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近代日本》，[日]丸山真男、[日]加藤周一著，陈力卫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6月出版，210页，38.00元
一
这本《翻译与近代日本》是以岩波新书1998年版为底本翻译的，原著作者是日本知识界两位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丸山真男和加藤周一。正如书前岩波书店编辑部所写的出版说明和加藤周一后记中所述，该书源自二人共同编辑《日本近代思想大系》第十五集《翻译的思想》期间，加藤前往探望病中的丸山时就相关问题的交谈讨论，可以说是基于两位学者就翻译及其背景问题所做的问答式谈话记录整理出来的一个副产品。
仅看标题，读者可能会以为这是一本讲述翻译史的书。曾经有朋友建议将标题顺序反过来译作“近代日本与翻译”更符合本书的内容。这么说不无道理。从本书内容看，这实际上可以成为关于日本近代史，也可说是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简明入门书。日本思想史何以那么重视荻生徂徕？为何福泽谕吉的影响如此巨大？再看近代史，为什么要打着尊皇攘夷的口号推翻幕府？为什么盛行一时的自由民权运动会失败？而日本又是如何走向国家主义的？围绕这些问题，当时日本最负盛名的两位思想大家一问一答，娓娓道来，提纲挈领地将历史变化节点上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一一列举，而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即是日本社会从接纳朱子学的时代转向吸收西洋学说这一历史变迁中，日本知识分子通过翻译所作的贡献。
丸山真男（1914-1996）
加藤周一（1919-2008）
作为近代思想史的一环，日本翻译史的核心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加藤最后所总结的：翻译的目的何在？翻译什么？如何翻译？
二
全书分为四章，一、翻译文化的到来；二、译什么？如何译？三、《万国公法》的翻译；四、翻译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第一章主要论述——即近代以前日本有识阶层的观念，其核心内容为日本如何吸纳与改造中国的思想文化，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摆脱中国儒学的束缚。这一部分是丸山最擅长的领域，他于1952年出版的第一本专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就聚焦于日本儒学史的发展以及中日儒学的差异。本书中亦多处可见与当时中国的比较，如日本儒学较之经学更重视史学，论述中似都以中国作为参照，其对比的结果则多显示出当时中国固步自封的一面。
丸山真男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从日本历史看，为何日本近代会出现由尊皇攘夷迅速演变为倒向西化？这首先要看大的时代背景。1854年佩理舰队叩关后，幕府未经天皇许可便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开放口岸，遭到以水户藩为主的地方诸侯的强烈抵制。至1864年，即明治维新的三年前，连一介藩士佐久间象山都因主张开国而遭暗杀，当时同仇敌忾抵抗洋人的社会气氛可见一斑。然而就在同一年真正跟洋人开始交手，在英法荷美四国联合舰队的炮击下关后，溃败的长州藩才顿悟，在幕府治下所谓攘夷是不可能成功的，于是马上接近英国增加军备，调转枪头开始倒幕。明治中期的驻日公使黎庶昌惊诧于当年这场倒戈之快，在他给冈千仞《尊攘纪事补遗》（1884）作序时曾写道：“私独怪当时士大夫，以‘尊攘’为名，气锐甚，既摈德川氏不用，意必扫境攻战，尽反幕府所为，申大义于海内，乃不旋踵。明治改元，即举向所攘斥者，一变而悉从之，而水户之论，绝不复闻，推移反掌，何其速也！”
从思想史上看，便是荻生徂徕对朱子学的批判和将中国相对化的过程。涉及他的研究很多，韩东育的两本论著《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台大出版中心，2009年）和《从“道理”到“物理”——日本近世以来“化道为术”之格致过程》（台大出版中心，2020年），即为探讨荻生徂徕“知己知彼”地接受和颠覆汉学过程的力作。本书则从最基本的语词诠释出发，看徂徕是如何认识传统汉文训读的弊病，并建立自己对中日语言差异的独特观察方法的。
韩东育著《从“脱儒”到“脱亚”》和《从“道理”到“物理”》
第一章的最后主要是解释翻译了什么。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宽泛，书中直接借用《译书读法》一书给出了答案，这是矢野龙溪为他家乡的一群喜欢读书的人写的一本书。告诉人们读西学书的方法，首先要从哪些读起，哪些比较易读，哪些比较难懂，同时也给出了书目。通过这本书，我们即能了解到当时日本翻译西洋书的概况。
矢野龙溪在他这本出版于明治16年（1883）的书里，有人为他作序号称日本已翻译出版“其数几万卷”，但实际上的数目并没有那么多，据山冈洋一调查，自1868年到1882年的十五年间约出版翻译书一千五百种以上（山冈洋一《有关翻译的断章》，《翻译通信》第二期，2004年3月号），而矢野龙溪自己也说是调查了“内务省图书局总译书目录记载的数千部书”后的结果，当然在《译书读法》中介绍的没有那么多。其“必读书目”按以下分类来介绍翻译书：地理、历史、道德、宗教、政治、法律、经济、礼仪、生理、心理、逻辑、物理、化学、动植物、天文。比如，历史类有《英史》；宗教类有《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政治类有《自由原论》《立法论纲》；经济类有《经济论》；生物学有达尔文的《人祖论》；社会学有斯宾塞的《社会学》、穆勒的《利学》和《自由之理》；传记类有《西洋立志编》。之后是杂书，所举的是以下几个方面：进化论、文明史、社会学、专业及索引、乱世史、游记、小说等（小说只介绍了九种，矢野自己写的《经国美谈》固不用说，此外还有《伊苏普物語》《全世界一大奇书》《八十日間世界一周》《月世界旅行》《虚无党退治奇谈》《鲁敏孙漂流記》《真段郎兰传》和《花柳春话》，以上日文题目原录）。
由此书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1896），其中也附有一节《读西书法》，再有就是梁亡命日本后还有一篇《东籍月旦》，内容上跟矢野龙溪《译书读法》（1883）很相似，也是讨论读书先后顺序问题：“今我国士大夫学东文能读书者既渐多矣。顾恨不得其涂径。如某科当先。某科当后。欲学某科必不可不先治某科。一科之中。某书当先。某书当后。某书为良。某书为劣。能有识抉择者盖寡焉。同学诸子。怂恿草一书以饷来者。”这两者之间当是有关联的。
矢野龙溪这个人既当过记者，写过小说，又当过国会议员，有过外交官的履职经历。从1897年起任过两年驻清国公使，其间发生了戊戌政变，其与康梁的关系也值得再考，同时他也对开辟中国人留学日本做出了贡献。丸山真男在评价他时，说过一句有名的话：他是一个“普遍人”。亦即我们说的多面手，什么都能来两下，却不是一个独当一面，以某种毅力和恒心建树起让人难以忘怀的事业的人。但家乡人还是很惦记他，《大分县先哲丛书 矢野龙溪》（松尾尊兊监修，野田秋生著，大分县教育委员会发行，1999年）为他立传时当然也考虑到这一点，对他在各方面所展示出的才艺作出了公允的评价。
第二章主要围绕译什么、如何译来展开，首先介绍江户儒学与中国儒学的不同。日本人在理解和吸收儒学后出现的与中国不同之处，比如较之经学更重历史，在各个思想脉络中先要消化理解汉学概念，然后拿这些中文概念去对译西洋概念。所以开始虽然不完全对应，但多次诠释后就逐步细化，趋于统一了。而中日间的不同是，如“自由”“异端”“物理”等词日本一旦将之对译西学后，就和原有的儒学概念相切割（汉学家当然有反对的），而我们中文是永远拖着传统的，对新译将信将疑，一直可以拖下去，随时都可以在传统和新译之间摇摆。
两位作者都是精通数门语言的大思想家，加藤因为学医，还精通拉丁语的医学术语等，他们在本章里谈到了西方思维框架下的概念表述该如何通过翻译转换成日语的问题，比如“因果关系”“就中律”等，给我的启示是，这直接关系到语言逻辑表达的欧化，翻译史上的文本分析其实都可以作为欧化过程的一种验证。而再往后至二十世纪初，赴日留学的中国人又通过翻译日语，将这种欧化的日语搬到了中文里去，这也启发我写了一篇《汉语欧化过程中的日语因素》（《文汇学人》2018年1月5日）。
实际上，日本早期的翻译也多与中文相关。比如，本章中不仅提到了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同时矢野龙溪《译书读法》也提到他的另一本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早已由西周译成了汉文体的《利学》，出版于明治十年。这一汉文译本清末也传入了中国，最近亦有李青在这方面的研究（《“功利主义”的全球旅行：从英国、日本到中国》，2023年，上海三联书店）。我手头有本为莘莘学子编辑的作文书《文法指南》（土居通豫编，明治十九年[1886]，Elementary Composition with Various Examples and Many Useful Words），其中竟也有Utilitarianism的英文部分摘录配以西周的汉文译文，用来作为英译汉的范本。此外该书还同时收录了《大学》《中庸》的两段文章来对译英文，作为汉英对照的样板。据该书凡例说明，因某校开设英文科，故为学生选编了一些英汉对译作品作为范本。可见早在1886年，日本的学校已尝试将英汉、汉英对译作为学生的作文练习内容之一。这其实也是促进用汉语词翻译西文的一种训练，就是说，当时的日本人把西方概念均翻译为汉语词是有其实际基础的。
李青著《“功利主义”的全球旅行：从英国、日本到中国》
那么这种新译词则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教育世界》第四期[总第九十六号]，1905年2月）一文中说：
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
也就是说，中国自己的翻译多“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如江南制造局的机械、化学方面；相比之下，日语译词则倾向“形上之学”，即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译词较多，这些新词新概念也为中文输入了新的思想。
第三章内容为《万国公法》专论，源自其在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原著是美国人惠顿（Henry Wheaton）出版于1855年的代表作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由来华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1827-1916）翻译为中文《万国公法》，1864年在北京出版后,迅速传遍亚洲各国。之后日本、朝鲜、越南、蒙古均有译本, 其传播的意义不仅促进了历代中国王朝构筑的朝贡册封体制（即华夷秩序）向近代西方条约体制的转变,而且对各国国内的政治改革和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在日本，汉译版出现的翌年就出版了翻印版，即开成所版《万国公法》（老皀馆，1865年），其后在此基础上又出版了几种译注版：
吴硕三郎·郑右十郎共译·平井义十郎校阅《和解万国公法》1868
堤殼士志译《万国公法译义》1868
重野安绎译註《和译万国公法》1870
高谷龙州注释·中村正直批阅及序文《万国公法蠡管》1876
本书中，丸山主要选用了堤译本和重野译本来与英文本作对照，但实际上这两本受汉文译本的影响更深，若论日语自身的独特部分，应该再参照日本人自己译自惠顿原著的两种：《交道起源 一名万国公法全书》（瓜生三寅译，京都竹苞楼，1868年）或《惠顿氏万国公法》（大築拙藏译，司法省，1882年），对比之下方能凸显出日本人翻译的特点。
不管怎样，《万国公法》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与阅读在幕末明治维新及新政府的成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石井研堂《明治事物起原》（1944）里提到这本书，说它是影响明治维新的西学新书之白眉，且明治初年的外交家几乎人手一本，奉为圭臬。鉴于此, 在外交史、思想史领域，有关《万国公法》的受容和在日本的适用问题已有很多研究，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在第一集《开国》和第十五集《翻译的思想》两次将其作为基本资料，足见其影响之重大深远，以致其后同样由岩波书店出版、村田雄二郎等编辑的《新编 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中以洋务、变法运动为主要内容的第二卷就直接冠名以《万国公法的时代》（2010）。
村田雄二郎编《万国公法的时代》
最后第四章主要讲在各个领域里展开的翻译及其影响，书中涉及福泽谕吉的地方颇多，并对其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丸山本人就专门研究过福泽，著有《读〈文明论概略〉》一书。区建英曾将丸山这方面的研究集成一书，翻译出版为《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学林出版社，1992年；新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7年）。当然后来子安宣邦对此有过批判，认为丸山过于倾向拿西方的近代性来评介福泽的贡献了，而忽视了其为国家主义前后奔走的一面。但我们在本书中可以看到，英国人白芝浩（Walter Bagehot，1826-1877）的《英国宪法》在当时广为阅读，对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特别是对福泽谕吉产生过很大影响。2017年三谷太一郎出版的岩波新书《日本的近代是什么？——问题史的考察》(中文版由曹永洁翻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也曾详尽地介绍了白芝浩的经济思想对福泽的影响。而实际上，不仅在经济方面，本书中还特别提到，福泽写《帝室论》的意图在于模仿英国宪制以制约天皇的权限，这被当时明治政府的高官井上馨一眼看穿，为维护天皇一统的尊严，政府当然要对福泽此说加以限制。有关《帝室论》的研究至今未衰，2019年日本开启令和时代，天皇的作用再次引起瞩目，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大学的《三田评论》亦专设特集一栏，就《帝室论》展开讨论（2019年5月），再次确认了福泽当年写《帝室论》的背景是出于对政党政治欲借助天皇的权威来扩张势力的一种担忧，也强调该书对今后皇室的定位仍具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同时也谈到白芝浩对福泽的影响，从结论上看，福泽对政府采用普鲁士宪法的模式确立明治天皇的地位颇感意外，他本是希望能采取英国宪政模式的，即架空皇室，让议会和政府走到前台。此外，本书还特别提到福泽的科学观，他正是通过对近代科学的吸收和消化，才对儒学产生厌倦，这一点成为改变福泽思想认识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丸山真男著《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
三谷太一郎著《日本的近代是什么？——问题史的考察》
除上述内容外，近代日本对外语的重视情形在第四章也多有介绍，除英语外，其他译自德法的著作也不少。其中特别提到了作为自由民权斗士的中江兆民译自法语的《维氏美学》，以及当时的明治政府对之所采取的一种兼容并纳的态度。
三
除上述岩波新书原著外，作为附篇，中文版还收录了加藤周一的一篇文章，这是他为日本近代思想大系第十五集《翻译的思想》一书所写的导读，相当于岩波新书原著内容的一个补充和总结。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下《翻译的思想》收录的文献，以便和该导读中涉及的文献及编号相对应。
Ⅰ 翻译的黎明期
1 万国公法（重野安绎译，张嘉宁解说）
2 美国独立宣言（福泽谕吉译，丸山真男解说）
3国法泛论（加藤弘之译，村上淳一解说）
4欧巴罗文明史（永峰秀树译，矢岛翠解说）
5英国开化史（大岛贞益译，矢岛翠解说）
6社会平权论（松岛刚译，山本芳明解说）
7非开化论（中江兆民译，宫村治雄解说）
8维氏美学（中江兆民译，井田进也解说）
9尤力乌斯·凯撒（坪内逍遥译，加藤周一解说）
10诗五首（森鸥外、大和田建树、内村鉴三、小原无絃译，加藤周一解说）
Ⅱ 译者的观点
1 译书读法（矢野文雄）
２ 翻译心得（森田思轩）
（1）翻译心得
（2）致坪内逍遥书简
（3）翻译的辛苦
3 戏曲的翻译法（森鸥外）
4 箕作麟祥传（大槻文彦）
5 反翻译主义的理论（森有礼）
（1）致惠特尼书简
（2）《日本的教育》序文
（3）参考：惠特尼对森有礼的意见
导读：明治初期的翻译——为何翻译？翻译什么？如何翻译？ 加藤周一
《万国公法》成立的背景及翻译问题——围绕汉译本和日译本而论 张嘉宁
日本近代思想大系第十五集《翻译的思想》
如上所列，《翻译的思想》第一部分收集了明治初期著名的翻译作品，译者包括福泽谕吉、加藤弘之、永峰秀树、中江兆民、森鸥外等，内容涉及历史、思想、法律、文学等多领域，每篇翻译都附有原文，是以双语对照的形式展现出来的一个史料集，且每篇都附有专家撰写的详细解说；第二部分则是关于翻译问题的一些主张和观点。两部分加在一起，全面呈现出明治时期日本在翻译上所开展的重要工作及成果。丸山虽然也是此书的编辑之一，但因健康原因，在这一集《翻译的思想》里只承担了第一篇福泽谕吉翻译的《美国独立宣言》的解说。所以，加藤写的解说所占篇幅较长，使用的资料也包括了日本近代思想大系中有关国际局势方面的《开国》《对外观》等。他自己编写的另一集《文体》（1989）先于《翻译的思想》（1991）出版，故后者的解说中专设了一节谈对文体的见识，内容也颇为精彩。相对于岩波新书《翻译与近代日本》的对话体，这篇文章体的解说可能更系统，叙述得更为周到一些，当然，其中不少是加藤在汲取了丸山意见后的看法。
行文至此，有必要对与本书关系密切而反复被提及的《日本近代思想大系》作一介绍。我们知道日本学术界有编辑全集或大系的传统，文学方面光古典就有岩波大系、小学馆全集、朝日选书、新潮集成等四五个大系，近现代也不甘示弱，主要出版社几乎各有一个大系，加上外国文学大系，真可谓洋洋大观，学者引用时每每需要特别注意标明出自哪个大系。
思想史方面，上世纪六十年代筑摩书房就出版了三十五卷本的《现代日本思想大系》，基本上是按著者的年龄收录了自幕末维新期至1945年二战结束为止的著作。七十年代后岩波书店则以“日本思想大系”为名，从奈良时代的《古事记》到江户时代末期，也就是明治维新前为止共出版了六十七本，至今仍然是该领域最完善的系列。十多年后又开始策划这套《日本近代思想大系》，据岩波编辑部解释，与以前编辑方针不同的是“《日本近代思想大系》着眼于近代摇篮期的时代精神，与过去的做法不同，不是光收录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作品，而是采用全新的视角来编辑：即以这一时期的国民的整体精神活动为对象，分设二十三个专题，将相关的资料原文加以整合和注释”。各集的内容和编者及出版年如下：
1《开国》（田中彰，1991）
2《天皇与华族》（远山茂树，1988）
3《官僚制/警察》（由井正臣、大日方纯夫，1990）
4《军队/兵士》（由井正臣、藤原彰、吉田裕，1989）
5《宗教与国家》（安丸良夫、宫地正人，1988）
6《教育体系》（山住正己，1990）
7《法与秩序》（石井紫郎、水林彪，1992）
8《经济构想》（中村政则、石井宽治、春日豊，1988）
9《宪法构想》（江村栄一，1989）
10《学问与知识人》（松本三之介、山室信一，1988）
11《言论与媒体》（松本三之介、山室信一，1990）
12《对外观》（芝原拓自、猪饲隆明、池田正博，1988）
13《历史认识》（田中彰、宫地正人，1991）
14《科学与技术》（饭田贤一，1989）
15《翻译的思想》（加藤周一、丸山真男，1991）
16《文体》（加藤周一、前田爱，1989）
17《美术》（青木茂、酒井忠康，1989）
18《艺能》（仓田喜弘，1988）
19《都市/建筑》（藤森照信，1990）
20《家与村》（海野福寿、大岛美津子，1989）
21《民众运动》（安丸良夫、深谷克己，1989）
22《差别的诸相》（广田昌希，1990）
23《风俗/性》（小木新造、熊仓功夫、上野千鹤子，1990）
24《近代史料解说、总目次、索引》（日本近代思想大系编集部编，1992）
《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这套《日本近代思想大系》的编委是由加藤周一、远山茂树、中村政则、前田爱、松本三之介、丸山真男、安丸良夫、由井正臣八个人组成的，各有所长。加藤和丸山两人同时又是整个全集的编委，所以涉及范围更广。
从出版时间来看，该大系上述各集自1988年起陆续出版，至1992年出齐，据加藤1989年元旦写给丸山的贺年片，我们知道第十六集《文体》一书的导读是1988年年末才写完的。和他搭档的编者前田爱（1931-1987）有《幕末·维新期的文学》（1972）、《近代读者的形成》（1973）等著作，很不幸在《文体》出版前的1987年7月27日就去世了。第十五集《翻译的思想》出版于1991年，而本书原著岩波新书《翻译与近代日本》在1998年10月出版时，已是丸山去世两年之后了，所以最后的通审和定稿都是由加藤完成的。
四
关于丸山真男，我在翻译他的《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商务印书馆，2018年）时作过介绍。他1914年生于大阪，父亲丸山干治是著名的政论记者，其哥哥、弟弟亦均是新闻记者，1937年他从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后，也曾有当记者的想法。至今我们从他的文风中仍能感受到这种家传。在第一高等学校就读时，他就参加唯物论研究会的集会，并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嫌疑一度遭到拘捕，其后亦一直处在当局的监视之下，这一经历对丸山的思想形成有着重大的决定性意义。在大学期间他撰写的论文《政治学中的国家概念》受到恩师南原繁的赏识，留校任助教，1940年升为副教授。其间发表了不少有关日本近世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论文。1944年应征入伍，出发当天的清晨，将自己刚写完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三章交给赶来新宿站送行的同事，日后出版成为其代表作之一。他在平壤接受了三个月的新兵教育后，又返回大学。但翌年（1945年3月）再次被临时召集到广岛宇品的陆军船舶司令部接受通信兵教育，4月起归属参谋部情报班。战争期间两次短短的几个月的体验加深了他对军队这一组织结构的观察和思考，对个人和组织有了深刻的认识。据平石直昭说，当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之时，丸山也受到了核辐射。这成了他战后参与和平运动的契机之一。而且战争期间的丸山本是属于“重臣自由主义”那一派系的，即寄托于体制内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家，丸山战争结束后返回大学，而他本人最终转到以确立人民主体性为主的民主的立场上来，是需要经过战后半年多的精神格斗的，《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一文正是经历了这一精神革命后才得以横空出世，该论文登载在《世界》5月号，末尾特意标出了写就的日期：“一九四六·三·二二”，其实，这天正是丸山的生日，无疑是以此表示一种精神上的浴火重生。
丸山真男著《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陈力卫译。
1950年丸山升任东大教授，亲身经历了五十年代初日本的各种运动，他针对与同盟国的讲和论争，以及六十年代初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写下了许多时事评论,在理论上指导这些运动，成为领导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亦被誉为战后最著名的政治学家、思想家。1996年8月15日在东京去世，当天也正值日本战败五十一年的纪念日，终年八十二岁。他的所有藏书及书信手稿都收藏在東京女子大学所设的丸山文库之中，供人们研究使用。
加藤周一比丸山真男小五岁，1919年生于东京，现东京都涩谷区。自寻常小学考上东京府立一中（现东京都立日比谷高等学校），然后又考入旧制第一高等学校理科乙类（现东京大学教养学部），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自幼熟习日本古典及汉文，高中学习英语、德语，大学时代还学习了法语和拉丁语。1943年因战争提前毕业，分配到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1952年获东京大学的医学博士称号。
他学生时代就热衷于文学，在校期间跟中村真一郎、福永武彦等结成社团。发表日语韵律定型诗，据其自传体回忆录《羊之歌》所记，日美开战的1941年12月8日夜晚他还在看戏。后因肋膜炎而免除兵役。二战后从医学转向文学，在《近代文学》《综合文化》《新日本文学》上发表小说及文艺评论，以后主要就欧洲和日本的文学及同时代的政治社会问题继续发声、挥笔评议。并以其深厚的学识任1984年版《大百科事典》（平凡社）的总编，随后又任1988年版《世界大百科事典》的总编。
作为日本的评论家，加藤实际上没有在日本的大学长期任教，虽然他曾任上智大学教授，但他后来主要在海外的大学执教，先后在耶鲁大学、布朗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及慕尼黑大学、法兰西公学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过。回国后曾在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部任教，并担任立命馆大学国际平和博物馆馆长等职。2000年因其长年所作出的文化贡献，法国政府授与他法国国家荣誉军团勋位。加藤2008年12月5日去世，终年八十九岁，去世前几个月受洗皈依天主教。去世后其所有藏书及资料都作为“加藤周一文库”，归立命馆大学负责管理。
加藤与丸山开始交往，据丸山回忆说是1949年或1950年左右，至少从1957年开始两人就在一起编辑《岩波讲座 现代思想》了，据《丸山真男纪念比较思想研究中心报告》第十二号（2017年3月）所示，其中收录的加藤周一致丸山的信函最早始于1957年4月8日，主要是感谢丸山寄赠的《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上下卷（初版）。然后两人通讯一直延续到1994年7月25日，也就是加藤接到丸山患肝癌后的一封回信。两年后丸山去世，两人的交往长达四十余年。
加藤其实也是本书所在的商务印书馆《日本学术文库》系列丛书的日方顾问，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访问过中国，1978年还和桑原武夫一起写过一本《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书，1987年10月到北京大学参加“日中比较文学研讨会”。加藤在写给丸山的贺年片（1988年元旦）中提到了这次访华，其中特别提到追随美国的中曾根以及中国大学生的强烈反日情绪。时隔数年，1994年3月16日至4月30日，他再访北大做专题讲座。他在给丸山的信（1994年5月27日）中说道：北京的变化极快，到处可见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工厂建设、汽车剧增和交通堵塞，粮食及日用品都很丰富。他还提到大学生和教师在面对美国的压力（最惠国待遇问题）时，却都表示出强烈的不满。2005年3月，加藤再次来到北大日语系做讲座。促成加藤首次访问北大这事的，其实是我的导师孙宗光先生，他当时是北大日语教研室主任，他前两年还给过我一封加藤写的短信（2005年10月29日）和加藤去世那年（2008年）寄的一张贺年卡。短信内容还是涉及政治的多，对当时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所导致的中日关系恶化表示担忧，加藤谈及自己近况时说，针对当时日本国内的改宪趋势，他作为发起人之一，与哲学家鹤见俊辅、作家大江健三郎等结成“九条会”，唤起民众展开“捍卫宪法九条”的运动，这样做当然是表明一种态度。信中特别提到了十八世纪的法国作家塞纳库尔（Senancour）的一句话，“人总有一死，即便是死，也要抵抗着去死”，用以明志。现在看来，这真像是他去世前三年以八十六岁高龄写下的遗嘱。2019年7月，他的散文体自传《羊之歌》由北京大学日语系的教员翁家慧翻译成中文在北京出版社出版。前前后后，也算是跟北大有一段缘分吧。
五
如本书成立背景介绍中所提，本书实际上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对谈”，而是以征求丸山意见的形式所做的谈话，基本上是加藤抛出问题，丸山作答，更类似一种采访式的“问答体”。对这种对谈形式，丸山似乎情有独钟，他自己当然也身体力行，1949年用对话体写过一篇《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后收在《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1963增补版）中。之后，他还专门写过《日本思想史问答体的系谱——中江兆民〈三醉人经纶问答〉的定位》一文（最早刊登于《中江兆民の世界》，1977年，筑摩书房，后收入《忠诚与反叛》[1992]一书），广泛梳理了古今中外问答体的历史由来及演变，特别强调《三醉人》的优点是“由三个人物分别来将多个观点展示给读者”，“通过这样的方式更易使问题的多面性得以清晰呈现，而了解问题的多重面向，更有助于找到解决之道”，可见他对这种形式应该是驾轻就熟的。其生前一直喜欢以这种访谈形式就当下的问题展开讨论，除这本《翻译与近代日本》外，还有后来以接受弟子访谈为内容出版的《丸山真男回顾谈》（岩波书店，2006年；增订本，2016年）。
丸山真男著《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
作为当时学界最前沿的两位大家，他们的对谈起点高，有些问题在他们因属于常识而被省略了，也有些地方对对方抛出的问题并未作答。这种采访问答体，大部分内容偏口语化，时而重复，时而中断。对于两位年逾七旬的老人来说，有些内容难免会出现记忆上的差错，也还有一些有言犹未尽未能展开之憾。当然也有些是以讹传讹的，比如说“权利”“义务”这两个词，“在看到汉译的万国公法中把right、obligation译作‘权利’‘义务’时就将其借用了过来”。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其源自箕作麟祥，自他明治中期讲话以来被反复引用。实际上《万国公法》中只出现过“权利”，根本没有“义务”，后者是一个日本译词，北京大学的孙建军的研究曾专门提到这点（孙建军〈和製漢語「義務」の成立〉《日本近代語研究４》[2005]，后收入其专著《近代日本語の起源》,早稻田大学出版部，2015年）。
我的专业是日语史的研究，近二十年来持续关注近代日语的变化和中日语言的相互影响，所以不管是本书《翻译与近代日本》还是同为二人编著的《翻译的思想》，都是甫一问世即买入的。十年前写《从汉译〈万国公法〉到和译〈国际法〉——汉语概念在日语中的形成和转换》（初刊于2011年，后收入拙著《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一文时，参照最多的是收在《翻译的思想》中的《万国公法》及张嘉宁写的解题，当然也连同《开国》（田中彰）中收的《万国公法》部分一并参看。这两份材料主要好在英汉日三种文本并举，容易发现翻译上的问题。《翻译的思想》所收的文章里面，后来在自己的授课中安排选读过《社会平权论》（松岛刚译）和《翻译心得》（森田思轩）等。还以《文体》中所收的《汉学不可废论》（中村敬宇）、《行西日乘》（成岛柳北）、《佳人之奇遇》（东海散士）等作为课程教材，研究近代由汉文衍生出来的各种文体之间的关系。
陈力卫著《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
《翻译与近代日本》我曾于2005年在之前任教的目白大学给硕士生上课时使用过，课上采取日本式轮读方式，要求学生准确理解。带着学生读过一遍后，便开始翻译，这期间，因已经大致译成丸山的《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对本书内容亦不感到生疏，又因其贴近自己的专业，初译稿在第二年就基本完成了。后来陆续作了些修改后，基本上就束之高阁了。
时隔多年，重新修改译文，发现该书实际上早就将概念史作为方法论运用在思想史的研究中了。比如，丸山介绍说他们为了搞清当时日本如何接受西方思想，实际上就是通过制作卡片，看西方语词概念在转译为日语时有多少变体，最后又如何归一的方法，其实这就是体现了概念的磨合和固定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研究可说印证了思想史的变迁轨迹，同时再次让我对语言通过翻译逐步西化这一点深有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