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新石器考古人扎根田野，立足大地，开启时光之旅。我们站立在巍峨的院落高台，震撼于史前中国的建筑之雄伟；穿行在静谧的古城村落，沉醉于“隔水风来知有意，为吹十里稻花香”的田间风光；来到谨严的史前“工场”，目睹烧土为陶、敲石为器的神奇；走近高耸挺拔的土堆高坝，遥想史前治水的规模之大；掀开潮起潮落尘封的故迹，感受华夏先民的远洋气质；思接史前祭祀的仪式活动，感受绵延千载的精神之厚重。
院落高台显威严
大型建筑不仅反映了人们对于力学和数学知识的掌握，更代表了社会生产力和组织能力的发展。
本年度，多处遗址发现有史前大型建筑。山东临淄桐林遗址揭露出一座面积达5000平方米左右的大型院落建筑。该院落呈横长方形，同磁北角度保持正方向，精细的考古工作已揭示院墙的西南拐角。考古工作还表明，院墙基槽可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龙山文化早、中期，早期范围略小，晚期范围略有扩大；院内主要为红烧土层和垫土层间隔形成的“台基”堆积，发掘者推测高等级建筑或在台基的北部。桐林遗址发现的大型院落是目前山东龙山文化各城址中唯一明确的高等级建筑区，为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代表性遗址。近年来，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的发掘，明确了该地点是由多座人工修建的台基组成的台基建筑群，规模庞大，结构复杂。河南洛阳苏羊遗址发掘进一步揭示了遗址北区仰韶文化中期的“大房子”和仰韶晚期的“大院墙”。
苏羊遗址房址分布图
苏羊遗址仰韶文化早期人骨埋藏坑
苏羊遗址出土仰韶晚期及屈家岭文化因素陶器
苏羊遗址出土玉石器
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屈家岭文化的大型木构建筑令人印象深刻。本年度，鸡叫城考古队新发现更早的油子岭文化的大型木构建筑，再次刷新了对于古人建筑规划和建造能力的认识。同时，鸡叫城遗址发现的人骨保存较好的油子岭文化“屈肢葬”，为探索此类葬俗的传播和人群特征提供了重要资料。
河南古城寨遗址以往发现的夯土城垣、带回廊的大型建筑令人记忆犹新。本年度，在以往城内发现的F1、F4建筑的东北部，新发现1号夯土台基。该台基平面呈西北-东南向长方形，面积约1800平方米。从分布于台基表面柱洞来看，发掘者认为台基整体应是南北为排房建筑，中部为庭院，东西带回廊的结构。此次发现的1号台基与F1、F4以及东部的夯土遗迹，均位于城内中部偏东区域的核心区，在平面上共同构成了四合院式的夯土建筑群。这些发现为探索三代宫室建筑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中小房屋类型多
与大型院落建筑不同，中小型房屋在考古遗存之中较为常见，代表了史前人民的普遍居住方式。
距今万年前后，以上山遗址为核心的上山文化遗址群构成了东亚大陆新石器时代早期初具规模的聚落群，展示了“远古中华第一村”的图景。浙江上山遗址新一轮的考古工作，新发现灰沟与方形灰坑存在组合的关系，而且在北区发现三组疑似房屋的大型遗迹组合。周边13万平方米的考古勘探工作表明，遗迹均分布于地势较高的台地上。同时，在北部台地以外与蜈蚣溪两岸发现了一条7400-2800年前的古河道，对于探讨遗址环境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坝上草原，河北尚义四台遗址再次出土房屋以及大量的陶、石、骨、贝类等遗物，为探讨人类群体从流动性向定居形态转变提供了重要材料。河北保康兴隆遗址发现裕民文化时期的房址，以及旧-新时代过渡阶段的火塘，填补了坝上地区该阶段考古发现的空白。
在黄河下游，后李文化时期遗存之前在鲁南地区鲜有发现。本年度，山东滕州黄安遗址揭露出后李文化保存较完整的聚落，大彦遗址则发现北辛文化的遗存。此外，黄安遗址还发现以半地穴式房址为特色的龙山文化早期小型聚落。
此外，河南上蔡小冀庄遗址发现裴李岗文化灰坑、井等遗迹，是豫东南地区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的又一次重要发掘。
居址和墓地分别代表了人们的生死场所，二者功能有别。山东邹城中南宫遗址的发掘则揭示出大汶口晚期至龙山时期，遗址内存在居址与墓葬的功能分区转换交替的现象。
内蒙古敖汉西刘家屯遗址出土房址、灰坑、墓葬等遗存，其聚落布局、房屋结构、器物组合等与敖汉兴隆洼遗址、阜新查海遗址相同，再现兴隆洼文化聚落特征。
以往的区域系统调查表明，北阳平遗址是铸鼎原最大的史前聚落。本年度考古发现房址、陶窑、灰坑、壕沟、墓葬等遗迹，并进一步揭示聚落内房屋的组合关系。新发现的房屋在形制结构、营建方式和建筑材料等方面，与邻近的西坡遗址以及较远的白水下河遗址接近，表明这一时期仰韶文化房址呈现出标准化、成熟化趋势。此外，在一些中小型房址发现地面涂朱现象，而新发现“瓦形器”为研究早期房屋建筑材料提供了重要资料。
湖北襄阳凤凰咀遗址位于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交往的咽喉地带，为兵家必争之地。近年来，凤凰咀遗址的考古工作进一步揭示古城内的聚落特征，新发现的“土围”院落建筑极具特色。
浙江宁波陈王遗址包括河姆渡、良渚等文化阶段的遗存。河姆渡文化遗存发现有土台、墓葬、木构窖穴、木构护栏、灰坑、灰沟等；良渚文化遗存则发现圆形或近长方形的房屋、独木棺的墓葬以及犁、刀、锛、斧、耘田器、镰、纺轮等生产工具。两阶段遗存，生动展示了河姆渡、良渚文化小型村落的生动场景。
河南淮阳朱丘寺遗址发现的建筑遗迹中，有居住型的连间排房，也有与淮阳时庄遗址夏代早期粮仓遗迹相似的土墩立柱地上式圆形建筑和土坯墙圆形地面式建筑，可谓居住和仓储建筑共存。
城壕聚落突破多
城与壕是史前社会生产力、政治、技术、组织管理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晶，是人类探索自然、改造大地的产物。
依托于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研究课题，多处8000-9000年前后的遗址发现环壕设施。浙江仙居下汤遗址是上山文化遗址群的最南部，遗址保存有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和好川文化阶段的地层堆积。其中在遗址的北、东侧发现了上山-跨湖桥文化时期宽10米、深约2米的环壕。环壕与土台的交界处发现大量圆形坑状遗迹，内部筛出有鱼类碎骨，发掘者推测坑状遗迹可能用来储藏水生动物。聚落中还发现有多处人工土台、器物坑、建筑遗迹、仪式广场、农业加工工场，展示了上山-河姆渡文化的村落画卷。
浙江永康湖西遗址以地势较高的台地为中心、四周挖设内外双重环壕。新发现的一条壕沟呈东北-西南走向，最宽处达20米。从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推测该壕沟的建造年代不晚于上山文化晚期，废弃年代不早于上山文化晚期、不晚于跨湖桥文化时期。距其不远的永康长田遗址，亦发现有壕沟堆积，而且在壕沟底部发现有灰坑。
浙江衢江皇朝墩遗址不仅发现上山-跨湖桥文化时期的壕沟，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距今8000-8450年，而且发现台地、疑似稻田等遗迹。该遗址是目前已知上山文化遗址群最西端的分布点，为了解上山文化的分布范围、聚落内部的景观提供了资料。
湖南澧县李家岗遗址是彭头山文化的重要聚落，本次发掘发现多种形态和结构的房址以及相关生活遗存，展示了澧阳平原最早的铺垫地面、道路等遗迹。新发现的相对独立的墓葬区，为进一步认识彭头山文化时期的丧葬习俗、思想观念提供了新的视角。更为难得的是，考古确认的壕沟（围沟）设施，反映了澧阳平原地区早期定居农业社会的聚落景观。
皂市下层文化是继彭头山文化之后，洞庭湖地区的重要考古学文化。湖南澧县戴家屋场遗址新发现皂市下层文化的外围壕沟，碳十四测年结果表明壕沟的年代为距今7800至7400年。新的考古发现为探究皂市下层文化的社会状况提供了支撑材料。
三星堆出土的古蜀遗赠令人着迷。本年度，四川温江鱼凫村古城内的发掘，为探索宝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成都平原由新石器时代走向青铜时代的历史进程提供了资料。新发现的眉山登云古城，是成都平原目前发现的第九座宝墩文化城址。
在黄河流域，发现的壕沟主要集中于龙山文化阶段。山东莱州吕村遗址进一步明确了北壕沟的年代和结构。临沂毛官庄遗址不仅发现了龙山文化早中期的外围环壕，而且在环壕内侧确认了“堆筑”的城墙遗迹，这是沂沭河流域首次发掘的龙山文化城址。淄博高南遗址则是鲁北龙山文化早中期的环壕聚落，面积约9.5万平方米，略呈椭圆形。
河南邓州太子岗遗址是南阳盆地的中心聚落，新的考古工作揭示出仰韶、屈家岭文化的多类遗迹。新发现的高岗周围的人工环壕，周长约1250米，开口宽30-40米、深3-6米，规模巨大，结构完整。
河南孟州西小仇遗址新发现内城墙、内外三重壕、疑似出入口等遗迹，发掘者推测内城壕的年代不晚于龙山时代晚期。太康刘庄遗址发掘出两段龙山文化晚期的夯土墙。结合勘探可知，夯土墙应是环绕遗址核心区。聚落内部揭示的房址多为土坯垒砌而成的连间房。出土遗物表明，刘庄与造律台、王油坊、平粮台遗址属于同一个文化类型。刘庄城的发现对于研究豫东地区龙山晚期小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内蒙古清水河县后城咀遗址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目前发现的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防御最为严密的龙山时代石城。出土的地下通道、房址、墓葬、灰坑、城垣、护坡墙等遗迹，反映了城址建筑结构的复杂性。外瓮城发现了河套地区最早的土坯式台基，同时台基、壕沟内发现大量的野猪下颌骨在河套地区龙山时代也属于首次发现。
后城咀石城瓮城总平面图
后城咀地下通道内景
后城咀M6
陕西西安太平遗址是迄今为止在关中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龙山时代环壕聚落。本年度在西壕内侧，发现了四座距离相近但形制各异的房屋建筑，进一步丰富了聚落内部的建筑认识。在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内城城垣低矮呈台形，内外侧有壕沟环绕，城垣台基上有复杂的建筑结构，可能反映了极具江淮地域特点的城址结构。
在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基本探明了西外壕的走向，且首次在新砦遗址发现有仰韶时代的遗存，文化面貌与大河村三期较为接近。新发现的两座疑似石料坑，为研究新砦遗址龙山时代晚期的手工业功能分区提供了新材料。
山西兴县碧村遗址东城门城墙圪垛的发掘，发现外瓮城南北入口、内瓮城西口均有被封堵现象。遗址西端寨梁上发掘了一段成组的护坡石墙，年代为距今4400年前后，将碧村遗址的年代向前延伸。遗址石门嫣地点发现内城城墙内的“扁体玉琮”，再次证明了藏玉于墙的特点。
陕西榆阳东岔遗址则发现了主体年代早于石峁遗址的内外双重结构石城，为探索石峁文化的源流和陕北地区石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甘肃临洮寺洼遗址一处半闭合方形沟状遗迹，年代属于马家窑文化半山时期。
河北张家口邓槽沟梁遗址是龙山时期北方石城的东缘。新近的考古工作，揭露出龙山晚期城墙及早晚五个阶段的城门系统，展示了东南瓮城区域城门系统的发展、演变过程。“城门”附近的考古还在继续，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北门址内侧的考古工作表明，该地点在龙山文化时期为居住区，且为龙山城址的核心区；后来，可能与修建北城门有关，岳石文化时期聚落的中心逐渐西移。
在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大汶口人对于南城墙和壕沟的修建过程得到进一步探索，确定了岗上城址年代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外东北部发现的大汶口中晚期墓地，分化小、规模小。这与之前发现两处墓地形成明显对比，意味着居住在岗上城或周边的人群之间存在差异。
除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壕聚落之外，陕西临潼吴中遗址发现了半坡文化的环壕聚落和墓地。
陶石生产新发现
手工业是史前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物质体现，而陶器、石器是新石器时代最为常见的生产生活用具，因此关于二者的生产活动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的发展水平。
在浙江杭州沈家里遗址，马家浜文化先民依托于附近的长石碎屑砂岩山体作为原材料，开展了大量石器生产活动。良渚文化时期，古人延续石器加工的活动，文化层中包含大量的石核、石坯、碎块与碎屑等。发掘者推测沈家里应该是钱塘江南岸良渚文化玉石器交换网络的生产支点之一。
桐庐沈家畈遗址也是良渚文化的石制品加工场，包括了石器生产过程中的成品、半成品、毛坯、剥片等不同阶段的产品，成品主要有锛、铲、凿、镞、矛、球、刀、斧、钺、镰、锥形器、网坠等。值得注意的是，遗址北部发掘区分布1处石器（陶片）堆，呈长条状，总长42米，由大型石料和石（陶）堆组成。大型石料多长而窄，排列规整有序；石（陶）堆位于石料两侧，由各类石制品及陶片组成。该发现为探索良渚文化石器生产链提供了重要资料。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新发现裴李岗偏早阶段陶窑，为研究该时期制陶业提供了新的资料。新发现的墓葬中出土了迄今最早的尖底瓶，为裴李岗文化与仰韶文化源流关系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
风吹稻香水流畔
近年来史前水稻田的考古工作，为我们展示了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画面。
浙江余姚市上钱古稻田遗址发现的“丁字形”田埂、灌排水口、沟渠等遗存，以及连接居址与稻田的道路，再现了“水畔稻香”的劳作画卷。有意思的是，考古出土的一些坑状遗迹分布于田埂附近，坑内填土临近堆放，可能是为了修整田埂、渠道，就近取土从而形成。
距其不远的江桥头遗址，揭示了古河道、村落和稻田的关系，展现了河姆渡文化晚期到良渚时期聚落-河流-古稻田构成的史前生活图景；文化层、古稻田层与自然层相叠压的现象，为研究此区域的人地关系提供了新材料。
考古发现的植物种子是植物考古的直接支撑。陕西潼关寺底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水稻遗存，为探讨龙山时代黄河流域水稻传播、水稻种植技术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
治水工程规模大
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而农业种植对于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有较高要求，因此治水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撑。
良渚遗址群新近的考古工作，揭示了良渚早中期之间聚落与社会发生的革命性改变，即早期聚落利用自然高地的散点式多中心，向中期在遗址群空间中心大规模人工营建古城和水利系统转化。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油子岭文化聚落，并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得到全面发展。新发现的水坝设施年代不早于油子岭文化晚期，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早期，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水利设施，与之配套的还有蓄水区、灌溉区、泄洪道等要件。屈家岭文化强盛时期，当时的人们在聚落核心位置修建了大型磉墩建筑，推测为楼阁式建筑，规模宏大，极具特色。在汉江东岸，城河人在聚落北部“拦河筑坝”，在聚落西部“筑墙防水”，在聚落西南“分级控水”，展示了复杂的管水治水理念。
屈家岭遗址熊家岭水利系统示意
屈家岭F38平面分布图
屈家岭F38磉墩（25号磉墩）平、剖面照
屈家岭H304出土陶器
长江中游的治水活动还见于肖家屋脊文化。在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当时的人们在聚落边缘“挖沟修壕”，将其与自然河道连通，以便更好地“导水用水”。
近年的考古工作表明，著名的常州寺墩遗址有内、外两重环形水系，寺墩墩体恰好位于水系的中心。新揭示的崧泽文化墓葬区、木构建筑遗存和良渚文化砌石遗迹、建筑基址等重要遗存，为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面向海洋新视角
近年来，面向海洋的“大陆架考古”和“岛屿考古”成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据介绍，2008年，有团队在黄海海域开展海底钻探调查，发现了距海平面80米左右深度的陶片。2023年6月份，黄海海上钻探调查工作再次取得突破，探孔土样的观察进一步证实在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早期，海平面快速波动上升背景下，现黄海和东海大陆架主体范围部分地域有着适合古人类生存活动的环境条件。有学者提出，“逐海而居、以海为生是适合史前时期部分海岸带先民的基本生存方式”。
中华文明的“海洋性”也体现在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的考古成果之中。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的支持下，平潭西营、东花丘等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最新进展。尤其西营遗址出土的人骨、壳丘头等遗址出土的水稻痕迹，为探讨农业文明的向海岛的扩散提供了新的线索。
东花丘遗址陶器
浙江嘉兴朱福浜遗址处于钱塘江河漫滩-河口湾沉积环境，共经历2个海进、海退旋回。崧泽、良渚文化的人们不惧海侵，建房堆台，修墓置钺，展示了生动的奋斗图景。
江苏兴化草堰港遗址所在区域地势低洼、河湖密布，原为芦苇、水草遍布的湖荡，遗址整体位于水面之下。因为处于湿地饱水的环境，所以有机质遗存极为丰富。新发现的芦席、榫卯木板、钻木取火器、木笛、靴形器等遗物，再现了七千多年前古人的生活趣味，同时为史前时期海岸线变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海南万宁湾仔头遗址出土密集分布的陶片堆积。发掘者根据地层关系和器物特征，将该遗址划分为四期，跨度为距今4800-3500年。发掘者认为，湾仔头遗址第二、三期的陶器，显示了与中国台湾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南太平洋地区拉皮塔文化之间的联系，是探讨南岛语族扩散路径的学术增长点。
祭祀葬仪现象多
敬天法祖是中华民族的信仰，而相关仪式遗存与墓葬最直接的物质资料。本年度，多处遗址出土祭祀或墓葬遗存。
浙江云和、莲都、松阳、庆元、缙云等县区的区域系统调查工作，发现好川时期遗址约五十处，遂昌好川遗址、云和显圣湾遗址等或为好川文化时期的中心遗址。莲都岚山头遗址出土的好川文化早期墓葬，填土中常发现有体形较大、棱角分明的石块，摆放位置不规律，似乎是有意为之，可能是岚山头遗址好川文化墓葬的特殊葬俗。云和显圣湾遗址出土的好川文化墓地，其中岗顶为以高等级墓葬为主的墓地，坡下为普通墓葬，丰富了学术界对好川文化葬仪的认识。与之类似，庆元小熊山遗址发现的好川文化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大墓亦位于山岗高地且中心的位置。
河南永城王庄遗址位于豫东平原，历代的黄河改道和决堤泛滥给这里留下了大量黄沙淤积层。考古工作者克服困难，清理出新石器的环壕、墓地。其中，Ｍ3为三人合葬墓，规模大，随葬品丰富，玉坠、玉环、玉镯、玉璧、石圭和绿松石饰在内的玉石器达20件。王庄大汶口墓地是商丘地区此类遗存的首次发现，墓葬形制与随葬品类别可见明显的等级分化现象。
河南永城王庄墓地发掘区
王庄遗址出土大汶口文化玉器
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ⅣＭ4出土部分陶器
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ⅣＭ4出土玉项饰
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ⅣＭ8正射影像图
在双槐树遗址，墓葬、祭坛、房屋、建筑基址、中心大道，展示了“河洛古国”的聚落景观。河南叶县余庄遗址的考古工作确认，龙山时期的大墓打破建于夯土之上的房基，大墓又被晚期夯土叠压。新发现的高等级墓葬，器物组合稳定，摆放位置固定，表明已经出现了早期礼制。
在石峁遗址，皇城台地点出土的复杂石雕，展示“神圣空间”的威严。本年度，在皇城台顶部确认一处高等级墓地，等级分化明显。发掘者根据随葬品与丧葬仪式的差异，推测该墓地属于“重贵轻富”的丧葬传统。皇城台墓地是目前发现的等级最高的石峁文化墓地，可能是石峁“王”墓。
广东岩山寨遗址出土墓葬、半地穴建筑、柱洞、灰坑等遗存。该遗址是岭南迄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中心聚落。
岩山寨遗址出土器物
岩山寨遗址出土器物
岩山寨遗址出土器物
上世纪九十年代，江苏金坛三星村遗址出土精美的刻符骨板、骨雕装饰的玉石钺、最早发现的云雷纹、上千座墓葬以及保存极好的人骨，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关注。本年度，三星村遗址再次发掘墓葬三百余座，展示了丰富的葬仪特征。新发现的土台、灰坑、房址、壕沟、陶窑等遗迹，进一步丰富了聚落的特征和内涵。张家港东山村遗址被称为“崧泽之光”。新发现的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型墓和中型墓，反映了当时埋葬制度与早期礼制形成。苏州草鞋山遗址发现的马家浜文化墓地、居址，江西九江荞麦岭遗址发现史前居址和墓地，为探讨相关区域的墓葬制度、社会组织提供了资料。
三星村遗址出土骨板和云雷纹
河南新野凤凰山遗址出土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墓地，为探索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在南阳盆地的葬仪特征提供了支撑。
在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祭祀坑西侧北侧区域的考古工作，表明凌家滩人很可能采用石子膏泥修建通往祭祀区的“神圣大道”，或者以此作为大型祭祀区台基的组成部分。
辽宁马鞍桥山遗址是红山文化早中期聚落，房址与祭祀遗存均有发现。河北平泉东山头遗址出土有微型祭坛、垫土、燎祭坑、陶片平铺堆积、石块堆塑、石棺墓等遗存，展示了红山文化中小型聚落的祭祀场景。在东南部区域发现有环壕，为探索居住区的分布提供了线索。东山头遗址应由祭祀区和生活区两部分组成，为研究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具有祭祀、生活双重属性的遗址材料。
蚌龙美玉引关注
玉器串联起古老的中华文明，展示出突出的创新性。湖南华容七星墩遗址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重要城址，近年来新出土一批肖家屋脊文化遗存。在出土的土坑墓和瓮棺葬中，有8座瓮棺葬出土玉器，包括玉人、玉凤、玉蝉、玉钺、玉璧、玉锥形器、玉珠管及碎玉片等。精细的发掘现实，大多数玉器是被有意敲碎之后，再放置在瓮棺之内的。肖家屋脊文化的出土玉器的瓮棺主要见于江汉平原，在澧阳平原的孙家岗遗址有少量发现，本次七星墩遗址的新发现有助于重新审视肖家屋脊文化时期长江中游的社会图景。
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是新近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积石冢、祭祀坑、墓葬等遗迹丰富，出土玉猪龙、三联璧、玉鸮、玉环、玉斧等遗物精美，为探索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和丧葬祭祀习俗提供了新的资料。
内蒙古赤峰彩陶坡遗址出土房址、灰坑、灶址等遗存。深瓢形坑灶及其伴出的与后岗一期遗存形态接近的陶釜，反映了红山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出土的龙形蚌饰弥足珍贵，在龙年来临之际掀起了龙文化的关注热潮。
文化进程有收获
区域文化进程是史前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一个区域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包括连续不断的核心考古学文化，也包括区域内部的非核心考古学文化。本年度，湖南临湘柳洲遗址出土一批堆子岭文化遗存，以鼎、豆、罐数量最多，而且还发现少量带有刻划符号的陶片。碳十四测年数据表明，年代当为公元前3800-前3500年。
湖北当阳九里岗遗址出土细石器、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地层剖面，为探索该区域旧新过渡、文化演变提供了支撑。江西靖安老虎墩遗址的最新考古工作，对老虎墩下层文化堆积分布情况有了了解。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融东贯西，连北通南，内涵丰富，谱系完整，为了解皖南地区的文化进程提供了重要资料。
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崧泽文化陶猪尊
青海同德宗日遗址首次发现了居址区，且该区域可能经历了不同时期人群的反复使用。这一发现为探索青藏高原早期人类居址形态、各考古学文化间的交流互动提供了重要材料。
2023年，新石器考古人奋战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用毛刷拂去尘泥，用手铲雕划出清晰的史前画卷。我们犹如时间的旅行者，穿梭在一座又一座的史前村落，轻敲一间又一间的史前屋门，参观他们的“工场”，俯瞰他们的“水库”，行走在田间地头，仰望着美玉飞龙，领悟中华文明之壮美，体味史前文明之厚重。
（文字和相关图片资料引自“文博中国”公众号、中国考古网、新华网等多家媒体资源以及辽宁、内蒙古、甘肃、陕西、青海、安徽、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广东等考古的官方网站，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