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诞辰110周年:他是收藏家,更是生活家

他是学问家:《明式家具研究》为中国古典家具研究奠定学术基础,编年体漆器图录《中国古代漆器》与《髹饰录解说》被誉为漆器研究“双璧”。

他是收藏家:家具、铜炉、雕刻、漆器、书画、典籍、古琴、葫芦、鸽哨……上至文人雅玩,下含市井小民善好赏鉴的器具玩物,无一不藏,且著书立说为鉴赏者打开一个充满情趣与意味的世界。

他更是生活家:爱吃懂吃、烧得一手好菜,酒楼名厨视他为知音。自小摔跤、放鹰、遛狗、猎獾,种葫芦、养蟋蟀、玩鸽子、逗鸣虫……玩得广泛,玩得执着,为玩不惜费时耗力爬梳古今文献、遍访师友,最终把玩做成了学问。

启功先生称其“玩物不丧志”、黄苗子先生谓其“治学凭两股劲:傻劲和狠劲”;杨乃济先生评其“大俗大雅,亦古亦今,又南又北,也土也洋”;张中行先生感叹“唯天为大,竟能生出这样的奇才”。他便是王世襄(1914-2009)。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意味着一段传奇。

6月2日,“奇人奇书——纪念王世襄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行。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文化学者赵珩、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尚刚、古典家具专家田家青、中国嘉德拍卖总裁胡妍妍与众多文化爱好者与学者齐聚一堂,共话这位“大玩家”的多重身份。活动由《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曾焱主持。

活动海报


活动开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宋志军在致辞时回忆说,三联书店自1989年开始出版王世襄的著作,先后推出《北京鸽哨》、《锦灰堆》系列、《自珍集》、《明式家具研究》《中国金鱼文化》等作品。“先生平生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明式家具研究,《明式家具研究》一书出版后,朱家溍先生称其是‘一部划时代的专著’,不仅填补了我国工艺史上一段长时间的空白,同时更为收藏家和研究者提供了一本不可或缺的参考手册。这本书曾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至今销售逾15万册。”

《锦灰堆》,1999年


“在《自珍集》的序言中,王世襄先生曾对自己的研究旨趣和目标有过一段很重要的叙述。他说自己收集、研究文物之目的,‘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我想,正是这种文化责任感,使他的著作超越了个人与时代,也使我们每一次想起他、纪念他,每一次阅读他的著作时,都满怀感动与敬意。”宋志军说。

宋志军


 

“钟爱木器家具,正是他深情真气之所在”

“王畅安先生(王世襄,字畅安)是我的长辈,因此我不能直呼其名,希望大家原谅。”赵珩在发言时回忆说,自己在八岁时便同王世襄有过一面之缘。“那是1956年,在后门桥(地安门)附近的一家古玩家具店。当时,祖母带着我去挑家具,祖母看中了一件明代的黄花梨柜子。这种柜子叫‘城门柜’(明清时期的城门是圆的),还有个俗称叫‘气死猫’(一种放在厨房用来储存食物的窗棂状橱柜,能使猫看到橱柜里的食物却吃不到,故此得名)。”

 

《王世襄集》,2012年


“这件柜子当时索价80元。祖母还跟人家划价,可店家分文不让。不成想,畅老也在现场,他晚到了一步,就看着我的祖母跟人讨价还价。这点上他极守规矩,古玩行讲究先来后到,不能人家出价80,他出100截胡,只能等。这件事还是他事后跟我说的,他说老太太真厉害,不但80元买下来了,还饶了两样东西。一把木凳,我小时候拿它写作业;另一件是描金漆盒,我小时候拿来装小人书,能装一百多本。”

王世襄纪念本三种,2019年


 

1985年夏末,赵珩已经在出版社工作。因为要为《收藏家》杂志约稿,他特地前往东城南小街芳嘉园15号院的老宅拜访王世襄。“畅老最初接待我是在他北房东侧的厨房之中,屋里异常杂乱,光线幽暗。我的初衷是向他约稿,后来说起家世和我的父亲,畅老自然亲切了许多。尤其是畅老说到硬木家具,更是兴奋,只是我对此道纯属外行,后来他突然问到了那件‘气死猫’,不知现在还在不在?我说那是我祖母买的,其实只是四框是明代的,两扇门儿是清代后配的,那柜子仍在我家使用。这时他的眼睛就开始放光了,可话在不经意间,我也没有十分在意。那日聊了许久,出门时蓦然回首,厨房门首贴了张白纸,赫然写着,‘奉上级指示,本人概不为人鉴定文物’。”

不期然那次重逢不久,仅仅隔了一个星期,大清早王世襄就敲响了赵珩的房门,用一台135海鸥照相机为这件“气死猫”拍照留存。“张宗子曾曰: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畅老一生钟爱木器家具,执著如此,正是他深情真气之所在。”赵珩说。

王世襄作品照片


赵珩回忆说,两家恢复走动后,自己常去拜访王世襄和袁荃猷夫妇。“后来他们搬到迪阳公寓,每次拜别,两位老人都送我到电梯门口,这已经是极高的礼遇了。记得一次拜访,突然来了七八个穿着扎腿棉裤的河北农民,背着几麻袋鸽哨和匏器葫芦。那时畅老已经80多岁了,兴奋得不得了,平时找他的人很多,从没看到他那么热情,一瞬间就好似返老还童了一样。虽然我被甩在了一边,但真为畅老高兴,他脸上的那种神色我至今挥之不去。他是非常天真、非常本色的人,遇到了自己喜爱的物事完全到了浑然忘我的境界,极为专注。”

人间烟火,大俗大雅。王世襄作为京城老饕亦是名满天下,就此赵珩则给出了不尽相同的看法。“畅老常常跟我提起上世纪50年代‘俄国老太太’的西餐,尤其那摆满餐桌的各种俄式小吃,每谈及此,他总会眉飞色舞。至于说畅老多么会烧菜,传得神乎其神,这就有点夸张了。其实畅老和汪曾祺先生一样,都是吃主儿。他们很懂吃,也能实际下厨做几样,但有很多都是夸张的,不能完全看后人描述。口腹之欲人皆有之,在他们并不是特别刻意。比如那道焖烧大葱,我后来问过王敦煌(王世襄之子),他就说都是瞎扯,不过是老先生现抓挠(北京话,比喻无计划无条理地做事)的。”

“著述讲求科学,待人朴厚热忱”

“先生对文物的深切认知与整体把握,后人无法企及。”尚刚在发言时,回忆了王世襄在治学著述上的严谨与待人接物的周到。

尚刚


“王先生特别博雅,对古代家具、漆器、绘画、铜佛、匏器都很有研究,都有重大的贡献,其中成就最高的我认为是两种,一是明代家具,一是漆器,这两项研究都反映了他的著作富含的科学精神。家具方面的代表作是《明式家具研究》,漆器方面的代表作是《髹饰录解说》。但好多人都没有提到,他这两本书的后面都有索引。先生早年在燕京大学接受西式教育,做索引正体现了他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索引是对于研究者来说特别有用,方便检索,有益于研究。可现在的图书出版里没有索引似乎成了不大不小、又疼又痒的通病。”

《明式家具研究》,2006年


《明式家具研究》内文


《明式家具研究》内文


“四十年前的考古学很少关注明清,王先生研究的对象大多属于明清,所以多数著作没办法引用考古学成果。但漆器特殊,有大批考古发现。先生对于早期漆器的研究,主要的实物依据是根据大量的考古资料甄选出来的古代漆器典型。当下文物学家关注考古学已经不稀奇了,文物学的讨论参证考古资料是常见的事情,但在当时是极其少见的。先生写书的时代很多人还是依照传世文物的循环论证,但他已经依据了最可靠的考古资料,显示出先生见识的深远和方法的科学。”

王世襄作品


提到王世襄待人的朴厚热忱,尚刚也回忆了一段往事:上世纪90年代《明式家具研究》出版后,一本书售价480元。“这相当于当时我两三个月的工资。我向先生抱怨书太贵了,想看的人根本买不起。当时也是话赶话,没一会儿就转到了别的话题,不成想几天后,先生专门来我家送了一本,扉页上还写着‘尚刚同志惠存王世襄持赠’。以后王先生每有新书出版,都是打电话或者请他夫人袁先生打电话让我去领书。”

少说多干,“干到极致才能说是‘玩家’”

古典家具专家田家青是王世襄的入室弟子,座谈会上他结合视频回忆了同老师间的过往。“先生给了我很多教诲,总结为一句就是‘少说多干’,这也是我第一次出席公众场合。”

田家青


田家青在发言中提及了王世襄著述出版的一桩憾事,便是90年代初内地某出版社出版的《竹刻》。竹刻艺术之于王世襄实乃“家学”,他的二舅金东溪是嘉定竹刻一派的高手,四舅金西厓更是一生钟情于留青竹刻艺术,被后人誉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竹刻艺术家”和“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竹刻理论家”。王世襄曾撰文细述:“幼年立几案旁,观诸舅父作画刻竹,情景犹历历在目也。”此种朝夕熏陶,也为王世襄之后走上竹刻的收藏和研究做好了预设,贯穿了他浪漫远阔的一生。

“中国传统艺术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瓷器、书画、玉器等,说到以刀代笔留青的竹刻艺术,了解的人并不太多。先生年轻时就花了很多时间收集资料、整理研究,非常认真地写了一本既是普及性的也是学术性的著作《竹刻》,最后一版送给出版社是他手抄的正楷手稿。可1992年出版后,没想到艺术质量非常差,以至于他觉得在上面题跋、签名都有点丢人,他在每本书里夹了一张字条作为书铭。书铭诗曰:交稿长达七载,好话说了万千。两脚跑出老茧,双眸真的望穿。竖版改成横板,题辞页页倒颠。纸暗文如蚁体,墨迷图似雾山。印得这般模样,赠君使我汗颜。不料出版厂社,心中竟自泰然。先生后来又在中国台湾出了一版,印刷非常漂亮,他毕生都在极力推动竹器的研究和传承,也推过多位新人,在他看来年轻人有天赋,但差在综合修养和艺术品位。”

对于老师“玩家”的称号,田家青表示不以为然。“一个人能成事,绝非像他自己说的就是靠‘玩’出来。其实‘玩家’也不是他自己说的,别人提出,他自己也很宽容,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按我的理解,这个‘玩’字是你干什么干到头,干到极致才能说是‘玩’。”而说到“玩家”,就不得不提王世襄烧菜的手艺,在田家青看来,格调和品位总能反映在日常生活中,莫过于烧饭做菜。

“早先在海外收藏圈就有一句话,吃不到王世襄的焖葱死不瞑目。其实先生做菜,就是用最普通、最便宜的原料做大众菜,关键在于有绝招,核心是掌握火候。不管多忙,先生总要自己抽时间下厨做些家常菜,一定不放味精,味道绝好在于各种细节的处理,这也变成了他的一个生活乐趣。他在烧菜时极为细致、精益求精,不怕费时间,但他在家里吃饭时速度相当快,有时候就跟往肚子里倒一样。因为他的脑袋不定,想到什么就想去干了,往往我们刚吃了两口,他就站起来漱漱口走了。夫人袁荃猷老师经常打趣,你瞧又没人跟他抢?!其实先生在外面吃饭挺斯文的,家里吃饭就想快点吃完去干活。”田家青说。

藏品聚散,“他的贡献在于留下了丰赡的资料”

2003年秋拍,中国嘉德举行“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拍卖会。因为拍品皆为王世襄夫妇六十载所藏珍贵文物,所以这场拍卖非常成功,现场人山人海,拍品成交率100%。其中一把古琴拍价891万元,为本场最高,也是当时古琴拍卖的世界纪录,那就是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

王世襄、袁荃猷夫妇 摄于2002年


8年后的2011年春拍,中国嘉德又举办“俪松最珍——唐琴‘大圣遗音’”专场,这一次,这一张古琴构成了整个专场。最终,“大圣遗音”成交价1.15亿元,成为继2010年北京保利秋拍的宋琴“松石间意”之后,拍场上出现的第二张亿元古琴。

胡妍妍


座谈会上回忆起这段往事,见证中国拍卖行业三十年发展变化的胡妍妍认为收藏属于个人爱好,“但是往深里、大里说实际上是文化传承。真正的收藏家不是去血拼价钱,而是出于骨子里的热爱。王世襄先生给所有的藏家后辈树立了榜样。袁荃猷也有一句话,‘物之留去不计于其价值,而在于最终它能否有一个圆满的最终归宿。’王先生拿出一件东西拍卖,他会把自己这辈子倾注心血的东西好在哪里、妙在哪里、珍贵在哪里和盘托出,这其实就是文化的传承,也是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关于收藏,赵珩补充道:“藏品,永远不会为一家一姓一人所永远占有。不要说传流后世,很多藏家在世的时候(藏品)就有聚有散。畅安先生经手、收藏过很多东西,他贡献在于为这些藏品留下了丰赡的资料。这些资料不是一家一姓所有,是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国家留下的,这才是他作为收藏家最可贵的一点。”

图/三联书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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