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旅西士人的游记和日记是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始自1847年容闳、黄胜、林鍼等人赴美的活动。近年，随着“数量庞大的原始档案不断被出版或公布，在近代史料学上具有独特价值的近代报刊，也不断以数据库等形式得到整理”[1]，史料基础不断扩充。从容闳的《西学东渐记》、斌椿的《乘槎笔记》到张德彝的《航海述奇》七种、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再到载泽、戴鸿慈等“五大臣”的出洋考察日记，一时文献繁多，数以百计。自上世纪80年代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始，相关研究层出不穷，可谓汗牛充栋。
从研究角度言，相关研究涉及西方国家形象、西方社会生活、西方社交礼仪、晚清外交发展、中西文化碰撞、人物思想研究等，已经十分丰富。随着跨学科研究日渐推进，更多学者也对比较文学、旅行文化理论等研究方法与视角进行了借鉴。但对于这些史料中所展现的西方女性形象，则少有著述提及。除了对王韬《漫游随录》中女性形象的分析[2]外，仅有《霓裳、才媛、阶层——晚清出使日记中的西方女性（1866—1895）》一文。该文以1866-1895年的出使日记作为研究对象，从晚清外交官的视角讨论了他们对西方女性的关注焦点和思想态度。可惜其文的史料维度较单一，长于梳理，却短于分析。
晚清士人对于西方女性形象的历史记录，是他们在面对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新事物时的直接反应。对于士人在面对西方女性时的态度转变，以及他们在不同时期以不同身份面对西方文化时的表现与个体差异，则需要符合历史背景的系统分析，以立体地呈现出清人接受西方文化的复杂过程。本文拟梳理此类文献，辅以时行报刊作为论证材料，以男性视角下的西方女性作为切入点，探讨旅西士人在直面西方文化时所秉持的时代观念及其变化。同时，也欲通过其中对西方女性的外在形象、内在品质的记述，探究晚清士人由此而对中国女性乃至中国文明展开的反思，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中西交往碰撞所产生的文明现象。
一、异人见之有千像
见面第一眼，印象很重要。早期出洋而又能留下记录的士人，以涉外官员最多。办理“夷务”的官员对西方女性的第一印象，便来自与中国传统女性截然相反的服饰打扮上。
早在1839年，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之时，曾巡视澳门查禁鸦片，就在日记中写下过初见西方女性的第一印象：
是日无论男妇，皆倚窗填衢而观，借夷服太觉不类：……妇女头发或分梳两道，或三道，皆无高售。衣则上而露胸，下而重裙。婚配皆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
澳门街上，西方妇女的奇装异服显然与林则徐固有印象中久居深闺、含蓄保守的女性大有不同。无论当时的林则徐再如何“开眼看世界”，落在视觉所见的实景上，上衣露胸、婚配不避同姓这些行为都是不伦不类的。
19世纪40年代时，看似开明的人物在认识西方女性时还带着天朝上国的高傲与偏见。但在已经经历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19世纪60年代，即使是不起眼的小官，出洋后面对西方女性，也会多上一分新鲜感与欣赏之意。
1866年，总理衙门奏请选派曾任山西知县的斌椿率团赴欧游历，考察西方社会风俗。于是，年过花甲的斌椿成为首位由清政府派遣赴西的使团代表，他也自诩“中土西来第一人”。作为一个已逾六旬的正七品知县，斌椿的仕途生涯已是放眼可见终点。第一个出洋的外交官，品秩竟这般低下，可见清政府对外交的轻视。心知即使游历归国也是升迁无望，索性，斌椿便在《乘槎笔记》中畅所欲言，述其所好：
约亥刻赴饮，兼见（法相国杜大臣）夫人。……各官夫人姗姗其来，无不长裙华服，珠宝耀目，皆袒臂及胸，罗绮盈庭，烛光掩映，疑在贝阙珠宫也。
二十五日，卯正三刻启行。……妇女来观，有衣貂皮者，面容娟好。闻此国秀钟女子，诚然。
斌椿之好，是在西方女性的曼妙身姿、新奇打扮；是男性对女性不加掩饰的直白欣赏。其所记，虽有“袒臂及胸”、“面容娟好”等对女性着装、相貌的描写之处，言语稍显大胆，但不难看出是一个中国传统男性蓦然看见西方女性的打扮后的正常反应。其文字带着男性自身的猎奇与享受之意，不算露骨。然而外交使臣不多记西洋风俗，却不务正业记些吃喝玩乐的内容，也正反映出斌椿位低权轻的身份。
按理说，皆是初使外国，出洋时间也仅有数年之隔，士人初见西方女性时的感官应该相差无几，无外乎是猎奇、惊艳。可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的记录，却与斌椿的日记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
1868年，志刚与蒲安臣一同作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的使臣出使欧美各国。在他的日记中，抄述西方女性的文字就平实得多：
西洋之跳，乃其通俗。男女相偶，女扶男肩，男携女手，进退有节。
其洗之也，皆着澡衣，男仅裩裆，女加背心，攘臂掷足于平滩浅沙之上，微潮卷至，搏跃而乐。
志刚的字里行间并无大胆出格的描写，透露出克制的稳重。这与志刚的身份分不开。此时的志刚，是花翎记名海关道，谙熟洋务；也是总理衙门的章京，晚清外交部门的机要秘书。他比斌椿更接近政治核心，正处于上升期，仕途前景光明，其文字正是身份的重要反映。从知县到章京，此二人使节身份的变化，亦反映出清廷外交态度的转变。
在记录自己眼中的西方女性时，斌椿无所顾虑、志刚一笔带过，也有人闪烁其词、拐弯抹角。刘锡鸿便是其一：
十八日，再往柏金哈木宫见其国主。各国使并其夫人咸集……凡妇女皆肉袒，不以男子挤拥为嫌。手捧花冠，裙采不一色，其后折叠数层成蜂窝形，曳地五六尺。无男女，但识面皆与握手。
跳舞会者，男与女面相向，互为携持。男以一手搂女腰，女以一手握男膊，旋舞于中庭。……女子袒露，男则衣襟整齐。然彼国男子礼服下裈染成肉色，紧贴腿足，远视之若裸其下体者然，殊不雅观也。
在上述两则《英轺私记》的描写中，刘锡鸿对于西方男女在舞会上的互动表现，发出了“不以男子挤拥为嫌”、“殊不雅观”的感慨。他大呼有伤风化，俨然一本正经。但细察其文字，如“肉袒”、“袒露”、“裸其下体者”等词掺杂其中，又尤其显眼。他一面喊着非礼勿视，一面又在舞会上目不转睛，一饱眼福，更不吝笔墨，在可能被呈上慈禧案台的日记中一书再书。
1877年五月十五日，刘锡鸿与使团又赴苏格兰公会的舞会，观西方舞蹈。他对此事印象深刻，留有日记记录：
十五夜，赴苏葛兰公会看跳舞……苏葛兰服式与伦敦殊，男女皆于左肩搭红色棋盘纹绒段，而束其馀于腰。男子不裤而靴，有以红带绕膝以下抵足，如行滕然者。……女袒其上，男裸其下，身首相贴，紧搂而舞。
尽管他的日记中关于女子的内容并不多，然当其笔下出现女性之时，往往更多描写其衣着相貌如何，且不吝以“女袒其上，男裸其下，身首相贴，紧搂而舞”等词加以形容。刘锡鸿虽有心克制日记中对女性的描写，希冀塑造自己正人君子与忧国忧民的使臣形象；可在巨大的视觉冲击下，其内心的真实想法仍旧表露无遗。在面对衣着差异巨大的异域女性时，刘锡鸿的见识和品行可谓一观即破。
谈到刘锡鸿，便不得不提郭嵩焘。
1876年八月，刘锡鸿奉旨副使英国。此次西行的正使正是郭嵩焘。正、副二使不合，在出使途中，两人矛盾愈发加深。之后更有刘锡鸿向朝廷洋洋洒洒罗织郭嵩焘十大罪状，弄巧不成导致二人皆被解职召回，恩怨纠缠不可谓不深。因为品性与观念的差异，刘锡鸿和郭嵩焘对于所见之女性亦有不同的描写，并体现在各自的外交日记中。
同是出席西方宴会，便观郭嵩焘在日记中所记：
法国公使邀陪巴西国主听音乐，……巴西国主夫妇在焉，或时起就妇人谈。西洋君民尊卑之分本无区别，巴西国主至舍其国遨游万馀里外、与齐民往还嬉戏，品花听乐，流荡忘返，亦中国圣人之教所必不容者矣。
初见西方女性与男性共舞时的亲昵举动后，郭嵩焘确实留意到西方女性与清代女性的巨大差异。但落笔至外交日志中，他写下的不是舞蹈和服饰如何抓人眼球，而是西方国家无尊卑等级之分的“无序”之景。郭嵩焘斥责“无序”的言外之意，便是拥护“有序”。郭嵩焘的思想虽然“趋新”，但毕竟厚植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理想之中，难以完全超越时代。
巧合的是，除了以上两位钦派的主副使臣，随行翻译张德彝也在《随使英俄记》中对五月十五日苏格兰的舞会进行了描写：
赴苏格兰跳舞会，……而巴西国王与后亦在焉。苏格兰服式与英、爱二处不同。男女皆于左肩搭红色棋盘纹毡一条，宽逾半尺，而束其馀于腰旁。男子着黑绒短衣，不裤而靴，有以红带绕膝以下抵足；女子皆袒胸露臂，与他无异。鼓乐喧天，跳至寅初始罢。
张德彝对英国女性的描写穿插于舞会布景、男女服饰等内容中，笔墨不多，点到即止。同文馆出身的译官，学识水平和思想境界虽然比不上科甲出身的郭嵩焘，政治高度有限。但好在张德彝的游记详细写实，多与西方的风土人情相关，对女性的记录反而不像刘锡鸿那样遮遮掩掩却言词露骨。
三位使节，三种日记，可谓对比鲜明。刘锡鸿出身鱼贩之家，年纪尚轻便中举人，自视颇高、不甘人下，却无可奈何屈居副使。他无法平衡自己在心气与地位上的落差，郁气堆结之下，便将对自身处境的不满表现在记录的女性形象上。他眼中的西方女性难免不甚文雅。郭嵩焘家道富庶，历任盐运使、按察使、巡抚，是几经官场沉浮的朝廷重臣，又以侍郎之职出任驻外公使。他虽记西方女性，但未止于述奇，由此引发的是他对西方礼乐秩序的思考，深邃透彻、严谨守礼。张德彝自幼家贫，接受外语教育，一直被按照翻译技术人员的方向培养。译员记事讲究实用性，他笔下的西方女性也真实而鲜明，展现出与中国女性不一样的异域风情。
相同的情景，不同的见识，刘锡鸿、郭嵩焘、张德彝三人在出身、品性与作风方面的差异可一目了然。也无怪乎郭嵩焘被称赞为“一个卓尔不群的政治家”，有深邃的见识和超凡的勇气。而刘锡鸿只能是“政治庸人”，且“在思想见识和政治取向上，愈往后愈趋于保守迂腐，出洋后的见识甚至不及未曾跨出国门的一般官员”[3]。
1877年十月，曾代理知县的黎庶昌作为参赞随使德国，记录西洋见闻。黎庶昌早年为曾国藩幕僚，博览群经，学问文章之道讲究“多识、格物、博辨、训诂”，颇具文人风采。他笔下的《西洋杂志》多以文人“经世致用”的眼光去观摩西方世界。日记中大多是西方婚嫁、工厂学堂、斗牛赛马、钱币游娱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详述，客观写实，更像是“反映十九世纪西洋生活的一卷风俗图，画面奇特，色彩新鲜”[4]：
女服极其艳丽，或袒露胸背，男亦衣履整洁。……女子数十百人，皆着一种粉白裈袜，俨若肉色，紧贴腿足，若赤露其两腿然。腰间用各色轻纱十数层，缝为短衣紧束之。结队而舞，则纱皆飏起，此又极变幻之致矣。
在黎庶昌的日记里，虽有像“袒露胸背”、“若赤露其两腿然”之类的字词，但诸如“纱皆飏起，此又极变幻之致矣”的语句又显露出乍见窈窕淑女后的文人风流。如此描写角度在其日记中并不多见，蕴含着由衷的欣赏之意。与时代稍前的斌椿、刘锡鸿相比，即使是小小参赞，黎庶昌在审美层面也已经开始接受西方女性的衣着表现。
从1839年林则徐游澳门，到1866年斌椿作为第一位官派使节游历英国开始，至1877年，刘锡鸿、郭嵩焘、黎庶昌分别赴英、法、德等国开展外交。在这一动态的对外交往过程中，晚清外交使臣的身份逐渐从位卑小官转变为地方大吏，士大夫从谈洋色变转变为以通洋务自雄。晚清在遭受西方器物与文化的冲击后，思想文明与对外观念终于发生变化。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于，虽然旅西士人认知中的“儒家永恒女性形象在面对一群袒胸露臂的异国女性时，瞬间被无情地粉碎了”[5]，但中西文化观念的差异依然存在。19世纪60、70年代，旅西日记中“女服艳丽”、“袒露胸背”之类的记述是常见内容。到了70年代后期，此类词汇的出现频率渐趋减少。其原因不是观念差异的缩小，而是猎奇心理的减弱。旅西士人的身份地位在变高，中西交往的频度在增加，他们对西方女性的记述，以及这些记述所反映的观念变化便清晰可见。随着愈发频繁的接触，这些士大夫逐渐适应了原本陌生的西方文明，习惯了西方事物的新奇之处，对西方女性的开放、奇异之处也就愈发司空见惯。当外在的仪态和衣着不再成为冲击旅西士人的强烈视觉刺激时，文明的交流便会向更深的层面进展。
二、巾帼亦可比须眉
物以稀为贵，也以稀为奇。当旅西士人眼见的西方女性越来越多时，那些奇装异服、大胆奔放的景象就不稀奇了。既然西方女性的外在不足以使士人们惊奇，那么更吸引他们的方面，自然转向了女性的内在气质与品质。
首先注意到西方女性与中国女性气质大不相同的，多是文质彬彬的意气书生。他们自谓文质兼备，不与官僚为伍，与人接触交往自然更重内在品质。
王韬年轻时便与西人多有交往，1867年应理雅各邀请而游历西洋。他虽无外交官之名，却也称得上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一路所见繁杂，在了解西方女性不俗的见识和地位后，不由发出“巾帼不让须眉”的慨叹：
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中土须眉，有愧此裙钗者多矣。国中风俗，女贵于男。婚嫁皆自择配，夫妇偕老，无妾媵。服役多婢媪，侯门甲第以及御车者则皆用男子。
依王韬在《漫游随录》中所言，西方女子精于“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无疑远胜于囿于闺阁的清代女性，甚至与清代男性相比也不遑多让。这很大程度归功于西方的教育制度。教育为一国根本。使臣出使外国，对不同于本国的教育制度往往需保持敏感。诉诸笔下，也应是观察细致，内容详尽。
同时，经历思想解放与革命洗礼，西方工业社会下的巾帼力量得到更好的展现。政治议事、工农生产、文学创作等领域处处可见女性的身影，甚至可见女性处事比男性更加优秀，令人钦佩。晚清士人游历欧洲，若有心察之，便不会忽略女性在西方近代社会的重要作用。故而，在日记中称颂赞扬女性者并非少数。
1874年，祁兆熙护送第三批留学幼童出洋赴美。在考察了西方的书院教育与工厂劳作之后，他在《游美洲日记》中写道：
初四日癸酉礼四。……方到之日，女师为理衣箱，派书几，……西人有皇家义塾，男女识字。即大学堂中，大半女师。因女子在家心静，学问且多胜于男子。
唯纱线间格穿于机头之上，则用女工。上机织布抛梭亦机器，速于人力。布既成，女工修整机头，分层色装箱矣。
祁兆熙赴美前曾在海关工作多年，通晓洋务。他成长于租界林立的上海，出洋前就已接触过不少西方女性。此番出洋，更加深了他对西方女性的了解。他能留意到女工在西方工厂的重要作用，大方认同“女子学问胜过男子”的优秀，也在情理之中。
无独有偶，“不让须眉”一说也被早先参与对外事务的人员所提及。1876年，李圭作为中国工商业代表至美国费城参加世界博览会，写下《环游地球新录》。他对西方女子的“须眉气”便颇为赞赏：
于是，举国女子，都不满意，以为轻视女工，即轻视我妇女也。……凡妇女所著各种书籍、绘画、图卷、针黹之物，并各各巧技妙法，悉萃于此。另一室用陈女塾器具、女师法程。即居院执事之人，亦尽选妇女为之。……举止大方，无闺阁态，有须眉气。心甚敬之，又且爱之。
妇女灵敏不亚男子，且有特过男子者，以心静而专也。若无以教导之提倡之，终归埋没，岂不深负大造生人之意乎。
李圭以“须眉气”形容西方女子的品质，已属正面肯定。此时李圭仅为宁波海关税务司霍博逊的文牍，行秘书之职，是寻常“写字先生”，尚无功名和官职。当“妇女灵敏不亚男子，且有特过男子者”一类的语句被反复写下，连李圭这样一位不起眼的非正式代表都注意到西方女性的自强与独立品质，其后的外交官便没有理由不去关注这一现象。
而后，向来正襟危坐、日记中多言政事的郭嵩焘写“妇人之学有专精，亦司教事”，正面肯定了西方女性教育的成功之处；又言工厂运作流程中多有“妇女为之”，女性在其中的力量无法再被忽视：
四岁以下为一堂，七岁以下为一堂，十岁以下为一堂，十五岁以下为一堂，皆妇人教之。……妇人之学有专精，亦司教事。得宁与科格兰分教妇女之授读为童子师者。盖凡妇女入学五年，粗有成，可以授读，则就此学馆课以授读之方。……两年学成，国家遣人就试之，取中者记其名。乃令入各小学馆授读，试其能否，然后给以文凭，听人延请课读。……凡共聚三龄以上童子千一百人，妇女学习课读者二百馀人。
其机器亦绝奇……随叠入下方盒内，自然整齐，皆妇女为之。其旁各屋，亦有用人力黏封者，亦皆妇女也。
西方之妇女，可入学，可做工，享授读权利以谋业，操工厂机器以谋生。西方的社会环境之于女性，与晚清相比可谓天差地远。西方女性总归可靠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郭嵩焘见此情形，难免思及自身亦是不拘小节、出身富商家族，多有留意并述于日记，虽不十分显目但也足以引起注意。
如果说郭嵩焘是近代外交的“先锋梯队”，那么作为晚辈的曾纪泽便是接续前人事业的“第二梯队”，也是继郭嵩焘之后又一位使西重臣。可以说，曾纪泽是“真正开始担负起比较繁剧的外交工作的‘洋务派’干员”[6]。1878年，曾纪泽出使英法大臣，驻使英国。这位精练能干的外交官，确实看到了西方女性果决勇敢的气质，并在日记中写下：
第二船之炮燃二次，皆金登幹之妻持电发机。古人称妇人在军，兵气不扬，英人殆无是说。四船，进退各燃二炮。
中国古之妇人，少有随军之举，更别说操持兵器行动。“妇人在军”足可见西方民风之开明和女性之优秀，然而在了解英国习俗与妇女对于女性权利的诉求之后，曾纪泽还是发出了“人心之难餍也”的感叹：
英国敬重妇女，相习成俗，他国视之已为怪诧，而妇人犹以不得服官、不得入议院预闻国政为恨。甚矣，人心之难餍也！
曾纪泽的日记少见驰骋之议论，也不大谈论公事。他的文字中，罕见政治立场与思想流露，多是与家人、朋友或应邀赴会的日常记录。“与内人、仲妹久谈”或“与内人、女儿一谈”的字句常常见于其日记。曾纪泽的妻子与妹妹随曾纪泽驻居西方多年，常在拜访往来时与西方女性交谈、接触，言谈举止或多或少应会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
而曾纪泽与妻、妹谈话无数，接收到西方文化对女性影响的反馈，却甚少为之所动。他看到“金登幹之妻持电发机”的场景，在主持船炮工作这样通常属于男性的领域见到了女性的身影。曾纪泽却究竟忍不住以女性不得干政的成见对女性“服官”、“入议院预闻国政”加以批评。可见他对女性追求政治权利的消极态度。推而广之，也可看出，晚清政治家乃至整个社会大环境中，主流声音仍是对女性参与政治持反对态度。当然，“人心之难餍”的感慨不仅是曾纪泽在英国见闻女性议政有感而发，却还像是他面对同样得陇望蜀、步步攫取清朝权益的沙俄时的忿忿不平之言。
19世纪70年代的外交官们多赞叹于西方女性“不让须眉”的不凡，却又较少详述这一奇景的发展轨迹。但到了1891年出使英国之时，早期反对“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7]的薛福成认真考察欧洲的工业发展。他特别观察了欧洲的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制度，在深入了解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后，逐渐转变了自己的变局观。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中，他对西方教育不论男女、贫富的开明进行了深入反思，转而主张向西方学习：
西洋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德国之兵多出于学校，所以战无不胜。推之于士农工贾，何独不然？推之于英法俄美等国，何独不然？夫观大局之兴废盛衰，必究其所以致此之本原。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
无疑，薛福成看到了西方强盛不独有火炮、枪械之先进，更有教民之法、学校之策。学校有教无类、男女皆收的教育方式使国民素质得以显著提高，人才不致被埋没，何愁不强盛。但他在突破“中国女子不能入学堂”固有观念的同时，到底仍是未变思想，尚且坚持着“妇嫁从夫”等始终顺从男性的纲常伦理：
西俗贵女贱男。男子在道，遇见妇女则让之先行。宴会诸礼，皆女先于男。妇人有外遇，虽公侯之夫人，往往弃其故夫，而再醮不以为异。夫有外遇，其妻可鸣官究治，正与古者扶阳抑阴之义相反。女子未嫁，每多男友，甚或生子不以为嫌。所以女子颇多终身不嫁者，恶其受夫之拘束也。此其夫妇一伦，稍违圣人之道者也。
在薛福成看来，西方女性地位高，男女贵贱相反，当然与中国“贵男贱女”的风俗大相径庭。西方男女贵贱颠倒，对中国男性的强烈冲击自不待言。不过因为此时清廷是慈禧执政，他不便在日记中对此事大发议论，只好以“稍违”一词稍稍显示不满之意。他虽未大加批判，本质却对中国“男尊女卑”之道存在维护之情。
自19世纪70年代旅西日记中关于“不亚男性”的记录开始，19世纪80年代之后，诸如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载泽《考察政治日记》等的记录中，已经罕见对女性外在形象的描写。取而代之的，是对女学堂、工厂女工此类更为深层的内容之叙述，并且逐渐淹没在对公司、纺织厂、枪炮厂、议会堂、博物馆的叙述之中，日记中的性别化描写被愈发弱化。西方女性不再被频繁冠以“花瓶”的标签，而是走出闺阁，参与社会分工。
这一时期，亲历过西方女性入学、做工、从军之景后，晚清旅西士人对她们抛头露面的大胆行为已见怪不怪。他们也意识到：在西方国家，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性愈发突显。而西方女性无论在受教育或是从事生产方面，甚至不逊于国内男性。此阶段的旅西士人中，外交要臣不在少数。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当他们笔下有关女性的内容越来越多时，这些西方女性的干练知性风范终于开始促使他们对国民与文明进行反思。
三、鉴异俗而蕴新变
士人旅西见识诸多异俗，在西方女性方面多有思考。李圭见“重兴女学，使皆读书明理，妇道由是而立，其才由是可用”。洪勋察挪威“妃宫执事官一，典礼随朝皆女官”。薛福成观古欧洲妇女守礼严苛，今却“妇女之为用，果不异于男子”。李圭一介秘书，人微言轻，无法直接将对西方女性的观察、对西方文明的思考落实到政令举措中。幸运的是，《环游地球新录》曾被呈予李鸿章过目，其中建议开办中国邮政的见解更得到了他的赞许。对于“重兴女学”、“读书明理而立妇道”之类的建议，李鸿章自不陌生。他不会因为一人之言而草率上书兴办女学，但总归对西学了解更多，对妇女之事也更加留意。洪勋与薛福成奉旨西行考察西方，见女性地位大变，讶异之下自有揣度。19世纪末的士人们意识到西方“各国当勃兴之际，一切政教均有可观”[8]，再不能不行变通。时局之变已然箭在弦上。
二十世纪初，在晚清妇女生活中，孕育出了“女报”、“女子团体”、“婚姻自由”等新因素。在妇女思想中，也产生出“男女平等与女权意识”、“贤妻良母与国民之母”、“娶妻嫁夫与英雄英雌”等热烈讨论的新议题。这些在《女子世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女子世界》的发刊词中，金一将中国女性的作用抬升到极高的程度：
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
金一为金天翮笔名，他出身江南同里镇望族，1903年所作的《女界钟》是晚清女权主义的代表作。[9]他在其中指出，“民权与女权如蝉联跗萼而生，不可遏抑也”，将女权革命视为民权革命的基础[10]。
化名为丁初我的主编丁祖荫积极为女权革命奔走，在刊物颂词中也处处可见赞歌：
欲造国家，苟非招复女魂，改铸人格，合无量数之杂驳分子，开洪炉而大治之，女子其终死，国家其终亡。
夫女界之萌芽，不茁则已；一旦光辉而发越之，其天性良于男子者万倍，其脑力胜于于男子者万倍，其服从之性质，污贱之恶风，浅薄于男子者且万亿倍。
《女子世界》的主笔丁祖荫、金天翮、柳亚子、蒋维乔等人多为秀才出身，会将目光投向“女子世界”，与他们接触的日本女权思想不无关系。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女权”一词在日本流通，20世纪初从日本传入中国。[11]作为接触过新学的青年，他们对这一思想不会陌生。此外，他们中有多人是爱国学社成员，又与有旅日背景的章太炎、邹容、吴稚晖、蔡元培等人有来往。金天翮与蔡元培关系深厚，他参加爱国学社便是应蔡元培之邀请。蒋维乔与章太炎同为爱国学社教员，金天翮、柳亚子与章、邹在学社中也是意气相投，往来密切。那时秀才们的女权思想，其实也大多来自旅西、留日的出洋士人。
1903年，梁启超至北美旅行，作《新大陆游记》。他观察到美国“女尊男卑”的风气，特别强调不仅上流社会如此，在寻常妇女之间亦有平等主义的体现：
至其内容实权，亦有甚进步者。其在专门高等之职业，日与男子相争竞，如女医生、女律师、女新闻主笔、女访事、女牧师、女演说家，皆日增月盛。其他如各官署、各公司之书记，各学校之教师，尤以女子占最大多数，男子瞠乎后焉。
梁启超注意到美国女性在职业上的竞争力，甚至在官署等工作之所都形成了“女子占最大多数，男子瞠乎后焉”的局面，他无疑是震撼的。但中国无女医生、女律师、女演说家等，更遑论合法的女官吏、女政治家。
伍廷芳出使美国时见到女性参政的情形亦不可谓罕有：“女子亦有彼选举权，曾有一女子选举时亦以候补总统称于时”；“某州有一检事长缺出，候补当选者二人，一为男子，其一则青年之女律师也”[12]，女子已有参政雄心。载泽使英时亦见英国“刻计有稽查官一百九十四员。内有妇人数员”、“伦敦恤贫局三十一所。公举局员，……今局员多妇人”[13]。
西方女性参政已不稀奇，在中国却未得到重视。《女子世界》有刊文称“中国女子，不患无权，患无驭权之资格；不患无驭权之资格，患无驭权之预备”。其文将女学置于优先地位，为“女权”还是“女学”优先的争论打上了句号，也代表了杂志社的最终认识[14]。连发行、流通范围相当可观的《女子世界》都是如此，晚清其他地区的士人对于女性参政等女权主义的回应便不言而喻了。
然而，没有社会地位的实际改变，晚清女性的处境就很难迎来实质性的改变。
比如康有为，他是清末妇女新生活的倡导者，乐于为女性奔走。他提倡着一夫一妻制度，却也在《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中表现出局限的一面，将对妇女运动的支持仅局限于宣传之形：
妇女亦天生也，不贻妇女以独立，则抑女过甚而不仁；然苟尽听妇女以独立，则息息行乐，以顾其有生之身，谁肯劬劳受苦，而育分身之子？
拥有一位妻子、五位姨太的康氏主张男女教育平等，却又不希望女性太过独立。他游历欧洲多国，见西方女性之独立，却言“吾于法美妇女之趋势有惧焉”，亦不认可中国女性在此处效仿西方：“今之学者，不通中外古今事势，但闻欧人之俗，辄欲舍弃一切而从之，谬以彼为文明而师之。……苟非虚心以察万理，原其始而要其终，推其因而审其果者，而欲以浅躁一孔之见，妄为变法，其流害何可言乎！”
还有外交大员曾纪泽。他奉旨出使英国、法国，思维已较开放。不但通得外交权变，也明白西方的风俗与礼节。可惜，他虽常带家眷参加沙龙酒会，却碍于“中国名教攸关”，要求妻女“只可间与西国女宾往来，不必与男宾通拜，尤不肯与男宾同宴”[15]，恪守内外有别之礼。出使归国，曾纪泽仅任兵部侍郎，虽入总理衙门，处境却极边缘。只见他往译署办公，却无要事相委。从外交要员转变为闲官散职。曾纪泽在欧洲携眷频繁出入舞会、与西人交往过频是重要原因。
一朝重臣尚且有如此遭遇，余人亦然。十九世纪末，驻美公使伍廷芳仿行英国公使自乘电车，拜访美国外交部。“然中国大员之曾作美游者，见之诧为奇事，返国后，控诸北京政府，以余为自忘尊荣，有失国体。之数人内，亦有具新智识而明于美之风俗习惯者，不意竟联名控余，斯诚欲索解而无由矣。”[16]只因这样的小事，堂堂公使便在朝廷上被联合控告，看似开明之士在国内竟又变得保守起来。政见且难公开，又谈何女性。
新旧思想碰撞之下，曾纪泽、伍廷芳的遭遇，康有为的游记皆表明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思想转变之难，非朝夕之间能成。
但保守的，也不止男性。1903年，单士厘随丈夫钱恂游日本、朝鲜、西伯利亚、圣彼得堡等地。她出身书香门第，文化素养深厚，丈夫亦思想开通；又曾以使节夫人的身份旅居西洋，见多识广为当时妇女罕见。其日记《癸卯旅行记》是清末“女学渐萌，女智渐开”的成果，分明点出了对中国女性施行教育的重要意义：“教育之意，乃是为本国培育国民，并非为政府储备人材，故男女并重，且孩童无不先本母教。故论教育根本，女尤倍重于男。”
只不过这样勉励女学的卓识妇人，在与儿媳相处时也不免苦口婆心提起妇德、妇学之类的话题，告诫儿媳后辈要谨守妇礼、妇道，慎勿效仿西方女性的“逾闲”之举，更多数中国女性的想法可想而知：
中国妇女本罕出门，更无论冒大雨步行于稠人广众之场。予因告子妇曰：“今日之行专为拓开知识起见。虽踯躅雨中，不为越礼，况尔侍舅姑而行乎？但归东京后，当恪守校规，无轻出。予谓论妇德究以中国为胜，所恨无学耳。东国人能守妇德，又益以学，是以可贵。夙闻尔君舅言论，知西方妇女，固不乏德操，但逾闲者究多。在酬酢场中，谈论风采，琴画歌舞，亦何尝不表出优美；然表面优美，而内部反是，何足取乎？近今论者，事事诋东而誉西，于妇道亦然，尔慎勿为其所惑可也。”
思想观念尚不及改变，改变只好先从身体的解放着手，首先遇到的便是女性缠足问题。缠足使女子被严格地束缚于家中，无法外出参加劳作，接受学堂教育亦无从谈起。于是，才有了郑观应、康有为等人高呼强国必须提倡自生自长的天足。康有为更是把戒缠足视为维新变法的主要内容，站在民族尊严和救亡图存的角度上反对缠足。
至1902年，慈禧终于颁布懿旨劝禁缠足：“至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缙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断不准官吏胥役，藉词禁令扰累民间”。此事之后的放足虽非一帆风顺，间或还有“以身殉足”的骇闻，但政令已出，观念终于悄然生变。
缠足之后，女性学堂便成了绕不开的话题。
1898年，经元善在上海自办了第一所近代女校“中国女学堂”，开一时私立女学之风。但官方却对女学不置可否。直至1904年颁行《奏定学堂章程》时，清廷仍坚持“惟中西礼俗不同，不便设立女学及女师范学堂”[17]。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在学务纲要中尚未得到承认。
1905年，载泽在考察日本时得见日本的强盛不仅在于政治改革，而且在于教育普及。他在《考察政治日记》中写道：“自维新初，即行强迫教育之制。国中男女皆入学校……不耻效人，不轻舍己，故能合欧化汉学，熔铸而成日本之特色。”而后他又见英国宪法中“女学阶级及管理之法，大致同于男学。盖欧美风俗，男女教育并重也”。
载泽归国之后，着手推动建立女子学堂、促使女子接受学校教育。在官方的支持下，创办于1905年的北洋高等女学堂、建设于1906年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和正式成立于1908年的北洋女医学堂也被逐一筹办。随着《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的颁布，女子学堂才被纳入了清政府的官方教育系统之中[18]。不过，废缠足仅是女性身体的解放，兴女学所教仍不离持家教子。学西法易，易思想难，此为一显例。
在清末文明之变的舞台上，载泽、康有为、梁启超、丁祖荫、金天翮等人逐一登场。晚清士人对女性运动的关注从废缠足、办女校等形式逐渐深入到女权思想层面，为女性解放奔走的士人身份更多地转变为出身不高但以读书为业的知识分子。他们比位高权重的朝廷大臣更易于接受西方文化，为了扶大厦之将倾的救国目标撰文章、办女报、创女校。虽其身在野，却在晚清切实掀起了变文明的新潮。
但在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时代变局下，他们的反思又自有局限性。中国父权社会的权力秩序尚未遭遇挑战，旅西士人们即使对西方女性的行为加以肯定、予以赞赏，回国之后却必然仍拥护现有的父权统治局面，国内士人更是如此。就连秋瑾、陈撷芬、杜清池、吕碧城等曾经旅日、创办新式女学的女性，也无法脱离旧秩序的窠臼。更多的中国女性限于宅院，止于耕织，没有救国忧民的觉悟，也对女权革命一无所知。在这似乎风靡一时的思想喧腾中，她们只能憾然被排除在外，难以留下自己的声音，甚至无法理解女性解放的意义。此时的中国，极少有人愿意因为遥远国度的异样价值观而改变固有的思维观念。思想变化至此，进步与保守并存，新学与传统兼具，皆是时代发展之结果。
四、结论
从林则徐到斌椿，再到郭嵩焘、曾纪泽、载泽，他们所见的西方女性在举止打扮上大同小异，本质上俱是开放、大胆的。但在他们笔下，所描绘出的女性形象却各有不同：有人记下了奇装异服的域外风情，有人记下了学堂工厂的忙碌身影，也有人记下了政界职场的爽利英姿。日记中姿态各异的西方女性是每个士人自身思想与对外观念的真实映射，反照出身份与时代对旅西士人日记书写的影响。个中小小的“异”，也将男性视角的复杂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士大夫笔下的西方女性形象，不仅构成了后人观察近代女权变化的一组切面。更重要的是，这些记述事实上展现出晚清中西文化冲突过程中，观念之变化的一面万花镜。这面镜子，照的是西方女性，映的却是士人思想之变，和近代观念的发展。
晚清国门初开，异国机器轰鸣、女子热情洋溢。始涉重洋之士见闻此情此景，视觉冲击感扑面而来。他们或直言无隐，或猎奇惊艳，或一本正经草草记录，却大多未能免俗。其后国门渐开，随着旅西士人对西方社会愈发了解，他们逐渐接受了西方女性的“奇服”，也为她们的独立、自强而赞叹。半个多世纪，士人们从最初的惊诧新奇到见怪不怪，再到由西方女性而引发对国内性别关系的思考，呈现了由外向内的文化融合过程。但异域见闻更多是茶余饭后的话题，舶来的思想依旧难与传统观念分庭抗礼，废缠足、开女学、办女报等举措多属迫于大势的自救之法。不过是想借西来之“用”，补中国的“体”。但此时风潮已起，仍可见得时代的前进与文明的蜕变。
注释：
[1]吴义雄：《国史、国际关系史与全球史：晚清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三个视角》，《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第12—15页。
[2]这一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有：魏欣《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女性书写——以王韬<漫游随录>为中心》，《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5月，第106—108页。李军锋《王韬域外游记对西方女性认同的文化意蕴》，《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S1期，第16—18页。此两篇论文皆简要提及了王韬对晚清中国女性处境的反思。
[3]王维江：《“清流”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7月，第296页。
[4]黎庶昌：《西洋杂志》，喻岳衡、朱心远校点，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8页。
[5]董佳贝：《霓裳、才媛、阶层——晚清出使日记中的西方女性（1866—1895）》，《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16—125页。
[6]钟叔河：《曾纪泽在外交上的贡献》，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Ⅴ》，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10月，第11页。
[7]钟叔河：《从洋务到变法的薛福成》，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Ⅷ》，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10月，第45页。
[8]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北京：朝华出版社，2017年12月，第273页。
[9]熊月之：《金天翮与<女界钟>》，《史林》2003年第3期。
[10]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第212页。
[11]谭红花：《丁编<女子世界>（1904-1906）作者群体的女性观》，硕士学位论文，宁夏大学，2020年，第6页。
[12]伍廷芳：《美国视察记》，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8月，第27页、76—77页。
[13]载泽：《考察政治日记》，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Ⅸ》，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10月，第600页、610页。
[14]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18页。
[15]《曾纪泽日记》，刘志惠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1月。第二册，第846—847页。
[16]伍廷芳：《美国视察记》，第56页。
[17]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第534页。
[18]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