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学问家：《明式家具研究》为中国古典家具研究奠定学术基础，编年体漆器图录《中国古代漆器》与《髹饰录解说》被誉为漆器研究“双璧”。
他是收藏家：家具、铜炉、雕刻、漆器、书画、典籍、古琴、葫芦、鸽哨……上至文人雅玩，下含市井小民善好赏鉴的器具玩物，无一不藏，且著书立说为鉴赏者打开一个充满情趣与意味的世界。
他更是生活家：爱吃懂吃、烧得一手好菜，酒楼名厨视他为知音。自小摔跤、放鹰、遛狗、猎獾，种葫芦、养蟋蟀、玩鸽子、逗鸣虫……玩得广泛，玩得执着，为玩不惜费时耗力爬梳古今文献、遍访师友，最终把玩做成了学问。
启功先生称其“玩物不丧志”、黄苗子先生谓其“治学凭两股劲：傻劲和狠劲”；杨乃济先生评其“大俗大雅，亦古亦今，又南又北，也土也洋”；张中行先生感叹“唯天为大，竟能生出这样的奇才”。他便是王世襄（1914-2009）。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意味着一段传奇。
6月2日，“奇人奇书——纪念王世襄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行。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文化学者赵珩、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尚刚、古典家具专家田家青、中国嘉德拍卖总裁胡妍妍与众多文化爱好者与学者齐聚一堂，共话这位“大玩家”的多重身份。活动由《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曾焱主持。
活动海报
活动开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宋志军在致辞时回忆说，三联书店自1989年开始出版王世襄的著作，先后推出《北京鸽哨》、《锦灰堆》系列、《自珍集》、《明式家具研究》《中国金鱼文化》等作品。“先生平生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明式家具研究，《明式家具研究》一书出版后，朱家溍先生称其是‘一部划时代的专著’，不仅填补了我国工艺史上一段长时间的空白，同时更为收藏家和研究者提供了一本不可或缺的参考手册。这本书曾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至今销售逾15万册。”
《锦灰堆》，1999年
“在《自珍集》的序言中，王世襄先生曾对自己的研究旨趣和目标有过一段很重要的叙述。他说自己收集、研究文物之目的，‘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我想，正是这种文化责任感，使他的著作超越了个人与时代，也使我们每一次想起他、纪念他，每一次阅读他的著作时，都满怀感动与敬意。”宋志军说。
宋志军
“钟爱木器家具，正是他深情真气之所在”
“王畅安先生（王世襄，字畅安）是我的长辈，因此我不能直呼其名，希望大家原谅。”赵珩在发言时回忆说，自己在八岁时便同王世襄有过一面之缘。“那是1956年，在后门桥（地安门）附近的一家古玩家具店。当时，祖母带着我去挑家具，祖母看中了一件明代的黄花梨柜子。这种柜子叫‘城门柜’（明清时期的城门是圆的），还有个俗称叫‘气死猫’(一种放在厨房用来储存食物的窗棂状橱柜，能使猫看到橱柜里的食物却吃不到，故此得名)。”
《王世襄集》，2012年
“这件柜子当时索价80元。祖母还跟人家划价，可店家分文不让。不成想，畅老也在现场，他晚到了一步，就看着我的祖母跟人讨价还价。这点上他极守规矩，古玩行讲究先来后到，不能人家出价80，他出100截胡，只能等。这件事还是他事后跟我说的，他说老太太真厉害，不但80元买下来了，还饶了两样东西。一把木凳，我小时候拿它写作业；另一件是描金漆盒，我小时候拿来装小人书，能装一百多本。”
王世襄纪念本三种，2019年
1985年夏末，赵珩已经在出版社工作。因为要为《收藏家》杂志约稿，他特地前往东城南小街芳嘉园15号院的老宅拜访王世襄。“畅老最初接待我是在他北房东侧的厨房之中，屋里异常杂乱，光线幽暗。我的初衷是向他约稿，后来说起家世和我的父亲，畅老自然亲切了许多。尤其是畅老说到硬木家具，更是兴奋，只是我对此道纯属外行，后来他突然问到了那件‘气死猫’，不知现在还在不在？我说那是我祖母买的，其实只是四框是明代的，两扇门儿是清代后配的，那柜子仍在我家使用。这时他的眼睛就开始放光了，可话在不经意间，我也没有十分在意。那日聊了许久，出门时蓦然回首，厨房门首贴了张白纸，赫然写着，‘奉上级指示，本人概不为人鉴定文物’。”
不期然那次重逢不久，仅仅隔了一个星期，大清早王世襄就敲响了赵珩的房门，用一台135海鸥照相机为这件“气死猫”拍照留存。“张宗子曾曰：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畅老一生钟爱木器家具，执著如此，正是他深情真气之所在。”赵珩说。
王世襄作品照片
赵珩回忆说，两家恢复走动后，自己常去拜访王世襄和袁荃猷夫妇。“后来他们搬到迪阳公寓，每次拜别，两位老人都送我到电梯门口，这已经是极高的礼遇了。记得一次拜访，突然来了七八个穿着扎腿棉裤的河北农民，背着几麻袋鸽哨和匏器葫芦。那时畅老已经80多岁了，兴奋得不得了，平时找他的人很多，从没看到他那么热情，一瞬间就好似返老还童了一样。虽然我被甩在了一边，但真为畅老高兴，他脸上的那种神色我至今挥之不去。他是非常天真、非常本色的人，遇到了自己喜爱的物事完全到了浑然忘我的境界，极为专注。”
人间烟火，大俗大雅。王世襄作为京城老饕亦是名满天下，就此赵珩则给出了不尽相同的看法。“畅老常常跟我提起上世纪50年代‘俄国老太太’的西餐，尤其那摆满餐桌的各种俄式小吃，每谈及此，他总会眉飞色舞。至于说畅老多么会烧菜，传得神乎其神，这就有点夸张了。其实畅老和汪曾祺先生一样，都是吃主儿。他们很懂吃，也能实际下厨做几样，但有很多都是夸张的，不能完全看后人描述。口腹之欲人皆有之，在他们并不是特别刻意。比如那道焖烧大葱，我后来问过王敦煌（王世襄之子），他就说都是瞎扯，不过是老先生现抓挠（北京话，比喻无计划无条理地做事）的。”
“著述讲求科学，待人朴厚热忱”
“先生对文物的深切认知与整体把握，后人无法企及。”尚刚在发言时，回忆了王世襄在治学著述上的严谨与待人接物的周到。
尚刚
“王先生特别博雅，对古代家具、漆器、绘画、铜佛、匏器都很有研究，都有重大的贡献，其中成就最高的我认为是两种，一是明代家具，一是漆器，这两项研究都反映了他的著作富含的科学精神。家具方面的代表作是《明式家具研究》，漆器方面的代表作是《髹饰录解说》。但好多人都没有提到，他这两本书的后面都有索引。先生早年在燕京大学接受西式教育，做索引正体现了他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索引是对于研究者来说特别有用，方便检索，有益于研究。可现在的图书出版里没有索引似乎成了不大不小、又疼又痒的通病。”
《明式家具研究》，2006年
《明式家具研究》内文
《明式家具研究》内文
“四十年前的考古学很少关注明清，王先生研究的对象大多属于明清，所以多数著作没办法引用考古学成果。但漆器特殊，有大批考古发现。先生对于早期漆器的研究，主要的实物依据是根据大量的考古资料甄选出来的古代漆器典型。当下文物学家关注考古学已经不稀奇了，文物学的讨论参证考古资料是常见的事情，但在当时是极其少见的。先生写书的时代很多人还是依照传世文物的循环论证，但他已经依据了最可靠的考古资料，显示出先生见识的深远和方法的科学。”
王世襄作品
提到王世襄待人的朴厚热忱，尚刚也回忆了一段往事：上世纪90年代《明式家具研究》出版后，一本书售价480元。“这相当于当时我两三个月的工资。我向先生抱怨书太贵了，想看的人根本买不起。当时也是话赶话，没一会儿就转到了别的话题，不成想几天后，先生专门来我家送了一本，扉页上还写着‘尚刚同志惠存王世襄持赠’。以后王先生每有新书出版，都是打电话或者请他夫人袁先生打电话让我去领书。”
少说多干，“干到极致才能说是‘玩家’”
古典家具专家田家青是王世襄的入室弟子，座谈会上他结合视频回忆了同老师间的过往。“先生给了我很多教诲，总结为一句就是‘少说多干’，这也是我第一次出席公众场合。”
田家青
田家青在发言中提及了王世襄著述出版的一桩憾事，便是90年代初内地某出版社出版的《竹刻》。竹刻艺术之于王世襄实乃“家学”，他的二舅金东溪是嘉定竹刻一派的高手，四舅金西厓更是一生钟情于留青竹刻艺术，被后人誉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竹刻艺术家”和“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竹刻理论家”。王世襄曾撰文细述：“幼年立几案旁，观诸舅父作画刻竹，情景犹历历在目也。”此种朝夕熏陶，也为王世襄之后走上竹刻的收藏和研究做好了预设，贯穿了他浪漫远阔的一生。
“中国传统艺术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瓷器、书画、玉器等，说到以刀代笔留青的竹刻艺术，了解的人并不太多。先生年轻时就花了很多时间收集资料、整理研究，非常认真地写了一本既是普及性的也是学术性的著作《竹刻》，最后一版送给出版社是他手抄的正楷手稿。可1992年出版后，没想到艺术质量非常差，以至于他觉得在上面题跋、签名都有点丢人，他在每本书里夹了一张字条作为书铭。书铭诗曰：交稿长达七载，好话说了万千。两脚跑出老茧，双眸真的望穿。竖版改成横板，题辞页页倒颠。纸暗文如蚁体，墨迷图似雾山。印得这般模样，赠君使我汗颜。不料出版厂社，心中竟自泰然。先生后来又在中国台湾出了一版，印刷非常漂亮，他毕生都在极力推动竹器的研究和传承，也推过多位新人，在他看来年轻人有天赋，但差在综合修养和艺术品位。”
对于老师“玩家”的称号，田家青表示不以为然。“一个人能成事，绝非像他自己说的就是靠‘玩’出来。其实‘玩家’也不是他自己说的，别人提出，他自己也很宽容，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按我的理解，这个‘玩’字是你干什么干到头，干到极致才能说是‘玩’。”而说到“玩家”，就不得不提王世襄烧菜的手艺，在田家青看来，格调和品位总能反映在日常生活中，莫过于烧饭做菜。
“早先在海外收藏圈就有一句话，吃不到王世襄的焖葱死不瞑目。其实先生做菜，就是用最普通、最便宜的原料做大众菜，关键在于有绝招，核心是掌握火候。不管多忙，先生总要自己抽时间下厨做些家常菜，一定不放味精，味道绝好在于各种细节的处理，这也变成了他的一个生活乐趣。他在烧菜时极为细致、精益求精，不怕费时间，但他在家里吃饭时速度相当快，有时候就跟往肚子里倒一样。因为他的脑袋不定，想到什么就想去干了，往往我们刚吃了两口，他就站起来漱漱口走了。夫人袁荃猷老师经常打趣，你瞧又没人跟他抢？！其实先生在外面吃饭挺斯文的，家里吃饭就想快点吃完去干活。”田家青说。
藏品聚散，“他的贡献在于留下了丰赡的资料”
2003年秋拍，中国嘉德举行“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拍卖会。因为拍品皆为王世襄夫妇六十载所藏珍贵文物，所以这场拍卖非常成功，现场人山人海，拍品成交率100%。其中一把古琴拍价891万元，为本场最高，也是当时古琴拍卖的世界纪录，那就是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
王世襄、袁荃猷夫妇 摄于2002年
8年后的2011年春拍，中国嘉德又举办“俪松最珍——唐琴‘大圣遗音’”专场，这一次，这一张古琴构成了整个专场。最终，“大圣遗音”成交价1.15亿元，成为继2010年北京保利秋拍的宋琴“松石间意”之后，拍场上出现的第二张亿元古琴。
胡妍妍
座谈会上回忆起这段往事，见证中国拍卖行业三十年发展变化的胡妍妍认为收藏属于个人爱好，“但是往深里、大里说实际上是文化传承。真正的收藏家不是去血拼价钱，而是出于骨子里的热爱。王世襄先生给所有的藏家后辈树立了榜样。袁荃猷也有一句话，‘物之留去不计于其价值，而在于最终它能否有一个圆满的最终归宿。’王先生拿出一件东西拍卖，他会把自己这辈子倾注心血的东西好在哪里、妙在哪里、珍贵在哪里和盘托出，这其实就是文化的传承，也是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关于收藏，赵珩补充道：“藏品，永远不会为一家一姓一人所永远占有。不要说传流后世，很多藏家在世的时候（藏品）就有聚有散。畅安先生经手、收藏过很多东西，他贡献在于为这些藏品留下了丰赡的资料。这些资料不是一家一姓所有，是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国家留下的，这才是他作为收藏家最可贵的一点。”
图/三联书店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