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17世纪欧洲具有破坏性的大战中，英国只是作为微不足道的边缘小国出现，而到了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英国则一跃成为当时新兴的军事强国。
这一非凡成就有几种解释路径。最为流行的一种含蓄不露的爱国，大张旗鼓的好战，突出了英国红衫军和水兵们（Jack Tars）的集体主义品格及其将领们的个人英雄主义。这种路径并非一无是处。尽管它的修辞有时带有浓厚的《男孩手册》（Boys’ Own Paper）及蛮勇故事的味道，但这种描写往往更关注战争战术和战斗的细节，加上那些令托尔斯泰着迷、令克劳塞维茨愤怒的时运多蹇，一起构成了战争的实质，并往往决定着战争的结果。然而，这样的叙述往往缺乏宏大的背景。它们被视为是“战斗”史，或者从更广阔一点的视角上，也只算战略史的一部分，仍然与特定地区的整体历史尴尬地分离开来。
对英国崛起的第二种解释路径对战争和战术的血腥魅力闭口不谈，而更倾向于突出英国以经济和商业为基础的战略优势。至少有两种观点认为，英国的扩张是商业资本主义的强大动力——即增加利润和积累财富的愿望——所推动的。一个是谨慎的欢呼，另一个则是明确的批评。前者指出了英国商业实力和经济增长，表现在出口、农业基础力量、对外贸易能力、商船技术，以及人民财富方面。后者则提请我们注意英国扩张的受害者。扩张的代价由奴隶、契约佣工以及土著人民承担，他们的命运密不可分地与新领土的获得与商品市场的发展绑在了一起。
最糟糕的一面是，这些历史叙事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作为所有行为的唯一解释，而忽略了文化和权力的复杂性。它们还悲观地将经济关系还原为一种直接的压迫与反抗关系。但是，他们提供的洞见是一剂苦口良药，它让我们想起了英国新斩获的国际地位的全球背景，以及私人主动性在财富增长和帝国扩张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后者以东印度公司的私有化帝国主义为典型代表。它们强调资本和劳动力、财富和人力等经济和社会资源在推动国家成为大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某些文献尤其是那些雄辩而富含激情的作品指出了来自大都会与其边缘地带截然不同的观点。英国人常为他们的自由和法律规则而感到骄傲，并且将商业的发展颂扬为文明化的过程。然而，对于不同地区，权威的施行却是十分不同的。对于处于商业扩张第一线的偏远地区和受支配的人民，权威的施行手段常常是粗暴和野蛮的。
军事上的壮举、经济上的增长与英国企业的全球扩张共同促成了英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与总体上并不如此突飞猛进的一系列发展相伴而生，且倚重于这些发展。战场上的胜利直接依赖于人力和弹药的充足供应，而这些都需要充裕的金钱和有效的组织，现代军事称之为“后勤”（logistics），社会学家称为“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正如17、18世纪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有再强的商业技能、商运能力，国家再繁盛，也无法做到对商业航线的完全控制，确保军事基地和殖民地安全无虞。想要确保安全，不仅需要陆军和海军，还需要金钱和有效的组织。否则，不列颠可能已经堕入18世纪“荷兰病”（Dutch Disease）的深渊，这种病使一个享有无与伦比的个人繁荣和非凡的商业智慧的国家无法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和权力。要取得大国地位需要大量的经济资源，然而，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大国崛起的征途中，需要足够的资金，也需要有效利用这些资源的组织手段。
行政管理工作靠秩序进行。它们厌恶剧作家和历史学家惯用的把戏——变化、混乱以及暴力行为，而热衷于千篇一律。这不仅意味着日复一日的往复，还形成了一种预期：每天都应该是相同的。但是每当政府试图将秩序和限制强加于人类行为时，就会产生摩擦。正是对秩序和循规蹈矩的欲求与公众实际行为之间的紧张状态激发了戏剧性的冲突，而这正是政府力图遏制的。此处权力和控制力的争夺虽不如战场上的血腥拼杀那么惊心动魄，其范围也并未波及多个大陆，但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克制或者平静，其影响还是深远的。征税、筹钱以及物资的供给皆通过政府的日常规制来运作。政府行政管理者建立日常规制能力的不同可以决定最终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
书记员们处在沉闷的位置上。这些苍白的、阴郁的形象从未获得其应得的评价。18世纪，抄写员、复记员、记录员的数量前所未有地增加。匆匆瞥一眼这一时期的事务账簿、财政记录以及政府档案，我们会惊叹不已，在没有任何复印机械帮助的时代，那些男人或者女人表现出何等的书写艺术天才。然而，这些书记员却没有名垂青史。从来没有哪个群体能写下这么多东西而完全匿名。这部分因为他们迫于生计而从事这份工作，但也是遭受歧视的结果。英国人尊崇土地所有权，尊重体力劳动性质的工作，却极少赞颂用笔工作的人，无论他们是书记员还是知识分子。
然而，尽管有单调乏味以及技术细节上的问题（我希望消灭这些问题），但金融家和行政管理者们未能获得应有的关注——除了在最专业的学术研究中，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重要性不符合英格兰/不列颠国家（English/British state）的传统观念。长久以来，这种传统观念已经成为英国自由传统的一个令人自鸣得意的来源了，即英国有足够的政治和智慧去避免“强国家”所带来的灾难。今天的政治气候下，这一观点不能更流行了，我们今天似乎有意否定特定的政治目标，以消解后1945时代的行政管理机构。从自由主义的视角观察，国家干预是1945年到1979年间英国政治的典型特征，而这好像是不列颠政治传统主流之外的一个临时性的改制。从另一方面说，18世纪体现了中央政府的软弱。这一世纪被描述为这样一个时期：中央政府权力下放至地方，而且被一个腐败体系稀释弱化。这个体系致力于为土地阶级的子弟们提供收入和服务。
但我们还可以在相同的时代看到另外一幅图画，就是在这本书里面将要展现的。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人们看到的是英国政府令人震惊的转变，这一转变把肌肉覆在了英国政体的骨骼上，使其更加具有持久性、力量和延伸性。英国之所以能够负担起越来越沉重的军事投入（military commitments），要归功于急剧增长的税收，规模空前的公共赤字财政（国债），以及致力于组织国家财政和军事行动的公共管理机构的成长。结果是国家显现出巨大的能力，成为经济舞台上最重要的演员。这并不是政府的范围和优先次序上的轻微调整，而是一项重大谋略的实施。英国的税收上升到不输当时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水平，能与许多现代欠发达国家相匹敌。债务的数额非常之大，如果18世纪的英国去现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借款，肯定会被拒之门外。我所称谓的“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的创建正是在都铎国内改革和19世纪上半叶的行政改革之间英国统治方式最为重要的转型。
我们如何去调和这种有关异常活跃的国家的观点与自由主义的演绎呢？抑或这两种立场本就是完全不相容的？首先应该注意到，我们正在讨论的是政府颇为不同的两个方面。国家具有两面性：对内，面向他们所统治的社会；对外，面向经常与之冲突不断国家的关系。对于前者而言，国家的事务通常是维持公共秩序和执行公共正义（“法律和秩序”）；政府还要为各种形式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承担责任。在后一种情况下，各国相互竞争，采用或和或战的手段。自由主义者对不列颠国家的关注将其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与国内政治的关系上。我想让大家关注的是国家在国际上的作用，作为一个军事和外交大国时的举措。
或许，这就是我们难题的答案。不列颠政府在对付其国际上的敌人时干净利索，但在面对自己的臣民时则软弱不堪。这种二分法十分简洁，但它带来的问题远比能解答的问题多。
让现代早期的欧洲政治评论家感到担忧的是，战争性质的变化，尤其是由统治者控制的大型常备军的出现，将使得君主和独裁者不仅能够征服他的敌人，也能够奴役他的臣民。自由，以及保障自由的机构，特别是议会和庄园制，可能会被野蛮的暴力扫荡一空。显然，17世纪的分析家有点像20世纪的社会学家，他们对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活动与其对公民社会的权力互不相干的观点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不无道理。诚然，17世纪中叶之前，发展常备军最主要的受益者不是统治者，而是私人企业家：放贷和收税财团，以及专业召集和率领军队的军工企业家。使用战利品和贡品来发动战争也是可能的，而不是动用国内资源来资助军事行动。但到了17世纪中叶，统治者逐渐获得军队的控制权，而17世纪的瑞典人和18世纪的普鲁士人经常使用的招数——自我补给的战争——也越来越被认为是危险的权宜之计，因为这一招经不起任何检验或挫折。最后，不管是金钱还是人员方面，国家不得不依靠国内资源，而这些资源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君主或者统治者的直接控制之下。
英国也不例外。事实上，以从人民的腰包里掏钱、把士兵投入战场和公海这方面的能力来看，英国对其臣民拥有强大的权力，绝对算得上欧洲最为强有力的国家之一。无论在法律和秩序管理方面的情况如何，国家在财政-军事领域的控制力都是前所未有的。然而，这种控制并没有成为独裁统治的桎梏。当然，这也带出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英国能够享有军事强大的成果，而没有陷入统制经济（dirigiste）或者专制政权的泥坑？
英国历史学家们常常为此自鸣得意，在同样陷入这种自鸣得意之前，我们至少需要给这种观点加上一个限定条件：尽管英国政治军事效力很高，但行事却以浮皮潦草为特征。英国统治的高压手段离伦敦越远，其力度就越强。这似乎很矛盾，因为英国的权威在英格兰之外要比在内部要弱得多。但恰恰是出于这个原因，英国统治的常规权力（formal power）比偏远的地方要强大得多。在默认的服从性较低的情况下才需要强制权力。身在伦敦的臣民的权利不同于远在俄亥俄河岸，以及西班牙的小镇或者都柏林城堡中的人的权利。
然而，即便是在伦敦，也能感受到权利处在威胁之下。尽管自由主义的观点赋予18世纪的英格兰以国家“缺席”的特征，但多数18世纪的评论家并不相信这一点。他们着迷于越来越强的国家存在。这种挂念很容易理解。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政治力量的平衡发生了变化，开始果断而又明确地抵制那些反对或者试图限制英国在国际冲突中发挥作用的人。英国陷入与路易十四的法国之间的一场长期大战之中。
然而，小政府和有限战争的支持者并没有不战而降。相反，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场持久战的准备，并且以英国宪政主义为牢固的壁垒，能够有效地发动一场遏制战争。他们为限制财政-军事国家的国内影响力而战，而且尽管必然只是毫无后援的一搏，但还是取得了一些战果。军队凌驾于平民的权力被严格地限制，使用文职官员作为一般“警察”而非单纯征税者的努力受到了监督，官僚机构的发展则仅限于使其成功运行所必需的环境。
针对不列颠国家的斗争主要在于国家如何构建，它应该被允许做什么；而这一斗争之激烈，就是政府确实经历了一场激烈的转变最为雄辩的证据。但是，反对常备军和大政府者的抗议不仅仅是一个重要变革的征兆，也成了英国制度变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国家的战争有助于塑造不断变化的政府轮廓：限制其规模，划定其权限，而且通过议会监督使其机构更具公共性和也更负责任。
然而，矛盾的是，这一成功使财政-军事国家更加强大而非变虚弱，更有效力而非变无能。公共监督减少了侵吞公款的行为，议会同意使得政府的行动更具合法性。虽有权限上的制约，但国家权力仍在卓有成效地运行。
我们对“强”和“弱”国家的理解总是倾向于做天真且不加判断的假设，如果能好好反思一下这一点，就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矛盾了。强大往往被等同于规模的庞大。但是大型的国家机器不一定代表政府执行收税或维持公共秩序等任务能力的强大。事实上，真实情况可能相反。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国家的蜂巢中既存在着白食的雄蜂，也有同样数量的工蜂；既有高效的办公机构，也有许多挂名头衔。一句话，大政府并不总是有效的政府。
第二个错误是不能区分国家有权做什么和它实际能做什么。用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的术语，一个政权在“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下可能是强大的，它有权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剥夺其臣民的财产与权利；但是在“基础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下则可能是虚弱的，因为缺乏使其强制力生效的组织。相反，一个权力受到严格限制的国家在“专制权力”下可能是虚弱的，但是它或许在“基础权力”下是强大的，能够将其有限的任务卓有成效地执行。
对于这一区分，我们需增加对权威问题的考虑。权力的有效运行从来不仅仅是后勤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是否保有必要的官僚或军事骨干的问题。国家不只是权力的中心，也是权威的来源；而权威的效力取决于制度及其行动的合法性程度。宽泛地说，合法性越弱，国家行为产生的“阻力”（friction）就越大，就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达到相同的效果。
英国的财政-军事国家出现于以与路易十四斗争为标志的政治和军事战争中。它缺乏许多我们通常所谓的“强国家”的特征，然而其有效性也正在于此。对权力的限制意味着国家一旦行使权力，即充分行使之。只要财政-军事国家没有越过为保护公民社会防止军事化所构筑的堡垒，就应该赋予其应有的权力。然而，永远都有人带着警惕性的眼光监视着财政-军事国家，不论这些人多么赞赏其对付外敌时的战斗力，他们都深深地惧怕它对公民社会的干扰。
限制战争对英国政治和军事影响的愿望，以及在英国本土几乎没有发生过敌对行为，这可能给人们一种印象，即18世纪的战争对英国国内影响很小。毕竟，军事行动发生在超出地平线的远方：在欧洲内陆（在那里，外国士兵为了英国的利益而浴血奋战），在殖民地以及英国海军战舰的后甲板上。大多数的军事行动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进行。然而，战争并没有在人的头脑之外。战争的影响从来不是纯粹的战略，也不局限于厮杀的场面。人们在自己家门口就能感觉到它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上。
战争既是军事行为，也是经济行为：它的起因、表现以及后果都说明金钱就是军事实力。在18世纪的欧洲，英国比任何国家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卡萨诺瓦在七年战争之后游历伦敦时，与占领哈瓦那的奥古斯特·赫维（Augustus Hervey）有过一次对话。他发现，英国人并不仅仅把战争视为获得荣誉的手段，更把它当作获取财产和利润的手段。许多民众像项狄笔下的托比叔叔一样认真地跟进战事的进程，但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战略战术，而是战争的经济影响。
这些影响在当时难以衡量，在今天仍是如此。然而，多数18世纪的评论家确信战争与和平的波动影响了日常的经济行为。类似地，他们认为统治本质更长期的变化——财政-军事国家的出现，已经打破了英国社会力量的平衡。这主要是通过打压土地阶级，创造新的金融阶层，并将税收的重负压在普通消费者身上等方式实现的。在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里，国家转变成社会和经济变革的主要代理人之一。
利益集团（interested party）并没有忽视这些发展。政府的变化在整个社会中普遍促生了新的组织。特殊利益集团应运而生。正在扩张的国家所创造的新环境孕育了这些新的组织。他们以牺牲其他族群为代价，以获得自身的繁荣壮大。院外团体、贸易组织、商人和银行家团体相互争斗或者联合，以利用最大的经济体——国家的保护。他们力争接近权力渠道，获得信息以阻挠、制定或者影响政策，并得到拥有监督财政权力的议员的支持。随着策略的愈渐复杂，议员们学会了超越地方主义，并且超越本人的利益阶层，而向普遍的民众提出诉求。到18世纪后半叶，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认识到寄生的价值，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国家不是他们的宿主，就是他们的人质。
在这一点上，狭义的商业和贸易利益遵循着一种在整个18世纪都可以观察得到的方式。财政-军事国家刚出现之时，它享有相当的自主权，也激起了一些敌意和混乱。但各种类型社会团体和利益也渐渐地与之相适应了。特别是某些“土地利益”阶级在利用新的政治形势方面比其他人更为成功。总之，没有人能够忽视不列颠国家的显著变化这一18世纪早期最显著的特征。
（本文选摘自《权力的支柱：战争、金钱与英国的崛起，1688-1783》导论，[英]约翰·布鲁尔著，单灵芝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4月出版，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