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政与外交
中国的内争深刻地影响了在和会上的外交表现。首先是南北之争，北京政府是国际承认的合法中央政府，代表中国派遣全权参加和会，邀请南方代表加入，由北京任命。广州政府则坚持与北京对等合组代表团，北京无法答应，几经协调失败，代表团陆续出发。最后在美国友人大力斡旋之下，北京政府任命在纽约的王正廷为代表，由陆征祥路过时邀请王氏一同乘船出发，圆满解决了问题。广州内部对王正廷擅自接受北京任命颇多不谅解，最后仍是追认了王氏的任命，另外又派伍朝枢赴法，但伍抵达巴黎时机已晚，没有发挥作用。南北关系的微妙，一直到签完对奥和约，陆、王是否同时回国，仍在发酵。
中国代表团：陆征祥（中）、顾维钧（右上）、王正廷（左上）、施肇基（右下）、魏宸组（左下）
代表团全权次序与南北问题纠缠，陆征祥为了营造中国南北一致的对外形象，许以王正廷第二全权地位。到巴黎后发现中国在大会只有两个席位，北京政府遂有调动陆征祥建议全权次序之举，陆氏为北京改动全权次序伤透脑筋，又自行改动次序，引起代表团内部分歧，陆氏请辞赴瑞士，经北京政府提升其地位权限，增加参加代表团内部讨论与表决公使的数量，勉强解决了代表团内部的权力关系。
代表团外的梁启超一行，身份暧昧地位崇隆，与北京外交委员会内外呼应，遂有研究系与新旧交通系为铁路统一及新银行团的争执。梁氏在巴黎，一方面让陆征祥不安于位，一方面让王正廷心怀疑虑，加上国民党与研究系之旧怨，报章传闻谣言不断，在在都损耗了中国代表团的能量。
梁启超与中国代表团合影
而传闻、谣言及派系斗争，也对国内舆论民情发生重大影响，五四运动的导火线，即与此密切相关。中国朝野对和会期望太高，对结果失望更大，而党派之争卷入，夸大交涉失利为“山东亡矣”，上纲到国家存亡层次。国人出于爱国义愤，不能苛责。但是政争之介入，扭曲遮蔽真相，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三个“卖国贼”罪名之坐实，与“内除国贼”之口号，也与此有关。
欧战后东亚国际格局
欧战期间，中国受到日本压制，巴黎和会前夕，中国采取联美制日方针，呼应美国理想主义新外交原则，中国代表团在和会期间，与美国代表团保持密切联系，处处征询美国意见。顾维钧与蓝辛是主要管道，其他如王正廷也有人脉，中国提交大会的说帖，多得到美国代表团的指导，尤其是山东问题及《民四条约》，引用了美国坚持不承认1915年、1918年中日成议的观点，只是美国是以“不承认”为由，中国则以“情势变迁”为依据。平心而论，中国代表团在和会太过依赖美国的协助与善意，可能是失败的原因之一。
日本固然有称霸东亚的野心，美国也有利用中国抵制日本，以“门户开放”之名，推动铁路统一、新银行团等，扩张美国在华利益的企图。就算是后来的苏联，在和会期间发表对华宣言，名义上主动放弃在华条约特权，实质上也是以自身国家利益为根本考虑。这是国际政治之常态，本不宜对他国之助华抱有过高的期许。但在五四运动后，亲日派下台，中日感情恶化，两国之民族主义互相激荡，遂为美苏利用，终致两败俱伤，对东亚全局有深远影响。
欧战之后，美日在东亚相争，苏联介入，都与中国反日民族主义互相影响，日本外交史学者北冈伸一云：日本好不容易与世界列强比肩成为殖民帝国之时，其所习得的帝国主义外交术却没有什么效用，因为包围在日本周围的国家有中国、苏联与美国，各持不同的论调高唱反帝国主义。
巴黎和会后，所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Versailles-Washington System)成为国际秩序主流，北京政府参与该秩序的主要机制国际联盟，有不俗的表现，国际地位明显提升；广州政府则与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关系密切，东亚国际关系呈现一种新的格局，列强在中国形成新的均势。中国南北政府分别与不同国际秩序合作，采取不同的方式摆脱条约束缚，相辅相成，取得相当不错的成果。
史实与神话——民族主义与近代史研究
为何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百年来被严重低估？此与五四运动之“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之民族主义口号密切相关。过去学界对巴黎和会及五四运动的书写，受政治宣传影响甚深，当时各派系就竞相利用外交要案及民族主义激情做文章，后来更被赋予高度政治意义，反日成为民族主义的基底。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更将1919年定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赋予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浓厚的政治色彩，加以日后中日关系恶化，终于大战，中国反日民族主义更盛。革命史观与民族主义的政治宣传与神话，支撑了近代史诠释架构，作为民族主义源头的巴黎和会外交失败，遂成如山铁案，不可动摇。
民族主义是一种伟大的情操，在近代中国接踵而来的外患之中，每每能凝聚民心抵御外侮，发挥救亡图存的重要作用。那时的历史教育强调爱国主义，以悲情凝聚人心，在国家危亡之际，以弱国的悲情心态，谴责日本侵略及国际不公，宣扬毋忘国耻，同时要找卖国贼为失败苦难负责，至于是否符合事实，并不特别重要。
五四运动
然而民族主义对巴黎和会及五四运动的论述，影响至今，外交史实反而隐而不彰，致使国人无法从历史事实中学得应有的经验与教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不免会有束缚国人观念与想象空间的负面作用。若能将民族主义与理性相结合，与历史事实相印证，超越宣传与神话，长远来讲，国家民族的发展会更顺畅。当国家比较强大时，学术研究可依据档案，面对历史真相的另一面，突破当时政治宣传，超越悲情民族主义，观照彼此的观点，探讨东亚文化传统以及国际秩序的问题，深层理解中日冲突的根源，共建东亚未来长远的和平。
若要真正成为世界大国，中国还要超越自身的限制，以较对手更高的视角，从国际关系史的视野研究近代外交，结合中国自身特殊的历史发展经验，并观照他国的经验，提出对各国具有号召力的理念，引领全球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努力。具备这个层级的软实力，才能支撑一个和平崛起的世界大国。过去百年，民族主义的硬壳呵护捍卫了国家民族，然而今日成长的进程已然到了必须蜕变的转型期，努力脱出长期禁锢自己的坚硬茧壳，才能展翅高飞。（本文摘自唐启华所著《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一书，标题为编者所拟。）
图书简介
《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唐启华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这是民国外交史权威学者唐启华教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之际，奉献给读者的一本力作。作者利用大量第一手外交档案，尤其是从“驻比利时使馆保存档案”发现的《陆总长在和会专电》，即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收发电原件，重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历史。对“北京政府对和会有无准备”“山东交涉失利与亲日派之关联”“如何看待中国在和会外交的失败”等问题做出了新的阐释。
作者简介
唐启华，1955年生于台湾基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史博士，台湾东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主要从事民国外交史的研究，著有《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2~1928）》《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