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是独立书店兴起的黄金时代，但如今，独立书店的生存步履维艰，它不仅要应对日益更迭的消费观念、高昂的房租、电商的冲击， 还要平衡日益受到挤压的生存空间。2017 年 4 月 23 日，上海季风书店宣布将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闭店，而北京的野草和博雅堂书店也将搬离北大校园。独立书店的生存前景会转变的明朗吗？倘如 kindle 能代替纸质书，网购取缔我们身边的书店，知识的社群文化将会以何种方式延续？
一座城市的风骨如何，从它的书店便能探出一二。
作为帝都人，我对魔都的了解，是熟悉的地方熟得一塌糊涂，不熟的地方则全然不知。陕西南路、茂名南路一带，是我熟悉的地界，因而也成了我在魔都的“据点”之一。
我一生都忘不了陕西南路与淮海路交叉路口的街景，那简直就是徐訏和张爱玲小说中的画面：西南角是永新百货，旁边是巴黎春天。巴黎春天的下面，有一间星巴克，也是我眺望淮海路风景的“取景器”之一。东南角是古今胸罩店，跨过淮海路，东侧是国泰电影院，旁边是一爿旧货店，我在那儿买过不止一只老上海机械手表。而马路对过儿，就是陕西南路地铁站。地铁站的旁边，是百盛，百盛和地铁站之间，是一间哈根达斯店。我没那么喜欢冰激凌，但那儿有露天的座椅，可以看书，也可以发呆。夏天的晚上，拿本书歪在椅子里，视点变低。偶一抬头，十米开外的步道上，一准会见连衣裙下修长白皙的小腿往来穿梭，令人神往。
上海街景，弗劳尔?佐 摄于上海
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之初，我常去上海出差，一般我会选择住在老锦江饭店。老锦江够老，其洋范儿和有品，不仅仅是红砖建筑的外观和内部装饰所透露的底蕴，更是写在泛黄的书页上和人们口耳相传的野史。我听过最多的传闻，无非是毛来上海时的下榻之地，不过我完全不关心毛的行踪。彼时，我住酒店有个习惯，会从客房的服务手册中，把酒店的明信片和城市地图取走。为写这篇文字，我特意确认了一下自己的收藏，只找到九枚老锦江明信片，但我肯定住过不止九次，可能两倍都打不住。
那时，我还没到迷恋散步的年纪，也基本没有散步的习惯。可不知为什么，住在老锦江的话，散步则成了乐此不疲的日课。我喜欢在北楼 11 层的老上海餐厅吃饭，那儿的菜单我几乎倒背。那个时代，上海的星巴克还不多，餐后如果想喝咖啡的话，我会走出老锦江的西门，再沿着马路走到北头的兰心大剧院，然后过马路，去花园饭店。花园饭店的前身是法国俱乐部，八十年代末改建为酒店，由日本著名的酒店企业大仓集团（OKURA）经营，融和洋为一体，设施高级而不失舒适感，是少有的拥有巨大前庭和散步道的酒店，但我好像从未享受过闲庭信步。我一般会直奔位于大厅深处右侧的酒廊，在那里享受一杯经典咖啡。那儿的咖啡真是好，却并不很贵，咖啡杯碟是洛可可风的西洋瓷，金属茶匙精致而有重量感。
石库门，弗劳尔?佐 摄于上海
一天晚上，我在那儿边看书边等一位编辑朋友，边上一圈沙发的区域坐了一群日本人。座位很近，加上他们聊天好像并不回避别人，于是每一句话都落进了我的耳朵里。开始我并未注意，但“歌舞伎”“女形”“京剧”和“外交”“中日关系”等日语词频密地刺激着耳膜，我便侧耳倾听了一会儿，知道是在谈论一场戏曲演出。接着，背对着我、但坐得离我最近的西装男，又问坐在对面的男士一个什么问题，我听到了“Bandou 先生”的称呼。我起初以为自己听错了，便侧过脸用余光扫了一眼，见两位西装男和两位穿西装套裙的 OL 风年轻女子围着一位身穿唐服的中年男子，那人身材消瘦，但腰背挺直，眼睛特明亮，始终面带微笑，偶尔回应一两句，但声音很低，我几乎听不到。果不其然，是日本歌舞伎名角——坂东玉三郎。我这才想起，坂东来上海，与苏州昆剧院合作演出《牡丹亭》的报道，上了前一天的《南方周末》。我还知道，在上海连演三场，最后一场——也就是我邂逅坂东的那天——是日本驻上海总领馆的招待谢幕演出。如此说来，一行人显然是陪同刚在对面兰心大剧院演出结束后的坂东在这儿喝酒聊天。而坐在我身后西装革履、身材微胖的男子，则是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我的包里刚好有一台数码相机，傻瓜袖珍型，遂若无其事地做了一把“狗仔”——一帧因关掉闪光灯，且匆匆对焦而略显模糊的 Snap（抓拍），日后竟成了我的一本书中，评论坂东玉三郎文字的插图。
应该说，与季风书店的邂逅，也是拜那一带的风水所赐，直接说来，是散步的“礼物”。大约是 1998 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从上了一整天班的瑞金大厦出来，想溜达回酒店（老锦江）。那条路也是我的散步道之一，以淮海路为界，南北各有一站地的样子，走在法国梧桐的浓荫下，人会变得很松弛。走出瑞金大厦的时候，虽然天很阴，但也没觉得会下雨。可快到淮海路与陕西南路交叉口的当儿，竟然下起雷阵雨来。我没带雨伞，便紧跑几步，钻进了国泰电影院对面的陕西南路地铁站。其实在那个时代，我是不乘地铁的，即使在北京也不坐，但我听说上海地铁刚开通没几年，我就职的公司曾参与过地铁项目的竞争，车辆和技术都比北京先进得多。而且，雨下得正猛，地铁站口避雨的人很多，遂动念下去看一看。就这样，偶然闯进了季风书店。
上海季风书店
在北京，我是万圣、风入松、国林风等民营书店的常客，可印象中上海并没什么好书店。我也曾转过福州路一带的书店，但觉得气场不合，便不再去了。随后几年，索性放弃了在上海逛书店，而专注于饕餮、喝酒，泡咖啡馆。黄河路上的本帮菜馆和古北区的日料店、衡山路的酒吧（“1931” “时光倒流”等）和绍兴路的咖啡（“汉源书店”等），成了我的“应许之地”，倒也没觉得缺了什么。但与季风的“遭遇”，确实令我有种“初见爱已晚”的感觉。
作为充分见识过两个“帝都”（北京和东京）的人文书店的主儿，我自诩有种辨识书店品味的“特异功能”。如位于北京国贸三期的新加坡连锁 Page One 书店，刚开业时，我曾得到过一张7折VIP卡。但去了一次，直觉不是自己喜欢的人文系，便未再去，书卡也一并送了人。而季风，从店名到书到咖啡到音乐，无一不“治愈”，我是照单全收地喜欢！因外面在下雨，书店里人很多，显然并不全是书客。进门是咖啡空间，有桌椅和台灯，音乐的调子有点醉，很像万圣老店的咖啡厅。穿过咖啡空间，后面才是书店。
上海季风书店一角
我四处一转，立马有种“来对了”的第六感：从新书台的品种、“码垛”，到图书分类，我知道自己又“开拓”一家新的人文书店，而且带有一种浓烈的波西米亚气质，文艺得要死。毕竟是近二十年前的勾当了，乃至我已然忘记了从季风买过哪些书。记忆犹新的感觉有两点：一是与北京的万圣等人文书店很互补，那边厢售罄的书，这边厢还在卖（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京沪的文化差异？）。如此，刚好补缺（那个时代，尚无网店，补缺只能分跑各家，人肉补）；二是杂志很全，《读书》《天涯》《万象》《书屋》《东方》《方法》等，基本上主流的文化学术刊物，一网打尽。记得收款台旁边，还有两份报纸，《中华读书报》和另一份我当时正在写专栏的读书报，令我的虚荣心小满足了一把。
不过，坦率地说，我在季风所买的书，几乎都能在帝都找到。但书店是人与书邂逅、约会的场所，书客在哪儿遭遇什么书，确乎有种神秘的命定色彩。对此，只能接受——结账，精心包装，然后携回。几年中，我从季风买的书，也真不少。记得有一次，我需从上海赴广州，实在没法携大量的书移动，便委托老锦江的大堂打包、付邮，直接寄回北京的办公室。
后来，我参与了《独立阅读》的编辑和写作。这是一个与读书有关的松散的同人社群，除了几位海外的朋友，绝大部分成员来自北京和上海。而上海的成员，竟然都与季风书店有关，有的朋友，甚至就是季风老板严搏非先生运营的学术出版公司“三辉”的编辑。从此，我自觉与季风的缘分又深了一层。2006 年夏天，《独立阅读》在上海举办沙龙活动，我和另一位北京的成员苏小和应邀“坐台”。活动是在周六和周日举办。当时，季风还有一家华师大分店。记得小和好像是周日，在华师大店讲中国近代企业家的官商传统，而我则自选周六，于陕西南路店的咖啡空间，做了一场关于日本新闻出版的讲座——是的，必须是陕西南路店的咖啡，这个我与季风初次邂逅的场所。
其实，季风还曾有过一家分号——静安寺分店。但不知为什么，在我过眼的诸多季风回忆文字中，竟少有提及。那家店，是我偶然在静安广场一带的真锅咖啡，约会一位编辑前辈时的发现。几年前，我曾在《我的书天堂》（后收入拙著《东京文艺散策》一书）一文中回忆过。文不长，权且抄录：
静安广场附近有一家季风分店，叫“季风艺术书店”。店堂不大，但有两层，靠近收银台的地方，螺旋形的楼梯通向楼上。我至今记得店里的地面是深褐色实木地板，跟寒舍的差不多。午后 3 时左右过去，从二楼窗户射进来的阳光，打在地板上，人走在上面，吱呀作响，脚感很舒服。也许就因为环境过于“治愈”了，多年后，对买过那些书，竟淡忘了，只记得买过一本顾铮的《人体摄影 150 年》和几种《艺术世界》杂志的过刊。我那时正为《艺术世界》写现代艺术专栏，突然发现那么多过刊，且几乎是全新的，很是亢奋。
文人对书店的回忆，总透着温暖和幸福。但惟其是幸福，却转瞬即逝，如逝水流沙，挡不住，攥不着，所以也是感伤的，特别是当那种记忆与青春链接在一起的时候。关于这种感觉，我在同一篇文章中也曾描述过，请允许我再次誊录，权当结尾。因为，我再也写不出那种感性的文字了：
时光倏忽，一晃小二十年过去了。过去因工作的关系，隔三差五飞来飞去，直飞到令人反胃的外埠城市，如今都成了渐行渐远、温暖醇美的回忆。正如我已不复是昨日之我，那些城市的变貌也早已溢出了我的想象。好也好，坏也好，这就是现实，只能接受。但唯一恒久不变、甘美如初的，是关于“书天堂”的记忆。它们在我心中早已深度定格，是代表那个城市的 LOGO 。当然，还有我已逝的青春。
作家、艺术评论者 刘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