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多年来，南明历史一直让无数学者着迷。尤其自晚清以降，革命党人柳亚子等成立南社，“积极收集南明故事”，对明末遗民如钱谦益、郑成功等人的文章和事迹进行评论。
此后，孟森、胡适、钱穆等人开辟了南明研究的先河。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更是通过分析明末才女柳如是的诗，来还原钱谦益和柳如是抗清的事迹。但这些学者的著作只是将目光聚焦在个人事迹上，几乎没有人从全局鸟瞰整个南明。
1984年，美国中国史专家司徒琳的《南明史，1644—1662》在美国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详细论述南明从建立到最后灭亡全过程的书。
司徒琳（Lynn A.Struve）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化教授，代表作有《南明史——1644-1662》《历史编纂和资料索引》《来自明清巨变的声音——虎口下的中国》（译著）等。
司徒琳的《南明史》研究无疑是大胆的，她不仅越过既有的某些二手资料直接深入繁杂的史料中，详细考辨，从头做起，更是突破了美国史学界写作学术专著的常用方式，即用理论框架支撑自己的论述。在司徒琳看来，研究历史不能理论先行，因为这会操纵人们分析史料的观念，并产生以自我为中心的动机，这是不能还原真实历史的。
因此，这本《南明史》使用了大量一手文献，只求详尽地还原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对人物不进行主观臆断的褒贬。全书虽然只有25万字，但注释和参考文献就多达全书的一半，可见司徒琳用功之深。她在接受采访时，自信地说这本书虽然已出版30多年，但仍是南明史研究的权威著作。
历史学家司徒琳的《南明史》1984年在美国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详细论述南明从建立到最后灭亡全过程的专著。这本书一经出版，便在美国和中国受到广泛关注。虽然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一批学者掀起了研究南明历史的热潮，但背后或多或少都有现实的诉求，或是借南明反抗的故事激励革命党人推翻皇权制度，或是借明朝遗民不事清朝的精神来激发民众团结，达到共御外侮的目的。司徒琳的《南明史》出版之后，中国学者如顾诚、南炳文也相继写了相关的著作，虽然在人物的评价上已经摆脱了脸谱化的窠臼，但对这段历史的整体评价仍旧受到传统史学观点的影响。
司徒琳在书里的前言明确提到，有关南明的第一手资料我已搜求殆尽，大量二十世纪南明史著作，因为供新闻宣传之用失去了客观价值，因此自己只用最有学术价值的部分。她的研究无疑是大胆的，她不仅越过既有的某些二手资料直接深入纷繁复杂的史料中，详细考辨，从头做起，更是突破了美国史学界写作学术专著所常用的方式，即用理论框架支撑自己的论述。在司徒琳看来，研究历史不能理论先行，因为这会操纵人们分析史料的观念，并产生以自我为中心的动机，这是不能还原真实历史的。“我希望通过搜集广泛和真实的材料，通过熟练的阅读，去总结某些历史盛衰的原因，而不是根据理论去削足适履”。
《南明史》
作者：司徒琳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6月
作者讨论了明朝世袭君主统治失陷后18年的历史进程中所映射出来的溃败根源，通过大量的史料梳理，把明朝由强变弱的原因归结为文武官员之间无法取得协调统一、大臣们在如何作为皇帝的辅弼问题上陷入了困境等因素。
因此，这本《南明史》使用了大量一手文献，只求详尽地还原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对人物从来不进行主观臆断的褒贬。全书虽然只有25万字，但注释和参考文献就多达全书的一半。可见，司徒琳用功之深，这也是她在接受采访时，可以自信地说这本书虽然已经出版30多年，但仍旧是南明史研究的权威著作。
现在，司徒琳已经退休，但她研究的热情有增无减，现在还在研究明末清初有关梦的历史，并已经完成《梦中的思想与明朝的终结》（The Dreaming Mind and the End of the Ming World）专著，希望由此进行尝试分析文人主观意识如何建立。
夹缝中的历史
阴差阳错的史学之路
司徒琳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在司徒琳之前，家族中没有人从事学术研究。司徒琳从小就爱看书，她曾回忆道：“小的时候，我们家很穷，母亲需要每天工作。每到星期六我不上学的时候，母亲就带我到一英里外的小镇图书馆，让我坐在那里看儿童书籍。”
或许天赋异禀，在上小学的时候，司徒琳就对语言抱有天然的兴趣。她意识到，不同的语言系统代表着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一个人如果只会一种语言，那么他的思想就会非常单薄。
上世纪60年代，司徒琳升入高中。此时，美国社会兴起一股“禅宗”热，禅宗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思想，让司徒琳意识到所有的语言都具有局限性，有时候人的真实感受很难通过语言完全表达出来，同时，她也体悟到东方文字含义的丰富性。再加上当时美国保守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盛行，出于对这一政策的反感，考入华盛顿大学的司徒琳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学习中文。
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地位很高，师资力量也强于一般学校。司徒琳有幸跟很多现在被视为学术大师的学者学习汉语，她的第一位中文老师是严复的孙女，学校东亚系中文课程的负责人则是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司徒琳的这个中文名字便是李方桂所起。此后，她还跟随政治学家萧公权学习了一年的文言文，赴台湾学习了一年的日语。司徒琳后来回忆，多种语言的学习让她有了更多的思考方式，这使她在同学之间显得独树一帜。
李方桂（1902年8月20日—1987年8月21日）国在国外专修语言学的第一个人。为国际语言学界公认之美洲印第安语、汉语、藏语、侗台语之权威学者，并精通古代德语、法语、古拉丁语、希腊文、梵文、哥特文、古波斯文、古英文、古保加利亚文等，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之誉。
在密歇根大学读研期间，司徒琳面临选择专业的问题。司徒琳反感很多专业既定的理论框架和专业名词对人头脑的束缚，想选择一个不受特定术语影响、允许自由发挥的专业作为未来的方向。在权衡多个学科之后，司徒琳发现只有文学和历史符合这样的条件。至于为何没有选择文学，司徒琳后来回忆到，是因为当时对文学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认为研究文学的学者必须写出比研究对象更好的作品来，才有资格去做研究。司徒琳自忖没有这样的本事，才最终走上了研究中国历史的道路。
读研期间，司徒琳阅读了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有关知识社会学的书籍。她意识到，历史学应该去分析历史上的群体和事件对后世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以此为标准，司徒琳奠定了自己一生研究的方向。
她排除了研究大一统时代的想法，因为这些时代的官方史学记录翔实，古往今来的学者都是通过阅读这些官方史书建立了对那个时代系统的认知，因此，人们对于这些时代的评价，多少都会带有古代官方史书的影响。反而是社会变革动荡的时代，通过分析各种不同的个人叙述，比如日记或者是私家野史记录，可以了解后人是如何通过筛选不同的史料，来建立自己群体认同和价值理念的。因此，司徒琳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为明清变革之际的历史，并以钱谦益和考证明清史料年代和出处作为自己的硕士和博士论文。
《南明史略》
作者：谢国桢
版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年7月
谢国桢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从事南明史资料的搜采与研究，本书是其代表作之一，主要论述和评介了南明弘光、鲁王、隆武、绍武、永历诸政权的兴亡变迁，兼及荆襄、巴东的农民起义、韩王政权和北方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是一部较完整的明清变革政治史。
硕士和博士论文的成功出版，让司徒琳受到普林斯顿大学中国思想史专家牟复礼教授的青睐。那时，牟复礼在主编《剑桥中国明代史》，正寻找研究明代不同时期的出色学者撰写书中相关的章节，司徒琳有幸成为南明部分的撰写者。
明末士大夫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纠缠
司徒琳后来坦言，自己之所以会写这部《南明史》，完全是把它当成撰写《剑桥中国明代史》的参考资料，因为《剑桥中国明代史》的撰写是作者必须在对史实融会贯通后，浓缩成有限的篇章。
不过，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司徒琳发现明代历史对于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颠覆了自己早年对明代的认知。“当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我对明朝的评价是无足轻重的时代。在美国和日本，很多中国史研究专家也与我抱有同样的想法。大部分学者会去研究早期，如秦汉时代或者晚清时期的中国历史，明代历史没有人重视。”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司徒琳发现明朝有着辉煌的成就。郑和下西洋、重修长城、发达的海运贸易、印刷业和制瓷业的进步、艺术上的造诣等，使得明朝对于当时的世界和后世的中国都带来深刻影响。
当认识到明代国力和经济文化的强盛之后，司徒琳头脑中的疑问也随之而来。“为什么明朝会被东北一个小部落——女真轻而易举打败呢？”她试图回到明朝的制度设计中，去深入分析明朝灭亡的原因和清朝成功的关键因素。
《南明史》
作者：顾诚
版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年1月
本书特点是基本上以大顺军、大西军余部及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贯串全书的脉络是强调历时二十年的抗清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抗清势力内部矛盾重重，严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
司徒琳在《南明史》中认为，明朝灭亡是因为皇帝个人素质能力的减弱以及军队和百姓之间相互不信任造成的，而这一切全部是因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导致的。公元1380年，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废除了宰相制度，原先可以帮助皇帝总揽政务的官员不复存在，皇帝与群臣之间失去了可以调和矛盾的官员。
“由于缺乏宰相制，君主的无能和派系的争执这两大古老难题，到了明代越发难解了。”在司徒琳看来，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官员内部具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分歧。这两种人虽然都受到儒家忠君报国思想的影响，但前者“恪守祖训”，认为作为臣子应该竭力进谏皇帝使其遵守礼仪，后者则主张“因时变通，容忍弱点”。文臣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见解鸿沟，造成了明朝末年失控的党争。
除了政治制度，明代军事制度的颓败也是其灭亡的主要原因。自从明代第三个皇帝成祖朱棣开始，明朝就形成祖训，军人的身份成为世袭制，一切军事长官都由贵族勋臣世袭。随着明朝承平日久，重文轻武观念与日加深，明朝对于军队的财政支持越来越少，导致武备废弛，士兵生活条件恶劣。这也导致明朝军队作战能力的下降。
司徒琳依次研究南明四个朝廷，即南京的弘光、浙江的鲁监国、福建的隆武和两广云贵的永历政权，重点描述了文武官员之间的矛盾，从而为南明王朝的覆灭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司徒琳坦承，这些解释虽为一家之言，但所有的观点都建立在阅读原始资料和档案的基础之上。
正如已故学者朱维铮在“中文版序”中所说，“见解本身可以讨论，但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严谨的学者态度。多年来，我们的历史研究，过度热衷于所谓历史人物的评价，过度注目于某些历史积案的是非，而对于过程本身往往不加细查。”司徒琳的《南明史》，为重拾历史考据传统提供了典范。
对话司徒琳
新京报：在《南明史》中可以看到，不论是浙江的鲁监国政权，还是福建的隆武政权都不尊重武将。大战来临之际，还斥责武将投机取巧、懦弱无能，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司徒琳：南明朝廷的时间顺序如下：同一时期在南京有弘光政权、浙江有鲁监国政权，福建则是隆武政权，之后是两广和云贵的永历政权。历届朝廷都因为官员之间的纷争而政绩惨淡。其实，明朝自从万历皇帝之后，文人官僚之间的纷争就严重削弱了明朝的国力。纷争的原因不仅在于互相争夺政治利益，更在于文人团体不同的理念冲突，即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纠葛。
除了隆武皇帝，其他南明的统治者都不是强有力的领袖。即使是隆武皇帝，也无法解决文官之间关于起用军事人才上所产生的分歧。阅读历史资料时，我发现很多人都将官员之间的冲突归纳为“理想主义”的冲突，但我在写作此书时，采用了更理性的现实分析方式，试图解释南明不同派系和联盟的利益诉求，这对于南明失败是一个关键因素。
《南明史》
作者：南炳文
版本：紫禁城出版社 2012年7月1日
此书原为作者与汤纲先生合撰的《明史》（下）的一部分，内容包括初期南明史、浙东、福建政权，农民军开始拥明抗清、永历政权的建立、南明时期的终结、南明时期的对外关系等。
新京报：现在对于晚明遗民，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大家总是津津乐道，认为这些不事清朝的文人士大夫体现了倔强的精神。但你通过研究发现，明末归顺清朝的人很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司徒琳：关于文人对政府所负有的“责任”自古意见不一，而且中国的政治地理学长期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早期中国，受过良好教育且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往往会觉得自己有义务从政当官、辅政治国、造福百姓，这种责任感并不会因为政权更迭而改变。能连续在几个朝代当官被视为无上荣光。而宋朝以后，这种思想慢慢改变，人们认为有能、可敬之人应当忠于栽培过他们的王朝，即所谓的“不事二主”，这种新观念到晚明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从未完全超越旧的观点。
从政治地理学角度来说，元明清三朝都城都远在北方，与彼时中国的文人聚集地，即长江中下游地区相隔甚远。由此，王朝统治者们更倾向于信任出身北方的官员，而对来自南地的官员态度谨慎。明朝覆亡，前明的官员，特别是北方的士大夫、文官武将都视服务政风清明的新王朝为荣，甚至早在清朝大军进攻以前，他们就已经看出明朝“天命不再”。于是大量北方的前明官员、学士、将军、武官投靠清朝。在清朝早期，这些人的数量远远超过南方，并长期受到清朝统治者的信赖。
这种局面的必然结果就是，反抗清朝统治、拒绝入仕为官的人里绝大多数都是南方人，他们虽然在军事权力上处于弱势，但在人口数量上却占上风。如果他们在反清中幸存下来，他们就会有更多时间去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而那些投清的人则不得不把时间更多地放在从政治国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