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将原文和它在各语言中的翻译比喻成花瓶的碎片，而“译者的任务”就是捡拾这些散落的碎片，试图拼凑出一只完整的花瓶。日前，由中信出版·大方策划的“译者计划：捡拾花瓶的碎片”系列活动在上海图书馆东馆落地，试图从译者的视角走进作者和作品，与此同时，经由这些译者，让翻译本身走到读者面前。
“译者计划”第一期主题为“译的考验”
袁筱一回忆了自己的翻译历程。她第一次翻译作品是1994年，与李焰明合译了勒克莱齐奥的《战争》，彼时距离勒克莱齐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有14年。不同于阅读，翻译给她带来了全新的感受。“在翻译的过程中，你在认识一个全新的对方，同时也在重新认识自己，包括认识自己的语言。我当时还是蛮沉醉于这种感受的，后来慢慢地就一发不可收拾。”
原文与“自己的语言”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不同。袁筱一指出，这考验着译者做出翻译观念上的选择。例如，法语文学作品当中有很多意象和比喻，而意象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含义。“比如说形容肌肤，特别是在19世纪法语作品当中，可能会形容像新鲜采摘下来的桃子皮，中文则会形容很水嫩，这个意象是很不一样的。你可能会觉得桃子皮很粗糙，但同时，特别是在阳光下，凑得非常近的时候，会发现那些青春的女孩子的手臂上有一层细细的绒毛”，袁筱一说，遇到这种意象的时候，就非常考验译者的观念，译者的选择在当中就起了绝对的作用。
在袁筱一看来，法语翻译已经改变了她的语言和写作习惯。例如插入和倒装，原先在汉语中不那么习惯的一些表达，借助于翻译而逐渐出现。她认为，翻译的一大任务恰恰在于，发现语言中潜藏的可能性。“语言的魅力正在于它的多样性。我们读到这么多汉语作品，也有没能抵达的地方，译者的任务可能就是把这些潜藏的东西呈现出来。”对此，张引弘分享了自己最近翻译格拉克作品的感受，格拉克的长句常常用很多修辞去修饰同一个东西，“我们之前总说中文不太擅长处理长句，但我翻译格拉克的时候发现，在不产生歧义的情况下，中文的延展度也挺高的，我们也可以让句子变得很长，当然同时也变得很绕，可能阅读起来不是一个很舒适的体验，需要花时间去理解”，她说道。
“译者计划”活动现场
“伟大的写作者总会把你带向语言未知的地方，不仅仅是翻译应该如此”，袁筱一说，在法语文学中，诸如普鲁斯特、格拉克、杜拉斯等都做到了这一点，打破了法语中已经成型的传统习惯。而当翻译这样做的时候，可能会先行一步背负骂名。她认为，译者要去努力地形成自己所认为的好的译本，虽然不见得讨所有读者喜欢，但这是使作品经过翻译后仍然是一部作品的保证。
“一部好的作品，它会不断地呼唤新的译本，”袁筱一指出，在本雅明的观点中，原作的价值决定了它是否有足够的翻译空间。“作为一个译者，我觉得我们可能更多应该放宽心地去想，总还会有新的译文出现。因为译者的个体经验总是有限的，你所不能及的地方，以及原作还没有出来的地方，这些遗憾的地方以后总会有新的译本出来的，不是说新的译本就一定强过你的译本，因为你的经验也有他不能抵达的地方，但总有新的译本不断地补足你。”
在活动现场，张引弘与袁筱一还聊到了对翻译理论的思考。张引弘认为，所有的理论似乎都在用一种否定的语言来说翻译，比如译者是“戴着镣铐跳舞”，也许我们可以赋予它一个更积极的意义。袁筱一认为，翻译理论更多的是让我们认识到翻译是怎么回事，“有的时候它是灵感一现，但理论可以让某一些潜意识的东西变成有意识的东西，或者说它可以进行一个有意识的传递，这是翻译理论的重要之处”。她不反对译者现身，“我觉得译者到前台，并不是作为一个个体到前台，他/她可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翻译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