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鹰：1962年生于内蒙古自治区，文学硕士。文艺报社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出版评论集《守望文学的天空》《文学：向着无尽的可能》《向道与叩问》《写作的理由》。有译作、散文若干。
2017年7月30日山东书展上，济南市民选购书籍。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用文学讲好中国故事，有助于改变‘文学逆差’，让国际社会重新看待中国制造、中国力量、中国方案。”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说过：“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我经常想，文学也许就是人向自由迈出的其中一步，它肯定会是人类最早掌握的，用以满足人类内心需求的文化形式。
镌刻人类自由进步的足迹
如果有幸乘上回溯历史的快艇，我们就会逐步知晓，文学的诞生和演进经历了漫长、复杂而引人入胜的有趣过程。长城、罗马斗兽场、金字塔是那样的辉煌，但也无法与文学这种文化奇迹相比拟。我们每天说的话，发出的讯息，许多都能算作文学作品。人类交谈、打比方、讲故事，用抒情诗来咏唱自己的内心世界，倾诉自己的欢乐与悲伤，抒发自己心灵的呼唤，无不是精神创造意义上的“发明”。
中国古人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诗书礼乐易春秋”，文学排在第一位，是古人素养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文学所具有的精神超越性，鼓舞着人们应对自然、应对自我、应对生活所提出的问题，抚慰人的心灵世界，满足人类灵魂的内在要求。好的文学体现着一个民族最富活力的呼吸，如同肌肤般与人的日常存在、精神渴望相关。仰望文学这无比浩瀚的星空，我们会发现，上面刻着人类进步发展、持续探索的足迹，描画着人类理想、希望、欣喜与忧伤的图景。
文学有巨大的磁性，吸引了无数立志摆脱命运牵引的人们。如一位作家所说，写作改变人，会将一个刚强的人变得眼泪汪汪，会将一个果断的人变得犹豫不决，会将一个勇敢的人变得胆小怕事，最后就是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个作家。这便是作家的宿命。
但成为作家路途上的艰难并没有熄灭人们飞蛾扑火般的勇气，因为成为作家和诗人开辟了迈向自由与进步的可能，以至于法国诗人拉马丁说，“在一生中连一次诗人也未做过的人是悲哀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26岁时写下《准最后审判》：“我在内心深处为自己开脱吹嘘：/我证实了这个世界；/讲出世界的稀奇。/别人随波逐流的时候，我作惊人之语，/面对平淡的篇章，/我发出炽烈的声音……”表明我们可以为证实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一切而自豪，可以因写作融入社会的进步而骄傲。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文学重述人类对生活的学习，对世界的探究。文学不是理念、观念、概念的展开，不是省事的口号、标语，更不能成为随意的涂抹、不负责任的狂言。文学拒绝复制新闻、拷贝陈述、沦为生活的简易说明。文学处理有关人生、世界、自然、情感、人性进展方面的话题，文学不拒绝对“僻静”思想空间的反映，避免单调的合唱重唱。
此外，文学可以探究生活真相，破译人心奥秘，像要勾画人类“命运路线图”那样，给人以信心。好的文学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可以启迪思想、陶冶人生，一扫颓废萎靡之风。我们徜徉于文学的世界之中，可以领悟人生或世界的进步，以坚定生存信念，找到个人的理性目标。
文学的巨大魅力在于让人懂得，生活不是毫无头绪的存在，而是充满着各种可能性与选择性的生机勃勃过程，在文明演进的岁月中，文学无微不至地帮助人类建立自己的价值系统，并形象地昭告：人本来什么样、应该怎么样。文学还通过所塑造形象的“现身说法”试图去确立公众的价值信仰，以人物形象作为榜样影响公众，从而将公认的价值观融入个人日常行为、生活细节中。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文化作为文明、知识水平、受教育程度以及“观念意识形态”等，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文化与作为主体的人，始终处在相互生成的互动之中。人创造了文化，而人自由发展的程度会影响和制约文化发展形态，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推进是应有之义。文化的功能主要是造就出自由个性和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文学的作用同样如此。
架起心与心的桥梁
文学的威力还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个利器。人类进行文学创作的理由之一是对话，这由人类强烈的归属感、防御感、拓展感之需要所驱动。因为人是要群处的，无法长期离群索居。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在《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一诗中，这样表达人的真实处境：“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洲就减小，／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身边熟悉的人，还有整个人类。你会告诉他人自己的想法，也需要征询别人的看法，获得他人的反馈，与人交流，以强化人生经验，肯定生存自信。
交流最初还有一种深层的动因，是为了壮胆。遥想远古时期，人们围坐在篝火旁，远处有狼群在树丛后嚎叫，为了驱除恐惧，有人开始讲故事，这个人讲完，下一个人接上，用以激励自己对抗恐惧。不停顿地讲述，成为把外部世界威胁甩在一边的“魔法”，构筑起精神依傍的壁垒。
人类生活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有情感宣泄的渴望，有思想交流的冲动。我们与他人、自然、社会，与不同语言、种族、境况的人，会不停地交换看法，将诉求、愿望告知对方，了解彼此。虽然诗人荷马究竟是一个诗人的名字，还是一群讲故事的人的代称，至今仍无定论，但其留下的史诗却完整地揭示给后人，在那遥远的时代里，希腊人如何生活，他们在想什么，情感世界如何。史诗也透露了战争时期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深广宏阔的内容、瑰丽奇幻的讲述方式，使之为后人留下了与世共存的证言。
说到交流，作家还书写了人类可能会面临一种极端的窘境，即为找不到交流对象而苦恼，像契诃夫笔下可怜的主人公，不得不去与老马说话，或者像可爱的万卡，给乡下收不到信的爷爷写信。他们的遭遇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人们，作为人，无论有多么卑贱，都有交流和倾诉的强烈精神诉求。在这件事情上，文学帮了大忙，会避免惨剧的发生。
打开与外部世界对话的窗口
阅读巴尔扎克《幻灭》的时候你会吃惊地发现，远在千万里之外的作家，似乎对中国并不陌生，小说多次写到“南京缎裤子”“中国纸”，以及瓷器等。更早的时候歌德则说，“当中国人已经拥有小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他在阅读《好逑传》后对艾克曼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伏尔泰曾将《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罗素、李约瑟更是中国文化的热烈拥趸。赛珍珠以中国题材小说《大地》成为美国第一个女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该小说曾在美国先后发行两百万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发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大约有两千三百万美国人看过这部电影，而别的国家观看此片的人数也高达四千三百万。对西方了解中国产生不小影响，也看得出，中国题材中国故事历来受世界关注。
新世纪以来，莫言、曹文轩、刘慈欣相继饮誉国际，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纷纷走向国际市场。文艺是世界语言，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满足国际社会和外国民众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愿望，把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中国人对自然、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的看法，把中国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告诉世界，最好的方式就是讲故事。用文学讲好中国故事，有助于改变“文学逆差”，让国际社会重新看待中国制造、中国力量、中国方案，改变我们有理讲不出、传不开的被动。
文学不是修桥与建窗口，但好的文学确实会成为美好的媒介，直抵人心。有位作家曾经说过，我相信文学是由那些柔弱同时又无比丰富和敏感的心灵创造的，让我们心领神会和激动失眠，让我们远隔千里仍然互相热爱，让我们生离死别后还是互相热爱。但文学要打动人，需要回归人性、挖掘人性，注重基于人性思考问题，在受地区、人种等因素影响相对较小的题材上，找跨文化传播的最普遍共性，实现中国故事共通性的最大化。小说《风声》《解密》《暗算》等在国际上受到欢迎，一个重要原因是善于挖掘人性和破译人精神世界的密码。作者麦家像一个出色的“精神侦探”，解密被时间包裹起来的真相，解密人心、观察人性，让人透过险象环生的故事，一窥人内心世界的深邃。麦家写的多是一些在保家卫国的人，这些人出于各自的职责和使命，不可能同时拥有饱满的世俗生活和多样的个性。他们由历史情境决定的踌躇、软弱、迟疑、迁就、反复、挣扎等，恰恰有意想不到的魅力。人的内心永远幽微难辨，好像每个人内心都有一道自设的红墙，“你不自由的时候渴望自由，当你完全自由时又要逃避自由。”中外社会环境不同、思想观念各异，但人内心世界的复杂诡异其实相似，均为获得共鸣之永恒主题。
当代生活是文学最广阔自信的天地
多年前，铁凝在与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会面的时候，马丁·瓦尔泽说，他非常羡慕当代中国作家有无穷可写的好题材，因为中国处在异常丰富的变革中。铁凝谈到，作为一个写作者，瓦尔泽的话让她深受震动。扪心自问：我们应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判断和把握时代的本质，怎样在自己的创造中积攒和建设理性而健康的文化自信，怎样不那么下意识地以他者的标准预设性地成为自己的标准？她的发问引人深思。
当代是我们每日经历的现场，人们如何面对鲜活的当下、如何应对现在进行时的难题，更能激起关注的好奇与热情。美国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如何读，为什么读》一书里曾说：“我们想在小说中遇见如果不是我们的朋友和我们自己，也是某种可辨识的社会现实，不管是当代的还是历史的社会现实。”文学的作用之一，是将现实中的一些事实具体化、形象化，让我们受到没有机会接触到的一切感染，或者即使有机会接触到，也借此了解一下别人怎么判断、怎么分析，从而拓展自己的阅历与感知。文学为世界提供图景，一个很大的责任，是能够让人从似乎毫无头绪的生活中找到一条条清晰的路径。
美国文艺批评家约翰·拉塞尔曾经说过，“艺术真实地告诉我们所处的时代。艺术给我们提供娱乐的同时，更主要的是为我们揭示了真理。它包罗了人类整个历史，告诉我们比自己更聪明的人在想什么、做什么。它讲述人人想听的故事，并永久地固定了人类进化史中诸多的关键时刻。”关于当代生活的文字可以帮助人认识政治、经济、社会现状，认识文化、传统、风俗、人文特性等，能使人更好地调适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开辟更美好的生活。作家只有将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将更多中国进步的现代性置于书写的核心，才能为人类提供真实的中国经验，为世界贡献中国故事的特殊声响和色彩。
文学发展史已反复告诉我们，作家越有追求，他就越属于他所出生的社会，越是能够自觉把自己才能的发展、倾向，甚至特点与时代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与脚下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从现实的源头活水中找寻灵感，从传统中汲取力量。诚如贾平凹所说：“写作要有现代性。现在的写作如果没有现代性就不要写了，如果你的意识太落后，文学观太落后，写出来的作品肯定不行。传统中的东西你要熟悉，你是东方人，是中国人，你写的是东方的、中国的作品。从民间学习，是进一步丰富传统，为现代的东西做基础做推动。”这样才有望出大作品。
书写中国现代性的作家艺术家，需要心里有他人、有完整的外部世界，需要惦念世间风云。任何一个优秀的作家都不会把自己局限在自我的牢笼里，或局限于过往的历史中。如一位当代作家所言，他们会为世间发生的一切热泪盈眶，为他人命运满怀悲悯。他们心里有整个宇宙，能够看得更远、更开阔，有可能“永远为地平线上的天际所无限吸引”，取代个人私利闪念的，是对外部世界、对他人、对陌生人的关怀，是以宏阔的视野概括当代生活。失去向整个世界发言的雄心，其作品也就失去了立言时代的力量。
优秀的作家毕生在寻找这种力量，以便让人们从生活的不如意中跨过去。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样说：“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从文学提供的直面当下、瞩目新生活的画卷，人类往往更有可能找到通往未来的坦途。
文学使人更成为人
恩格斯曾说，“就一切可能看来，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可能经常以极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放在历史长河中看，即使到今天，人类进化得也还远不完善。正因此，人类以自己创造的文学和艺术等，塑造有教养者的庄重榜样来激发品德，颂扬理性，以引起效仿。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说过，“文学应该预见未来，用自己那最鼓舞人心的成果跑在人民的前面，就像它是在拖着生活向前迈进似的。”文学按一定目的引领生活、预示生活，给人以启迪，唤醒人类注意自身的不断完善，带着生活一同奔跑。
文学像面镜子，映照人类的灵魂，同时也照耀人类的行为，文学最基本的功能之一是给予意义，对人类的生存赋予价值——回答诸如我是谁，我为什么而生，我为什么而活，回答人如何更成为人等带有终极意义的问题。文学是“大众的幸福事业”，没有文学，我们不可能很好地参透爱的意义、恨的价值，不可能激发起对宇宙万物更加珍视的情感。文学的价值不可取代，还在于文学具有很强的超越性——人对自身局限其实抱有很大的遗憾，希望通过形象化反思会有所突破，使人的本质力量更好地显现出来。
文学通过唤醒人们对习惯和麻木性的注意，引导人向往美丽的新事物。文学往往以不妥协不顺应生活，提醒人们注意纠正自身的不完善，让文学从反面成为对生活和人性最清醒的守护。文学与人类价值生长相伴随，在生活价值紊乱和文化秩序失常的时刻，文学往往挺身而出，发挥文化自我修正机制的作用。
人的天性是对一切丰富、美好都有所期待，在文学的世界里，哪怕是对黑暗、失败的描述，也需要光明、胜利的烛照。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选取自己熟悉的北平市民生活，写了一个小胡同里在日本铁蹄下死去的19个人物，控诉侵略战争血腥残害中国人民的罪恶。小说告诉我们，普通中国民众完成民族觉醒需要走过何等沉重的路。抗战是对民族精神的考验。善与恶的斗争有史以来就有，各个民族都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加大善对于恶的制衡。文学会让人明白一个道理，真正的人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一生当中有幸被文学所潜移默化，受到自然而然的熏陶，会使自己更有教养，内心更加丰富、充实与自信。
文学满足人所需的精神愉悦
文学诉诸人的审美感知能力，文学作品应当能够使接受者不仅从作品所说的事情中，而且从述说这些事情的方式中，得到快乐，否则，就称不上是文学。文学把人们的命运联系起来，依靠的是思想的力量，同样也依靠言说方式的魅力。言说方式是否新颖多样、出人意表，关乎文学魅力是否能够持久广泛。马克思说过，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文学以美的形象、思想、结构及语言，对人类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进行个性化表现，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提供出赏心悦目的娱乐。
文学充当人类感受能力的清醒使者、守护者与激发者。蒙蔽人的感受力、鉴赏力的行为历来存在。早在两个多世纪以前，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就说过，“目前有许多在过去时代里并不存在的因素，正在向人类心灵的鉴别力合力进攻，使它趋于迟钝，不再能自愿地进行努力，陷入一种近乎未开化的愚昧状态”。他认为，一个作家所能从事的最有益的工作之一，就是努力培育和增强人的心灵的美和对美的感受力，使人的心灵能在不使用猛烈刺激物的情况下趋于振奋。诗教也好、语言美也罢，其中一个重要的作用是，能够有助于我们避免“愚昧状态”，避免“心灵趋于迟钝”，永远向美睁开双眼。
作为一位作家或诗人，他所能够具有的特殊能力之一，便是用博大的精神世界看待与表达一切，激发与影响人的审美能力。作家与诗人对全人类说话，特别是对人的感受力、鉴别力发言，他们被赋予更驳杂的想象力，更绚丽多彩的激情和柔情，比普通人对人性有更深的理解，有更宽阔的心胸，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意志校正世上的一切，开启与铺设人类精神的坦途，人类赋予作家的使命与标尺是相当高的。正如作家张炜所说，“作家不是一般的有个性，不是一般的有魅力，不是一般的有语言造诣；相对于自己的时代而言，他们也不该是一般的有见解。有时候他们跟时代的距离非常近，有时候又非常遥远——他们简直不是这个时代里的人，但又在这个时代里行走。他们好像不知从何而来的使者，尽管满身都带着这个星球的尘埃。这就是作家。”
美是看不见的竞争力，美开辟可感知的多样性具体性。比如，人的崇高之美的体验，来自人在不可抗争的宿命面前，所体现的对自身尊严的感知。生活中的细微之美，以文学之力加以揭示，需要作家具有从生活宝藏中发现、呼唤美的能力。就文学而言，美更多的时候来自洞若观火的敏感，小说家作为生活的专家，其看家本事是打捞发掘、见微知著，以生活的细枝末节为道场，在洞察、想象的魔法中营造出一个个“金蔷薇”。
当然，作家的这种发现、呼唤与表达有赖于语言。中国语言文字审美风范极为独特，其节奏美、韵律美，以及所展现的语言“及物”能力，凝结着中国人的经验、思维、修养与品格。中国经典的和谐声韵、有致字句，塑造着一代代中国人观察世界、待人接物的方式。无论我们什么时候读到“泉眼无声惜细流，树荫照水爱晴柔”“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心中仍然会涌起回归家园、栖身永恒的情愫。一代代中国人以不灭的诗心、文心书写着中国情感、中国韵律、中国美好。（文/梁鸿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