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青年写什么?两位来自潮汕写作者的新观察

五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先后推出两位90后南方青年的小说集:陈润庭《超级玛丽历险记》与黄守昙《走仔》。两位来自潮汕的写作者故事里有岭南的潮湿,有青年人的观察,有“新人类”跳出传统规训的努力。近日,围绕“南方青年写什么”,诗人、同济大学教授胡桑与黄守昙、陈润庭在分享会上一起探讨了他们笔下的身份、家庭、故乡与地域等主题。

胡桑(左二)与黄守昙(右二)、陈润庭(右一)在分享会上


现代生活的跨界与边缘

“潮汕人是群生活在广东的福建人”,陈润庭说,被问到潮汕人如何界定时,他会这么回答,在他看来,这种身份本身就是现代生活中的一种跨界。潮汕地处广东与福建之间,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与方言的使用当中。“所谓的跨界意味着一种混杂性,在今天没有一个人是单一或者纯粹的,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很多身份。”

在他的首部小说集《超级玛丽历险记》中,陈润庭描绘了从潮汕地区生长出来的玩具世界,放弃了日常现实叙事,游戏空间与现实世界交替,呈现出奇异的想象。“我的家乡‘玩具之都’,大家小时候玩的玩具可能都是我们那里生产的。”陈润庭介绍,他的家乡是大批移民的落脚点,改革开放以后,东南沿海有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玩具产业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童年的时候,常常能见到那些从玩具车间里出来的外地人。“潮汕话里有一个带有歧视的词叫‘外省仔’,后来简称‘外省’”,陈润庭说,当他自己去异乡漂泊了十几年后,意识到自己也成了“外省”,也会遭遇某些不平等。因此,书写边缘人物的故事成为他小说的一个核心,“我们都是一样的人,边缘只是个位置。”

和陈润庭一样,黄守昙有很长的异乡经验,“边缘”同样构成了他小说里重要的题材。他出生在汕头,先后去了天津和上海读书,毕业后回到了广州工作,他形容自己“像风筝一样一点点往回收”,但即便是在广州,也是异乡人,回到家乡仍然有强烈的不适感。这种感受成为了小说集《走仔》的一个源头,书中收录了十个南方故事,以潮汕、香港、澳门等为地景,描绘了诸如年轻学生、女性劳工、疯女人等角色的故事,她们在新旧文化中、在疯狂与理性的交替里探索自我秩序,活出自己。

胡桑认为,在写作中,中心与边缘背后的逻辑预设了一种等级,似乎“边缘、被忽视的群体的世界,更值得去书写,或者在书写的伦理上变得优先”,而《超级玛丽历险记》与《走仔》恰恰都没有中心与边缘的等级负担,“潮汕好像是边缘,但是转念一想,并不边缘。”在他看来,两本小说探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心和边缘,站在边缘的姿态为边缘发声,而是捕捉到这个时代的人真实的感受、真实的痛苦、真实的渴望。“两本书里的渴望是不一样的,”他接着说,“《走仔》里的渴望是在卑微与不被承认的状态里,试图跨过去被承认;《超级玛丽历险记》中的渴望是在信息时代、媒介时代看不见的事物,需要显现的渴望。”胡桑指出,面对多元混杂的世界,写作有它的重要性,“写作确认了我们活在复杂、不断在跨界、又不断越界的世界里。在这一点上,小说做得很到位,诗歌偏情感、偏主观,但是小说嵌入到真实空间里,直面真实世界。”

家庭生活里的个人成长

在两部小说集中,对于家庭生活的探索是两位青年作家的另一个共同之处。在潮汕话里,“走仔”是女儿的意思,黄守昙在《走仔》的题词页上写了“送给我的姐姐们”,他有五个亲姐姐,对他的成长和写作有很大的影响。“我回想我写作的启蒙就是我的姐姐。”他说,童年时姐姐总会带着质疑听他编各种故事,“这个时候有一种虚构的快乐”,在他们的家庭聚会上,讲故事总是重要的环节,这种家庭传统也延续到了他的写作上。

黄守昙说,童年和故乡是他写作的重要素材,身为这个年代的写作者,他更关注那些非传统潮汕社会的书写。在他的笔下,“走仔”这个充满刻板印象的词语也有了新的含义,小说中,离开家乡的女儿是主动地“出走”,她渴望在广州独立地生活,有自己的房间与工作。高铁成为了对这种出走的重要确认,“高铁越来越发达,回家越来越容易,好像她不得不加强自己和故乡的联系。”

和黄守昙不同,陈润庭说自己是潮汕比较少见的独生子。在他的个人经验里,家庭在潮汕意味着家族血缘,“当我一个人在外面时,会觉得家族依旧在产生作用,这种亲情的连接是真实的。”与此同时,宗族与家族观念也在不断解体的过程中。

在《超级玛丽历险记》的《鲮鱼之味》一篇里,陈润庭写了一个小家庭的故事:妻子每天给丈夫开一个鲮鱼罐头,罐头在家里垒起了一堵墙,而妻子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变得越来越小。在另一篇《寻找Y仔》中,借由一位做龙套演员的“表哥”的身份探索了家族和故乡。在胡桑看来,家族感、家庭感在陈润庭的笔下比黄守昙弱,这种家庭感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里面有一个表哥,家族感、家庭感在润庭的笔下比守昙笔下弱,或者说这种家庭感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

胡桑认为,在两位青年作家的作品里,“家庭”正在回归。在21世纪的语境里,欧美文学有一种“回归家庭”的声音。“曾经他们以为启蒙就是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但经过长时间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运动后,个体的痛苦越来越强烈,人与人之间彼此疏离,无法连接,回归家庭变成了重要的方向。”以艾丽丝·门罗的作品为例,胡桑指出,家庭中人与人的连结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人最初的成长,安放自我的空间。”如果说“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们强调走出家庭,完成自我解放,那么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后,中国的当代小说并没有全盘直接地接受这笔遗产,“重新思考家庭甚至家庭,对确认当代生存很重要。当代性意味着个人、自由、欲望、独立,可能也意味着和家庭有一种嵌套关系。”胡桑说道。

“个体都有自己的经验,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的经验。”黄守昙说,每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故乡,有太多可以书写的东西。作为出生在潮汕地区的作家,黄守昙和陈润庭并不认同所谓“南方写作”的划分。“南方是很大的概念,如果真的下一个定义,它恰恰比较芜杂、比较游动。无论成为一种文学、地理学还是诗学层面,都不太容易界定。”陈润庭说。胡桑认为,故乡给人的成长提供了一种确定性,故乡好像能自由出入于任何的文学写作,另一方面,他觉得,“地方在消失,信息时代地方性的特殊性被抹除,但是地方是否能写,这是每个作者自我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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