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3日，冬至次日，上海遭遇“断崖式降温”。复旦历史学系的十几名同学在戴海斌教授带领下，溯江而上，在东方巨港、长江锁钥——江阴经历了一段有趣的旅程。
择定江阴作为本次考察之目的地，机缘在于开通不久的沪宁沿江高铁。沪宁沿江高铁原名“南沿江高铁”，于2018年10月启动建设，2023年9月28日正式开通运营，西起南京枢纽南京南站，经句容、金坛、武进、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在太仓接入沪苏通地铁，进入上海枢纽。该线路是对沪、宁间高铁布局的关键补充，为继沪宁城际、京沪高铁沪宁段后，沪宁间第三条高铁，使以往属于“高铁盲区”的数个苏南县级市迈入“高铁时代”，串联起一条高铁“黄金通道”。随着沪宁沿江高铁的开通，江阴得以向西50分钟直抵南京，向东1小时左右抵达上海虹桥，联动沪宁两城。
乘此便利，我们一行人乘坐高铁前往江阴，开始了两天的游学考察。所经路线及考察地点具体列下：
12月23日：上海——江阴站（站前徐霞客雕像）——曹颖甫故居——江苏学政文化旅游区、中山公园——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部旧址——适园——南菁书院旧址——江阴文庙——刘氏兄弟故居——兴国园
12月24日：江阴市革命烈士纪念馆、渡江战役纪念馆——江阴要塞森林公园、黄山炮台、江阴大桥——鹅鼻嘴公园——江阴市博物馆。
考察过程中，史事、人物与风景，映入耳目，联翩不绝，给大家带来了巨大的信息量与强烈的冲击感。此篇纪行，尝试将沿途所见、所闻与所思，略加整理，存以备忘。
“江尾海头”与千年要塞：长江对江阴的塑造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论及乡谊，毗陵（常州）是江阴重要的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感也体现在饮食方面：在江阴品尝小笼包与开洋馄饨时，我拍摄了几张美食图片发布至朋友圈，其中一张照片是商家的招牌：“真正无锡味·小笼馒头十大名店、三鲜馄饨十大名店”。有同学在评论区留言：“江阴是江阴的，不是无锡的。”最初看到这条评论，还不解其意，了解江阴的政区沿革后，方明其含义。
江阴，简称“澄”，旧称“暨阳”、“澄江”。春秋战国时期为延陵季子和春申君黄歇封地，故有“延陵旧封”、“春申故地”之称。秦汉时期此地尚分属会稽郡与吴郡，其建置始于晋太康二年（281年）设暨阳县，南朝梁绍泰元年（555年）废县置郡，因地处“大江之阴”（山之北水之南为阴），遂称江阴郡，后称江阴国。隋灭陈，废江阴国入苏州。隋唐两代置江阴县，属江南东道。此后江阴建置数经变化，置废分合无常。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改江阴路为江阴州，属常州路。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攻占吴王张士诚辖区江阴，降江阴州为江阴县，恢复江阴县建置，属常州府。从宽泛意义而言，江阴自此成为常州府辖地，直至民国元年（1912年），废府存县，江阴县隶属江苏都督府，情况方有所不同。而江阴成为无锡下属县/市，则是1983年的事情。
1895年《江苏全省舆图》“江阴县”
“真正无锡味”
长江汤汤，自西而东，六千余公里，浩荡奔流。“江尾海头”处，江阴因居于“大江之阴”得名。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万里长江泽被不计其数的沿江城市，独独江阴以代表长江之南而得名，可见其独特性。长江奔流至此，因受到黄山基岩的限制，河道骤然收窄，宽度仅为1100余米，而后又似喇叭敞开，至南通段迅速扩张至18公里。由是，江阴凭借绝胜的地理形势，当仁不让地成了“长江咽喉”。
从区位而言，江阴与西边的常州市、南边的无锡市区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同时，以长江为界，江阴与泰州靖江成为一座跨江双子城，江阴的黄山与靖江的沙洲孤山，则是此处的咽喉要塞。清人言君山与圌山为长江两要隘、江阴鹅鼻嘴为天险。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载：“扬子江口外有君山、圌山两重门户，江阴鹅鼻嘴，即君山之麓也，斗入江中，与对江之刘文沙相距四五里”；“福山口内，惟君山（鹅鼻嘴）、圌山二处，可设炮以守长江”。
百度地图“江阴市”
江阴黄山插入江心，与长江对岸最狭处仅1.5公里，沿江深水岸线长达35公里，是由海入江之咽喉、南北交通之要道。自古即是军事重镇，为兵家必争之地，成为自吴淞口溯江而上的第二江防要地。如南宋时期岳飞、韩世忠于此驻军屯兵；抗日战争时期，展开了围绕江阴要塞反复争夺的江阴保卫战。解放战争时期，江阴也成为渡江战役的一个关键点位。
江阴渡江战役纪念馆
大小不一的炮台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炮台群，自西向东分布于江阴黄山山脉的山头。黄山炮台旧址现存两处明清三合土炮台遗址、清末两江总督张之洞督建的三座混凝土炮台与民国时期十二座钢筋混凝土炮台，另外有三座弹药库、一座观察所、三座机枪掩体。黄山炮台因其规模之大、保存之完好、构筑年代之早及沿用时代之长，是目前全国现存炮台遗址少见之例。
黄山炮台旧址
曾经，作为长江入海口的江阴，被人们视为万里长江之终点与东海的起点，故称江阴为“江尾海头”。约在晋朝，长江裹挟的泥沙逐渐将入海口东移，沙洲沉积，逐渐露出水面。由是，今日我们所熟知的江南水乡的故事徐徐展开。
在江阴鹅鼻嘴公园（因其山形如同伸头入江饮水之鹅而得名）立有一石碑，上刻“江尾海头”四字。且此处江岸山崖极其陡峭，沿石梯下到底部江边，复向上看山体坡度，则可明了为何清人视其为天险。溯江而行，彼岸靖江清晰可见。
不远处的江阴长江大桥飞跨南北，气势雄伟
游览江阴鹅鼻嘴公园
“江尾海头”石碑
江阴长江大桥
与无锡市区依太湖而建不同，江阴是一座沿江城市。密布在江阴987平方公里土地上的550条河流，如经络一般，连接起太湖北岸的无锡市区与长江之南的江阴，将长江往来商贸的繁华源源不断传递给江南这片土地。江阴港是长江航线上少见的天然良港。2022年江阴港超越南通、南京与镇江三港，凭借3.5亿吨的货运吞吐量，成为仅次于苏州与泰州的长江第三港口。一如王安石所言，“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江阴联运江海，成为了长江与太湖之间当仁不让的经济纽带。（《“中国第二县”，到底有多猛？》，微信公众号“地道风物”，2023年3月6日）
江阴港
“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王安石《予求守江阴未得酬昌叔忆阴见及之作》）长江不仅带给江阴作为河海港口、地区贸易中心的繁荣富裕，还将活色生香的江鲜带给这片土地。位于“江尾海头”的江阴，“鱼虾接海随时足”（王令《忆江阴呈介甫》），出产最为鲜美的“长江三鲜”（刀鱼、河豚、鲥鱼）。
此行我们幸运得尝江、河、湖馈赠给江阴的美味。无论是柔糯回甜、油润肥嫩的河鳗还是鲜香诱人、丰盈鲜甜的小笼包，江南的物产丰饶似乎都汇聚在餐桌上与唇齿间。
江阴文脉寻访记：学政衙署、南菁书院与江阴文庙
史称“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的江阴，文脉绵延悠长，素有“衣冠文物之邦，东南人文之薮”的美誉，其境内文物古迹众多。我们一行人首先参观了江苏学政衙署遗址。
作为“文章司命、风教总持”之地，江苏学政衙署遗址为明清时期江苏最高教育行政官员江苏学政驻节江阴的官署遗址。与大多数设在省城的学政衙门不同，江苏学政衙门设于江阴。自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南直隶督学察院分设苏松学政移驻江阴，雍正三年（1725年）江苏学政专驻江阴，其三年一任，负责选拔录取江宁、淮安、扬州、徐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八府与通州、海州、太仓三州之才。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科举制度废除，改学政为提学使，江苏提学使方改驻苏州。292年里共计124任113位学政视学于此。江苏学政衙门设于江阴的原因主要与其地理位置有关，江阴处于苏南各府、州的中心地带，又是连接苏北腹地的枢纽，便于学政出巡，正如张文虎《南菁书院记》所称“江阴踞江苏各州府县适中之地，督学使者驻节于此”。
自初建督学察院起，已有相当规模的学院建置，崇祯《江阴县志》称其“宏敞壮丽，为江南官署之冠”。在科举制度废除后，学政衙署被改为它用，建筑渐废，仅存5间仪门，另有《重修江阴县督学察院记》等3通碑记、乾隆手书御碑一通、原墨华榭碑廊嵌砌的学政唱和诗碑刻27通与考棚青石质几十余副。
如今江苏学政文化旅游区由江苏学政衙署遗址改建而来，衙署后花园（原名“万春园”、又曾名“清机园”“季园”“寄园”）改名“中山公园”并入其中。
中山公园“孙中山先生纪念塔”，1912年孙中山莅澄（即江阴）考察演讲词：“叫全国的文明从江阴发起”
我们在此处见到了两方碑记。其一为署“道光十九年岁次己亥冬月”的《增修江阴考棚记》，落款二人为“提学使者寿阳祁寯藻撰”、“摄知县事新城陈延恩书”，祁寯藻于两三年后即以军机大臣身份入直，陈延恩之兄陈孚恩此时已为军机处领班章京，其后也成为军机大臣。
《增修江阴考棚记》
其二为署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瞿鸿禨所作一方碑记，载1885年王先谦任学政时，修复学政衙署后花园，得《寄园八咏》石碑一方，但因石不全，未知其作者（其文集认为是陈延恩所作）；1900年瞿鸿禨作江苏学政的第三年，正好从园子里挖出来另一半，确认了碑文书法为陈延恩所书，但诗文作者则是其叔父陈希曾。于是他生发“命有定数”的感慨，作此碑记：
使署西园为明参政季公故业，而因以寄名园者也。咸同间燬于兵燹，至光绪十一年（1885），吾乡王益吾祭酒（王先谦）来视学，始修复之，裒明以来诗记诸石，翼之以廊，颜曰墨华榭。其一石为《寄园八咏》，不辨何人所题，文亦不完，盖二石而阙其一。予意当时石刻必尚有湮没未出者，为怅然久之。越三年（按此非指前“光绪十一年”后三年，而是指瞿氏任学政的第三年，即1900年），于园之西发土得石，亟洗读之，果即前石之一，诗为江右陈公希曾作，其从子江阴令延恩书，而寿阳相国祁文端公（按：祁寯藻）跋其后。其时为道光庚子，今兹岁适在庚子。乱平且四十年（指太平天国平息至1900年），迟之又久而复合，岂非物之显晦有时，若或前定者欤？……光绪二十六年春提学使者善化瞿鸿禨记，妻傅幼琼书。（按录文亦见《暨阳之光——江阴博物馆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页，惟句读有误。其中有一处确实较难句读，此处仅备一说。）
寄园碑刻
寄园
学政衙署遗址塑有张廷璐、夏同善、王先谦等曾任江苏学政等人物雕像，并于展览板上罗列历任学政姓名、字号、籍贯、出身与任职时间等信息。
江苏学政节署仪门
午饭后，我们一行人又前往南菁书院旧址，如今已是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实验学校。南菁书院系光绪八年（1882年）由江苏学政黄体芳在时任两江总督左宗棠的支持下创建，“江阴在江苏四方中，而书院附于学政”。为此左宗棠还奏拨长江水师京口营游击、协镇两署故址并请“于库存淮北票费项下提银二万两，解由学臣饬交江阴县，发商生息，以为每年膏火之资”作为书院院址和创办经费。（左宗棠：《江阴创建南菁书院动拨盐票项下银两片》，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南菁书院旧址
左宗棠像
书院落成后，黄体芳题名为“南菁书院”，取朱熹《子游祠堂记》中“南方之学，得其菁华”之义，又得左宗棠题写“讲堂”匾额。据《创建南菁书院钱款收支事项晓示碑》可知，两江总督、湖广总督、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湖北巡抚等封疆大吏对此均有资助。黄体芳卸任江苏学政后，继任学政王先谦，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创办南菁印书局，刻印《皇清经解续编》等书籍。先后受聘担任南菁书院院长的有张文虎、黄以周、缪荃孙、林顾山、华世芳、王亦曾、陈昌绅、丁立钧等学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时任江苏学政瞿鸿禨将南菁书院改为学堂。在历经更迭后，现改为“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实验学校”。
南菁书院创办后，在众多书院中后来居上，成为清季民初的人才渊薮。书院学堂时期进士即有31人之多，如唐文治、张一麐、曹元弼等。其知名校友还包括蒋维乔、孟森等人。
南菁书院创始人黄体芳塑像
左宗棠题联
《创建南菁书院钱款收支事项晓示碑》
唐文治、蒋维乔题字
南菁书院旧址文保碑
随后，我们前往江阴文庙。江阴文庙始建于宋初，为纪念和祭祀孔子的祠庙，昔时儒学教官衙署所在。历代对江阴文庙有过六十余次扩建整修，现存建筑系清同治六年（1867年）至光绪五年（1879年），仿照山东曲阜孔庙风格修建，为江阴现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苏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文庙、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我们在江阴文庙还见到了几块有关明清江阴社会经济的碑文，共同识读，收获颇多。
江阴文庙大成殿
江阴文庙碑文
“文学革命”之外：刘半农与近代史学
自江阴文庙而出，步行二百余米，即可走到刘氏兄弟故居。刘氏兄弟故居是被誉为“刘氏三杰”——“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民族音乐家、现代二胡学派的奠基人刘天华；民族音乐家、作曲家刘北茂三兄弟青少年时期的居所。
刘氏兄弟故居由三兄弟的曾祖父刘荣建于清末。故居保留了老井、晒酱台、石鼓墩、竹园等遗迹，复原了刘氏兄弟少时生活的场景。我们在参观刘氏兄弟故居时还注意到，人民中路到了刘氏故居门前分成南北两条单行道，从而形成一个绿岛，这在名人故居中比较少见。
刘氏兄弟故居文保碑
故居内部
故居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凝结着三兄弟的乡愁与回忆。刘半农对故乡的竹园念念不忘。1917年，刘半农初至北大任教，在《听雨》一诗中写下自己的思归之情：“我到北地已半年，半夜醒来一宵雨，若移此雨到江南，故园新笋添几许。”后院的老井是当年刘家饮用和浆洗之源，也是三兄弟儿时常玩耍的地方，刘半农更是喜欢看井，对着井水做鬼脸，看映在水中的蓝天与万千变化的白云，母亲担心他跌入井中，时常叫他，这样的情形刻印在刘半农心中，难以忘却。1923年刘半农在欧洲留学时，思乡情切，写诗记之：“阿彭快来，你又在看井了！这是母亲的声音。分明是眼前的事，可已过去二十五年了。”站在故居院墙内的我们，抬头望见了一弯明月，更有“今时明月照古人”之感。
从刘氏兄弟故居的后院抬头望月
除故居外，刘氏三兄弟的遗物收藏于江阴博物馆，包括刘半农日记手迹、刘半农与友人往来函札、题赠绘画与刘天华作曲手稿、刘天华与刘北茂兄弟使用过的乐器等。
《刘半农奉答王敬轩先生》（摄于江阴博物馆）
在博物馆参观时，我们注意到，刘半农曾于近代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多有贡献。以往大家熟知刘半农在文学领域有很大的贡献，但不甚了解他与近代史学发展之间的关系，现场讨论激烈。游学考察结束后，我调查相关文献，对这一问题尝试一个简单的梳理。
刘半农早年因生活清贫，以演剧、卖文与当兵为业。在“五四”前后，通过与周作人、钱玄同等《新青年》同人的互动，努力涤除自身的“洋场才子气”，实现了“从鸳鸯蝴蝶派作家到文学革命的健将”之身份转换。同样，相对于刘半农作为“新文学”建立过程中带有“原点”性质的重要人物之一与中国实验语音学的开创者的角色与地位，（夏寅、王风：《刘半农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述要》）其与近代史学发展的关系，也往往为研究者所忽视。突破分科治学与既有思路的限制，重审刘半农在“文学革命”之外的面相，也为我们了解其人其学提供了更多的视角。
“五四”退潮后，刘半农与《新青年》阵营诸人在精神气质、思想轨迹与知识背景等方面的差异暴露出来。其后，刘半农选择赴欧留学。（袁一丹：《“耻辱的门”：“五四”前后刘半农的自我改造》）
1920年3月刘半农抵达英国后，先到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验语音学，生活处境颇为艰难。次年，刘氏赴法国，于巴黎大学及法兰西学院专研语音学。因政局动荡，国内的公费留学资助突然中止。刘半农只能依靠卖文来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计。据刘半农之女刘小蕙回忆，刘半农虽然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学业和博士学位上面，在紧张的工作学习之余，还必须腾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埋头写作和翻译作品，成文以后寄到国内去发表，用获得的一些稿费来补贴家用。
刘半农在法国巴黎抄录并出版的《敦煌掇琐》（摄于江阴博物馆）
在这一时期，“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里的宝藏，成了他最好的精神食粮”。在这里刘半农引领了域外太平天国文献搜集的风气之先。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廷将之视作“逆贼”“匪徒”“粤匪”“发逆”，其档案文献材料几乎被毁灭殆尽。故此后四十年间，“没有人认真地谈论、研究他们”。直至清末民初，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将其思想渊源追溯到元明革命与太平天国，利用这一“最佳历史资源”进行反满宣传。（刘浦江：《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兼论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但彼时学界对于太平天国的研究，则受限于史料匮乏，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学者们逐渐从国内外发掘残存的太平天国文献。英国是海外收藏太平天国文献最丰富的地方。刘半农便是在此收集、整理太平天国文献，于1926年编成《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由北新书局出版（后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刘半农在“前言”中提及收集整理这批史料的经过：
六年前在伦敦，见不列颠博物院所藏文件，有足供太平天国史材者甚富，意欲一一移录，归饷学人，以课业烦苦，又未几即为贫病所窘，移居巴黎，只能撮写一二有趣者而止。今于旧箧中检出，觉此残鳞断爪，弃去亦有不忍，故以付之北新主人，嘱为刊一小册子公诸同好。
《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内容包括：（1）太平条规；（2）行营规矩；（3）旨准颁行诏书总目；（4）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新历封面式样并造历人衔名；（5）请颁新历奏；（6）天王诏旨一；（7）天王诏旨二；（8）辛酉十一年正月分历书；（9）庚申十年正月萌牙月令；（10）忠王致护王书；（11）忠王致潮王书；（12）干王书福字碑拓碑额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至第十二句；（13）干王印；（14）俚歌一首（从天情道理书中录出）；（15）和硕亲王致戈登劄；（16）张遇春致戈登书。
刘半农《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出版后，就其史料价值，诸家多有评论。顾劼刚认为其“多为琐碎小品，史料上的价值很低。”（顾劼刚：《当代中国史学》，“太平天国新史料的发现与著录”）陈恭禄认为此书“皆琐碎小品，作为史料，它的价值并不高。”（陈恭禄：《太平天国历史论丛》）
刘半农所辑录的太平天国文献，对其后学者访求史料颇多启益。例如，1924年北京大学教授程演生在巴黎东方图书馆摄影抄录太平天国印书，并于同年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名为《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俞大维在刘半农与程演生二人所编文献基础上在德国普鲁士图书馆摄照太平天国印书九种，多出《天条书》、《三字经》和《幼学书》三种。1932年萧一山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访得大量太平天国文献，1936年由南京国立编译馆出版所编《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十册，影印太平天国印书共二十一部。朱希祖在序言中称赞萧一山此书“成绩比程（演生）、刘（半农）二君更弘大也。”1934年王重民赴巴黎国立图书馆整理敦煌残卷，“公余之暇，辄抽绎所藏汉籍，得窥太平天国所刻书十四种（按：重一种，实为十三种），为刘半农、程演生二先生所未见（按：其时萧一山书尚未问世），亟取而读之”。（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
虽然论者多认为此书多为“琐碎小品”，但在当时对学界也并非毫无影响。1930年代，萧一山与陈恭禄围绕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下卷，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异常激烈的‘文字战’”。在太平天国的“天历”问题上，陈恭禄采信刘半农《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收录的太平天国颁行诏书总目中的“颁行历书”，且“其文抄自外国图书馆，自极可信”。因“同一诏旨，同一事实，同一文字，而双方推算结果却不一”，故陈恭禄怀疑“作伪矛盾”。而萧一山利用出国后在伦敦所见大英博物馆东方部所藏太平天国原刻历书与诏旨，证明自己没有作伪。萧一山称“天假弟以英伦之行，否则弟不能举原书为证……陈君亦可狡辩，而使此谳百年不能决，则弟终身将有圜户琅珰之忧，而后之人亦视为疑狱矣”，并批评陈恭禄“无考证常识”；“迷信外国”；“无辨别真伪常识，又强人入罪”、“实诬刘君”。（戴海斌：《陈恭禄与萧一山笔战述评（三）：史事与史观篇》，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3年9月19日，陈恭禄撰、裘陈江编校：《陈恭禄史学论文集》）
另外，虽然刘半农本人可能怀揣增广谈助的目的，实则对近代中外交通史料多有关注与整理。在燕行文献（即明清来华朝鲜使团人员在华所见所闻著录成书的文献）中，朴趾源的《热河日记》是较早被介绍到中国大陆学界的一本。（王鑫磊：《同文书史——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朝鲜学者朴趾源随其从兄朴明源来华贺乾隆七十大寿，此行遍游盛京、北京与热河等地。朴趾源在回国后，将其在华所见所闻，撰成共计26卷、25万字的日记——《热河日记》。（郑克晟：《读朴趾源〈热河日记〉》）
1927年刘半农致函于朝鲜汉城京城帝国大学任教的魏建功，托其代觅朴趾源所著《热河日记》，“《热河记》甚想购致一部，有好写本希为留意”；“《热河记》不必急急，总须求得精好写本，不论到手之迟速也。此外如有他种笔记，涉及吾国风土俗尚者，亦望随时留意。兄欲汇刻此等小说为一丛书，甚感甚感。但卷帙甚繁，当此四海困穷之际，恐一时不易办理耳。”（刘半农致魏建功，1927年，王风、夏寅整理：《刘半农书简汇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刘半农视《热河日记》为“小说”、“笔记”，可见更关注其中涉及清朝风俗的内容，而非更为全面的史料价值。
1916年，时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的刘半农出版《乾隆英使觐见记》，译自乾隆时期来华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后人海伦·H.罗宾斯所编的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 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George, Earl of Macartney, with Extracts from His Letters, and the Narratives of His Experiences in China, as Told by Himself,1737-1806一书的第十至十二章。刘半农在为所撰序言中，将此书定位为“笔记”类史书，认为其史料价值不仅记述了“纯皇之政见起居，内庭服御之侈靡，朝臣之庸聩，有司百僚之趋跄奔走，酬应供张之繁缛，编户齐民之活计疾苦”，尤其记述了核心争议问题——中西对于“磕头”的礼仪之争，“叩首礼之争执，诸家笔记记之未备者，陈述尤详”。
1917年，上海中华书局将《乾隆英使觐见记》与《慈禧外纪》《慈禧写照记》《庚子使馆被围记》和《清室外纪》一同收入《清外史丛刊》发售。虽然刘半农在序言中肯定了此书作为史料的价值，但在实际的宣传发行中，刘半农与中华书局都将《乾隆英使觐见记》往“政变诡局”“宫闱奇闻”“外人所著”等特征倾向，以满足读者对于清宫秘史的猎奇心理，并且强调此书刊印满足读者随时随地阅读体验以及娱乐性。（1917年《乾隆英使觐见记》广告词）此次编译出版《乾隆英使觐见记》，为马戛尔尼访华日记首次进入国内学界。刘半农对《乾隆英使觐见记》的译介，提供了有别于清廷官方文书的西人观察中国的第一视角，帮助我们分析马戛尔尼使团如何认识与构建中国形象、双方交涉细节与乾隆年间中国社会生态等诸多问题。（张祥权：《档案热病视角下“历史的文本”翻译研究——以刘半农〈乾隆英使觐见记〉为例》）
《乾隆英使觐见记》版权页
刘半农还曾为近代颇具传奇色彩的名妓赛金花做过口述史访谈。19世纪30年代已过垂暮之年的赛金花蛰居于北京天桥居仁里。1933年北京《实报》记者管翼贤偶然发现这位昔日名妓后，邀请各路媒体前往采访赛金花，制造舆论，引发多方关注。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刘半农与学生商鸿逵议定为赛金花作传，特请老友郑颖孙从中牵线搭桥，并致金与赛氏，以便登门采访。（徐瑞岳：《刘半农研究十题》）作为大学教授的刘半农为青楼女子作传，招致了不少非议。而刘半农为赛金花作传宗旨是很大程度上是将其作为历史人物来记述历史，刘半农认为，“这个人（赛金花）在晚清史上同叶赫那拉可谓一朝一野相对立了。”
刘半农日记中记载了1934年1月至2月每一次对赛金花的访谈，总计八九次。虽然刘半农为访谈赛金花作了充分的准备，还与商鸿逵细致讨论过体裁、体例与影像收集等问题，但因赛金花对史事不少细节避而不谈，以及因文化水平不足导致的偏差，令刘半农和商鸿逵颇感失望：“赛金花的文化水平并不高，略识文字，不能执笔作书。”（商鸿逵：《〈赛金花本事〉和赛金花》）“赛的一生底细，我们欲想知道很难，她是决不肯全盘托出的。这只好慢慢从旁去找材料。”（商鸿逵：《曾孟朴与赛金花》）
因为访谈效果不佳，刘半农暂时将为赛金花作传一事搁置，但从日记可观，仍对此事留心，如搜罗赛金花照片、画像，看望赛金花等。1934年刘半农在带领学生前往内蒙调查方言途中染回归热，病逝于北平。刘半农学生商鸿逵整理了此前访谈赛金花材料，定名为《赛金花本事》。《赛金花本事》是根据刘半农与商鸿逵对于赛金花所作的口述访谈所撰而成，可以视作赛金花的自叙传。若将其作为口述史史料，则仍需加以考证辨析。
从以上刘半农与近代史学的几例来看，确如刘半农之弟刘北茂所言，“半农先生的成就不仅限于文学、语言学这两个范畴。他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渊博的学识，虽终年仅四十三岁，但他毕生研究工作的范围是很广的。”（刘北茂：《纪念长兄半农先生》）
江阴城中的小小院落里昔日回荡着刘氏兄弟儿时的欢声笑语，也凝结着游子离乡思亲的眷恋情长，今日故居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仍在向来访的游人诉说着他们的故事，他们撰述的文章与谱写的乐曲也将永存于世。
“忠义之邦”：江阴“乙酉抗清”的历史书写
江阴作为历史上兵家必争的四战之地，在学使按临、士人云集的绵绵文脉之外，还弥漫有一段英豪忠义之气。参观江苏学政衙署后，我们路过一座六角形亭，名为忠邦亭。亭内悬挂“忠义之邦”四字匾额，墙壁上还嵌有“忠”“邦”两个擘窠大字，是嘉庆年间江苏学政姚文田所书的砖刻。
忠邦亭（姚文田所书原为“忠义之邦”四字，曾悬挂于南城门上。抗战时期因日寇炮击毁去“义”“之”二字，1946年8月设亭，剩余二字便移嵌于此）
江阴享有“忠义之邦”的美誉，起于明清鼎革之际的一段抗清史事。据忠邦亭下的介绍牌所述：清初乙酉（1645年），江阴士民为抵制清廷的剃发令，奋起抗击清军八十余天，殉难者不可胜计，在后世的口谈笔记中凝练为“江阴八十一日”这一代称。
我们一行人又转至江阴要塞司令部旧址，遍览馆中展板，发现抗战时期曾有名为《江阴八十一日碧血史》的作品问世，以清初旧史激发国人救亡抗敌的热情。乙酉江阴抗清已由一段具体的史事，演变为可以从不同角度援引、阐释的象征性故事。与忠邦亭介绍的内容接叙，自清初以降有关江阴抗清的历史叙事，其中义理的显隐与取舍，目标的差异乃至对立，似乎隐约可辨。
顺治初年江阴抗清因抵抗之久、罹难之惨，在嘉庆时期已是清廷褒扬的忠君显例。学者黄一农利用《明史》《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江阴县志》等史料，说明清廷如何将江阴之变抽离出满汉矛盾的情境，嵌入儒家道德体系中的忠君一端（黄一农《官方与民间、史实与传说夹缝中的江阴之变（1645）》，载陈永发主编《明清帝国及其近现代转型》）。若继续将目光垂至清季以来乙酉江阴抗清的历史书写，革命派发覆此前隐而不彰的夷夏之防，而这又在抗战时期为忠于国家的阐释所取代。如此道来，这条脉络简明而清晰，与近代史的整体叙事同频共调。那么其中有没有改写的细节与隐没的异调呢？
《江阴八十一日碧血史》
怀揣这一问题检阅史册，清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剃发令下，江南各府县的抗清活动遂起，江阴即属其中一例。（顾诚《南明史》；司徒琳著、李荣庆译《南明史：1644-1662》）后世回溯此际江南抗清潮流时，江阴往往受人瞩目，比如魏斐德认为江阴抗清在当时的江南地区十分特殊，是“明代自杀式忠君思想的夸大”（魏斐德《清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江阴悲剧》，载氏著、梁禾编：《讲述中国历史》）。这种认知本身可能已受结果与叙事的影响，反之又会引导我们对彼时情势的判断。当时异乡文人对江阴抗清的定位，或与今人的观感不同。
浙江海宁人查继佐在康熙四年（1665年）著成的《鲁春秋》一书中（沈起撰、汪茂和点校《查继佐年谱》），为说明鲁王在绍兴监国前后的周边情势，将江阴抗清归入剃发令下“浙东西、江南搢绅士民竞舞槊起”的潮流，同时记录的还有与江阴共属常州府的宜兴县。查继佐对江阴抗清的具体记载，有“江阴俗尚拳勇”“每出奇计，累捷”“城陷而复、复而陷数四”数句（查继佐《鲁春秋》，国家图书馆藏抄本）。对比记述宜兴时集中于卢象观等抵抗领袖的行迹，查继佐在述及江阴抗清时增添了地域民风与守城细节等内容，但是并没有特意推扬江阴一地的忠勇。据查继佐的自序，写作此书意在表彰鲁监国政权的历史地位，以及为明殉节的公侯氓庶，择取人物遵循所在地域“不因鲁不载”的原则，一地名誉显然在其笔削之外（查继佐《鲁春秋》自序）。
在乙酉抗清的亲历者及后世邑人的记述中，江阴人因抵御清军最久而产生明显的地方自豪感。魏斐德曾从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关系着眼，指出在乙酉江阴抗清中交织着忠君思想与地方观念。此处的“地方观念”，包括地方精英的自治倾向与乡梓情感，与指向王朝的“忠君思想”之间形成张力（魏斐德《清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江阴悲剧》）。而我在清代文献中体会到的“地方自豪感”，则是江阴绅民在与宜兴、无锡、靖江等邻县的横向比较中流露。季承禹是亲历乙酉抗清的江阴人，据他在《澄江守城纪事》中所述，当江阴人要在清军围困中度过中秋节时，有一乡民作歌：
宜兴人还似一条枪。无锡人折了一股香。靖江人忙跪沙滩上。常州人不经打，既献女儿又献娘。惟我江阴人，死守七十有五日，一个没投降。
以人情揆之，彼时江阴已被清军围困两月有余，江南诸县的抗清活动败如山倒，江阴处于垂而将败之际，城内乡民内心的悲观可想而知。同时比照清军接连攻占邻县之状，江阴却能孤城坚守，绅民难免产生一种自豪之情。季承禹补充道，当时江阴人还作有其他诗歌，只不过因为“其文尚雅，其词过多不复记忆”（季承禹《澄江守城纪事》，见徐华根编《明末江阴守城纪事》）。反向推求季氏能够记忆这篇诗歌的原因，或许就在于其用词简短、直白与辛辣。这首诗歌又以多种变体，不断出现在康熙以降江阴文人编著的相关笔记中，如《江阴城守纪》《江上孤忠录》等。
江阴南菁书院旧址“江城忠义”联
江阴人对邻县的嘲弄，可能还夹杂寻援未果、县际矛盾等现实不满。在计六奇《明季南略》所收的难民口述中，江阴绅民曾在守城之初向靖江求援，“时借靖江沙兵二千，每人犒千钱，与清战，杀伤五百人，沙兵扬帆去。程璧有当，靖江沙兵败归，恨之，劫掠一空”（计六奇《明季南略》，见徐华根编《明末江阴守城纪事》）。可知江阴与邻县靖江非但合作抗清不成，反而导致双方互生怨怼，靖江沙兵败归后还劫掠了江阴富商在靖江的产业。是时居于江阴城外的李寄在《天香阁随笔》中记道，江阴人犒师时“有詈其无能而飨我牢脯者”，不满所请来的靖江沙兵未能有效地抵御清军，两县兵民发生龃龉的原因已然有迹可循。对于此事，康乾时期成书的《江阴城守纪》进一步增添了靖江沙兵“酗酒赌博，人无斗志”的细节。（《江阴城守纪》，见徐华根编《明末江阴守城纪事》）
如果要理解江阴人在乙酉抗清中的情感、动机与行为，自然不能忽略这种地方自豪感。只是这一情绪，无法脱离孤城抗清的特殊情境，也很难引起异乡人的共鸣，甚至可能引发邻县人的不满。当乙酉抗清不再仅仅作为江阴的地方事件，而是进入异乡作者笔下乃至官方叙事之中时，此类标榜本地的自豪情绪便成为历代相关书写中改写的“细节”与隐没的“异调”。
黄一农的研究提示，民国初年河北玉田人赵焕亭在《明末痛史演义》一书中化用该歌时，或许是为了减轻江阴与周边地区的矛盾，不仅改换原文中“跪”“献”等尖刻的用词，并将讽刺对象改为距离江阴较远的松江、绍兴与嘉定。（黄一农《官方与民间、史实与传说夹缝中的江阴之变（1645）》）
清季以降反清与抗战接连发生，无论宣传语境以汉族还是中华民族为本位，地方观念显然均无法与之相宜。这一趋势，可以取1937年澄锡地方报刊上的一则征兵启事为例：
江阴团管区司令部，办理江阴、靖江、无锡三县征兵事宜……查我澄、锡、靖三县，素称忠义之邦，各界志士抱同仇敌忾，有我无贼，恨无路请缨，难酬壮志者，定不乏人。（《江阴团管区司令部募志愿兵两营杀敌》，《锡报》1937年9月7日）
澄、锡、靖三县既组成一个军事单位，相关动员活动自当划一。原属于江阴人的“忠义”之称，此时也被及其先辈曾嘲弄的锡、靖二县，一道鼓振三县军民为国家效忠，主动外御敌寇。
江阴文庙“抗清三公”塑像
再将目光收归历史中的志士身上，江阴享此美誉，自有先辈为之挹入忠义的精血。我们还在江阴文庙看到“抗清三公”塑像，分别是典史阎应元、陈明遇与训导冯厚敦。阎应元、陈明遇以卑秩御强敌，组织邑民坚守孤城八十一日，在后世追怀中尤获赞誉。乾隆时期江阴为阎、陈二人立专祠纪念，县令蔡澍在所勒石记中道“斯时之死节者，惟江阴县尉阎、陈二公，材最良、官最卑、忠最著”（蔡澍《阎陈二公祠记》，见徐华根编《明末江阴守城纪事》）。后世也常沿用这一观点，例如当代史家顾诚便认为南明抗清叙事中相较于史可法，“更值得歌颂的是阎应元、陈明遇为首的江阴百姓，在他们面前，史可法的官愈大、权愈重，就愈显示出其作为之渺小”（《南明史》）。
实际上，对乙酉抗清殉节诸人的评价同样暗伏异调的隐没。查继佐在《鲁春秋》中认为江阴抗清由中书舍人戚勋及典史阎应元、训导冯厚敦等人组织，着重褒扬戚勋的忠烈事迹，详叙他劝说家眷一同殉节，自经前在墙壁上题写“皇明文华殿中书舍人阖门殉难戚勋之宅”等行为。书中对于阎应元在守城中的地位与作用则语焉不详，关于殉节的描述也仅有“阎卒被执，不屈死”一语。（查继佐《鲁春秋》）待至乾隆年间清廷表彰明代殉节官民，在《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中对“平生无大表见, 而慷慨致命、矢死靡他者”赐以“忠烈”“忠节”“烈愍”“节愍”等通谥。江阴殉节诸人中阎应元获谥最高一等的“忠烈”，戚勋则获谥稍次一等的“烈愍”，两人在乙酉抗清中地位的易置宛然可见（《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卷二、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掩卷思及忠邦亭内惟余“忠”“邦”的姚文田手迹砖刻，乙酉抗清赋予江阴的精神象征好像正系于此二字。查《辞源》《现代汉语词典》中“邦”兼具“地方”与“国家”二义。这一层字义上的交汇，暗合“忠义之邦”自清以降的内涵变迁，由称赞一地官民的忠君勇毅，到激励公民忠于现代国家的飞跃。
（参与江阴考察的人员有戴海斌老师、周雨斐、王艺朝、邹子澄、牛澎涛、唐益丹、李娟、王守顶、郑西迅、陈文睿、董洪杉、伊楠。邹子澄、陈文睿与董洪杉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