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泰建立八柱国制究竟为了什么？我认为应该从兵少必须扩军和扩军必须整训这两层来考虑。
兵少是西魏的一大问题。前面说过，当年尔朱天光带进关的嫡系部队不过三千人，以后又带走了一千到二千。所以多方扩充兵力，久已成为尔朱天光以来直至宇文泰掌权后的要务。其中兵源之一便是从东魏那边俘虏过来的，为数居然很可观。如《周书·文帝纪》说魏永熙三年（534）宇文泰讨东魏将薛瑾于潼关，“虏其卒七千”。大统三年正月潼关之役斩窦泰，“尽俘其众万余人”。八月，宇文泰先率十二将东伐，于谨攻下槃豆东魏栅，“获其戍卒一千”，攻入弘农，“虏其战士八千”。大统四年（538）河桥之战，斩东魏高敖曹等，“虏其甲士一万五千”。这都是大统十六年有了八柱国之前的，仅此合起来就达六万之多。再则投附的少数民族和地方豪帅宗党的武装也是一大兵源，有关陇的，还有河东、河南的。《周书·文帝纪上》永熙三年十一月，《文帝纪下》大统三年八月、九年三月、十二年五月，以及卷一九《侯莫陈顺传》、卷三三《赵刚、赵昶、王悦传》、卷三四《杨摽传》、卷三五《敬珍传》、卷三六《郑伟、段永、令狐整、司马裔、裴果传》、卷四四《泉企传》都有大统十六年之前的这类记载，所记数字最多有万余人，以下四千、三千、二千、千余人不等。这些投附武装对扩充正规部队所起的作用，至少也不会亚于俘虏兵。
但用这些投附武装和俘虏兵来充实正规部队作战，总得经过整训。大统三年正月潼关之役以“骑八千”斩窦泰，俘获了“万余人”，而到十月沙苑之役可用之兵仍“不满万人”，说明这整训充实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时间太少只有几个月很难做到。所幸这潼关、沙苑两役都是在内线作战，有上八千、上万精兵，加之战略战术正确也能取胜。接着乘战胜余威，转入外线向洛阳方向进军，这点精兵不够用，就只好把未经整训和不曾整训好的大批征用来凑数了。《周书·文帝纪》说沙苑取胜后独孤信等就“率步骑二万”入洛阳，第二年大统四年（538）七月东魏围洛阳，宇文泰亲率大军救援，八月河桥决战，虽斩东魏高敖曹等仍失利班师，洛阳也失守。据《北史·齐神武纪》说这一役“大破西魏军，俘获数万”。大统九年（543）宇文泰再度东进，和高欢在邙山决战又大败，高欢追击到陕州才退还。据《齐神武纪》，这一役“擒西魏督将以下四百余，俘斩六万计”。东魏方面的记载自然不免夸大，却可由此推知这两次宇文泰动用的兵力至少每次在六七万以上，独孤信入洛阳的一军即有二万便是明证。这骤然增加起来的好几万人自然多数属于来不及整训好的所谓乌合之众，而这种乌合之众，在主力打得顺手时固可起点作用，一旦失利就会争先逃窜甚至作乱，弄不好还会引起降卒的叛乱。降卒大规模叛乱的一次是在大统四年河桥战役败退之后，《文帝纪》说：
〔西魏〕大军〔回师〕至弘农，守将皆已弃城西走，所虏降卒在弘农者因相与闭门拒守，进攻拔之，诛其魁首数百人。大军之东伐也，关中留守兵少，而前后所虏东魏士卒，皆散在民间，乃谋为乱。及李虎等至长安，计无所出，乃与公卿辅魏太子出次渭北，关中大震恐，百姓相剽劫。于是沙苑所俘军人赵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据长安子城，伏德保咸阳，与太守慕容思庆各收降卒，以拒还师。长安大城民皆相率拒青雀，每日接战。魏帝留止阌乡，遣太祖讨之。……华州刺史〔宇文〕导率军袭咸阳，斩思庆，擒伏德，南度渭与太祖会攻青雀，破之。太傅梁景睿先以疾留长安，遂与青雀通谋，至是亦伏诛。关中于是乃定，魏帝还长安。
这里所谓“散在民间”的“前后所虏东魏士卒”，就是还未来得及整编而留在后方的俘虏兵。留在后方尚且如此，驱之前敌其败坏大事就更不必说。投附的少数民族作乱在《周书》卷三三《赵昶传》里记载过一次，即：
大统九年，大军失律于邙山，清水氐酋李鼠仁自军逃还，凭险作乱，陇右大都督独孤信频遣军击之，不克，……太祖……令昶使焉。昶见鼠仁，喻以祸福，……鼠仁感悟，遂相率降。
可见这投附的兵众也亟待整训才能成为可用的主力。
这些道理，我想当年宇文泰等人不会不懂得，不会不采取措施来使问题从速解决。《文帝纪》所谓“大阅”“大会诸军”的记事，我就是这样来理解的。
这纪事正开始于大统四年八月河桥败归之后，说：
五年冬，大阅于华阴。
八年夏四月，大会诸军于马牧。……十二月，魏帝狩于华阴，大飨将士，太祖率诸将朝于行在所。
大统九年三月邙山败归后记得更多了，有：
九年……冬十月，大阅于栎阳。
十年……冬十月，大阅于白水。
十一年……冬十月，大阅于白水，遂西狩岐阳。
十二年……七月，太祖大会诸军于咸阳。
十三年……冬，太祖奉魏帝西狩于岐阳。
这已是一年要来一次“大阅”“大会诸军”和“西狩”了。如果不是为了整训军队，在丧败之余还做这些阅兵耀武的门面文章，而且一年做上一次干什么？只是这多次的整训都是宇文泰亲自直接抓的，以后实在抓不过来，就把整训的权力和责任下放给李弼、独孤信等六名亲信的高级将领，让他们同样以柱国也就是柱国大将军的大头衔分头从事整训，使这整训扩军工作得以快速完成。这也就是从大统十四年李弼等人之任柱国开始，史书上再没有记载“大阅”“大会诸军”的原因。至于给了李弼等柱国之称会不会又和宇文泰“等夷”起来，当然也不会，因为如前所说宇文泰早就是西魏的第一号人物，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等职衔都明摆着的。
这么说，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来证实。
（一）最使人注意的，是这六名柱国的任命不在同一时间。
李弼，……〔大统〕十四年，北稽胡反，弼讨平之，迁太保，加柱国大将军。（《周书》卷一五《李弼传》）
独孤信，……〔大统〕十四年，进位柱国大将军，录克下溠、守洛阳、破岷州、平凉州等功，增封，听回授诸子。（卷一六《独孤信传》）
赵贵，……东魏将高岳、慕容绍宗等围王思政于颍川，贵率军援之，……东魏人遏洧水灌城，军不得至，思政遂没，贵乃班师，寻拜柱国大将军。（卷一六《赵贵传》。案《文帝纪下》颍川之陷在大统十五年六月，则赵贵拜柱国在十五年秋冬）
于谨，……〔大统〕十五年，进位柱国大将军。（卷一五《于谨传》）
侯莫陈崇，……〔大统〕十五年，进位柱国大将军。（卷一六《侯莫陈崇传》）
〔李〕虎，……徙封赵国公，历渭、秦二州刺史，复击叛胡平之，徙封陇西公，进拜太尉，迁右军大都督、柱国大将军、少师。（《册府元龟》卷一“帝系”。案这“叛胡”当即李弼在大统十四年讨平的北稽胡，则李虎之进位柱国当也在大统十四年或迟至十五年）
唐长孺先生所撰1955年三联书店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收有《魏周府兵制度辨疑》，也注意到这个六柱国的任命不在同一时间，要“到大统十五年才全备”，还注意到独孤信、赵贵、于谨、侯莫陈崇并非有功而提升，从而认为“这个全备从无故提升这一点来看，显然是为满足八柱国的数字”。对这个讲法我不能同意。因为如果仅是为了“满足八柱国的数字”，那何不干脆痛快地把这六柱国同时一次任命，这何等整齐冠冕，何必参差不齐地弄成几个在大统十四年，几个在大统十五年，难道不怕暂时还未被任命的产生疑惧，在这些高级将领中出现矛盾而影响宇文泰政权的巩固？因此只有如我所作的解释，只是为了要从速完成扩军的任务，才让他们接宇文泰之手分担整训任务，才给予这个柱国的大头衔。又因为要整训的兵众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调齐交割，而且这么做也怕波动面太大，从而采取了调齐一批交割一批的办法，柱国的任命时间也就会略有先后。至于任命了李弼等六柱国后暂时不再增加，自然是想在宇文泰和挂名的魏广陵王元欣这两位柱国之外再加上六个凑成八柱国以附会北魏初期的八国、八部。这和宇文泰改官制之比附《周礼》六官相同，均是表面官样文章而并不说明事情的实质。
（二）再看大统十四、十五年这个时间。这正是大统十三年正月东魏高欢去世，东西双方正面交战的局势得以暂时缓和的时候。这时候的军事行动，只有大统十三年派李弼救援在颍川被东魏围攻的侯景，以后派王思政入据颍川再被东魏围攻，十五年春赵贵救援未成至六月失陷，再是同年十一月至十六年春杨忠进攻并擒获南朝将领柳仲礼。所有这些都算不上正面的大战役，有条件在此时间加速进行大规模的内部整编。
（三）恢复胡姓和赐姓。《北史》卷五《西魏文帝纪》说：“〔大统十五年〕五月，……初诏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令复旧。”《周书·文帝纪》魏恭帝元年说：“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灭绝。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在第二章第一节中且对在《周书》中可查出的李弼等三十六人赐姓时间作了考证，说“一般均在大统十五年至魏恭帝三年”。而所以这么做，自然不是为了真使西魏军队鲜卑化，让六柱国等得以各擅其军闹独立性，而是想利用此种鲜卑化使战士视其将领有如酋长、有如父兄，以强化军纪，这又显然是配合整训的一种措施。
（四）《北史》卷六○传末记八柱国制比前引《周书》所记多出的文字中，有“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的话。其中“教旗习战”自然是讲整训，而“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却并非真讲京师和宫禁要靠他们来警卫，因为真正承担警卫的当时另有禁军。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第一章第三节就曾根据《周书》卷二○《王励、贺兰祥、尉迟纲传》和《隋书》卷六○《于玺传》、卷六一《郭衍传》、卷五五《乞伏慧、和洪传》，考知“大统八年以前，王励领禁兵从战沙苑，贺兰祥以右卫将军领禁军宿卫京师，大统八年以后，尉迟纲以中领军总领禁兵等，禁军不曾废除，而且有羽林、佽飞等名目，均是禁军”。真正禁卫要用这些专业化禁军，他们才是最高统治者的亲信，西汉的南军和唐代的北军都是这种性质，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已有论述。这里叫府兵来“门栏陛戟，警昼巡夜”者，只是表明此种军队仍属于中央所辖的意思，以防止和中央不发生关系以致演化成为六柱国的私兵。而且叫府兵不论远近每个月都去京师警卫十五天，事实上也绝不可能。
以上主要讲了六柱国。这里再讲六柱国以下的十二大将军和二十四军。
十二大将军中除魏宗室元赞、元育、元廓三人《周书》《北史》均未立传无从稽考，以及李远虽立传但在纪传中均未提及任大将军之事外，宇文导等八个大将军的任职时间是：
〔大统〕十六年……秋七月，太祖率诸军东伐，拜章武公〔宇文〕导为大将军，总督留守诸军事，屯泾北以镇关中。（《周书》卷二《文帝纪》）
侯莫陈顺，……〔大统〕十六年拜大将军，出为荆州总管，山南道五十二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卷一九《侯莫陈顺传》）
达奚武，……进位大将军。〔大统〕十七年，诏武率兵三万经略汉川。（卷一九《达奚武传》）
豆卢宁，……〔大统〕十六年，拜大将军。（卷一九《豆卢宁传》）
宇文贵，……〔大统〕十六年，迁中外府左长史，进位大将军。（卷一九《宇文贵传》）
贺兰祥，……〔大统〕十六年，拜大将军。（卷二○《贺兰祥传》）
皇考〔杨〕忠，〔大统十六年春正月擒柳仲礼〕……旋师，进爵陈留郡公，位大将军。〔大统〕十七年，梁……邵陵王纶……欲来寇，……周文遣皇考讨之。（《北史》卷一一《隋高祖纪》）
王雄，……进爵武威郡公，进位大将军，行同州事。〔大统〕十七年，雄率军出子午谷围梁上津、魏兴。（《周书》卷一九《王雄传》）
上列八人之任大将军都在大统十六年，但如杨忠之任大将军早在十六年春正月或稍后，宇文导之任大将军则迟至十六年秋七月，可见这十二大将军也并非同时任命，此其一。其二，从这八人和李远的传里，丝毫看不出他们和六柱国中任何一位存在着从属关系。其三，六柱国早在大统十四、十五年先后任命，而此八个大将军迟至十六年任命，可见六柱国至少在任命后一年甚至两年时间内下边并无大将军。则这些大将军的任务是辅助柱国整训，还是自己也分头整训而和柱国的整训同时并进，或者两者都不是，任命大将军实际上已是酬劳勋庸的一种措施，已不得而知。《周书》卷一六和《北史》卷六○传末所说六柱国“各督二大将军”，至少从史传记述中尚难得到证实。
《周书》卷一六传末所说“右十二大将军又各统开府二人，每一开府领一军兵，是为二十四军”，《北史》卷六○传末也说“每大将军督二开府，凡为二十四员，分团统领，是为二十四军”。是否每个大将军都统二个开府，史传记述也难取证。而“二十四军”确是其时常见的词语。如《周书》卷三《孝闵帝纪》元年八月诏中说“今二十四军宜举贤良堪治民者，军列九人”；卷一一《宇文护传》说武帝保定四年宇文护东征，“征二十四军及左右厢散隶及秦陇巴蜀之兵诸蕃国之众”；卷五《武帝纪》建德三年正月“享二十四军督将以下，试以军旅之法，纵酒尽欢”，则二十四军实为西魏北周军队的基本建制。案沙苑之战时宇文泰还只有十二军，则到什么时候才由这十二军扩建成为二十四军？检《周书·宇文护传》有“自太祖为丞相，立左右十二军，总属相府”的说法，可太祖宇文泰之为丞相早在永熙三年八月魏孝武帝刚西迁入关之后，这时连十二军还没有，遑论二十四军。《宇文护传》所说只是讲这“左右十二军”即二十四军“总属相府”，并非说宇文泰一为丞相即有二十四军。我推测，这二十四军的建成当也在大统十六年前后，这时候六柱国整训杂牌充实正规部队，原有十二军不够容纳，就扩建二十四军作为当时府兵的基本建制了。
（本文摘自黄永年著《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