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文化艺术出版社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李纯一全集》首发式暨李纯一先生手稿与旧藏文献捐赠仪式”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
“《李纯一全集》首发式暨李纯一先生手稿与旧藏文献捐赠仪式”现场
李纯一为我国著名的音乐史学家。《李纯一全集》共分六卷，180余万字，图片1200余幅，历时三年完成编辑出版，辑集了李纯一先生已发表的专著、论文和未刊发的文论、手稿及学术书信等。
六卷本的《李纯一文集》将李纯一的治学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其30岁之前的时期，时间截止于1949年。其间中国战乱频仍，李纯一个人生活动荡，颠沛流离，但依然打下考古、训诂、作曲等理论基础，并在20世纪40年代着手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
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这17年是李纯一的学术黄金期，其间出版了专著《我国原始时期音乐试探》和《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发表了《关于殷钟的研究》《原始时代和商代的陶埙》等论作，同时撰就《元明清时的音乐》和《中国音乐简史稿》两部未刊的书稿，开辟了利用音乐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来进行音乐史研究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第三阶段，是“文革”期间的10年。李纯一虽然遭遇很大冲击，学术研究受到严重影响，但还是尽其所能积累文献和考古资料，并且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乐器的考察研究工作，撰写发掘报告中的乐器部分，对汉瑟和楚瑟的调弦进行探索。第四阶段，是1977—2015年的38年。这是李纯一学术研究厚积薄发、硕果迭出的时期。他赴全国各地考察鉴定出土音乐文物，在此基础上撰写出版了《先秦音乐史》和《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两部名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文，后来又有《困知选录》自选文集问世，并且还培养出几届中国古代音乐史和音乐考古研究生。
《李纯一全集》书影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喻静在致辞中指出，此次《全集》的结集出版，对回顾李先生学术生涯，系统认识其治学思想，弘扬音乐研究所学术传统，深化中国音乐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方建军在《李纯一全集》的序言中也指出，全集中所录李纯一的论文具有诸多学术价值。例如，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五弦乐器，一般认为应是古代文献记载的“均钟”。《国语·周语下》云：“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韦注：“均者，均钟木，长七尺，有弦系之，以均钟者，度钟大小清浊也。汉大予乐官有之。”李先生认为，从韦注看，断句应为“均”，而非“均钟”。均为均钟木之说出自三国韦昭注，而所据为东汉大予乐官之事，其可信程度可疑。
在全集中收录的很多李纯一未刊发的作品也有诸多创见。比如几篇关于曾侯乙墓出土编钟的专题研究，如曾侯乙编钟律制和乐制的研究、曾侯乙墓楚王镈和编钟铭文的研究等，都是值得重视的学术成果。其中有些已经超出音乐考古的范围，而具有历史和考古研究的普遍意义，如对于曾、随关系的研究，李纯一引用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加以考证，得出曾、随系一国二名的结论，这一观点也颇具前瞻性。
活动中，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徐福山在致辞中回顾了《李纯一全集》从立项到正式出版历时三年的工作，并对此次出版工作中院领导和音乐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以及李纯一先生家属、各位编委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出版《李纯一全集》（6卷），不仅为中国音乐学界提供了丰厚成果，更为青年学人树立了崇高典范。
据悉，2021年年初，李纯一先生逝世，中国艺术研究院和音乐研究所即提出收藏先生遗留全部学术资料的建议。在征求家属意见时，李纯一子女慨然应允，将父亲生前全部手稿，包括著作、论文、笔记、卡片、表格、图片和信函等悉数捐献。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副馆长邵晓洁在发言中对李纯一先生亲属慷慨捐赠手稿和旧藏文献表示诚挚谢意，并表示：“先生从事音乐考古研究的手稿和使用的学术资料，体现其治学风范，寄托其学术情怀，丰富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术收藏，是学术发展的历史见证。”
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齐永刚（左一），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喻静（右一），向李纯一儿子李纳新（孙李应男代）、女儿李青（左二）颁发了收藏证书
首发式及捐赠仪式后，与会专家学者展开自由研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项阳、薛艺兵、李岩等研究员先后发言，高度评价了李纯一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李纯一笔耕不辍，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和音乐考古学的开拓研究，为音乐学术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