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可能是世界上争议最大的奖项之一，因为每年无论评出谁得奖，都有反对声，而且往往反对声比点赞声更大。所以，争议往往从获奖者，转移到了评委们。然而，我们对获奖者大多比较不熟悉，对评委则是特别不熟悉，常处于想吐槽又没处下嘴的尴尬之中。
笔者翻阅过往113位获奖者的主要事迹以及逸闻趣事后，尝试给诺奖评委们画个像，从所作所为推测他们的所思所想。可能会为了趣味性夸大一点，但保证每个评价都事出有据。下面就开八啦……
本文要点：
1. 诺奖评委不一定比其他国家学者水平高，只因跟诺贝尔是同乡，所以天降大任，获得了书斋里的学者所不该有的全球关注；
2. 这种“不该有”的关注度，使他们背上了一些“不该有”的偶像包袱，在评奖时难免患得患失；
3. 公主病、少女心、圣母心，归根结底都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一、傲娇公主病：每年公布奖项都要“迟到”一周
先来看下边这张图，这是截取自诺贝尔奖官网的本年度诺奖时间表。按照顺序，10月2日公布生理学或医学奖，10月3日公布物理学奖，10月4日公布化学奖，10月6日公布和平奖，10月9日公布经济学奖。文学奖……啥时候颁发稍后再说。
众所周知，诺贝尔奖一共六个奖项，其中五个奖是瑞典学院颁发，和平奖与众不同，是在挪威颁发。所以按照一般惯例，会在十月第一周的五个工作日（瑞典人不休十一假期），陆续公布除和平奖之外的五个奖项，然后和平奖会在十月第二周的周一公布。整整齐齐，和和睦睦，挺好。
从上图可以看出，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和平奖占据了周一、周二、周三、周五的时段，单单留下一个周四，其实正是给文学奖留的。但是，傲娇的文学奖评委此时出场了。
大家应该都见过所谓有公主病的人，这类人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约会时有事没事都得迟到一下，让别人等她，以显示自己的重要。从这点上来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就是不折不扣的公主病晚期。
按照文学奖评奖流程，评委会五人小组会在每年五月份商量出一个最终候选人五人短名单（注意这句话里出现了三个“五”），然后瑞典文学院的18位院士就将集中阅读这五名候选人的作品，为最终评奖做准备。而他们阅读的方式是——
放暑假！
是的，每年五月到九月，瑞典文学院18位院士基本没别的事干，就是找个僻静的度假地，安安静静地阅读这五名候选人的作品，然后在九月底重新集合，讨论并投票选出最终获奖者。
诺奖评委参加正式活动时的场景
按理说，长达四个月的阅读期，早一周或晚一周集合，不是啥大事。如果强行让评委在十月第一个周四就公布获奖者名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而文学奖评委每年都会推脱，说我们讨论太激烈啊，达不成统一意见啊，要求延期啊什么的。然后在一周后，十月的第二个周四，又能准时把获奖名单公布出来。
也就是说，他们习惯于迟到，并且只迟到一周——既不跟那些科学奖项混在一起公布，又不会拖后太多显得太矫情，而是只拖后一周，小小地矫情一把。根据往年经验，我现在就敢说，过几天诺奖官网将更新，显示今年文学奖将于10月12日（十月第二个周四）公布。
像不像那些约会时必定迟到，而每次又不迟到太多的傲娇小公主？
二、叛逆少女心：你以为我要这么颁奖？我偏不！
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平均年龄偏大，而评出他们的评委们，岁数更大。中国网友最熟悉的评委无疑是马悦然，他也是18位评委中唯一懂中文的，娶了个中国老婆，多年来为推广中国当代文学做了不少努力。而他今年已经93岁高龄了。另外像近年来几乎每年来一趟中国的评委埃斯普马克，也已经87岁高龄。
诺奖评委、汉学家马悦然与妻子陈文芬
需要说明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暨瑞典学院院士，是一份终身制的工作，说俗点，就是只要不死，你就继续干。一共18个位置，18个坑，去世一个才能补选一个。所以如果院士们集体高寿，哪怕平均年龄到了90岁、一百岁，他们也还是院士，院士需要干的事（比如评选诺奖）也还是得他们来干，这是祖上的规矩，早在诺贝尔奖设立前几百年就是这样了。
可能他们自己也觉得评委会平均年龄实在太大了，需要新鲜血液的加入，因而近年来如果有补选的机会，补进来的评委都特别年轻，有了60后甚至70后。像最新加入的评委就是1972年出生的，去年当选时只有44岁。在加入了几个新人之后，评委的平均年龄终于降到了70岁，相比以前年富力强多了。
诺奖新晋评委，70后女作家Sara Stridsberg
中国有两句特别土，但特别普适的真理，一句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另一句是“缺什么补什么”。这两句话放在诺奖评委身上，特别合适。
首先，他们承受了本不该有的关注。几个深处北欧极寒之地，写写诗文，研究研究学问，过着清净日子的作家、学者，突然就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每年手里都拿着一个“舆论炸弹”，十月份准时扔出去，定会炸出一片争议声来。这种静谧与喧闹的反差，其实挺刺激的。人非圣贤，他们因此有些患得患失，在评选时瞻前顾后，都可以理解。这从他们接受采访时的说的话，与评奖结果之间的差异就能看得出来，基本是说一套做一套。
举个例子，他们在各种采访中不厌其烦地说，他们从来不在乎作家的国籍、语种，只在乎他的作品。但实际上，一百多年来，评委们从来没有连续两年把诺奖颁给同一个国家的作家，而是小心翼翼地在不同国家里轮转授奖。
其次，他们老，就生怕别人说他们老，于是时不时就想来个老夫聊发少年狂：“你以为我要颁给谁谁谁？嘿嘿，我偏不！”。去年把奖颁给歌手（鲍勃·迪伦），前年把奖颁给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都属于这种“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刺激不刺激？”类型的颁奖。
当然，不是说他们这种求心求变的态度有问题，敢于突破常规，是应该点赞的。只是这步子迈得有点大，有矫枉过正之嫌。看着白发苍苍颤巍巍的老头说鲍勃·迪伦的歌词如何有文学上的开拓意义，我老想起中学课本插图上为了显摆自己还没老，拼命吃饭的那个廉颇。
三、救世圣母心：喜欢在“处女地”找寻年轻获奖者
周星驰电影里有句话——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诺奖评委虽没看过周星驰电影，但一定深谙这句话的精髓。简单讲，就是特别把自己当回事……他们不一定能力大（他们真未必比中国学者水平高到哪儿去），但的确责任大。上边所说的公主病、少女心，包括本节的圣母心，其实都源于那种超高关注度带来的救世主心态，自我感觉特别良好。
诺奖评委有一种强大的自驱力，或曰使命感，即发现文学的“新大陆”。诺奖评委都是文学领域的学者，瑞典学院的院士，搞研究是他们的本职，评诺奖只是本职之余的一项衍生工作，因此他们往往通过颁奖这种形式，将自己的文学眼光和审美取向表达出来。
这种发现新大陆的使命感，让他们在首次把奖颁给某一个区域时，倾向于奖励那些年富力强，正处创作旺盛期，还可以用之后很多年的创作来证明“这帮家伙的眼光不错嘛”的人。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诺奖在首次嘉奖某片新大陆时，常常会选择一位比较年轻的作家。比如——
第一位亚洲得主——印度的泰戈尔，获奖时52岁；
第一位美国得主——刘易斯，获奖时45岁；
第一位拉美得主——智利的米斯特拉尔，获奖时56岁；
第一位非洲得主——尼日利亚的索因卡，获奖时52岁；
第一位中国得主——莫言，获奖时56岁。
要知道，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平均年龄是65岁。以上这些“新大陆”的首位获奖者，其年龄大大小于65这个平均数。如果一个两个是这样，可能是凑巧，但这么多个案聚在一起，恐怕不是巧合能解释的。
泰戈尔1924年访华照片，左右为林徽因、徐志摩。当时他已经获得诺奖11年，但也刚63岁
能让全球目光聚集到某个“文学荒漠”，从中隐隐可以看出诺奖评委的“救世主”心态：通过我们颁奖的手，点化这一片未被重视的文学处女地，这种感觉棒棒哒。
如果获奖者比较年轻，身体很好，就可以在获奖后不断出新作，不断到各地演讲、交流、签售，造出比较大的动静，出很大的名，以此来证明诺奖评委的眼光；反之，如果获奖者已入耄耋之年，创作力枯竭，身体不好不能出远门，就将大大降低这个奖的影响力。说俗一点，就是动静太小，“广告”效果不佳。
比如非洲首位诺奖得主索因卡，获奖时只有52岁，所以虽然他已经获奖30多年，却仍能在世界各地出席活动。下图是他前两年来北大作交流时的画面，老头身体还很硬朗。
所以往年的获奖者中，不乏高龄获奖者，如88岁获奖的英国人莱辛，80岁获奖的瑞典人特朗斯特罗姆。但前提是英国、瑞典已经有很多位获奖者，再给这两国人，不管给谁都不会造成轰动效应，与其这样，不如嘉奖一下奋斗多年的老同志们。
相比较而言，莫言获奖在中国引起的轰动，就要大得多了。这固然与中国人的诺奖情结有关，但莫言50几岁的年龄，能够以诺奖获得者的身份频频出席活动，未来还会不断有新作问世，这些都等于是给诺贝尔奖一个大大的宣传。从这个意义上说，诺奖评委给莫言的这个奖，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当然，莫言的文学水准达到了授奖的级别，这个是一切的基础，毕竟评委们偶像包袱沉重，不能自己把牌子给砸了啊。
结语：
无论从文学水准还是学术造诣上讲，瑞典学院的18位院士都很难说是世界顶尖的专家，他们跟其他国家的同行比也没有什么突出的优势。只是因为生在瑞典，跟诺贝尔是同乡，所以才获得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力。人非圣贤，他们由这种天上掉下来的权力而滋生出的优越感、紧张感，都可以理解。既怕别人议论他们，又要摆出一副“老子才不在乎你们说什么”的架势。时间一长，难免生出骄娇二气。有时看评委，比看获奖者还有乐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