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924年布洛德在《世界舞台》周刊首次公开卡夫卡的‘焚稿遗嘱’算起，那今年也是卡夫卡学术百年”，这是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赵山奎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的一种观点。“卡夫卡学术”并不比卡夫卡的文字本身争议更少。在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副教授卢盛舟看来，“所谓卡夫卡学术声名狼藉，可以追溯到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一书。在书中，桑塔格认为卡夫卡的作品一直经受着阐释者的‘大规模劫掠’。”
卢盛舟在他的两篇论文：“《卡夫卡全集》出版与德语卡夫卡研究的互动”和“三部《卡夫卡手册》的互照——以学术史书写为框架”中提出了关于卡夫卡学术的很有趣的观点。因此，澎湃新闻特地在卡夫卡逝世一百周年之际，专访了卢盛舟老师，请他谈谈卡夫卡学术研究史的相关问题，以下为访谈全文。
卢盛舟
澎湃新闻：叶廷芳先生曾说，卡夫卡的走红同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流行有很大关系，那么卡夫卡的这种走红具体是如何发生的？那些哲学家是不是借助了卡夫卡的文本阐述了自己的想法？比如加缪和德勒兹等。卡夫卡的文字里没有出现“异化”这个词，但是我们用“异化”来概括他的作品；超现实主义受到了卡夫卡的启发，但其实卡夫卡的思想本身同超现实主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玛雅·高斯：“超现实主义和弗兰茨·卡夫卡”）。这些解读是不是促发了卡夫卡的走红？
卢盛舟：卡夫卡本人，尤其是在创作生涯后期，颇爱读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作品，《恐惧与战栗》《非此即彼》《重复》等，他都有所涉猎。而卡夫卡的作品在接受史上被贴上存在主义标签，主要发生在二战后的法国。其时，卡夫卡从之前法国读者心目中的超现实主义作家，转变为与萨特、加缪、尤内斯库等更具文学亲缘性的存在主义作家，他的作品表达了许多存在主义哲学中的关键概念，如世界的荒诞、生存恐惧、上帝的死亡、虚无与恶心。卡夫卡的作品后来也确实成为不少法国理论家的重要思想资源，如德勒兹和伽塔利就从卡夫卡的文本中提炼并发展出“少数文学”“解域化”“块茎式写作”等重要概念，布朗肖也借卡夫卡的作品演绎了自己的“中性写作”理论。而用“异化”涵括卡夫卡的作品思想，算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解读，因为马克思对于异化概念有过经典的界定。如果说文学作品是作家个体对社会现实的反映，那卡夫卡的作品多表现了主人公如何沦为强大的匿名权力机制的牺牲品，这个权力机制可能是父权制，可能是现代官僚机构，也可能是生产异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当然，“异化”概念本身的意义光谱也是极为广延的，这里就不展开说了。总之，在我看来，每一种解读，甚至是过度阐释，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卡夫卡作品的被接受。
澎湃新闻：看到您的论文里也参考了曾艳兵老师和赵山奎老师的文章。今年恰好也算是卡夫卡学术百年。想知道，为什么卡夫卡学术的问题会被特意拿出来谈？卡夫卡学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因为研究他的人名气很大？比如本雅明、德勒兹、加缪等。您的论文中也引用了一种评价，说“卡夫卡学术争议不断以致声名狼藉”，这具体是指什么？为什么会声名狼藉？
卢盛舟：曾艳兵老师是国内研究卡夫卡的专家，著有《卡夫卡研究》《卡夫卡与中国文化》等重要研究著作。最近，曾老师还特别关注卡夫卡以前不为人熟知的一些画作手稿。按赵山奎老师的观点，如果从1924年布洛德在《世界舞台》周刊首次公开卡夫卡的“焚稿遗嘱”算起，那今年也是卡夫卡学术百年。学术研究中的“百年老店”，肯定是具有吸引力的。我认为，卡夫卡学术的特殊之处还是首先在于卡夫卡作品本身的特殊性。它用简单、直白的官牍公文德语写就，但内容却晦涩难懂；它一方面召唤甚至询唤读者进行阐释，但另一方面又拒绝任何终极意义上的阐释。这导致研究者之于卡夫卡作品的关系仿佛就是卡夫卡笔下的土地测量员之于城堡的关系：城堡虽近在咫尺，但个人却永远无法得其门而入。
所谓卡夫卡学术声名狼藉，可以追溯到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一书。在书中，桑塔格认为卡夫卡的作品一直经受着阐释者的“大规模劫掠”。在我的课堂上，曾有过一位非常喜欢和熟悉卡夫卡作品的同学，她在课堂报告中宣称，卡夫卡的作品归根结底是无法被解读的。而我不得不指出，说卡夫卡的作品最终无法被解读，这本身就是一种解读。而这种悖论，也很卡夫卡（kafkaesk）。
《反对阐释》
我有时也会思考，卡夫卡会如何看待关于他的研究文献已经汗牛充栋的事实。在2000年，就有学者编辑过1955-1997年卡夫卡研究文献书目，当时的篇幅就已达1115页了。赵老师在他的论文中提过本纳特（Alan Bennett）1986年拍的一部荒诞喜剧，其中，卡夫卡既愧疚又不无骄傲地说道：“我为这个世界增加这么多字，我把这个世界弄得更沉重了。”
澎湃新闻：关于卡夫卡的研究，美国要比欧洲先开始，这是为什么？同二战结束也有一定关系是吗？美国当时的卡夫卡研究是怎样一种状况？
卢盛舟：其实不能说美国的卡夫卡研究要早于欧洲，因为我们注意到，英、法学者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开始关注卡夫卡。《城堡》《美国》等长篇小说在30年代就被苏格兰翻译家缪尔夫妇翻译成英语出版。但美国的确在20世纪40-60年代引领过一段卡夫卡研究的热潮，这主要是因为其间，一批德国犹太知识分子由于纳粹上台而被迫流亡到美国，那一代犹太移民知识分子对美国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耳熟能详的有阿多诺、阿伦特等人，不太熟悉的比如索克尔（Walter Sokel），他在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前往美国，后任教于罗格斯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卡夫卡研究是他的治学领域之一。他的专书《悲剧与反讽》和埃姆里希（Wilhelm Emrich）、波利策（Heinz Politzer）所著的卡夫卡专著是上世纪50-60年代卡夫卡研究的案头必备书。
既然谈到西方世界对卡夫卡的接受，作为卡夫卡的中文读者，也有必要提一下卡夫卡在中文语境中的接受。任卫东老师和王蔚老师对此有过详尽梳理与考察。虽然上世纪30年代，卡夫卡的名字就已经被零星提及，但卡夫卡真正进入中国，还得要从20世纪70年代末算起。请允许我作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老师，在这里提一句：1982年，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当代外国文学》在第4期上率先刊登了卡夫卡长篇小说《美国》（又译《失踪者》）的第一、第二章，以及洪天富先生撰写的相关论文。这些译介为当时的国内读者得以首次真正认识与接受卡夫卡其人其作提供了很大帮助。
澎湃新闻：您的论文里讲到现在德国语境下的卡夫卡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包括卡夫卡与电影、摄影、留声机等新媒介的关系。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些新的研究角度？
卢盛舟：这些新的研究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卡夫卡的确是“现代人”，他尤善表达现代人的生活经验与困境，另一方面也是受西方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影响。牛津大学学者杜特林格（Carolin Duttlinger）就写过一本专著，讨论卡夫卡与摄影媒介的关系。补充一句，因为卡夫卡的大部分手稿现如今存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所以牛津大学也算是卡夫卡研究的学术重镇之一。卡夫卡与留声机的关系，我最早读到的相关论文出自沃尔夫·基特勒之手（Wolf Kittler），他是德国著名媒介学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胞弟，长期任教于美国圣巴巴拉大学。他经考证提出，卡夫卡小说《在流放地》里的那台行刑杀人机器，其原型很可能是在20世纪初风靡一时的留声机。至于卡夫卡与早期电影的关系，很有意思，因为第一个比较系统地讨论这个话题的人，其实是一位学术“局外人”，汉斯·齐施勒（Hanns Zischler）。他是颇有名气的德国演员，在维姆·文德斯、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作品里都曾饰演过角色，而他在1996年出版、2017年再版的《卡夫卡走进电影院》一书中，通过深入许多欧洲电影资料馆里翻检档案，寻找尘封的电影卷轴，钩沉打捞出卡夫卡提过或可能看过的22部早期电影，从而呈现出卡夫卡的“迷影”形象。
但需要指出的是，或受20世纪历史罪责问题的影响，德国那边的研究比较忽视对卡夫卡民族身份认同的讨论，以上媒介学视角下的研究从某种角度来看，未尝没有“避重就轻”之嫌。新近研究表明，卡夫卡绝非孤独从事内心写作的作家，他的中后期作品在主题和思想内涵方面其实受到了自己由奥匈帝国、“大奥地利”和波西米亚王国等民族共同体造就的复杂国家认同方式的影响，这在梁展老师的新书《帝国的想象：文明、族群与未完成的共同体》中已得到明确论述。
澎湃新闻：看到您在论文中讨论《卡夫卡全集》的校勘版和手稿版。其实对很多作家、哲学家的文集来说，可能都存在校勘版和手稿版的问题，那么“卡夫卡全集”在这个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现在卡夫卡的研究中是不是更多会利用手稿版？
卢盛舟：确实，在德语文化区，几乎每一位经典作家都会拥有一套全集校勘版，这似乎是从《歌德全集》开始的，也体现出德国人在古典语文学方面的深厚传统，而在经典作家作品全集的出版上重视呈现作家的手稿，应该是从1975年起启动出版的《荷尔德林全集》法兰克福版带起的风潮。反观中文世界，这几年对鲁迅手稿的研究也很火热。《卡夫卡全集》手稿版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德国人谨严的工作方式。它采用对开排印，一页是手稿影印，在另一页上不仅用印刷体复制手稿上的文字，标示出原稿中的增删、涂改与置换，还严格按照原稿的空间安排进行换行，旨在为读者提供阅读帮助的同时，尽可能忠实地呈现出手稿的“地形地貌”。
手稿版肯定对研究有积极影响，但从长远来看，无论是在学界认可度，还是在出版销量上，都很难撼动校勘版的地位，这和地下音乐无法撼动主流音乐基本是同一个道理。
澎湃新闻：您的论文里提到“卡夫卡创造的究竟是文字（Schrift）还是作品（Werk）是当今德国卡夫卡研究中的一大争议”，能谈谈具体谈谈这种争议发生的原因以及具体的影响吗？
卢盛舟：说卡夫卡创造的是文字，而非作品，其实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德国的编辑语文学与后结构主义思潮结合的产物。相关学者认为，卡夫卡的文本很多是未发表的未竟之作，所以很难用传统、稳固、封闭的“作品”概念加以概括。比起成形的作品，卡夫卡对“书写”本身更感兴趣，他的写作很多就是在四开、八开笔记本上的由缰信笔。这种说法的具体影响当然就是催生了卡夫卡全集的手稿版，激发了人们深入作家创作“密室”、一窥书写堂奥的认识冲动。在这个意义上，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卡夫卡手稿归属争端——最终以色列最高法院判决卡夫卡的文学遗产应归以色列国家图书馆所有，肯定与此也不无关系。
澎湃新闻：目前比较可信的卡夫卡传记有哪些？《卡夫卡谈话录》的真实性是不是学界依然探讨的问题？还是说我们可以忽略其中不太真实的部分？除书籍外，还有哪些关于卡夫卡的影视作品或卡夫卡作品的影视改编值得一看？
卢盛舟：权威传记方面，当推德国人施塔赫（Rainer Stach）在2002—2014年间陆续推出的三卷本卡夫卡传，这三本传记凝聚了施塔赫十余年的心血，全景式展现了传主的一生。前两卷已有中译，第三卷也会在未来与国内读者见面。此外，德国学者阿尔特于2005年出版的《卡夫卡传》也是一本资料详实、完整立体的传记。同时，我们不应忘记卡夫卡的好友布洛德在1937年推出的《卡夫卡传》，虽然这部经典传记的可信度在当下屡遭诟病，但同样身为作家的布洛德文字优美，情真意切，而且会在书中不时透露卡夫卡的轶事掌故作为彩蛋，比如里面讲到卡夫卡对一些陈词滥调式的隐喻嗤之以鼻，他更喜欢霍夫曼斯塔尔说过的一句话：“房子走廊里潮湿的石头的气味”，认为这体现了歌德式的“大自然的悄声细语”。
其实在捷克学者戈尔德施蒂克（Eduard Goldstücker）于1980年发表了《卡夫卡的艾克曼？论雅诺施<卡夫卡谈话录>》的论文之后，《卡夫卡谈话录》的可信度在学界就遭受了沉重打击。戈文通过一系列考证，直言这本书是伪作。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依然去欣赏这部谈话录，因为学术的唯一目的是求真，而阅读的目的是多元的，还可以追求共情经验和审美体验。我个人也很期待今年《当卡夫卡迎面走来......》一书的中译本，这本书收集了众多卡夫卡朋友与亲戚对作家的回忆文章，笔调诚挚亲切，自成一格，主编也是卡夫卡全集德文校勘版的编辑之一。
《当卡夫卡迎面走来......》
在当今的读图时代，通过影视作品认识卡夫卡也不失为一种门径。值得推荐的如今年奥地利与德国合拍的6集德剧《卡夫卡》，它请到写出畅销长篇小说《丈量世界》的德国作家丹尼尔·凯尔曼操刀剧本。另外还有今年3月在德国上映的电影《生命的美妙》，它讲述了卡夫卡和他最后一个情人朵拉的故事。卡夫卡作品的电影改编不在少数，其中，我个人很推荐于伊耶和斯特劳布合作导演的《阶级关系》（1984），它几乎逐句搬演了卡夫卡的长篇小说《美国》，画面镜头也很有卡夫卡小说的氛围感。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卡夫卡的国籍之争问题？类似他到底是奥匈帝国作家、捷克作家或者奥地利作家的这类问题，或者我们还是应该讨巧地赋予卡夫卡两个国籍？
卢盛舟：我刚才提到，卡夫卡自身的民族认同方式就已很复杂了。卡夫卡曾是奥匈帝国的子民，他的名字“弗朗茨”就是取自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但奥匈帝国的瓦解和后来的东欧剧变也使得卡夫卡究竟是捷克作家还是奥地利作家这个问题存疑。更为复杂的是，德国人一般认为卡夫卡是德语作家——卡夫卡长篇小说《诉讼》的手稿现就藏于马尔巴赫德意志文学档案馆，而犹太人则倾向于将卡夫卡视为犹太作家。这让卡夫卡的民族身份变得更加难以界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卡夫卡的作品属于世界文学经典，因此，他毫无疑问是世界文学共和国中的公民。
澎湃新闻：卡夫卡研究目前正在从作品个案研究慢慢转向作家研究之研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
卢盛舟：我认为两者彼此之间其实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层累关系。如今，关于卡夫卡的作品个案研究依然层出不穷，而每一项合格的个案研究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学术史自觉，通过对作家研究之研究的探讨，进而指出自己的补白意义。这是任何一个经典作家的研究都会面临的处境。现在要去言说卡夫卡，太难了。不是“崔颢题诗在上头”，而是整个唐诗三百首都题在上头了。很多相关话语，除了启发性意义外，其实没有太多实质性意义，借用卡夫卡的话来说，那些不过是“经千百张嘴预先咀嚼过的精神锯屑”罢了。但同时，卡夫卡又是“说不尽”的，因为每年或每隔几年，总会涌现出一些研究，它们提供了新材料、新语境和新视角。俗话说，“文艺的尽头是学术”。总之，我在这里最多只是扮演一个索引的角色，希望有更多的读者朋友对卡夫卡的作品感兴趣，愿意更深入地去了解这位“影响了整个20世纪文学的品格和走向”的德语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