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与“心量”的扩充

研读历史有助于增加思考复杂度,以斯坦福大学Sam Wineburg和Daisy Martin教授的《像史家一般阅读》(Reading Like a Historian: Teaching Literacy in Middle and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rooms)为例,它颇能反映近来历史教育中将史事复杂化的特色。首先是极端的脉络化,用巨细靡遗的史料将历史上重要的纪念日(如哥伦布纪念日)、伟大行为(如美国独立战争在列辛顿一役,及林肯的解放黑奴),甚至是“沙尘暴”的历史,极尽可能地脉络化以培养历史性。譬如:一、林肯也可能是一个现代意义的种族主义者,但是林肯相信其《解放奴隶宣言》中所宣称的,所有人一律平等;二、“哥伦布日”不应是1492年,而是1892年,因为哈里森竞选美国总统时,为了争取美国一向被边缘化,且被想象成带有罗马教廷秘密的天主教徒等移民的选票,用哥伦布日来赋予这些天主教移民正当地位,而不是真的要纪念“伟大”的哥伦布。这些讨论所形塑的特色,是历史人物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伟大,动机那样单纯,或是能像传统史学有意无意间认为的,意志与行动是联成一线的,这当然为“师法古人”或“以史为鉴”增添了一定的困难。

《像史家一般阅读》(Reading Like a Historian: Teaching Literacy in Middle and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rooms)书封


历史是超越(beyond)人类生命限制的,人的生涯有限,但通过历史知识可以扩充心量、超越现在,从生活环境及条件的限制中解放。现代人因为历史意识不足,满眼所见都只是“现在”,很容易把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所看到的东西,当作人类自然而然的东西,也就是把现状本质化,忽略了人类历史上其实有过多元、丰富的可能性。人类的经验并不是只有这一刻才是对的,或是只有这一刻才是最进步、最有价值的,过去可能也有我们可以取法的资源,而且未来也许还会再改变。

前面所说的历史的种种作用,都有助于扩充我们的“心量”,然而“心量”是什么?“心量”的观念是从佛家来的,譬如《六祖坛经·般若品》中说的“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即是。

在佛家的观念中,“心”是一个空间,佛经中经常有“心量广大”之类的话,其中有大小之别,而得道者心量大。宋明理学承袭“心量”的概念,而且每每用来诠释先秦思想,如程子解孟子,每每以“心量”大小来讲圣人与别的圣人,或圣人与凡人之间的差别。有时他们也用“公”“私”来讲心量,“私”则心量狭小,“公”则心量宽大。朱子曾说:“人之心量本自大,缘私故小。蔽固之极,则可以丧邦矣。”宋明理学中有不少“心量”或扩充“心量”的想象。理学家设想内心的世界可以是一个很大的空间,要用格物穷理的工夫把它填满、扩充开来。

《朱子语类》中有许多这类的诠释。朱子说:“是其(周武王)心量该遍,故周流如此,是此义也。”又如:“盖他心量不及圣人之大,故于天下事有包括不尽处。”照朱子的想法,必须穷尽天地万物之理,而始到达此心之有全容量,故是穷理以尽“心量”,造成由结果来决定本源之现象。陈淳后来发挥朱子理学并编有《北溪字义》这样的观念辞典,他说:“此心之量极大,万理无所不包,万事无所不统……孔子所以学不厌者,皆所以极尽乎此心无穷之量也。孟子所谓尽心者,须是尽得个极大无穷之量,无一理一物之或遗,方是真能尽得心。”我想稍微解释“此心之量极大,万理无所不包,万事无所不统”。这句话可以从“心统万理”的思路出发去理解,所谓“扩充心量”可以理解为心中天生便具有众理,应如大厅中由千灯组成的吊灯,每穷一理,便开启其中一盏小灯,读书穷理,基本上是使得人心原有的各盏灯(众理)获得开启。

朱子说:“道理固是自家本有,如今隔一隔了。”“致知工夫,亦只是且据所已知者玩索推广将去,具于心者本身无不足也”。但又说:“天下无书不是合读底。若一个书不读,这里便阙此一书之理。”对朱子而言,求知是去隔、去蔽,开显的工夫,而我则认为人的性分中本有的道理固然很多,但以历史知识来说,更多的是扩充、积贮的工作。朱子以为所有“理”,都是人性本有的,只是因为“隔”,所以未曾开显,读书、格物就是使底片显影的显影剂。我则认为读史一方面是可以“穷理”,但同时人的内心世界也是一个潜在的或无限大的空间,里面有许多小空间,要用知识、经验去充填,它才会撑开,否则它会皱缩在一起,而这两者都是扩充心量的工作。

延伸上述的理论,在这里请容我用一段比喻来阐述“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我们的内心像是一卷可以使“万有”成像的底片(“性即理”),而读书穷理,包括读史,是在照相——在底片上曝光留下各种影像。但是一定要在暗房中用药水冲洗,才会有漂亮的照片。“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也就等于是我们努力地在“心量”(底片)上积贮古往今来的史事(照相)。最后,这些史事是否形成我们的“同时代性”、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参照架构,还是由我们自己决定(冲洗)。

读史当然也是“穷理”,在我看来读史的穷理、尽性便是扩充心量的工作。《东林书院志》中说:“学者要多读书,读书多,心量便广阔,义理便昭明。读书不多,理便不透,理不透,则心量窒塞矣。吾人心量原是广阔的,只因读书少,见识便狭窄。”

我之所以特别用历史是一种“扩充心量之学”这个表述,是为了强调“心量”中积贮的历史知识并不必然是以“律则”“定律”或“重演”的方式使我们从中获益。现实的情境有无限复杂的变化,即使古今有相似的情境,也不一定能把古代的历史照着搬到现世来用。故“心量”中的积贮是要经过大脑的吸收转化之后,再成为生命中有用的一部分。用陈寅恪的话说,这是“在史中求识”。

理学家的心量说倾向于空间上的积贮,而德国的教养学说(bildung)则倾向于人内心中时间性的历程。“教养”是德文中很重要的一个字,是德国近世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页,有很多人认为“历史”是“教养”的一部分。我觉得德国史家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 1808-1884)对这一点的阐发很透彻,他说:“历史知识有非常实际的功能。这个功能并不在于它能指示具体的行动。它的功能在于,经由扩大人们自我认识的历史视野,进而提升行为能力,以及开启更多行动的机会。”他在《历史知识理论》中有若干关于教养的段落,可以用来说明教养与扩充心量之间的关系。他说:“体会前人以及重演前人的思想,这种练习泛称为通人教育(bildung)……通人教育是训练及发展我们之所以为人的特质。”他的讨论中述及“历程”的观念,即人生有一个向上提升的精神历程,而学习历史即是扩充我们原来所不直接经历的事,即是历程中的一种形式。

赫尔德是形成“教养”观念的关键人物。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我的形象,这是它将来要成为的自己,只要觉得自己尚未成为那个自我形象,他就觉得不满足。所以,教养的起源是人内在的灵魂,是内在自我的发现,但灵魂的启悟有赖于外在事件的“引会”——包括历史的“引会”——才能发现。历史的探索是通向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与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的道路,学习历史使人们通晓过去思考事务的方式,而它们也可能复活并引导我们现在的行动。正如莱辛(Lessing)所说:“人类致于至善的那条途径,实际上每个人都该步入而且走完它。”但是,“他们欠缺以心灵经历往事而得的大伦理资本。因精神的经历而有的坚定的类型(die festen Typen)并未支配以及充满它们。记忆并未深入人心;而只有这种记忆才是一切音乐、美术、创作之母”。“人的通性中最基本的,我们已经提到过:是能借着心灵经历过去的事件,而替自己储存大量的伦理财产。”读史是以精神经历过去的事,为自己储存“大量的伦理财产”,以心灵经历往事而得到“大伦理资本”。在我看来,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借读史以“扩充心量”。

经由上述的讨论可见,教养是一种精神历程,如果用理学的说法,则是“扩充尽才而后尽性的过程”。而历史是形成“理想自我”过程中的重要资粮。

此外,“教养”也是教人“open to reality”,我的现实世界可以借由纳入别的事实而得以扩大,历史帮助我们“open to reality”,如此则不会任意主观投射自己的想法(不会像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政府那样任意投射自己的想法——坚持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后来却始终未能找到)。而且“扩充自我”——扩充自觉意识,增进认知复杂度,增加眼界、气势——或因为读史而得到一种理性能力,能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乃至相续的因果关系有深切的把握。

教养、见识是一种资产,是一种本领。譬如庚子义和团事变中,慈禧与端王载漪想利用义和团力量对付列强,准备攻打各国使馆。当时因上疏强烈反对而被慈禧斩杀的袁昶,即因读过几本1860年代与英人交涉的历史,所以能有与外交涉的开明见识。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抉择往往都是由教养或心量决定的,而在关键时刻,凭借“教养”“心量”所形成的一个小小抉择往往决定了后来重大的结局。二战美军选择轰炸日本本土的地点时,因其中的一位决策者读过有关日本历史的书,知道京都是日本的古都,有许多古迹,所以主张不能炸京都,这件事对后来形成了极为关键的影响。

美国名将李奇微即曾说,伟人自传与战史是一宗最大的资粮:“人们靠自己拥有的个人经验十分有限,所以你必须依靠外人的经验。”已经有不少人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中,提出阅读历史是在心中积贮、扩大自我,使我们得到原先局限于个人生命经验所不可得的看法。

接着我要依序从“志量”“整存零付”“深度”等角度进一步讨论读史以“扩充心量”这个宗旨。

“志量”不是天生的,“志量”也是由各种知识、见闻、典型人物、时代刺激等而形成,所以“心量”可以造成“志量”。正如章太炎所说:“大抵人之志量,不皆天成,率由见闻戟刺,情不自已,然后发为志愿,见诸施行。”章氏举民初的军阀、政客为例,认为这些人“志量”不足,所以旋起旋灭,他说:“察其病因,皆由近人不习历史,小智自私,小器自满,背逆形便,而不知违反人情而不顾,故一国无长可倚赖之人也。”章太炎观察民初许许多多乍起乍落的政治人物,认为他们就像是只凭天生聪明在下围棋的人,“心量”不足、纵深不够,没有古今成败在胸中,也没有古今许许多多的史事来到心上,所以心量太浅,志量亦不深。加上革命太快成功,没有机会磨炼其心志,他说如果清末革命能晚两三年成功,则革命人物心量更深,对国家发展更好。历史是培养“志量”很重要的资本,譬如明太祖崇拜汉高祖,喜读《汉书》,所以志量广大,故能接受“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

前面已经提到,人是有限的存在,历史提供人们扩充其视野的各种资粮,并借着心量中的积贮点发生命中的各种可能性,带我们经历我们所不可能经历的事。从形形色色的历史现象中,去发现人的本质并发掘自己已觉知的潜力。

“扩充心量”也是一个“整存零付”的工作,心量中的积贮在遇到某些情境时会流溢出来,使得历史知识与个人的环境相合,并与我们的意识滚成一个雪球发挥作用。我个人认为,古人对“整存零付”的观念已经有相当的认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要求学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大致是十五岁之前读诵经书,此后终生可以从这笔储蓄中生“利息”。用今天的话说,便是“整存零付”的思维——是尽量在一定时间内将心量扩充到一个程度,然后一生玩味、涵泳,不断地领取“利息”。也就是说知识不只是可以应付手头上的支用,同时也是要积贮于心中,不断反思,组合许多面向形成一个纵深,然后如涓流般不断靠它的利息来生活。

这也好像一个高明的棋手不只靠着天生的聪明,同时也不停地揣度记诵有名的“棋谱”,从中学到许多好的手筋和定式,学习一流棋士是如何判读局势的。“打谱”则是尽可能去理解高手在对弈时的用意。一个人若只凭聪明下棋,当然也行,但若能熟读古往今来著名的棋谱,不停“扩充心量”,这就成了他在遇到困难时可运用的资源。曹操夸说因为自己经历的事很多,故能预知应变,但“人事万变,岂能悉经?读史则事变纷纭,比例昭著”。熟读历史则可以经历许多自己所不可能亲历之事,就犹如棋士熟记棋谱,有了这些“积贮”,像是熟悉或背诵许多棋谱后,可以有机会活用到棋局之中,培养自己能适当地回应往复出现的棋局,此外也帮助掌握未可预见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棋局,用清初学者方中履(1634-1698)的话说,这便是“坐集千古之学,折中其间”。

最后我要谈“心量”与“深度”的关系。在这里我要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谈“深度”的观念来阐发扩充“心量”之重要。威廉·詹姆斯说,所谓“深度”是“一把能抓住多少的东西”。在今天,所谓的“深度”,有各种表现形式,在川流不息的数位讯息世界中,所谓“深度”显得更成问题。当面对难以计数的讯息、知识、材料时,我们能一把抓住、吸收多少,决定于我们的“心量”深浅。譬如有些科学家发现了某一重要现象,可是因为他内心的“心量”准备不足,所以对他而言,这只是一个新的现象;但对“心量”足的人而言,可以从这个新的现象进而发掘出一整个新的世界。

以史学研究为例。在这个史料反掌可得的时代,有了可检索的历史文献电子资料库,只要输入任何词语、概念,即可以在瞬间检索到几万卷书中的相关讯息,爬梳史料变得不再旷日费时,这个时候“深度”变得更为关键,有“深度”的知识积贮才能做出适当的判断与掌握。“心量”宽、积贮多的人,在“看到相关的蛛丝马迹,则一把抓住的东西”,比没有深度的人能抓住更多。譬如我读傅斯年的眉批,可以从中抓取许多具有学术意义的讯息,这是因为我长期注意傅斯年个人及其著作,有了一定的蓄积及深度。对许多没有这种旧积贮的人,即使非常聪明、灵敏,在面对一条条零散的眉批时,也可能茫茫然不知所措。

没有“深度”的生活是怎样呢?

1970年代,Oscar Lewis在《贫穷的文化》中提到:所谓“贫穷文化”是“from moment to moment”。我的理解是因其内心中没有生命的深度、心量不足,只能从“某刻”到“某刻”,在那一刻之外没有任何时空之关联与想象。这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联系感。

(本文摘自王汎森著《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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