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特·博希迈尔（Prof. Dr. Dr.h.c. Dieter Borchmeyer）是海德堡大学荣休教授、巴伐利亚艺术学院院士、2017年歌德“金色勋章”获得者。他是一位极具跨学科视野的国际学者，主要研究领域是十八到二十世纪的德语文学及音乐戏剧。博希迈尔著有数十本关于歌德、席勒、莫扎特、瓦格纳、尼采和托马斯·曼的专著。2018年秋，他应邀在上海与北京的高校及研究院开展系列讲座，从文学、音乐与思想史的角度谈论德语音乐与文学中的“德意志性”。该讲座集的中文版《什么是德意志音乐》于202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今秋，博希迈尔教授将再次来到中国，结合他2022年底的新书《托马斯·曼：作品与时代》，讲述对世界文学产生影响的几部德语小说，尤其是今年迎来二百五十周年诞辰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与一百周年诞辰的《魔山》。
歌德和托马斯·曼
德国文学耗时良久，才在欧洲文学圈内获得了足以比肩英法意西文学的地位。然而，最先将德国文学提升至世界文学高度的作家，在其文学生涯之初却是匿名的。他创作的悲剧《铁手骑士葛兹》和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分别于1773年和1774年匿名出版。不过不久后，他的名字便妇孺皆知了。二百五十年前，歌德的《维特》让德语文学登上欧洲长篇小说的舞台，只不过华丽登场后旋即就是遗憾退场。在随后的一段时间中，欧洲的大众读者依然很难亲近德语长篇小说，即使是歌德后来的两部《威廉·迈斯特》小说和《亲合力》。整整一百五十年后，才出现了另一部德语长篇小说，重新在世界范围内捕获了众多读者：这就是托马斯·曼的《魔山》。今秋，这部小说将迎来它的一百周年诞辰。
神秘的原型
和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唐璜或浮士德一样，维特也诞生于当时的文学环境，又逐渐发展出独特的生命力，成为某种神秘的原型。堂吉诃德以古朽的骑士道为名，代表着对枯燥无味的现实的反抗；哈姆雷特代表着多愁善感、踌躇不定的无法行动派；唐璜代表着拥有感官天赋的风流倜傥的情圣；浮士德则代表着对认知的极端追求及对其的最终超越。维特，这位因无法实现爱情而选择轻生的青年，在与周遭世界的抵抗中败下阵来，成为感情充沛的空想家原型。
《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年初版本
维特或许是文学史上绝无仅有之例：一个纯虚构人物，被到处提及、引用，因而如此直接地继续活在，甚至也继续死在文学世界中。歌德将自己和他人的好几段生平经历揉杂在一起，改造出了这个虚构的故事。
故事范本是三个在感伤主义时期尤其典型的三角恋关系：首先是歌德对夏洛特·布夫（Charlotte Buff）的爱恋，当时她已是韦茨拉尔的公使馆秘书克里斯蒂安·凯斯特纳（Christian Kestner）的未婚妻；其次是歌德后来对马克西米利安娜·封·拉罗什（Maximiliane von La Roche）的爱恋，她就是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贝蒂娜·布伦塔诺（Bettina Brentano）及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的母亲；最后是歌德在韦茨拉尔认识的法学工作者卡尔·威廉·耶路撒冷（Karl Wilhelm Jerusalem），他因失败的恋情而自杀身亡。
歌德在《诗与真》第十三卷中详细阐述了《维特》引起轰动的背景，他特别描绘了那些描绘夜晚教堂墓地的英语诗歌，如何推动了彼时忧郁的时代气息，并结合德国当时的政治社会情况，说明青年人很难获得创作活动的空间。歌德总结说，这本小书的作用之所以如此巨大，“是因为它恰逢其时。就仿佛只需用一根小小的草芯点火，就可以投掷出威力最巨大的炮弹。《维特》在公众间引起的爆炸性反响如此强烈，正因为青年人的世界早已岌岌可危。它所带来的冲击力如此巨大，正因为每个青年人都满怀激进的呼求、难以满足的豪情和高傲的痛苦，全部一触即发”。
当《维特》受到狂飙突进运动倡导者的热忱欢迎时，它却遭到启蒙主义阵营的普遍拒绝。对于莱辛以及启蒙运动后期的其他代表人物而言，这是一段令他们郁闷的体验，感伤主义所兴起的感觉崇拜，竟然可以像在歌德的小说中那样如此彻底地摆脱理性的控制，而启蒙主义的作品作为忧郁、厌世和空想的反对者，则越来越受到威胁。
莱辛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尼科莱（Friedrich Nicolai）在1775年创作了一部针对《维特》的反转小说《少年维特之喜悦》。小说中夸夸其谈的理性主义，将维特的痛苦当作纯粹的疑病症仅仅用食疗法去“消除”，这一切都激怒了歌德。由此，他于1775年创作讽刺文《关于少年维特之喜悦的逸事》，戏仿了尼科莱小说中的一些场景，此外还写了一首名为“尼科莱在维特墓边”的讽刺诗。在诗中，歌德让一个影射尼科莱的“美好精神”在维特的墓上解便，并随即这样评价维特之死：“善良的人就这样陨落了！/如果他能和我一样拉屎，/根本就不会死！”
维特的阴影伴随了歌德一生，甚至也跟着他来到意大利。歌德在第二首《罗马哀歌》的初稿中写道：“倘若维特是兄弟，我已将他谋害，/他悲伤的复仇之魂如此紧随着我。”
的确，维特之魂尾随歌德直至耄耋之年。魏冈特书店在《维特》首印五十周年之际出版纪念版，歌德以一首《致维特》开篇：“又一次，你潸然泪下的影子/将你展现在日光之下。”后来，歌德将这首诗与《玛丽恩巴德哀歌》，即古稀之年的他与少女乌利克·冯·莱韦措夫（Ulrike von Levetzow）最终分手后，在内心震撼中写下的诗歌，还有一首《和解》一起归为《激情三部曲》。歌德将维特与自己的悲剧性爱情体验联系起来，言下之意便是，直至迟暮之年，维特始终触及他个人本质的隐匿面。
托马斯·曼在1941年关于《维特》的论文结尾处，以讽刺性的伪装方式引入了自己的小说《绿蒂在魏玛》，小说虚构了歌德昔日的恋人绿蒂在1816年重回魏玛之旅。托马斯·曼称“这本感伤的小书令人黯然伤神、支离破碎”，这让当时的世界“在字面意义上沉醉于死的欢愉”。至此，我们已非常靠近托马斯·曼的著名概念“对死的共情”，这也构成了《魔山》的一个基本主题。
具有救赎性的创造天赋
托马斯·曼洞察到，《维特》展现了世界在大革命前的脆弱性，它是一场“对僵死的旧文化根基的颠覆”，预示着“法国大革命将带来的灾难与新气象”。显然，维特并未从受限于旧世界束缚的痛苦中得出任何政治的或美学的结论，他既不是革命家，也不是艺术家。这就让他最终止步于“致死的疾病”，我们在此引用克尔凯郭尔名作的标题，而它也是维特在8月12日的信中引自《约翰福音》11章4节的表述。
维特“就是青年歌德自己，只是不具备大自然所赠予他的创造天赋”，托马斯·曼如是说。换句话说，维特只是个业余文艺爱好者，如果套用歌德和席勒在后来的合作中发展出的概念。依旧引述托马斯·曼的评论：“想要描绘一个陷落到死亡中的人物，一个诗人只需描绘他自己就行了，除了略过关于创造性天赋的部分。这一部分对诗人来说是基石与支柱，吸引他继续走在生命的道路上。”维特选择轻生，正因为他不是一个诗人！
《维特》与《魔山》之间似乎隔着整整一个世界。终其一生，托马斯·曼都追溯着歌德的脚印（这是沿用他自己的表述），但他并未跟随歌德革命性的书信体小说《维特》，而是以其严肃性和讽刺性，继承了《威廉·迈斯特的学习生涯》之后的成长小说传统。后来被称为“成长小说”（或作“教养小说”）的这条特殊的德国路径，正是由此开始的。这是德国文学独辟的蹊径，它一直与欧洲主流的社会小说擦肩而过，从未在德语圈之外赢得很高的关注。直至托马斯·曼的《魔山》，成长小说才被带入世界文学的领域，并与社会小说结合起来。
《魔山》与《维特》一样，也是一部诞生于时代转折点的小说。小说中肺病疗养院那个死的世界，折射着叙事者想招魂的社会性世界，但随着世界大战的“惊雷”“撼动寰宇的地基”，这样的世界也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魔山》1924年初版本
《魔山》讲述的究竟是成长的故事，还是沉沦的故事？这一争论持续影响着《魔山》的接受史。持前一种观点的人认为，小说第六章“雪”这一节体现了作品的思想精髓，并在主人公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以下宣告中达至巅峰：“为了善与爱的缘故，人不应让死主宰和支配自己的思想。”而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则强调，主人公汉斯随即就忘记了这一原则，重新沦入对死的痴迷中，直至悲惨的尾声。然而，这一观点只在表面上成立。小说第七章《妙乐盈耳》一节的最后，汉斯对舒伯特声乐套曲《冬之旅》中的《菩提树》一曲发表的论述，彻底应和了他在《雪》的梦境后作出的宣告，《菩提树》恰恰是“浪漫主义的死之歌”。汉斯在那段内心独白中说，“若有人在自我超越的过程中耗尽生命，最终死去，他的唇齿间将倾吐出爱的新词，只是如今他还不知如何去讲述”，他也会从这首歌、从对死亡的共情中获取真正的智慧。
叙述者告诉我们，这段话就是汉斯·卡斯托尔普临终一刻的预表，在现代武器装备竞赛的战场上，他再一次哼唱起“死亡的魔歌”，炮弹在他耳边呼啸而过。面向毁灭性武器的歌唱，是抵抗死亡的歌唱，因着未来之名，即使歌者自己并不确定是否还能经历未来。
以幽默为良方
在《魔山》中，“对死亡的共情”让位于“服侍生命的决心”，这是托马斯·曼反复强调的。从这一点来看，德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两部长篇小说以对题的方式遥相呼应：《魔山》是一本反《维特》小说。“虽然这部小说涉及死亡，事实上却是一本‘善待生命’的书，”托马斯·曼在1925年11月21日致罗伯特·法尔西（Robert Faesi）的信中这样坚称，“这是它内在的属性，并在外部表现为幽默。”
幽默是抵抗纠缠着维特的“致死的疾病”最强有效的良方。歌德悲剧性的书信小说离这样的幽默还很遥远。而且《维特》缺少叙事者，但歌德在《威廉·迈斯特》中就让叙事者支配起幽默，担当起对事物进行反讽的角色。迈斯特追求的“塔社”遵循着这样的基本信条：“勿忘生活”。《魔山》也顺着同样的轨迹发展。这是一条善待生命的幽默的轨迹，正是幽默，在这部原本注定被“勿忘终有一死”掌控的小说里，为死的世界设定了限制。
迪特·博希迈尔
（本文原载《苏黎世报》2024年5月4日“文学与艺术”版面，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翻译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