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二十四节气产生于春秋。其实，它有着更悠久的传承。《尚书·尧典》中有“日中”“日永”“宵中”“日短”的叙述，它们相当于后来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周礼》记载“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这说明，西周时期已经有了二分二至日的观测。
春秋战国时期，八节得以确立。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中进一步出现了日夜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称呼。其中，除了日夜分指代春分和秋分两个节气，其他叫法已经跟后来完全一致。此外，还出现了“始雨水”“小暑至”“霜始降”等准节气称呼。到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完全确立。《淮南子》中已有完备的名称，汉武帝时制定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编入历法。
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充分考虑了季节、气候、物候等自然现象的变化，并综合了天象、气象与物象。从命名可以看出，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反映了四季的开始，并与春分、夏至、秋分、冬至配合表示寒来暑往的季节变化；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提示着温度变化；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则通过水的形态，反映不同的气温与降水量；惊蛰、清明、小满、芒种以鲜明的物候提示农事。
上海地区流行过一句俗语：白露赤膊当猪猡。它说的是，白露节气到了，白天也开始凉了，继续光着膀子会影响健康。又如，“芒种芒种，样样好种”，提示农民抓紧时机投入农事。
总的来看，节气具有劝农籍田、敬授农时、测天占候的意义。但也有一些“预测”，并非完全准确。例如，气象部门的粗略统计显示：“干净冬至邋遢年、邋遢冬至干净年”的准确率大约为50%。
尤其是随着“地球变暖”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工干预等因素，节气变化与实际的季节变迁存在误差。既然不是非常准确，那么二十四节气岂不是只能当作摆设的古董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历法的独特创造，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和生活哲学。今天，它依然是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重要依据，并内在激励着民族精神。例如，“一年之计在于春”，督促我们顺应天时、勤奋有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提示我们认知和尊重生命节律；“大雁南飞、春燕归巢”，发酵着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情思。
同时，无论科技如何发达，人们仍然无法完全脱离“靠天吃饭”。而有“节气指南”，农业的品质和丰收就更有保证。作物“不违农时”更受市场欢迎，务农者的收益乃至家庭幸福也就更有保障。
还要看到，节气是中华民族众多节俗的依存。中华民俗与节气相依相融，立春对应春节、惊蛰与“龙抬头”、春分和社日、夏至跟端午节、秋分与中秋节等都有着直接的内在关系；而立春、清明、立夏、冬至等，早已形成丰富多彩的民俗传习，成为东亚乃至东南亚各民族的文化与感情纽带。
发人深省的是，作为同一个词语的节气，还被喻为坚持正义，在敌人或压力面前不屈服的品质。“甘守清贫，造福人民”，是方志敏等革命志士的高尚操守；“朝闻道，夕死可矣”，是追求真理正义者的道德价值观；“为人民服务”乃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宗旨；“英雄生死路，却是壮游时”，是对长征等革命征途行进者的形象素描。
可见，中华民族的节气是信仰和信念的传承。顺应节气、坚守气节，我们就能生生不息、弱而复强。故“士之可贵者在节气，不在才智”。（文/梁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