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冈是日本九州岛上的最大城市，据说也是日本除了三大都市圈（东京、大阪、名古屋）之外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而在人潮涌动的繁华市街之外，福冈塔南侧就坐落着福冈市博物馆，讲述当地的历史。
来自中国的“镇馆之宝”
在福冈市博物馆的诸多藏品中，“汉委奴国王印”称得上是“镇馆之宝”（也被日本视为“国宝”）。当博物馆售票处的服务人员听到笔者以蹩脚日语的询问后，立即拿出了印有英韩中三语的导览，并用手比划着封面上的那颗“汉委奴国王印”。
图1 福冈市博物馆外观
大约也是因为“镇国之宝”的分量，福冈市博物馆常设展厅的布置，并未按照历史类博物馆常见的时间由古而今的顺序，而是将“金印的世界”设为第一个展馆，集中介绍这颗闻名天下的“汉委奴国王印”。这方金印以纯金铸成，印面呈正方形，边长2.4厘米，印台高约0.9厘米，印台上附有蛇形钮，通体高约2.2厘米，总约108克，镌有“汉委奴国王”篆文字样。大约是为了加深观众的印象，博物馆里不仅有电子屏幕上的金印3D图像。访客还可以亲手体验“金印”（复制品）的重量，还可以在沙盘上印出“汉委奴国王印”的效果。
图2 电子屏墓上的金印
图3 金印体验区
这枚金印的出土也是一番传奇。1784年（清朝乾隆四十九年、日本天明四年）初春二月二十三日（阴历），福冈玄海滩边的志贺岛，一个叫甚兵卫的农民在挖地时，锄到一块大石。移去大石后，发见下面还有小石在两边支撑，小石中间则塞满了淤泥。他在挖泥土时，发现中间的金属块。这就是“汉委奴国王印”。关于印文的理解，博物馆说明里则采纳了日本学者三宅米吉在《汉委奴国王印考》的说法，认为应读为汉之委（通“倭”，wa）之奴（na）国王。
“汉”指的是中国的汉朝。《后汉书》中记载，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春正月，“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使者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帝赐其印绶。”根据《魏志·倭人传》记载， 3世纪后期奴国居民多达2万余户， 与同在九州北部的末卢国（四千余户）、伊都国（千余户）、不弥国（千余户）相比，显系大国。“汉委奴国王”印意味着中原政权的政治影响已远及于日本列岛，居于日本列岛与大陆交通要冲的奴国已经加入大汉朝廷主导下的东亚世界“内中华而外四夷”的同心圆式华夷秩序之中了。
其实，不光是这方金印来自东亚大陆。用博物馆里介绍词的话说，福冈之地“成为获取大陆文化的窗口”。在“福冈的黎明”（2）、“奴国的时代”（3）、“弘胪馆的时代”（4）等展厅中，东亚大陆对日本列岛的文化影响可谓无时无处不在。譬如，“朝鲜半岛制造的陶器与金铜装大刀”之类的“渡来系遗物”（令人联想到“骑马民族”征服日本的假说），为迎送遣唐使及遣新罗使的筑紫馆（弘胪馆）的设置，当然还有奠定日本饮食文化传统的稻作文化。水稻原产于中国的长江流域，随后向四方传播。从博物馆里的图片标识来看，稻作文化是中国的山东、辽东半岛经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九州岛，随后扩散到日本列岛腹地。这应该是采纳了学界关于水稻东传路线的“北路”假说，而未提及从长江流域直接渡海来到九州岛的“中路”与经过琉球群岛北上九州岛的“南路”假说。另外值得一提是，福冈市博物馆根据日本镰仓幕府时代（1185-1333）的绘画，以及近年出土的宋元船只实物制作了“遣唐使船”模型，并在其中设置了水密隔舱。这一点似乎可以商榷。毕竟，宋元的航海技术要比唐代先进得多。诚然，1960年在江苏扬州出土的唐代木船即设置有水密隔舱，这是世界上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水密隔舱。但认为日本的“遣唐使船”已经“导入中国技术”似乎言之过早了。毕竟中国船舶普遍设置水密隔舱也是宋元时期的事情了。
图4 遣唐使船复原模型
元寇与唐物
也是在元代，日本历史上首次遭遇外敌入侵的危机。这就是十三世纪元朝的两次东征。而福冈的博多湾，正是所谓“蒙古袭来的舞台”。
1274年十月初三，忻都统帅的东征军从高丽合浦（今韩国东南部的庆尚道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出发，远征日本（日本称为“文永之役”）。十月二十日清晨，元军分两路在博多登陆，与日本守军爆发激战。这也是历史上日本军队在本土与外国军队间的首次交锋。福冈市博物馆通过展示史料文献《蒙古袭来画卷》，比较了当时蒙古（元）军与日本军队的装备差异。当时的元军在战斗中还动用了新式武器——铁火砲。它一次就可以抛射出2-3个球形铁砲，爆炸之时“火光闪闪，声震如雷，使人肝胆俱裂，眼昏耳聋，茫然不知所措”。福冈市博物馆里就展出了出土的“石弹”与“炸裂弹”实物，体现出了元军的技术优势。
图5 “蒙古袭来”
图6 元世祖忽必烈致日本的国书
只不过，海上的元军遭遇台风袭击，损失惨重，被迫撤军。日军侥幸获胜，随后统治日本的镰仓幕府下令在博德湾沿海修筑了一条高约6尺，厚约1丈的石坝，以阻止元军登陆。这就是所谓“元寇防垒”。至今在福冈市内还有几处遗址，福冈市博物馆内也陈设了相关照片。1281年，元军二次征日，结果又败于意外来临的台风。后世的日本人很是为这两次意外的胜利得意了好几百年。就连19世纪末期创作的一首日本军歌也以《元寇》为题，歌中大言不惭什么面对“蒙古十万余骑”，“我镰仓男儿毫无惧色”，“十余万蒙古大军”“所剩唯有三人”云云。据说在作为主战场的福冈市内另有一座“元寇史料馆”，可惜需要电话预约而未能前往探访。
图7 “元寇防垒”
这次战争只是古代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小插曲，福冈与中国大陆往来的主流仍然是经济文化的交流。用博物馆里的一个标题来说，中世纪的福冈堪称“东亚世界中的博多”，以及“唐物流播之地”。馆中陈列里特别提到了著名的“新安沉船”。此船于1976年10月到1984年9月打捞出水，据考证是在元至治三年（1323）从庆元市舶司港口（今宁波）出发，准备前往目的地博多的商船，航行途中意外沉没于今韩国全罗南道新安海底。从中打捞出的文物数量极多，陶瓷、金属、漆工艺品等总计2万2千多件，另外还有数以百万枚历代铜钱计28吨（约800万枚）。福冈市博物馆也展出了其中的一部分遗物。但需要指出的是，“新安沉船”毕竟沉没在韩国水域，因此这些文物的原件都陈列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福冈市博物馆展出的只是复制品。
明朝建立之后，日本继隋唐时期之后又一次建立了与中原王朝的官方联系。福冈市博物馆内就展出了永乐五年（1407）明成祖赐给“日本国王源道义”，也就是实际统治日本的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聪明的一休》里的“将军”）的一道敕书。按明朝的规定，日本“十年一贡，贡道由浙江宁波府，每贡正副使毋过二百人”。因此也就有了博物馆陈设中的“遣明船”（实际频率远远超过“十年一贡”）。日本史籍记载中说，每次贡舶所得之利，总在十万贯以上。日本来使不但在不等价交换的朝贡贸易中赚得盆满钵满，而且还由明朝廷承担食宿费用，而且所带商货又能以附搭为名，由中国官方收购，其价格也能高于市价，比起自行交易来可以博取更多的利润。无怪乎日本人惊呼，“大明，实为个空前绝后的大善政国家”了。
图8明成祖颁给足利义满的敕书
微妙的转向
然而，室町幕府的统治并不稳固，15世纪中叶之后日本即进入“战国时代”的乱世，待到一个多世纪后丰臣秀吉统一日本，日本悍然发动了对朝鲜的入侵，并引发明朝的军事干预（1592-1599），这就是博物馆展品中提到的“文禄之役·庆长之役”。这应该是因为秀吉为侵朝而建立的基地名护屋城就在博多以西不远处的缘故。
耐人寻味的是，这张朝鲜半岛地图，却也几乎成为东亚大陆在福冈博物馆展品中的“绝唱”。从博物馆的展品看，福冈经历了一个先是内向，随后转向西洋的微妙转变。1600年，在决定丰臣秀吉身后日本统治权的“关原之战”结束之后，黑田长政以拥有52万石的大名（诸侯）姿态入主北九州，并在博多之西建立“福冈城”。这是福冈地名的首次出现，也使得如今的福冈成为福冈（西）博多（东）两元的城市。至于黑田长政穿过的甲胄（名为“黑系威胴丸具足”）也是博物馆里的重要藏品，同时也是日本的“重要文化财”。
黑田长政是福冈藩祖，整个江户时代（1603-1868），福冈都在其后裔的统治之下。随着日本“锁国”体制的确立，对外通商口岸转往长崎，对象也只剩下中国与荷兰。福冈就此失去了对外交流窗口的地位。从博物馆的介绍看，19世纪中期，福冈的“兰学者”已经绘制出当时一流的世界地图《铜版万国舆地方图》——只不过，其知识来源已不是传统的东亚大陆，而是荷兰（“兰学”之名因此而来）。在幕府统治风雨飘摇的背景下，从太平洋而来的欧美文化更呈强势——就连福冈藩训练步、骑、炮兵也采用了西洋式兵棋。至于明治维新之后，新政权旨在“脱亚入欧”。于是，博物馆里甚至搭出了一个西式咖啡厅的模型……
图9 江户晚期绘制的世界地图
图10 西式咖啡厅内部格局
这种“面向太平洋”的情形一直持续到“现代的福冈”展厅（9）。在“日本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指战后至1970年代初），源自欧美的棒球已然成为日本国民运动。因此博物馆里甚至展出了“西铁狮棒球队”的球衣，原因在于该队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日本职业棒球联赛里创造了三连冠的霸业，堪称福冈的“城市之光”。只不过好事者也会发现，这支球队后来迁离福冈，今天的名字叫做“埼玉西武狮”。
图11 作为博物馆展品的棒球队服
值得注意的是，博物馆里还有一个小标题，名曰“目标国际交流的中心城市”，然而，尽管福冈曾经举办了1989年的“亚洲太平洋博览会”。关于当代的博物馆展品却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地方性”特点。这从博物馆最后两个常设展厅分别以“福（冈）博（多）人生”（10）与“山笠的世界”（11）为名，用以介绍当地的传统民俗及地方文化特色（“博多祇园山笠”）便可见一斑了。可以说，前近代作为日本对外（东亚大陆）交流中心的福冈（博多），如今早已踪迹无寻。大约只有在福冈市街吃上一碗著名的“博多拉面”时，才能想起这座城市昔日与中国的紧密渊源了。
图12 博多祇园山笠
（本文照片均为作者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