？其实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一定有普遍性——我觉得这个很有用。
这恰恰跟我们一般流行的看法不大一样。那个时候流行的看法，现在可能也一样，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今天可能还是这样。但我自己的感觉，文科更有用。为什么呢？特别哲学、文学、历史、宗教，它是影响塑造我们的观念的。对我们怎么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人生、自我、他人……有塑造的作用。同样的事情，每个人有不同的做法。为什么呢？他背后的观念不一样。特别是价值系统不一样。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每个人差别很大。
每个人的价值系统如何形成呢？跟你的阅读是有关系的。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我觉得很大一个功能是：它给我们提供一个价值系统的支撑，或者说塑造我们的价值系统。我们现在都知道王阳明讲“良知”。当时就有人说，阳明先生你讲了一辈子，就“良知”两个字。阳明说，对啊，我说的就是两个字，没有别的可讲。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叫“唤醒良知”。这“唤醒”说明它本来就有，没有的话谈不上“唤醒”。我们说这个人丧尽天良，肯定他本来有“天良”，才能丧尽。中国人现在还在讲“天理”“良心”，“良知”就是讲这个东西。这就是中国哲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每个人都有良知，都有良心。但是这个良心是不是每时每刻都发挥作用，那就不能保证了。比如我们大厅灯光很亮。但如果你关上它，光就没了。灯泡都有，但是不打开它，光就出不来。人也是一样，每个人都有良知，都有良心。但是不是良心总能发挥作用呢？那不见得。
在我们的经验中，大部分日常生活里，良心是不起作用的。跟“唤醒”相对，就是“沉睡”的状态。儒家希望我们这个“良知”能够经常处在一个觉醒的、觉悟的状态，能够时时刻刻起作用。那怎么做到呢？中国哲学有个词叫“功夫”，通过这个让良知时时刻刻能够起作用，让你的良知主宰你。这样人才是一个，至少在儒家看来，是一个合格的人，是一个成人，“成熟”的“成”。
我们现在讲的“成熟”，说这个人很成熟是另外一个不好的意思——这个人其实就是很世故、圆滑。但是儒家和中国哲学讲的这个成熟、成人不是这个意思。它的本来意思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可以面对复杂的世界，各种各样的人、事，可以很好地去应对。这个应对当然取决于你的七情六欲。人都是有情绪的，怎么让情绪都符合良知？儒家“唤醒良知”其实很大一部分处理的是如何调节我们的七情六欲。这太有用了。我们人每天处在情绪不稳定的状态，要不就是过分了，要不就是不够，喜怒哀乐爱恶欲，这其实是中国哲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如何让我们做一个有内在的平衡的人？让你的良知时时做主。这样你就活得比较踏实。通俗地讲，你睡觉会睡得比较安稳。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应该选择它做我的专业。这个专业我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混饭吃的东西，我就真的觉得它可以解决我自己的问题。
每个人都面对这个问题。当然不是说让大家都来念哲学，但是我想，学哲学跟没学哲学其实不太一样。我现在上课对同学说，学哲学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可以提高、训练你的思维，让你的思维比较严密。第二个提升你的境界。这方面可能中国哲学的贡献更大一点。当然不是说西方哲学没有，中国哲学也可以训练思维，西方哲学也可以提升人的境界。比较而言，可能中国哲学更注重的是后者，让你能有一种智慧来看淡宇宙、人生、社会、自我、他人。有一定境界之后，碰到很多问题你可能解决的方法就比较高明。这跟你具体做什么职业其实没有关系。你有这个严密的思维、高远的境界、开阔的心胸，结果是不一样的。我把它不光是作为我的一个职业，同时它也是我的一个志业。我是出于这么一个考虑。我相信可能这方面宏星兄也有很多要谈的。
《良知学的开展》
林宏星：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同时我很荣幸。国翔教授的书基本上每一本我都认真去拜读过，我有个感觉，读国翔的书，就像打在我眼前的灯光一样，非常耀眼，以至于我看人看事情都要眯起眼睛来。这个也不是说什么违心话，刚才国翔教授谈到了他心路历程，我觉得谈得非常深入，但也很贴近生活。
我要说什么呢？坦率地说我今天可能侧重谈一下国翔教授这本书，它的特色究竟是什么。
可能有点学术，但是我是觉得读书作文都有方法。读国翔教授这个书，给我的一个印象，他不仅仅是《良知学的开展》这本，还有《中国哲学方法论》和《身心修炼》，这些书我们去读一下的话，你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扎实。
对于我们读书人来说，去读一本书，觉得这个书好还是不好，第一个印象是扎实不扎实。但是扎实是很抽象的，具体来说的话，扎实无非是两点。第一是文本的解读。比如要做王龙溪，不但是晚明中后期的阳明学思潮，这里边涉及很多文本。究竟如何去解读，解读得是否正确，这是文本的解读。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那就是文献的收集。我们去看看国翔教授的书，在这两个方面做得非常扎实。
他硕士期间对通行本的王龙溪集文献感觉到不足，所以他在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搜集关于王龙溪的文献。他对王龙溪的相关文本的解读，在义理的分析方面、在分寸的拿捏方面，非常非常准确。这是所谓的扎实。我举个例子，比如《良知学的展开》涉及一个“四无说”。“四无说”文献的记载，我们在阳明全集、钱绪山、王龙溪里，都有相关的记载。但是那个记载有同有异，究竟哪一种记载可作为比较可靠的解读文献呢？我们做学问、做事情常常会碰到这些东西，这需要我们一方面要对文献非常非常熟，另外一方面还需要对文献的文本进行深入的解读。在这一点上我们去读国翔的书，可以受到很大的教益。
我在复旦上课时，也告诉学生，做学问扎实很重要，文本文献很重要。我们古人做学问都是这样，朱熹说得很清楚，第一点就是“唯本文本义是求”，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添加自己的主观意向，这点很重要。要做到“无我”和“无他”。很客观地把这个文本解读清楚，牟宗三专门有一个讲演，讲到研究中国哲学之文献统计，对文献的收罗要尽可能地广泛，同时对文献的解读也不能浮泛，要排除孤词比附或者各种各样的想象。牟宗三首先把这点表达为“依语以明义”，这个“义”就是包括文本和文献两个方面。做学问，其实做人、做事道理都是相通的。
我想讲的第二点，就是除了这个文本文献做踏实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国翔教授这本书还有一点特点就是义理的分析相当深入、准确。如果我们只是对文辞界定，那对做哲学研究的来说是不足够的。概念清楚以后，它究竟从普遍性的意义上如何说明，还是要下功夫的。朱熹说“理得则无俟乎经”，道理是一模一样的。牟宗三把它解为“依义不依语”，但是“依义不依语”说起来好像很容易，要按照哲学道理来把这个讲清楚、讲成条贯性，对文献和文本都不通的话，那你就属于胡说八道，属于想象，属于游谈无根。我们去读国翔教授的书的话，我们也可以深深地感觉到，他不崇拜所谓的权威，在这个书里进行了辩证。我觉得辩证非常有道理。比如对于龙溪思想的特点先天证学，按照劳思光先生的话来说，龙溪这种学问可能会轻负功夫，但是按照国翔教授的分析，不可能存在这个问题。我觉得这理论的分辨、分析，做得非常好。这个书出版20年依然被认为是研究明代心学的经典著作，不可能没有原因的。这是第二点我想说的。
如果说以上我们做学问就足够的话，我觉得也是有问题的。
20世纪初的时候王国维就说过“学问无分中西”。但是现在国学很泛滥。虽然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温情和敬意，但是现在也有一些论调值得我们警惕。有人说我们做中国传统学问的人，可以不了解西方的学说。我觉得这个论调是非常有害的。相比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国翔教授无论哪一本书，都有世界的视野。这说起来很轻松，但坦率地说在中国哲学研究这个领域里这样的学者很少。研究中国传统的学问，假如没有一个世界的视野，我可以断定肯定是有问题。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德国哲学还是法国哲学，就从哲学的大家族来说，都是这家族当中的一个部分。我们要评价一个哲学的长短得失的话，只有通过比较的视野、比较的观点才能知道。国翔教授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仅有文献的基础，还有义理的分判，这个分判都挂在中西比较的大背景下，然后作以评断。我觉得这种做法是未来中国哲学可靠的途径。
黄韬：刚才林教授讲的虽然听上去有些专业，但是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彭教授的另一本书《如何治中国哲学》里面他对他的治学的方法，包括治中国哲学的方法，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个是要有文献的功夫，一个是要有西学的素养，还要有国际的视野。刚才林老师讲的也是这个方面，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自己的传统、面对我们自己传统的中国哲学，我们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研究，包括怎么把这些研究的成果内化为我们自己人生存在的一种智慧、指导，我觉得这个三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请彭教授再给我们深化一点！
彭国翔：深化我不敢。刚才当然好像听起来宏星兄讲的是比较学术上的东西，但是我想回过头来说我为什么做学术呢？我觉得还是刚才我讲的这些东西，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哲学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最早《中国哲学方法论》出版的时候，那时候黄总他策划了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第一站好像也是在上海，叫“闹市中的哲学课”。我觉得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其实中国哲学很多东西，不是抽象的、高远的、跟我们人生没有关系的，它反而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哲学其实是蛮吸引人的，哲学就是智慧之学嘛！孔夫子去世之前说“哲人其萎”，那就说明中国本来就有哲学，当然这个词连成一个整词，是日本人翻译的。但不是说只有西方才有哲学，我们也有这个东西。刚才宏星教授讲的这个问题，其实他自己做学问他也是这样的。
我很喜欢图书馆，我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的上海图书馆，到图书馆里面我就可以看很多书，所以我从大学念书的时候，每次到图书馆看到这个环境，我心里边顿时涌起两种心情，第一个，庄子讲的“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人的几十年的知识是浩瀚无垠，你根本弄不过来，这感觉是比较消极的。但同时我也生出另外一种积极的心情，我得把这个书能看多少看多少。因为我有这样一个自觉，所以常常会有一些不期而遇的东西。我念硕士的时候就发现了王龙溪的一个集子《万历四年》。万历四年的时候他还活着呀，但是这个东西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我找到以后就觉得很好，但并不是我刻意要去求的，预先并不知道他有这样一个文集存在。泛观博览的时候，偶然不期而遇，反而会有一种更莫名的欣喜。时间长了我就养成一个习惯，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去访学，第一件事就是要研究它的图书馆，看它的那个目录。
这个当然是说来话长了。这看起来是一个纯粹学术的活动，包括像刚才宏星兄讲的，我们要回到我为什么要学哲学，为什么要去看看这个古圣先贤他们在思考问题，其实有一点很简单，就是我们几千年人类文明有很多问题它是不断重复的。几千年的人也面临生老病死，死亡是一个大问题。人生下来随时可能面对死亡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可以看哲学在生病、死亡的问题，还有情绪波动的问题上，古今中外的哲人智慧的总结，学习他，其实是把他的智慧化为自己的。
我不知道在座诸位看不看武侠小说，武侠小说里面逍遥子几十年的功力，一下就给虚竹了。你看哲学书其实就等于说把那个先贤的智慧变成你自己的。特别是人文的内容，其实哲学、文学、历史只是表达方式不同，都是反映思想的。看了不起的文学作品，可以获得智慧；哲学只是用更逻辑化、严密的语言使用概念来讲这些东西。哲学书看起来是很专业，如果不是这个专业的，当然看起来会比较枯燥，但是透过这些看似很专业、很抽象的概念，无论是古代的良知、理、义、气、心性等，还是西方的很多名词，但其实它都是反映我们活生生的人生的经验。他们总结智慧可以解决我自己的存在的问题。
我为什么活着？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我碰到很多问题的时候，困惑的时候怎么办？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怎么办？这些都是智慧。
为什么我们今天讲王阳明，他有他的一套智慧，很独特的智慧。你看起来这两个字，那里面内涵非常多，王阳明讲的话“学贵得之于心”，我们现在把王阳明叫“心学大师”，现在去余姚王阳明的纪念馆里面还是有一个词——“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我们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的人知道这个“唯心主义”是个贬义词。但本来我们中文里面这个唯心，不一定是坏事。在中国历史上要找一个纯粹的所谓唯物主义哲学家还很难，我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那他为什么思考这个问题，他说“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之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这话什么意思呢？儒家是不是都崇尚权威，阳明说得很清楚，我这个心里面良知过不去，孔子说的话，我也不能认为是对的。大家现在也一样，凡事我得问问我自己的良心，这个事我该不该做。“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是孟子讲的话。阳明他是直接接着孟子的。中间当然还有南宋的陆象山，他们是非常强调对自我的认识的。但是这个自我又不是孤立的，我的成长、我的发展、我的成就很大部分上是要在跟别人的关系当中来建立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哲学很重视调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光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都知道说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光是人的问题，还有自然，植物、草木、瓦石、动物，跟人也息息相关。
西方工业革命之后觉得人很厉害，除了人之外，所有的都是人的工具，所以有生态的问题来了。我们也不能把那些除人之外的东西，都当作一个没有生命的、一个死的东西，也要好好跟自然相处，其实这个智慧中国就有。中国不只是讲人类命运共同体，还讲万物一体，不只是以人为中心，这个也是中国哲学的智慧。
王阳明这点就有非常深刻的认识。虽然阳明在今天大学里评不上教授，因为他没有著作，他的《传习录》也不是他自己写的，是学生给他编的。他是带兵打仗的，用我们今天话讲，他是消防队长，哪个地方闹事了，皇帝就派他去。但是皇帝从来不把阳明招到京城里面做官。我们知道古代士大夫是行政官员，他很忙。王阳明活得其实也不是很长，大概不到60岁。但是他的人生是非常浓缩的。他就是带兵打仗的同时跟他的学生讨论这些问题，为什么？他觉得这些问题是非常有用的，是能够切实解决我们的身心的问题，让我们成为真正成熟的人、有智慧的人，可以很好地面对这个外部世界。当然首先是面对自己，自我跟他人之间，跟整个世界之间，是一体的关系。只要活在人群当中，你就要跟人打交道，只要活在社会当中、
世界当中，你就要跟外部世界打交道。怎么打交道？就像一开始讲的，每个人方式不一样，有智慧的方式，有不智慧的方式。在座诸位，我想大家都愿意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这个学问就是提供智慧的，当然提供智慧的学问绝不止这一个，为什么说要国际视野，因为不是说只有中国人才有智慧，王阳明没有说只有中国人才有良知，人都有良知。
既然世界上这么多的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智慧，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拉图，也可以提供智慧，我们都要去了解，而且里面很多是相通的。我们不要自限，不是说中国人只看中国人写的书。没有什么纯粹所谓的中国，中国都是一个不断扩展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文明连续体。佛教就是很好的例子，现在没有人说佛教不是中国的了吧，但是从发生学的角度讲，佛教是外来的。我今天早上才跑去徐家汇大天主教堂看一看，里面有很多是用《论语》里的话来接引那些信徒。这也是不同文明之间相通的例证。
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精神的资源都可以为我们所用，所以阳明学、中国哲学只是其中之一，研究阳明学当然可以把别的不同的东西拿过来做对比做参照，这样可以更好地研究，让它特点呈现出来。反过来一样，我研究天主教我也可以把中国东西拿过来做参照让它的特点更突出。我看有很多女士你们照镜子，要看清自己长啥样，很多别的文明、别的传统就是镜子，认识自我的镜子。
我想在座的诸位，绝大部分不是学术界的，我们看这些书，包括看古今中外这些经典它的意义在哪里？是要解决我人生的问题的。让我说得简单一点，如何活得更好。什么叫更好？那问题就来了，每个人对好的理解不一样。你的理解可能好就是个很一般的，每天顿顿吃肉是一种好。还有人觉得可以到上海图书馆来看书，可以参加这样的读书分享活动就是好。这些观念并非生下来就有，你是被塑造出来的。怎么塑造的，跟你接触的人、读书很有关。
中国人是很重视读书的，即使我是一个非学术界的人，我也可以从学术书里边看到一些可以解决我身心问题的东西。所以从黄总创意开办的“闹市中的哲学课”，到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就是要谈谈这些中国传统经典的著作，它们的意义跟价值在什么地方，是不是一种精神的、心理的资源，这才是有恒久意义的。
黄韬：刚才彭教授给我们治学的方式，包括文献的功夫，西学的素养和国际的视野，我觉得作为一个生活在当代的人，本身做人恐怕也得有这样一些素养。文献的功夫就是我们应该掌握的某些基本的知识，除了生活知识、专业知识之外，还包括对我们自己传统的了解。当然这些基本的知识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当中都会陆陆续续地教给大家。我们也得了解别的国家，了解西学，包括印度的学说，甚至是中亚的文明的学说，我们也要掌握一下看看人家是怎么想的。我们现在的领导说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就说明大家有一个相互交流的基础的，生活在一个圈子里面，生活在一个现代社会当中。另外我们要有更宽广的视野，我们不能像井底之蛙一样。我觉得这个治学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和我们做人的方式也是相同的。当然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有自己特殊的智慧，西方人有西方人特殊的智慧。比如说他们对事实性世界的研究产生出来的一整套的科学思维的方式，相对来说，我们恐怕更注重于对于人本身内在的，或者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一方面的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来看好像西方的那些学术的著作比较学术化，像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这些著作，还是比较学术化的，一般人是不能读的。相反来说我们这些中国的这些早先的著作，大多一般人都能去看，你看《论语》，除了古代汉语我把它翻成现代汉语，一般人都能去读，但我把古希腊语的亚里斯多德的著作翻成中文以后，一般人没有一点基础的话，恐怕未必能读懂。实际上这也体现出我们中国哲学本身所具有的某一些特点，在这方面来说这个彭老师是不是还有跟我们有什么分享的？
彭国翔：谈到这个我就做个补充。牟宗三先生是我们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说中国哲学叫“生命的学问”。他有一本书就叫《生命的学问》。这个生命不是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物，是讲人是一个有价值有情感的存在，有七情六欲，有自己的是非之心，有情绪，当然也有理性，是活生生的生命。中国哲学从总体上，相对于西方哲学，它更表现为生命的学问，注重“我该怎么活，七情六欲该怎么调节，如何让我的这个内在的良知时时做主”。
我给大家讲个宋明理学里面的故事，我们知道有“二程”，是重要的哲学家。另外一个也算是理学家叫邵雍，他是精于数学，这个数学不是我们今天讲的西方的“Mathematics”，它是术数之学，会推演。有一天程子跟邵雍出门，突然天边打了一个雷，邵雍很得意，问程子“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雷起于何处？”这是一个自然哲学的或者是科学的问题，大家知道那个程子怎么回答吗？程子不假思索地说，“起于起处”。就我们今天话说这个等于狡辩了。但是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它揭示说像“二程”他们所代表的中国哲学的精神取向或者说他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于探究那些自然科学的问题。雷起于何处，当然可以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但他们不太关心那个问题，他们关心是价值的问题——“生命的问题”。如何像一个成熟的人那样生活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文化的一个特点，它也负面，就是传统中国的科学不发达，不是说没有科学，但是整个的重心不放在这，我们纯粹的“science”确实不发达，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就像人的性格有时候很难讲是好是坏，它就是这样。得之于此可能就会失之于彼，它的重点就是关心我们人的内在的生命，变成一个生命的学问。人，特别是现代社会，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是心理的问题，很多焦虑、很多情绪不稳定，这里中国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不是说西方没有，刚才黄总提到古希腊他们很多哲人也是一样，把哲学当作一个活法。生活就是一种存在的方式，通俗讲就是活法，你是这个活法，他是那个活法，原因就是背后信奉的哲学不一样。孔夫子说《周易》是“百姓日用而不知”。每个人都背后都有哲学，只是有些人没有很自觉地弄清楚他信的是什么。我们念哲学的，能够有个自觉反省，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我也了解宏星兄信的是什么，我也知道黄总的。我们都有这个自觉，而大部分人是“日用而不知”。
每个人都有支配你的一套观念系统，只是你不知道它怎么来呢，其实就是你日常从小受的教育、读的书来的。回到刚才宏星兄的这个话，我不是说要大家读我的书，总之要读好书。确实我们80年代以来国学开始重新被评价，我们重新认识传统文化。但是就像我一开始讲的一样，因为有一个长期的反传统的背景在里面，除非经过专业的训练，很多人连繁体字都不认识，怎么看我们传统的经典？以前没有这个问题，“五四运动”期间，那些批判传统文化很厉害的鲁迅等等，他们读这些东西没有障碍。那今天怎么办呢？那我们当然要重新回归传统。必须要老老实实去重建。现在我们讲传统的很多，但是说实在话，真的要经过专业的训练、专业的了解——不是说大家都去大学里面念中国哲学研究生，那也没必要也没可能——但是关键还是要看对真正中国哲学有研究的学者的著作。西方哲学也是一样，要看真正的对西方哲学有研究的学者的著作，这样才会不走弯路。
你了解一个东西，有一种情况叫“事半功倍”，另外一种叫“事倍功半”。哪个好？不言而喻。我自己从来不反对面向大众去普及中国哲学，我也不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小的象牙塔里边。但是，我每一次向社会大众讲一种什么东西的时候，首先都要问自己是不是对这个东西有深入的、足够的了解，我是不是有资格去向大众传达一种声音。比如说我讲阳明学，我得先问问自己是不是真懂阳明学了，如果这一关不过的话，现在流行阳明学，我就讲阳明学，过两天流行什么朱子学，我就讲朱子学。那就变成一个菜市场了，今天白菜好卖我就卖白菜，后天萝卜好卖我卖萝卜，也不管我自己能不能种萝卜，能不能种白菜。这首先就对不起儒家讲的“诚”。但是很不幸，就像刚才宏星兄讲的一样。我们现在国学传统文化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讲中国哲学是一种能带来他想要的东西的手段。我想就不好，第一对他自己并不好，第二会误导听众。
我们要从真正严格的严肃的著作开始。比如读《论语》，《论语》有好多好的注释。这样开始就会事半功倍地真正进入到传统文化里面。它就会变成你的资源和智慧，人也得不断地提高，不断地成熟，你就会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就像我说的虚竹一样，把逍遥子那么多年的功力得到了。我们可以得到了可不止是几十年功力，从孔孟时代到今天2500多年，你一下子有了2500多年的功力，如果你去读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你不光有中国人的功力，西方人的功力也都有了。这个智慧了不得呀。我想我们在座肯定都希望成为这样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就可以像孟子讲的一样“左右逢其源”。“左右逢源”现在变成一个坏词了。说这个人很滑头，“左右逢源”。本来孟子讲“左右逢源”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讲精神上、观念上有深厚的资源和智慧，因为资源很丰厚，左右都有，所以可以面对复杂的问题。“深造自得”也是孟子讲的，我们读书就是为了深造自得，不是为了别人。所以孔夫子也说，学是“为己之学”，是为了你自己的自我的发展、自我的成长。这是人文学科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再回到开始，我为什么从念政治学转过来念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因为我可以从中得到我希望得到的智慧。我当然是把它也跟我的职业结合起来了，但是我想在座诸位不一定是把它当职业，你干什么都没问题。这个概念就是当年王阳明提出的，叫“四民异业而同道”，因为我们知道古代是四种人吧，士农工商。“异”就是不同的，大家的职业不同，但是可以同道。我是医生，你是工程师，咱们俩异业，但是我可以从良知学得到智慧，你也一样，这就是同道。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不是靠外在的权威塑造起来的。有权力你必须读我的书，没有权力的时候怎么办。我举过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孟子是亚圣，在孔庙里边陪着孔夫子一起受祭祀的。当年朱元璋看孟子一些话很不高兴，把孟子从庙里面请出来了，把《孟子》里面那些话删掉了，叫“孟子节文”。“节”就是那个删减。但是没用，很多儒家士大夫觉得你这样做不对，你别看你是个皇帝，我不认同你。朱元璋之后还照样是足本的《孟子》，你现在看到的《孟子》里面还是有那些朱元璋不喜欢的话。权力是不能塑造经典的，金钱也不行。有钱可以印自己的书，但没有内在的价值，没有人会看你的书。真正的经典就是要经得住考验，无论儒家的还是佛教的还是道家的或是西方的。去西方旅游每个旅馆里都会放一本《圣经》，那是他们的经典，但不是说只有他们可以看，我们也可以看，这都是相通的。只要是智慧，东西方都可以拿来用。中国人吃米饭，我们只能吃米饭吗？也可以吃面啊，可以吃米粉什么的，只要养人，只要有营养都可以拿来用。这是这些人文经典的价值所在。
林宏星：我觉得刚才国翔兄讲得非常好。任何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都能够动用良知。我们今天讲唤醒良知，怎么个唤醒法？我觉得唤醒就是要像交响乐的主题一样，反反复复地诉说。唤醒良知没有那么玄妙，每个人要自信。国翔说良知在龙溪那里类似基督教的上帝，我觉得信良知跟信上帝相比较，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唤醒良知不是说要有一个强力的手段，是我们每个人要能够自己相信自己内在的良知的判断。良知学的智慧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不要信权威。跟朱子的信天理相比的话，自信良知，表现出我们每个人可以自做主宰。自信良知就是这种观念，这个观念是可以改变世界的。所以刚才国翔引用阳明说的，孔子说的如果不符合我的良知，我也不认为是。这是良知学智慧和精神一个非常集中的表现。当年路易十六面对滔滔天下的时候，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路易十六说这个人会改变世界。观念会改变世界。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自信良知的话，我相信良知的智慧也同样可以改变世界。我们不要相信只有武力，只有警察和绞刑架能够改变世界。其实观念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胜过这些有形的东西。我们今天讲良知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不要服从权威，要相信自己内心。我们不必在学术上去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每一个方面，其实都是良知作用的场域和世界。良知从来不会脱离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生活的世界如果能由良知做主宰的话，那我们的生命由此就可以充盈起来。所谓生命的学问，大概无非就讲这个意思吧。
黄韬：林老师又做了一个提醒，怎么去唤醒良知。彭老师前面也说，良知不是外在的，不是柏拉图的理念说，外在于这个世界，而是就在世界和生活之中，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做的重要的工作是唤醒它。当然唤醒是个比喻的说法，更实在一点地说，就是我们怎么去认识它。我们看到良知由两个字构成：一个是“良”，一个是“知”。也就是告诉我们，“知”这个东西恐怕有好的也有坏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
这个世界走到今天，我们看纯粹知识本身是有两面性的，科学也一样。科学可以用来造福人类，也可以用来毁灭人类。那么怎么样能够保证所有这些看起来是中性的知识能够为人类造福？恐怕就是我们得拥有如何运用知识的判断能力。这个判断能力当然能够通过别人和前人的说法汲取，但所有这些还得由我们自己内部来消化认识。就像彭老师刚才讲的，武侠小说里逍遥子几十年的功力一下子到虚竹的体内。那么我们也知道，另外一本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里令狐冲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各种各样的他人的功力到了他体内，发生各种冲撞。我们读书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读了很多东西，古今中外的，但是这些东西也许在某一天在我们身体内部冲撞。我们怎么样去化解它，把它化为自己的东西？我看有时候就得依靠反省的、向内在求的良知。也就是阳明先生所说的，要做自己的主人。这实际上就是前面林老师所讲的不要信权威，要反躬自问，自己向内去求。我想这个意义恐怕在这里。
彭国翔：我接着黄总的话说，其实刚才宏星兄多少也提到一点，就是知识的问题。现在我们知道越发展到21世纪，阳明说“四民异业而同道”，现在早就不止四民了，四十个四百个也不止了，各种职业各种知识越来越多。这个问题其实古人也不是没有思考过。比如核技术到底是好的坏的？它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用来作为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对人类就是毁灭性的，但是反过来核能发电，那就是好的，关键看你怎么用。良知在怎么用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良知就是一个舵手。本来宋明理学里面有一对词，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一个叫德性之知，一个叫闻见之知。我们每个人都有德性。闻见就是见闻。闻见之知就是指的我们今天讲的价值中立的客观的知识。“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良知不是靠知识积累而形成的。这个大家其实很容易理解，这个人可能很有知识很有文化，学历很高，是院士，可这个人可能很糟糕，人品很坏。知识的累积不见得能够保证人品的提高和成就。有的人真的是学富五车，但是人品很差。这就显示出良知或者叫德性之知独特的意义。它是给你掌舵的。比如说路边看到一个濒死的人，突发心脏病或者怎么样。这边经过来一个医生，如果良知没有觉醒的话，这个医生完全可以麻木不仁地走过去。以他的医术，救这个人是小菜一碟，但他可以完全无视。他的良知封冻起来了，再高的医术没有用。
反过来如果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有恻隐之心的人，看到那个人需要救助，很自然地本能地就会过去救他。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因为他缺乏足够的急救知识，导致了那个人死了，他会很愧疚，或者觉得很追悔。他的良知就会推动他去学习那些急救的知识。但是反过来不会，麻木不仁的医生有足够的知识，但知识不会反过来让他产生良知。虽然良知不是知识，德性之知不是闻见之知，这两个不同性质的，但是良知可以推动你去学习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王阳明就看到这一点。所以首先人要有良知，知识不够，良知可以推动人去学习。知识是无穷的，庄子说“知也无涯”，是永远学不完的。但是如果没有良知的话，那就不是人类社会了。所以良知非常非常重要。
特别我们今天的社会充满了种种变数，如果是没有良知的话，这个社会真的就变成动物世界了。国与国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都是这样。所以在技术越来越强大的时候，良知越来越重要。
如果唤醒它，这方面我们要多一些思考。儒家认为每个人都有，但是它能不能做我的主宰？阳明有个词叫“主人翁”。它是主，不要把它当奴，如果它是奴的话就坏了。别的东西当主，良知反而成了奴，那这个人就坏了，可能人跟兽也就是一步之遥。如果这个世界是兽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人坏起来比兽还坏。过去说“人心惟危”，危险的“危”。人坏起来是比动物还坏的，动物没有那么多技巧。人可以还采取很多曲折的复杂的残忍的方式去害人。虽然理论上认为每个人都是圣人，儒家认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但是，不是说现实当中每个人都是圣人了。如果现实当中每个人都是圣人了，那天下太平了，哪会有什么战争、冲突、丑陋、黑暗、罪恶？现实中大家不是圣人，良知没有做主。
大家读过《论语》，孔夫子最喜欢的学生是谁？颜回。孔子怎么评价颜回？他说颜回可以“三月不违仁”。颜回这个人可以三个月里，仁心一直在做主，不离开他。那我们一般人能保持三个小时就不错了。但是人心沉沦下去、良知沉睡，不代表没有。你一下觉醒，它就起来了。你马上就是圣人。“一念觉，即佛；一念迷，即众生。”我们每个人，一天当中无数次做了圣人，也可以无数次做了凡人。如何让它提起来，而不是放下去？这就是我们每天要做的这个功夫。
所以儒家里有很多讨论是讲功夫的。功夫就是让你把它唤醒，让它实时处在一种启动的状态，那个开关始终是开着的，灯才不会灭，开关一关，就是一片黑暗。这是他们念兹在兹要探讨的问题。所以我书里明朝那些人，离我们好几百年了，他们在一天到晚就琢磨这个事，如何让这个开关常开着。但是这个问题可不是只属于明朝那一拨人，全人类都面对这个问题。今天尤其是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这个问题不只是属于学者。
林宏星：国翔兄讲的这个问题延伸出去，前段时间经常讨论“碰瓷”这个现象。碰瓷使得一些人在面对真正的老人摔倒的时候，会踌躇不前犹豫不决。这个时候我的良知该如何发生作用？从某种意义上的确是一个难题。我提出“勇”这个概念。以前先秦儒家讲，“智”“仁”“勇”三达德，三达德这个概念的提出，我认为意义很深远。“良知”之作用，为什么需要“勇”这个概念呢？就关系到我们如何在一个世风日下的环境里边，能够中流砥柱地发挥良知之作用。
我想起一个故事，据说有一个日本的高僧大德，他收留了一个风尘女子，她到和尚那里时已经怀孕。肚子大了起来以后，别人就会问她这个孩子是谁的。女子没有办法，说是大德的孩子。结果大家开始用异样甚至愤怒的眼光对那个和尚大德进行了指责。那个大德当初发仁心救了这个女子，如今一句话不辩护，默默地承受各种各样的批评臭骂。以至于那个女子良心发现，把真相告诉大家，说这个孩子跟那个大德没有关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的良知作用于生活世界说起来容易，像陆象山说的，“当恻隐自恻隐，当羞恶自羞恶，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可是在有些情况下，良知作用需要一种勇气。我一直觉得，中华民族的脊梁，很大程度上是靠这些对于良知有勇气承担的人来体现出来的。这一点我们今天越发重要。因为在物质主义泛滥的情况下，尤其各种各样的碰瓷现象层出不穷，对于每一个人的良知的作用造成了阻碍。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要唤醒良知对任何一个人都真的需要勇气。所以一个有良知的人的所言所行，能够发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度。如今却越来越少，这是我们今天谈良知的意义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希望大家从“良知之承担”及“勇气之发扬”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的关联。这样我们这个民族、我们整个社会才有希望。
彭国翔：刚才宏星兄讲的勇气的问题。我讲的德性之知跟闻见之知，希望大家不要误会，觉得知识不重要。这是当年阳明学的流弊之一，就是轻视知识。我说良知是掌舵的，你有恻隐之心要去救人，还得真正掌握知识才可以。特别在今天，知识非常重要，有时候更重要。你想救他，但犹豫缺乏知识，救不了他，等于说良知没有实现。闻见之知跟德性之知就像鸟要两个翅膀，少了一个都飞不起来。用《中庸》的话来讲，就是叫“尊德性而道问学”。德性这一面就是良知这一面，道问学就是知识这一面，这两个一定要配合起来才可以。儒家的思想、中国的学问，非常重视合情也要合理。理性非常非常重要，情感当然也很重要。左右大部分人行为的是情感，甚至情绪。情绪的力量有时候比理性要大。人都是情绪的动物。没有理性是不行的，只有理性没有情绪那大概不是人而是机器。现实中没有人只有其中一个，而是两个都有，只是这个时候他这方面表现得多，那个时候那方面表现得多。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就是在情理之间保持平衡。
我们都知道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他说过，中国文化是很重视情理的。林语堂也说，他说国人最讲合情合理的文化。良知首先是一种道德的情感，我要救这个孩子。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怎么证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他把你带入一个情况，不是抽象的逻辑论证。凡人皆有一死，你是人，所以你一定就有死。这是一个简单的三段论的论证。孟子不是这么证明人有恻隐之心的。他说，假如你看到一个小孩，突然要掉到井里面，那一刹那，你会不会本能地产生一种不忍之心？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带入那个情境之下，如果你有的话，孟子说，那就是你的恻隐之心。用阳明的话说，那就是你的良知。他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论证每个人都有的恻隐之心。我们中文讲心悦诚服，情理兼道才能真正地说服人。良知首先是一个道德情感，但是它也是一个道德的理性。我刚才讲良知好像是超越于知识的，比知识更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经验知识。但千万大家不要误会知识不重要。儒家重视行。讲言行不一致，哪个更重要？当然是行为。叫“笃行”，意思是要力行，但是“笃行”前面还有几句话，“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最后才有“笃行之”。没有前面那些，上来就笃行，那叫明行暗休，闭着眼睛走，撞墙都不知道。
这个西方也是一样，我今天上午看了天主教堂，我们就拿这个做例子，如果我是个信教的人，我的信仰高过于我的理性，上帝来了，上帝说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大家不要忘了，现在很多国际上的冲突，是信仰的冲突，信仰冲突是最难解决的。信仰的问题，需要不需要理性？当然需要。比如我信上帝，基督教里有魔鬼，有撒旦，如果撒旦化身为上帝，对你说话，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到底是上帝的召唤，还是撒旦的欺骗？你必须要由你的理性来判断，要对基督教的经典非常了解。所以它也有它的经典要研读，就是宏星教授讲的，义理很重要。
刚才黄总讲，我们怎么唤醒良知，方法很重要，首先就是读书。朱熹非常重视读书，如果读书不重要就不需要经典。但是读书有个问题，你看这书讲得很好，书本合上来又忘了，这个就像门外的珍宝，不是你自己得的。我们讲“纸上得来终觉浅，事非经过不知难”。读书当然很重要，对你有启发，有刺激，但是它能不能真正内化到你心里面，再还需要别的。还有一种方法，说情绪不稳定，暂时跟这个社会隔离一下。比如今天很多商界人士，平时很忙很乱，跑到深山老林里面，闭关一个礼拜或者几天，那时候他觉得非常好，神清气爽。但那个状态能不能恒久地保持呢？除非你真的不回到人间，你要回到社会里可能心又乱了，那也是没用。怎么样才要彻底地解决呢？就是阳明讲的要世上磨炼。王阳明自己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带兵打仗，跟学生论学，处理政务，始终保持一个内在的稳定。用宋明理学的话讲，叫“动亦定，静亦定”，不管我是闲还是忙，不管我是自己一个人独处，还是跟别人打交道，都能保持一个内在的稳定，这是一个“定”的状态。这时候良知就可以做主了。
这个能不能达到？很难达到。孔夫子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中间还要经过很长的过程。但这是要追求的境界。如果你只能在跟别人脱离状态之下达到内在的稳定，那不彻底；如果你只能看书本讲得很好的时候才能获得稳定，也不够；但是这两个都有帮助的，都可以帮助我们唤醒良知。然后你慢慢纯熟了，就变成自然而然的行为，这时候你真的就到了高的境界了，你的良知就可以经常做主，你才真正地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