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葛兆光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1624页，398.00元
历史是举例说明的哲学，世界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人物和事件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重现，因此有人称历史为学问的筛子和智慧的簸箕。可见“历史书写”不仅是智慧竞赛的场所、话语权的象征，亦是文化展示的橱窗，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我们可以从葛兆光先生主编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看作者们是如何采撷历史之花，通过研究事件的外表来发现其内在关联与意义缠绕的。
引而不发，问而不答
全书上中下三册，分六季，一百万字，共计一千六百二十四页，另附一百多张精选插图，荦荦大端，巍巍巨著。从人类起源到帝国移民，从商品贸易到宗教信仰，从疾病气候环境到交错的全球史，用全新的框架结构、独特的文献史料、前沿的概念与观念、诱人的叙事方式，表达了作者们的理想与寄托——塑造有文化、有情趣的自由人，历史著作不仅要养成家国情怀，更要培育世界公民。作者们设想了“一种全球史的叙述方式”，试图让人们重新从中国出发，认识世界。世界很大，中国只是其中的一个循环节点。这令人耳目一新。按主编的话说，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一部相对完整、自己写的全球史；第二，在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全球史里，还没有一部是从中国出发或者说以中国人的眼睛来看的全球史；第三，我们到现在为止还在摸索中，还有很多遗憾、很多问题。所以是“设想”（下卷，1491页），“设想”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又可以让域外知道我们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全面客观认知永远是彼此理解的基础，对当下的我们来说，普及外国知识，构建“知外能力”的大众友善环境似乎更加重要。
这是葛兆光和梁文道两位先生联合策划一套音频节目，为普通读者与广泛民众准备的听物，然后就演变成为我们面前这套通识世界史。全书没有繁杂的理论，没有高高在上的训导，没有口号式的宣教，没有令人望而生畏的注释，只有生动活泼的语言与简明的叙事风格，小段落、短句子，尽力“寻找一个笼罩全球的、联系的、互动的、交往的历史”（上卷，ii页）。这是主创团队的目标，我认为他们的目标基本达到了。全书自始至终回顾不断、反思不断、展望不断，翻开书籍，可以随时发现诸如此类的句子与新颖的解释：“基督教有深刻的流动性，这是它能够成为世界宗教的一个理由。”（中卷，753页）“犹太基督教传统继承了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使得基督教又具有完整的系统性。”（中卷，755页）郑和“是不是开启了全球历史呢？也还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的主要目的不是去开展贸易、去通商、去交流，而是去宣扬国威的。在明朝朝廷心目中，天朝的声望好像比物质的贸易更重要，异域的臣服比外来的物质更重要，蛮夷带来的满足感也比天朝所不知道的新知更重要”（下卷，1453页）。
如果说，过去的世界史是满天星斗，现在的全球史是台球撞击，所以在全球史里，互动、影响、联系、碰撞就成了历史的主要面向。所以，进入全球史研究，历史的主要诉求就开始变化了（下卷，1501页）。当下意义的全球史起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一种超越传统民族国家叙事的人类史，全球史为理解人类史的复杂性与相互关联性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框架。自那时以来，出现了诸如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等个人独著的通史名著，亦出现了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卡尔·波兰尼《大分流》、卜正民《维米尔的帽子》等这样的专题名著，合著之作更是数不胜数。中国学术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关注全球史，但大体属于“三多一少”的状况：讨论的多、研究的多、翻译的多，付诸实践的少，或者说几乎没有。我们还没有一部自己的“全球史”，我们似乎是全球史书写实践的缺席者、失语者。当然我们不能只做旁观者！我们如何应对全球史的挑战，实际上是如何看待全球化挑战的问题；而要改变这种历史叙述不对等与缺位的局面，则更需要一种勇气。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材料丰富，换个角度与位置，完全可以奉献一部精美的全球史。框架是自己的、理论是自己的、文献是自己的、解释是自己的，作者们实现了最初的设想。这既是全球史书写的中国实验，又是某种理想观念的验证，这种行动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们需要更多的这样的实际探索。无论如何，这一探索都是为后人开辟一条“光明道路”（下卷，1215页）。
抛开基本叙事外，在这本看似通识的读物中，作者们实际上处理了以下几个宏大问题：西方中心论问题、从传统到现代转型问题、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文明间的竞争问题、人类未来命运。因此，引发了我以下几方面的思考：
一、单数的自然世界、复数的人类世界，后人各自表述，谁来表述？如何表述？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认知的不对等，先到者掌握了历史书写权，后来者可以修正吗？可以居上吗？
二、“无处非中”意味着没有中心，亦意味着都是中心。我们如何看待近代以来的那些“世界性的大传统”，诸如西方中心、西方文明这类传统如何突破？民族国家的“小传统”不改变能改变“大传统”吗？
三、权力是所有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权力决定人类的生存状态，我们如何看待历史书写背后的权力？知识与权力结构的关系错综复杂，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获得正确的历史知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在建构自己的历史，但大国更在乎“世界史”“全球史”的构建。历史书写权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吗？
四、叙事的“葛氏风格”，告诉读者的不仅仅是知识、观念、思想，更是格局、希望、寄托。引而不发、问而不答，总有言外之意，得靠读者静心阅读、细心体会。
五、世界就是一个不断延展变化的区域，人不是这个星球的唯一主人，也不是唯一的中心。时间无限、空间无限，用大历史的眼光看，也许人类只是一个过客，全球史该如何对待非人类的那些领域？如何理解、如何拓展全球史的内涵与外延？如何拥有我们所理解的全球史？
六、现代性是同质的统一体吗？现代性的内涵不断丰富与更新，它带来了很多弊端，有很多弊病又是无法克服的，我们如何看待人类的未来？时刻准备再出发，探寻终极的全球文明可能吗？
由于知识结构、学术储备和理解能力的限制，本文只能针对其中的部分问题展开思考并尝试解答。
人人都是世界历史学家的时代
如果历史记述是真实的，人类就不会重新书写历史。但另一方面，历史书写是人类智慧的创造，它不仅要探究历史的真相，更要解释世界，从而增加世界的美感。一部伟大的历史作品是一部情节复杂的小说，就像一首无言的歌，它肯定会像打动感官一样打动人的心灵与思想。
好的著作从不欺骗读者的眼睛，哪怕只是一瞬间。优秀的著作，一定是结构新颖的，因为它承载着独特的思想；必然是体现传统的，因为它运用人们熟悉的概念、知识和词语来表述；必定是开放、包容和前沿的，它会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让读者获得新知。好著作就像一座巨大的镂空雕塑，读者通过在其中来回走动，快速穿梭，细细品味，驻足观赏。此外，作品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应具备审美元素，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没有审美元素的叙事不能称为好作品，没有美感就难以肃穆。全书结构精妙，章节设置新颖，语言优美，值得回味。这就是《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本书的目录结构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绪论和结语前后照应，还有“番外”的设置，这既丰富了细节，也完善了逻辑，回应并体现了全书的宗旨。然而，历史长河浩浩荡荡，世界太大，不可能面面俱到，也无法写尽所有内容。书中每个部分的过渡都非常自然，比如上卷第二讲转到第三讲“全球联结时代的到来：十二到十四世纪”，上一讲最后写道：
随着我们所讨论的时代，也就是七至八世纪走向尾声，唐朝、拜占庭帝国、大食帝国三足鼎立的国际格局，以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三分天下的世界，没有能继续维持下去。全球历史变动不居，帝国命运流转无常。唐朝经济中心南移、草原上疾风飘动，以及围绕着阿拉伯世界边缘地区开展的圣战，都在预示着一个更新时代的到来。（上卷，330页）
全书的起承转合基本都是如此自然，可谓无缝对接，阅读起来毫无割裂感。小段落让人轻松，可以随时掩卷而思。除了段落简短，结构也很灵活。比如讨论汉朝击败匈奴的原因时，标题分别为“汉朝为什么最终能击败匈奴？”“汉朝击败匈奴的因素（续）”“汉朝击败匈奴的因素（再续）”（上卷，273-279页），这种方式很照顾读者，自然让人愿意花更多时间阅读。
作者们善于通过故事展开对比，极力挖掘事件的全球史意义与价值。这里有必要重复书中所叙述的这件事：当年面见乾隆皇帝的英国使团中，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孩，他是副使的儿子，小乔治·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小斯当东天资聪颖，他和乾隆皇帝以中文对话，颇受皇帝喜爱。他后来成为英国最为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服务于东印度公司，翻译过《大清律例》，还当上了议会议员。但是，成年以后的斯当东，对中国的态度逐渐变得强硬和傲慢。在英国议会讨论是否应因鸦片问题对华动武时，就是这位小斯当东，以中国专家的身份，把许多英国政治家也批评的鸦片贸易解释成“商业利益冲突”，并且以沙文主义的腔调说：“如果我们不能在中国立足，那么印度也会排挤我们、不尊敬我们，这个情况会蔓延到整个世界，到时就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
小斯当东
可见，在某种意义上，两种文明、两种秩序的冲突，不过是大英帝国的殖民说辞。当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取代了“东亚传统宗藩体系”时，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也不过是一种原本地方性的近代欧洲文明被当作全球性的普遍文明，取代了另一种来自传统东亚和中国的地方性文明；一种起源于十七世纪的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秩序，被当作全球各国必须共同遵守的公法，替代了另外一种历史悠久的、名为“朝贡”“册封”或“宗藩”的国际秩序（下卷，1441页）。
把地方的变为世界的，成为普世的，确实是西方世界的长项，这也是我们要深入反思的地方。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而且能实现自己的想法？是什么触发了近代欧洲的兴起？毫无疑问，地区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一直存在某种张力，制度、技术、道德与文明之间存在竞争。如果将中国史放在世界背景下思考，会有很多新的发现。中国的经验、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材料、中国的认识同样具有世界性。我们该如何对接世界？如何进入世界？如何与世界互动？我们必须找到办法，让读者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理解世界。世界不仅只有我们，无论我们多么伟大，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更多的宽容，对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更深入、更公正的理解。今天，还有谁不是历史学家呢？人人都是历史学家，甚至都是世界历史学家。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解释世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未来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历史学家。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对待世界。毋庸讳言，研究世界是我们的弱项。
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即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问题
葛老师说：
我记得2018年11月，我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访问，抽空去弗莱堡，跟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历史学家奥斯特哈默见面。他有一个十九世纪史三部曲（《世界的演变：十九世纪史》），大家可以找来看，是非常精彩的书。据说，当时德国总理默克尔住院的时候，看的就是奥斯特哈默的书。奥斯特哈默跟我谈全球史的时候，突然拿出三本书，我现在还记得两本，一本是陈旭麓先生的书，一本是范文澜先生的书。他拿来给我看，说我觉得你们这两本书都很好，可是这些内容怎样能够融入全球史，成为全球史的一部分呢？我觉得很惭愧，因为奥斯特哈默他虽然也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但是他毕竟不是纯粹做中国史的。可是，他给我看这两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好像我们对他们的历史还没有那么关注，他们反而对我们有很多关注，而且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历史如何进入全球史。（下卷，1506-1507页）
“中国历史如何进入全球史的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对接，也涉及中国学术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在本质上，这就是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是如何对接世界的问题，是对接哪个世界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世界的问题。
有人类就有遗迹，有文字就有记载，有世界就有世界史。世界历史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观念一直埋藏在人们的内心，并随着时空的拓展而不断变化。根据现有的历史文献来看，用大视野观察联系与互动、关怀世界与治理的“大历史”传统大致可以追溯到三条脉络：一是从希腊罗马世界传承而来的西方历史思想谱系；二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历史思想谱系；三是阿拉伯伊斯兰的历史思想谱系。
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笔下的“地中海世界”大致相当于希腊人当时所知的世界史，而东方史学之父司马迁笔下的“天下”则是当时中国人所知的世界历史。希腊化时代的波里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4-前122）首先用通史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和当时的已知世界。他在《历史》中不仅记录了罗马的历史，还涵盖了当时人们所知的“整个世界的历史”，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和民族在他的著作中都占有应有的地位和比例，表现出一种内在的统一性，一地的事件会影响到另一地。
波里比阿
与西方世界密不可分的伊斯兰世界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世界史观。十四世纪伊斯兰最杰出的学者伊本·赫勒敦是第一个主张将人类生活中一切社会现象作为历史写作对象的人，他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思想，包括国家兴衰的循环理论、社会团结的作用、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动力。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对赫勒敦的史学贡献不吝赞美之辞：“作为史学理论家，直到三百多年后维柯出现之前，任何时代或任何国家都没有堪与之比肩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都不能与他等量齐观……”
年代记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历史学，历史学不仅要探寻真相，提出问题，还要服务国家。大国可以提升人们的视野，促使世界史的出现，但也带来霸权与野心。和平学在英国发达，在美国不受待见，说明全球史具有大国属性。大国之间的争霸所带来的浩劫使人们认识到历史教育的重要性，人们试图将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偏见从历史叙事中清除，以促进和平与国际理解。
糟糕的历史造就了糟糕的邻居，要成为好邻居自然也需要和谐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爱国主义血雨腥风之后，一些历史学家开始行动起来。政治世界主义者的代表威尔斯（H. G. Wells，1866-1946）认为，历史为人类全体共同前进之观念，实为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之必要条件也。这成为西方世界历史编撰的一条主线，一直延续到联合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种族不平等以及民族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都源于对彼此文明和生活的无知。因此，教科文组织最早的一些项目就致力于保护世界各地的古代文化遗址，促使人们了解彼此之间的辉煌文明。为此目的，联合国启动了另外一个宏大计划，即为“二战”后的世界重新书写世界史，构建人类共同的意识。联合国的《人类文明史》以和平发展为主线，致力于推动“更广泛地理解人类历史的科学和文化方面，各民族、各文化的相互依存，以及它们对共同遗产的贡献”，将“人类的全部记忆作为一个连贯整体，呈现在人类面前”（S. J. 德拉埃主编：《人类文明史：史前与文明的开端》第一卷，王加丰等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1页）。
联合国组织全球四百多位学者撰写的《人类文明史》
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对人类未来美好社会的设想自然是当代世界的一个主流思想。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当然不应该忽略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1959-1990，十三卷，二十六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吉林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联合出版）。这是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世界历史著作。“编写这样一部著作的时间已经成熟了。历史家现在已掌握了多少世纪中所积累的大批事实材料。由于许多代学者的专研，历史的实际逐渐摆脱了神话和杜撰，摆脱了宗教的幻想、天真的迷信和蓄意的歪曲。先进的历史科学在研究各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和世界通史的各个时代方面已取得了很大成绩。虽然在历史科学的各个不同部门中，仍有不少未经解决、未经专研的问题，可是现在已经可以从现代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来综合和概括最重要的历史科学的成就了。”（“总编辑部的话”，见[苏]弗兰采夫主编：《世界通史》第一卷，文运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1页）这段话很有时代的烙印，但我们不能避而不视该书的成就，其中很多章节就是在今天看来，不仅学术水准高，而且也很有启发性。
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
以上几点是今日全球史的几条主要线索，也是人类试图认识世界的几条不同路径。探究历史是一个不断追寻真相、发现自我和思索人类命运的过程，“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诸多不同文明用不同方式构建着过去，阐述着其与当下关系的不同观念，涉及用不同的术语表述其表现。这些必须采用自己的价值观，通过自己的标准，而非现代职业历史学家狭隘的标准来判断”（[加]丹尼尔·沃尔夫：《全球史学史》，陈恒、李月、屈伯文译，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第9页）。这些传统与现实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拿出中国的全球史学术方案。
沃尔夫著《全球史学史》
放眼当今世界学界，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值得我们参照的读物，既有通俗版，也有学术版。其中，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牛津世界史”（New Oxford World History）是一套世界史丛书，它摈弃了传统的“西方中心论”叙述方式，以全球视角关注人类历史的相互联系，突出不同地区和文化间的互动。该丛书按时间、主题、区域分三个系列，从不同角度观察世界。区域系列已经出版了《世界历史上的巴尔干》《世界历史上的中亚》《世界历史上的中国》《世界历史上的日本》《世界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世界历史上的南非》和《世界历史上的南亚》等。如罗溥洛（Paul S. Ropp, 1944-2019）的《世界历史上的中国》（2010），从全球视角讲述中国文明在与周边和世界互动中形成的过程，让我们“了解往昔全球和地方运作的条件，为我们提供了审视自身世界和展望正在形成的相互关联的未来的工具”。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历史著作同样不容忽视，该出版社自阿克顿以来一直引领着世界史的研究与出版。它2021年出版的四卷本《剑桥美国和世界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 and the World）长达三千两百页，是一本学术意义上的“从美国出发的全球史”。该书深入研究了从殖民时代至今，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互动史和交织史，这是跨国史和全球史转向后的最新学术成果。正如其总序所言：“这几卷书编织了一张更具包容性的学术大网，将美洲原住民、大西洋世界、奴隶制、政治经济、边疆、帝国、家庭、性别与性、种族、技术和环境等方面的跨国史纳入其中。”
罗溥洛著《世界历史上的中国》
全球史书写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的全球史写作和叙述也面临诸多困难。简单来说，首先的困难在于我们的世界史和中国史长期分家，导致视野、知识和训练都不足。其次，由于以天朝为中心的历史观的影响，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是很薄弱的。第三个困难是旧有的历史叙事束缚深重，难以摆脱。我们从前有一整套强大的历史叙述方法，但这些方法非常不适合讲联系的全球史。无论是以欧洲为中心，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为主轴的近代历史观，还是反帝反殖民反封建的革命历史观，亦或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团结的历史观，都不理想（下卷，1508-1510页）。
不过在我看来，世界史与中国史分开，恰恰反映了中国对世界的渴望和对世界的拥抱。中国史与世界史分家（其实是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三分天下）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2011年之前，作为官方学科门类的历史学下设八个二级学科，世界史是其中之一。尽管世界如此之大，但世界史在这里却显得很小。许多高校的世界史学科严重萎缩，人才培育岌岌可危，此时的分家可谓挽救了中国世界史学科。毋庸讳言，分家也带来了很多弊端，但我相信随着大环境好转，这些问题会随着发展而得到解决。
然而，大环境的改变并不容易，我们面临着各种“传统”，这意味着历史书写不仅有学科自身发展的困境，还面临着环境的压力，逼我们妥协。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直会面临以下几个问题带来的挑战：随着社会发展，历史学自身内涵与外延不断变化，如何定义自身研究对象的困境；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竞争关系，尤其是与社会学等学科之间的竞争，引发了葛老师所说的“争份额”问题（下卷，1511页）；专业史家与传统文史不分的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科学史学与利用历史学达到爱国和政治目的之间的冲突；历史学家与民间历史学家的冲突，等等。
这些方面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反思。我们需要透视我们的成功与失败，需要对人性保持适度的自知之明和谨慎的乐观，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该思考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历史学本来有两个目标，但我们现在只重视其中一个。过去我们讲历史最主要的目的是叙述民族国家的历史，建立民族国家的认同，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培养爱国主义。然而，我们可能忽略了历史学的另一个理想，就是告诉人们，人类是互相联系的，共享一个地球，你应该有世界公民的意识，这就是全球史的意义（下卷，1500页）。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教育理念和理想，即使有再多的材料和专家，我们能培养出世界级的历史学家吗？能有更新替代的新全球史吗？
用王逸舟先生的话说：“这没有什么可避讳的。我们国家说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话是对的。在我看来，我们的学术研究也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软实力跟硬实力是相对应的。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包括以往的专项的国别研究，迄今为止尚未产生有世界影响的巨著，这是事实。”（《访南大王逸舟教授：如何让区域国别研究工作有意义？》，《文汇报》2024年5月21日）况且，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材料、我们的认知还没有到达可以支撑到全球史的程度。就今天火热的区域国别研究而言，我们还有很多空白。我们研究南非、南亚、南美历史的学者有几人？我们有研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历史学家吗？我们有研究加勒比海国家的历史学家吗？我们有研究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海洋史学家吗？……我们的世界史学家太少，我们需要各个领域的世界史专家。当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发展好了，中国的其他外字头学科也发展好了，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人文大国。
中国历史缺乏近代意义上的世界帝国治理经验，学者也难免缺乏豪气与霸气，不会关注那些西方帝国曾经关注的问题，自然也无法写出宏大视野的全球史。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内在背景。另一个困难可能是当下评估制度造成的。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才能培养出大家，尤其文史哲等基础文科，需要投入足够的“耐心资本”。但如今的评估制度恰恰是揠苗助长，单位不敢冒险，个体更不敢。当然，不写全球史，出版社也有责任，不少出版社太急功近利。优秀出版社都具备以下三个特质：学术本位、专业精神、长期主义。我们有几家这样的出版社？我们有几家出版社具备国际视野？如果出版事业不参与国际化，传播能国际化吗？能吸引最优秀的学者为你书写吗？
历史书写，尤其是全球史的书写，不仅依赖见识与观念，更依赖微观史的发达程度，而这又取决于史料库和资料库的建立。没有史料就没有话语权。材料是史家的辎重，是史家的粮草、武器、弹药和药品。这对学术界的作战能力和持久作战的能力至关重要，也是保障学者正常工作和维持士气的关键因素。但事实是，“数据鸿沟”越来越大。我们能在这一轮的“信息革命”中取胜吗？我们能拥有未来的全球史书写权吗？
我们可以继续找到很多中国学术界缺少全球史著作的原因，但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都会逐渐得到解决。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决定了它永远在不断自我更新。我们只要做徐光启做的事，做林则徐做的事，做魏源做的事，做严复做的事……做的人多了，事情就有希望了。我们的心灵已经打开，世界的大门无法关闭。
叙事的“葛氏风格”与中国“加州学派”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把历史学家分为这样四类：实践的史学家、理论的史学家、双栖的史学家、跨界的史学家。
实践的史学家聚焦于研究对象，心无旁骛，一生只做一件事，是某一领域屈指可数的顶级专家，如格罗特、蒙森等人都属于此类。
理论的史学家擅长思辨，不以具体历史事件为专门研究对象，而是思考历史的思辨与思辨的历史，大致可以把李凯尔特、布莱德雷、沃尔什、安克斯密斯、曼德尔鲍姆、海登·怀特、托波尔斯基等人纳入此类。
双栖的史学家既是历史学家，又在反思历史学自身。这类人数众多，影响巨大，前有黑格尔、托克维尔、马克思、韦伯、德罗伊森、兰克、布克哈特等，今有柯林伍德、卡尔、布罗代尔、梅尼克、梅吉尔、吕森、莫米利亚诺、保罗·韦纳等，可谓群星璀璨，一直是历史星空中不灭的明灯。
跨界的历史学家是指那些非传统意义上的史学研究者，但却写出了影响史学发展的著作的人。例如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宗教史家道森、科学史家萨顿、性史奠基者福柯等人，他们的著作早已超越学科，他们的思想与方法已深深嵌入历史学家心中。
毫无疑问，双栖与跨界的历史学家都具有开拓性的特征，影响往往超出本学科。葛老师出身于中国古典文献学，对宗教史与思想史研究贡献巨大，可谓文史兼修，跨界中国史，延伸世界史，属于既实证又反思的双栖跨界文史学家。他擅长叙事，又不失思想的力度，经典掌故信手拈来却没有学究气，文字看似温柔但颇具摧毁力，思想深入浅出且具前瞻性。我们看他是如何处理西方中心论的。
当今时代的一切问题或多或少都是帝国主义的遗留问题，都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这个状况。毫无疑问，现代世界的利与弊都是启蒙运动后欧洲文明线性发展的思路所带来的。就弊端而言，扩张主义、殖民主义、东方主义、资本主义、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忽视了以崇高美德为前提的个体全面发展，打乱了世界各民族原本各自发展的道路与趋势，遮蔽了本土现代性的可能，实际上带来的只是种族主义、战争狂热、社会达尔文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不平等和世界的不道德。这是我们正面对的强大的现代性“世界传统”，其中西方中心论是一个巨大的门槛，既然无法绕过，就必须批判。西方中心论
这种强烈的偏见，构成今天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根基。因此，弗兰克提出自己不一样的看法，认为从各种历史证据来看，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或者我们常说的全球化，不是从欧洲起源的，而是从亚洲起源的。由于这种反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弗兰克和我们上节提到过的彭慕兰一起，都被归为“加州学派”的一员，虽然他好像从没有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任何大学里担任过正式教员。那么，什么是“加州学派”呢？简单来说有四点：第一，高度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理论和方法；第二，强调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化不是欧洲建立和推动的；第三，注重中国研究，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范围之内来考察；第四，注重中西比较。不过，这个学派里的人各自关注的中心不一样，具体用什么方式打破西方中心论，那大家就各显神通了，有人注重生态环境，有人注重制度差异。（下卷，1468页）
贡德·弗兰克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在历史学中，西方中心论主要体现在叙述的时间框架上，如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分法，以及不断延伸出来的古代晚期、近代早期等等，都是以西方发生的事件为坐标，其他民族和国家只是被动卷入这个西方世界。这显然是不合理和不客观的，需要祛魅，因为整个世界“无处非中”，时间亦不能例外。
去中心一般有三种方法。一是框架法，可以取舍，可以回避，要我想要的，舍我不要的，目的是重构历史叙述。历史叙述就像富丽堂皇的大厦，其框架决定了其宏伟。“时间和时间中事件发生的顺序是一条线索，但仅此而已，历史学家的部分工作是用更重要的联系来取代时间顺序。”（R. H. Tawney, History and Society, ed. by J. M. Winter, Taylor and Francis, 2013, p.54）《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不再遵循古代、中世纪、近代的时间三分法，大框架是从中国出发，按不同的主体，论述整个世界如何从多元文化到普世文明。这个过程很漫长，我们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但这种叙事方式提醒读者，每个民族和国家对世界都有自己的独特贡献，在世界大家庭中有一席之地。
二是比较法。所有进步的目标都是既破又立，但实际上破易立难。既然不遵循历史时间的三分法，总得有自己的解决路径。学科知识只有将其触角延伸到他者的领地，才能扩大其范围、巩固其领域。这时，比较研究是一种不二法宝，用来修正和解释。通过比较各种文化和文明，不仅可以呈现时代和个人生活的变迁，展示重大历史转折点对人类的深远影响，还能揭示移民、贸易、物品、疾病的全球性流通不断增加的动态。至于比较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各种观念的传播，亦可感受到“信仰力量的伟大”（中卷，681页）。
三是叙事法。叙事是一门富有表现力的艺术，缠绕、迂回的历史叙事是突破陈见的重要手法。本书的作者们都是像薄伽丘一样的讲故事高手。历史学或许解决不了“怎么办”的问题，但对于“怎么看”多少能提供一些独特的观点（中卷，642页）。比如书中先讲花花公子奥古斯丁，再引出摩尼教：
在四世纪后半叶的北非，有个家世显赫的花花公子，在迦太基城学习修辞学，这人当时还不满二十岁，却放纵情欲，还有一个私生子。在他的浪荡生涯中，他又有惊世骇俗的举动，那就是加入被基督徒视为洪水猛兽的邪恶教派。而且他在邪恶教派里一待就是九年，不但沉醉教义，还和许多信仰这个教派的北非要人来往，这让虔诚的基督徒母亲操碎了心。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个花花公子居然求知欲非常强，又天资聪明，以致这个宗教的高级教士都无法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为了解决内心疑惑，他只好前往意大利，并在米兰经历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转身受洗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最终成为天主教史上思想最深邃的神学家，他的代表作有《忏悔录》和《上帝之城》等。（上卷，316页）
奥古斯丁
这类故事多姿多彩又错综复杂，涉及不同的冲突、碰撞、转型，不断激发人们的想象力。纵览全书，文字轻松，不失道理；娓娓道来，微言大义；文风一致，如同一手；格调简约，结构缜密，蔚为大观，浑然一体。这正是“葛氏风格”：其特征在于通过故事进行叙事，以小见大，于平常中见道理；善于综合，把一件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擅长学术回顾，通过学术史梳理展示过往的不足与自己的新见解；擅长中外比较，以材料说话，用事实讲道理。本书的作者们是故事能手、叙事高手，更是编制圣手、解构妙手，将宏大叙事与微观史学结合得相得益彰。
熟悉中国文献，擅长叙事，对接国际学术前沿，这是本书的显著特点。可以说，这是一部全球史的学术史，一部以历史学为主线的当代学术简明指南。例如，讨论匈人与匈奴（上卷，281-282页）、蒙古时代（上卷，331页）、丝绸（中卷，425-431页）、十二支（中卷，679页）、疾病（下卷，950-951页）时，都清楚交待了相关学术问题的来龙去脉。打开本书，你会发现当今史学界的重要概念几乎都尽收其中，用来解释材料：十七世纪危机、小冰河时期、国际青铜时代、高水平陷阱理论、皮雷纳命题、烧荒农业、不同类型国家的比喻。书中吸收的大量最新前沿成果和提及的经典书目，为对某一问题感兴趣的人们提供了基本的索骥指南。
作者们用自己的框架和材料去分析概念，挑战了西方中心论。全书文风如出一辙，我原以为这是经过统一训练的结果。然而，一问葛老师，才知道其他二十一位作者中他只认识三位。他们想必是读了很多葛老师的书，自然受其影响。不过，葛老师确实也有方方面面的要求，比如要求每一位作者的叙事都有故事点，而且这些故事必须能体现全球史的特性。找到众多故事的这二十一位作者，按照刘北成老师的话说，是“终于找到组织了”。这个组织就是他们所追求的“学术理想国”。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加入这个学术理想国，形成中国的“加州学派”，彻底打破西方中心论。
心存“彼得拉克之梦”
在我们“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这个系列里，像澳大利亚、新西兰、非洲等这些地区，我们讲得太少，要反思”（下卷，1479-1480页）。叙事的复杂性、价值的取向性、环境的限制性、篇幅的有限性等都会限制创作。无论从哪出发去叙事，一路走来，难免会让有的地方亮起来，有的地方暗起来。任何著作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与问题，但这无损于该书的开拓价值与意义。
第六季有五百页，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这说明作者们是有侧重的，也就是厚今薄古。近代五百年西方的扩张，以及这一过程中中国如何适应，必须是全书的重点。移步换景，可以河东，亦可河西，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中心固然在，就看谁来表述，如何表述。诚如笛卡尔所说，“世界上有无数不同的运动永恒存在”，“没有任何地方是不在变化的”（Descartes, World & Other Writings, ed. by Stephen Gaukrog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9）。
然而，这个世界并不仅仅属于人类，“人类始终是自然的一部分，通过我们自身的欲望与其余万物相联系”（唐纳德·沃斯特语）。第五季“疾病、气候与环境”似乎想要突破人类中心主义，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淡化人的作用，但这方面的着墨似乎还不够。在过往的历史长河中，动物帮助了我们什么？在今天所谓的“人类世”，动物能教给我们什么？我们能否重建动物的感知世界，了解它们的“主体性”？我们能否从谦虚的态度去思考无机物？当我们不再是废弃物或数字物品这类无机物的主人，或不再使用它们时，会发生什么？归根结底，如何重塑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这些都可以纳入全球史的范畴吗？
除过度关注人之外，在有意无意之间遗漏空间与时间，也可以说是本书的不足之处。启蒙运动，作为文明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几乎没有被叙述，这是很大的缺失。作为整体的漫长的二十世纪几乎没有涉及，似乎在回避着什么？书中所附“大事年表”只列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止，如何安置当代史成了棘手的事情，究竟该如何处置全球视野下的当下？北极和南极没有进入作者们的视野，这些地区和全球史没有关系吗？经济、人口、土地等传统因素被有意忽略，这或许是一种无声的反抗，抑或是以“文明史观”代替“政治史观”的必然结果（下卷，1503页）。“世界史进入大洗牌时期，材料不是问题（问题是谁拥有材料？——笔者），关键是要敢于走出舒适区，发现新问题，开拓新领域。”（向荣语）归根结底，这是立场和视角的问题。所有的本国史都是全球史，所有的全球史都是本国史，都在拓展人类的世界观。
任何一本书都有其特定的读者群，本书面向的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读者。我希望将来能推出简本、大字本、分册版、外文版以及大开本插图版，以拓宽读者群。同时，更希望在本书的启发下，有一天能设计出一本全国性的全球史教科书，使全球史正式走入课堂，让每个年级、每个学段的孩子都有机会学习全球史，培养他们的世界观与怜悯之情。这样还愁未来没有全球史家吗？顺便一提，我觉得本书的插图处理过于草率，比如下卷附的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只占一页的三分之一，读者只能模糊地想象其细节。我们需要散落在全书各处、能与文字和谐搭配的精美大张展开图。
《坤舆万国全图》
迈出第一步很重要，尤其是迈向世界的一步。一种文化的蓬勃发展固然离不开多种背景，但有时一旦产生，便能自我发展；有时像火星溅到干草堆，偶然燃起后就成为燎原大火；还有时甚至因为某个文化人的梦想和偏好，激发了一场文化运动的兴起、转向或衰落。正如胡适先生所说：“许多伟大的事业常常起源于少数人的梦想。”这不仅是学者的使命，也是我们的“彼特拉克之梦”（下卷，1214页），种下“知识的种子”和“美德的种子”，成就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使人类的智慧之花充分绽放。
人类文明遗产令我们着迷，因为它们通过有形和无形的方式，提供了多层次与过去接触的路径，联结着过去、当下与未来。器物、艺术、建筑和文本不断被重新加工，通过这些加工，我们诠释历史、针砭现实、展望未来。就像古老的物品能在新环境中获得新生命，古老的故事在新背景下会焕发新涵义。时间可以追加一切，改变一切，造就一切，这正是《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意义所在。
大学要有大师，也要有大楼。楼高楼大，宽松自由，寒士欢颜，结果自然是站得高，看得远，思得深。历史写作不仅是艺术，更是一种教育形式，“对权力说真话”，可以照亮来者，不断延续文脉，不断完善道德。我们期待中国学术界撰写的从日本出发的全球史、从印度出发的全球史、从中国周边出发的全球史、从非洲出发的全球史、从巴尔干出发的全球史、从环境出发的全球史、从性别出发的全球史……那一定是人类命运的美妙大合唱！
（笔者参加了2024年5月18日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举办的“无处非中——《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新书座谈暨学术研讨会”，恭听各位高见，学到很多。本文吸收了葛兆光、刘北成、刘永华、章清、段志强、刘耀春、宋念申、朱明、马晓林等教授的一些看法，特此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