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发源于中国的智力游戏，围棋和麻将不但是中国体育部门正式立项的体育竞赛项目，还是现下国际社会公认的两项智力竞技运动。二者皆有其独特的跨国历程和共有历史，因而颇具研究意义。香港大学首届嘉理集团国际史讲席教授徐国琦长期关注体育竞技活动在美国史和中美关系史中的作用，多次以体育赛事为主题探讨中美两国的外交博弈和民间交往。他首倡共有历史之观念，著有“共有历史”三部曲。2024年5月16日，在第四期南开大学杰出校友讲座中，徐国琦教授以“围棋、麻将与中美共有历史”为题，从围棋和麻将这两项源自中国的国际智力运动说起，继续深入到中美共有历史之中，在探析围棋文化和麻将文化之跨国流动的同时，展现中美文化在政府和民间层面的碰撞与交融。
徐国琦教授在讲座中，张丰摄
围棋：解读中美战略问题的特殊视角
围棋的发明和流传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内向型体育文化，围棋兼有“整、圆、静、和”四大特征，尤能体现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特质，是中国文化底蕴和哲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围棋起源于中国、兴盛于东亚，现广布于世界各地，已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棋类游戏，其近现代传播史本身即可谓一部“共有的历史”。
在中美共有历史的语境之中，围棋的兵法谋略意味颇受重视。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将围棋与《孙子兵法》并论的说法。徐国琦教授观察到，围棋常以棋盘上的整体战略布局为终极考量，而不以一子之得失为重，这正与《孙子兵法》中“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不谋而合。到了近代中国，国家领导人也常以围棋作比说明军事战略。毛泽东便曾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文章中多次以围棋作比说明军事布局：“这样，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的据点（例如太原）和我之游击根据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在毛泽东看来，作战正如下棋，棋手可能在局部遭到战术上的失败，却能通过战略筹谋智胜对手而卷土重来，因而他更加重视持久战，力求通过小区域的控制和地理上的分割来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
《论持久战》
美国方面十分重视对中国的战略思想研究，围棋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管窥中国军事战略布局的窗口。上世纪70年代，美国战略问题专家斯科特·鲍尔曼（Scott Boorman）曾出版专著，尝试以围棋战略解读中共在现代中国的胜利，他以中共的军事胜利为围棋战略思维的胜利，强调其中“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维尤能体现出围棋包围与反包围的基本主题。2004年，任教于美国陆军学院的来永庆（David Lai）公开发表长篇报告《“他山之石”》（“Learning From the Stones”），意在揭示围棋与中国战略的可类比关系，他宣称，围棋真实反映了中国的哲学文化、战略思维、军事战术和外交理念，因而美国领导人需要加强对围棋的了解和研究，以此方能对中国的军事和外交策略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徐国琦教授介绍道，来永庆的报告被全文翻译引入中国后，引起了中方军事部门的高度关注，《中国军事科学》杂志社还曾举办“围棋与战略思维”研讨会，提出以围棋思维谋划海洋战略博弈的对局之策。
除军事战略家外，美国国内还有不少政府官员及学者试图从围棋角度研究中美战略问题。以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为例，他格外重视中国人的围棋战略思维，并在《论中国》（On China）一书中高度评价围棋的战略思想。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博士后亚历山大·伍文（Alexander Vuving）曾撰文借围棋探讨中国在南海、印度洋、太平洋的战略意图。伍文认为，从中国围棋的逻辑来看，中国在南海各处的岛礁建设等行为，正反映出一种围棋式的包围战略。《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Destined for War）一书的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还曾询问来永庆如下问题：“如果美国用美式橄榄球策略对抗中国，中国用围棋策略反制，谁会赢？”来永庆回答说，美国的橄榄球策略也许会赢得战役，但无法赢得战争。
在今天的美国，围棋仍受到欢迎和重视。徐国琦教授发现，耶鲁大学所在地纽黑文的公共图书馆中设有专门的围棋俱乐部，且多由本地白人学生光顾。许多美国学人还主张在美国中高层的外交官僚和军事将才之间推广围棋游戏，以此培养他们对当下局势的观察能力和对未来问题的解决能力。
麻将：中美民间文化交融的又一典范
麻将同围棋一样，是中美共有历史的又一代表。
麻将，原名“马吊牌”，后来又被称为“麻雀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陈熙远考证到，麻雀与唐代的叶子戏、明代的马吊，以至于清代的麻将俱有渊源，但演变至今日的“雀戏”，却要等到清光绪朝后期才登场，且“宫廷中既倡导于上，而外此王公大臣、部僚百职，以逮诸官眷属，竞以麻雀为消遣款客之具”，因此原本盛行于官场的马吊牌，“到了晚清已被麻雀牌所取代”。据此可以断定的是，麻将起源于中国，19世纪盛行于江南一带，成为一项雅俗共赏的娱乐活动。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外国人来华经商、传教，麻将成为他们在华消遣娱乐的重要方式，他们对麻将颇为喜爱并将之传播海外。
20世纪，麻将已被不少中外人士视为中国文明的代表。民国时即有国人振振有词：“除了梅兰芳，中国文明之能发扬于海外的，怕要首推麻将了”，因着“这百三十六张（麻将）当中，包含了我们中国的人生哲学”。毛泽东也深以为然，他曾说道：“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写的《红楼梦》，第三是打麻将牌”，“不要看轻了麻将……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打麻将也是这样，就是最坏的‘点数’，只要统筹调配，安排使用得当，也会以劣代优，以弱代强。”
而在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麻将自引进以来便被视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代表广泛流行起来，甚至还曾掀起过一股“麻将疯潮”（Mah-Jongg craze）。
1923年，《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刊发文章《麻将狂热》
徐国琦教授向大家介绍道，19世纪90年代，麻将即已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外国人社区，尤其是美国人社区中流行了起来。曾任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York）雇员的约瑟夫·巴博考克（Joseph. P. Babcock）是将中国麻将传播至美国的最大功臣。被誉为“美国麻将之父”的巴博考克敏锐地捕捉到麻将在美的巨大商机，他不仅率先使用英文整理并规范麻将玩法，还通过加入美国文化元素改良麻将规则，极大地推动了麻将在美国的本土化进程。在其整理的麻将规则一书的前言中，巴博考克写道，他所制定的游戏规则中虽包含了诸多中国元素，但已经简单化、标准化改良，非常适合美国人的文化和习惯，如为了让外国人容易上手，巴博考克在削减花色牌的同时，还在牌的一角标注英文或阿拉伯数字，以便进行区分。巴博考克的新版麻将规则出版后，即刻引起了美国人的巨大兴趣——光是1923-1925年间便有多部麻将书籍问世，如米尔顿·沃克（Milton C. Work）的《最新麻将》，亨利·斯耐德（Henry M. Snyder）的《麻将手册》，中国人韦荣洛（Wing Lock Wei）的《麻将理论及完整规则》等，剧作家维尔考克斯（Constance Grenelle Wilcox）甚至出版了一个关于麻将的剧本——《麻将：百灵之戏》，剧中称赞麻将是上天送给人类的礼物。
《麻将：百灵之戏》
20世纪20年代，“麻将疯潮”席卷美国。据统计，1922年，美国从中国进口超过1万3千副麻将牌，尽管售价高昂，仍被迅速抢购一空；1923年，麻将对美销量飙升至150万副，在上海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名目中高居第六位。中美两国商人还在上海成立大型工厂，以标准化的手工艺流程生产麻将，致使美国国会为此制定针对性的关税条款。为了制造噱头以增加销量，麻将进口商和制造商还声称麻将是孔子发明的游戏，代表着神秘而优秀的东方文明。中国近代著名科普出版家、翻译家杜亚泉敏锐地观察到麻将作为出口商品的巨大竞争力，他写道，麻将牌流行欧美，骨牌之输出，几成为巨额之商品，此种出口之麻将牌，概附有阿拉伯数字，形式略有变更。1927年，胡适在美旅行时，同样惊讶地发现美国俱乐部里到处是麻将桌，书店里随处可见研究麻将的书籍，他不由得感叹：“欧美人竟发了麻将狂热了。谁也梦想不到东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锋队，却是那一百三十六个麻将军！”另有手头吃紧的中国留学生甚至可以靠教美国人打麻将挣钱。彼时美国的麻将狂热可见一斑。
时至今日，麻将仍受到无数美国人的喜爱和关注。美国总统瓦伦·哈定（Warren G. Harding）和第一夫人便十分痴迷麻将游戏，以茱莉娅·罗伯茨（Julia Roberts）为代表的好莱坞明星也热衷于用打麻将放松心情。“史蒂夫·荷伯晚间秀”（Late Night with Stephan Colbert）的主持人还曾在节目中透露，他家里藏有一副祖母所传的漂亮麻将牌，这幅麻将牌已超过100年历史。另外，许多好莱坞影片中也多见打麻将的场面，如第6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为黛茜小姐开车》（Driving Miss Daisy）、李安导演的《色戒》、王颖导演的《喜福会》等电影中频见麻将元素。
除此之外，俄勒冈大学副教授安妮里斯·涵恩兹（Annelise Heinz）还在其新书《麻将：中国游戏与现代美国文化的形成》（Mahjong: A Chinese Gam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n Culture）敏锐地发现，麻将在美国不仅成为一种消遣方式，还成为改造美国社会的文化工具。在书中，通过回溯麻将在中美两国的流变历程，涵恩兹坚定地认为，麻将这种智力游戏的文化内涵不但逐渐被美国的消费文化所转化，还促进了美国多族裔社会的和谐发展。她写道，在性别问题上，20世纪初的麻将商人通过种种消费现象成功地将麻将打造为属于女性的游戏；就种族问题而言，麻将虽天生与美国的华人社群最为有关，但在美国的日本人、朝鲜人、犹太人也得以通过麻将建构起自己的身份认同；而在文化影响上，麻将虽带有强烈的中国印记，但自1920年代传入美国以来，麻将文化已然成为在地文化的重要组成成分。基于此，涵恩兹得出结论道，麻将既是中国的又是美国的。
总之，徐国琦教授认为，发源于中国民间的围棋与麻将经跨国流布之后，现下已然成为中美共有历史的突出代表。在中美共有历史的语境中，围棋成为观察双方政府分析战略布局的特殊视角；而麻将的传播则突出表现为中美两国民间文化的有机交融。围棋的竞技色彩、麻将的娱乐含义，分别展现出中美共有历史中对抗与交融的两个侧面。
讲座结束后，在场师生与徐国琦教授就围棋文化史和中美体育精神之差别进行了进一步交流。徐国琦教授提到，美国社会历来对体育竞技十分痴迷，因其在美国历史和社会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是影响和凝聚美国社会的必要元素。他还提醒道，体育已成为当今美国的新边疆，从体育角度研究跨国史视野下的美国史，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