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会学学者谢爱磊对精英大学里的农村和小镇学生进行了多年跟踪调查，当“小镇做题家”在2020年成为社会热词之后，他意识到这个定义中包含着诸多对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和污名化，为了还原这个群体的真实样貌，他开始在媒体上撰文介绍自己的研究发现，希望与泥沙俱下的各路观点展开对话。
谢爱磊刚刚出版的《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根据他在2013年至2019年期间对中国四所精英大学中近2000名城乡学生的追踪研究写作而成。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近日对他进行了一次访谈，谈及他对“小镇做题家”一词的看法、农村及小镇学生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与写作中的理论考量、针对社会流动者的心理代价的可能解决方案，以及他的个人经历、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之间的关系。以下为访谈全文：
谢爱磊。受访者供图
澎湃新闻：“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是2020年在豆瓣“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诞生并快速流行开来的，在此之前这些出身农村或小镇的名校学生通常会被称为县城学霸、寒门子弟等等。本书介绍的追踪调查是在2013年-2019年之间进行的，为什么会用“小镇做题家”这个概念来统领全书？
谢爱磊：我一直是做精英大学里的农村和小镇的学生相关的研究，对应的就是所谓的“小镇做题家”这个群体。这次词走红之后，就有媒体找我写这个题目，其实一开始我不太愿意说这个群体是“做题家”，但是我希望让大家认识到这个群体的全貌，就写了一个小文章，叫做“‘小镇做题家’的‘励志故事’和‘悲惨世界’”。后来出版社看到这篇文章的阅读量很高，就找到我希望我写一本书。当时社会上关于这个群体的讨论铺天盖地，但大众对他们的定义里面有些是刻板印象，我有时候接受采访会被问到，“现在考公考研考编，那农村学生擅长做题是不是意味着他们有了更多的优势？”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由于缺乏优质的教育资源，农村和小镇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可能性是更低的，即使是进入了精英大学的这部分学生，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他们在大学期间的学业成绩和城市学生也是基本相当，而不是更好；有些是污名化，比如认为他们视野狭隘、格局小、综合素质不高、没读过什么好书、没出过什么远门，只会做题，工作之后也只知道“卷”，思维比较僵化……这些说法让我很不舒服，因为这不是我接触过访谈过的那些学生真实的样子。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我们有义务和这些片面的认识去对话，让人们对这个群体有更全面的了解，从而改变一些错误的看法。
“小镇做题家”这个提法本身暗藏着一些风险，首先是容易让人忽视农村学生面临的一些结构性困境，其次这些定义看上去是很客观的，会让人觉得这些学生是一成不变，没有能动性的，但实际上这个词的诞生和广泛传播都有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这些有类似经历的农村和小镇学生用这个称呼来自嘲，他们对自身的困境是有一些思考的，能够自嘲就说明他们已经在发生改变了。另外一个让我担心的问题是这些定义会给这个群体的学生贴上撕不掉的身份标签。“小镇做题家”流行开来之后，不断地有相关的定义在被发明出来，比如“大厂做题家”、“意义贫困”等等，我身边有很多从农村和小镇来的学生，他们读了一些书和报道之后会把这些定义套到自己身上，他们会告诉我说“老师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小镇做题家，觉得挺无助挺没有希望的。”
直到书正式出版之前，我都还在跟出版社商量，能不能给《小镇做题家》这个书名加上双引号，但出版社觉得这样可能不太利于传播，所以我就在全书的最后一章里写了，书里出现的所有“小镇做题家”都要加上引号。这么做一方面是希望大家能够悬置自己的理解，听听这个群体的学生讲述的自己的故事和心声；另一方面，我想要表达的是，他们的人生应该由他们自己去定义。这也是为什么在书里我没有给“小镇做题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在结尾提供了一个理解它的框架，这个框架包括三个概念：心态，探索以及反身性思考，将它们串联起来的是情绪。而具体是什么样的心态、探索和反身性思考，都是通过受访者自己讲述的故事带出来的。我希望呈现一种本体论上的转变，即世界是被我们建构出来的，每个群体都有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并按照自己赋予世界的意义去行动，“小镇做题家”则是农村和小镇学生的一种特殊的主观建构。
2022年2月21日，在广西柳州市融安县大将镇才妙村小学，学生们放学回家。
澎湃新闻：这项研究以名校中的农村籍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可能会带来一种感觉，即这些学生在精英大学中占到相当的比例，但事实上农村籍适龄学生参加高考、进入四年制大学、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都要比城市学生低得多。书中的一系列观察似乎可以从侧面印证这个现象，即样本中绝大多数“做题家”的成功之路都始于“上好一点的初中”，其后进入“稍精英的高中”，在整个过程中不能有半步差池，能否介绍一下农村籍学生要成为“小镇做题家”需要克服哪些困难？
谢爱磊：这就涉及到这个群体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做教育研究的人一般都会观察到，在家庭方面，农村学生的父母更有可能为了家庭的生活需要出去打工，他们因此更有可能成为留守儿童，学习过程中更有可能得不到家长的监管和辅助，家长和老师之间的信息交流也更加困难。在学校方面也是一样，虽然国家已经花了很大力气去推动城乡教育资源的均衡，但农村学生更难获得优秀的师资，更难获得素质教育，农村学校也面临结构性缺编等具体问题，这些困境都是长期存在的。我的研究追踪了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的四所“双一流”高校中的近2000名本科生，这些学生是通过分层抽样的方法选出来的，代表了这些高校中学生的一般组成状况，其中来自农村和乡镇的大学生占样本总数的27.6%。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社会也是有分化的。研究中的一些数据显示，精英高校里来自农村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上层家庭，也就是说有一定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他们的孩子机会就会更多一点。这些家庭有些是父母收入稍好一些，或者有一些亲戚的生活条件好一些，他们就可能获得更多的信息，比如在孩子上初中的时候就考虑择校，把孩子送到农村里稍好的初中，甚至县城的初中，有的经济家庭较好的家庭可能会在孩子的学校附近租一个房子，有一个家长（通常是妈妈）去陪读照顾饮食起居。有了这样的转变之后，他们可能就能够进入稍微精英一点的高中。书里那些故事的主人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成长路径。对于农村底层的学生而言，情况是更不乐观的。
澎湃新闻：书中提到，调查数据显示，进入精英大学的农村籍学生的家长们总体上奉行着还不错的养育实践，甚至农村家长的教养风格比城市家长更加宽松。但是在现有的研究中，往往只有中产阶层家庭采用的教育参与方式会被作为标准，而农村家庭的父母的教育参与则因为不符合定义而被无视。“小镇做题家”的家长们的养育实践有哪些共性？是否可以供类似背景的家庭借鉴？
谢爱磊：在这个问题上我会比较谨慎一点，我们了解到了这部分进入了精英大学的孩子他们的家庭的养育风格，但是我们不太了解没有进入精英大学的农村家庭的养育风格是怎么样的，因此做这样的总结可能会带有幸存者偏差。不过，即使是农村社会的中上层家庭，相对于城市群体的学生，他们在各方面仍然是弱势的，所以他们克服重重困难进入精英大学，他们的家长肯定是做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的。我们分析了他们家庭的养育实践，也确实发现了一些特征。从量化的数据上来看，一方面他们能够给孩子一些监督和支持，比如约定一下看电视的时间，尽己所能地给孩子一些学业上的辅导，知道跟老师保持一些联系；另一方面家庭教育比较宽松，对孩子的鼓励比较多，责备比较少，书里提到过在孩子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农村父母责备他们的比例反而是比城市家庭的家长责备孩子的比例要更少的；在访谈学生的时候，也有一些故事体现出一些比较有利于他们获得学习成功的家庭教育特征：比如父母比较重视教育；有的父母可能自己也喜欢读书，这在农村父母中并不是普遍的；尽可能地承担所有家务，尽量把孩子的时间省出来；在面临重要机遇的时候，有的父母会有一些策略性的行动，他们中有的人出去打过工，大概了解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知道村里面的学校不利于孩子取得更好的学习成绩，于是就想办法给孩子择校，有些是找亲戚，有些是多花钱，想方设法帮孩子尽早脱离农村的学校，送到县里或者镇上比较好的学校，甚至还会陪读，等等。
中国农村的这些家长付出了很多，但是这些东西在西方的经典文献里面是不被定义为家长参与的。但是讲这些家长的付出也让我很担心会造成一种后果，就是变成谴责另一部分家长没有为孩子做这些事情。我之前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有一个家长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自己没有尽到做一个家长的义务，因为自己身体不是很好，家庭条件一般，没有去陪读，觉得辜负了自己的孩子。我听到之后心里是特别难过的，实际上这位家长为了给孩子创造尽可能好的物质条件，努力地去工作赚钱，这已经是他可以做到的最大程度的努力了。所以尽管我介绍了一些家庭的做法，但我觉得不太适合说这些做法可以给其他家庭提供借鉴。
澎湃新闻：这里存在一个矛盾，一方面这些家长的付出应该被看到，另一方面就像您所说的，强调这一点又可能给其他群体带来压力。
谢爱磊：这些压力有时候不在另一个群体身上，很多时候会落在孩子身上。我用了一个词来概括这种付出，叫做“举家体制” ，为了让孩子考上名校，家长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他身上去了，尽一切力量为他创造好的教育条件，这些牺牲和付出往往会让孩子有巨大的心理压力。我在书里面也提到过，其实没有谁是天生的做题家，而是这些孩子懂事，因为家庭的付出特别的多，他们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否则的话就辜负了自己的家长。比方说妈妈陪读，孩子会觉得她本来就可以在外面打工，过自己的生活，也可以赚更多的钱，让家庭条件可以更好一点。我记得有一个学生他家是在西部的一个地区的，他说他们那里不少家庭的生活是以孩子的学业为中心的，孩子读书读到哪里，家长就选择到他学校附近的城市去打工，有些人在孩子上大学以后还留在那里打工，孩子读完了以后就走了。家长做了这么多，那么自然孩子就觉得自己要对得起家庭的付出，一定要通过用功读书去回报家长。
澎湃新闻：这项调查采用了包括问卷调查和质性访谈两个部分的混合研究设计，问卷调查形成的数据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的图景，质性访谈则展现了农村籍学生在进入精英大学之后具体的经历和思考，能否谈谈最初为什么会决定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如何保证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具有代表性的？
谢爱磊：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重点高校的农村籍学生占比有所下降，但2008年至2013年先后出台了“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以及“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等政策，有效地提升了重点高校农村籍学生的数量。从2012年开始，我国重点高校的农村籍学生数每年提高10%左右。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很多媒体就特别关注这些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到底过得怎么样，但关注点都在他们摆不平学业这个方面，比如说他们普遍沉迷游戏，难以适应大学生活，甚至辍学的情况比较多。我自己是从农村来的，身边也有很多农村的孩子，我就觉得沉迷游戏、学业困难肯定不是这个群体的全貌，媒体聚焦个案的报道方式可能放大了一些极端情况。这一方面会导致对他们的污名化和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会忽视他们进入大学后面临的真正的结构性困境。所以我想做一个大一点的量化的调查，来克服个案报道带来的不准确性。
根据自身的经验，也做了一些文献综述，我大概明白农村孩子进入大学之后在学业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可能面临不同的情况，需要把这两个领域分开来看。因为经费有限，又想做追踪调查，最后就选了四所高校去做，目标是2000名学生，每个学校500个。为了样本能否反映四所学校学生的总体状况，我们花了一些心思，采用了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策略（即PPS抽样策略），对样本的管理也是比较严谨的，然后通过问卷调查去了解他们的学业表现和社会活动状况。量化的问卷调查有助于我们去了解一些结构性特点，可以看到他们的学业表现怎么样，社会生活状况怎么样，这些又和哪些因素是有关的，包括他们早期的家庭生活经历，或者学校教育经历。家庭方面我们会关注家庭的结构以及家庭里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学校方面我们会关注他们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各个阶段上的是哪一种类型的学校，一条线下来每个点都清清楚楚；以及他们在学校里跟老师的交往情况，家长和老师的交往情况，还有很多数据会去衡量学校的环境和氛围，等等。这些数据有助于我们去了解他们总体的表现，克服新闻报道中由于样本量不足可能产生的对这个群体的认识偏差。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想去了解这些因素产生影响的具体过程以及发生机制是怎么样的，比如我们想知道文化资本在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当中、在他处在一个具体的决策过程当中是怎么产生影响的，为什么文化资本会影响他参加某些活动或不参加某些活动，于是设计了一个质性的深度访谈，另外再加上一些田野工作去做观察。量化研究解决的是代表性问题，质性研究要解决的是典型性的问题。深度访谈的对象是通过目的性抽样的去选取的，我们从学业表现和社会活动表现两个维度去了解学生的情况，把他们分成高学业表现高社会活动表现、高学业表现低社会活动表现、低学业表现高社会活动表现以及低学业表现低社会活动表现四组，从每个组里面找到具有典型性的学生来做访谈，进而追问一些事情发生的过程，比如请他回忆一下为什么当时没有去参加某一个活动，没有去做某一件事情，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等等。
澎湃新闻：本书采用的理论线索主要来自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包括“场域”“文化资本”和“生存心态”等概念都被用来描述和解释农村和小镇学生在精英大学中的遭际和体验，但中国的教育体制、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形态都与西方世界有所不同，您在书中使用这些概念时进行了哪些调试？
谢爱磊：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去回答。第一个层面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对理论有一个新的理解，我把访谈的学生自己的讲述和分析放在很靠前的位置，把理论部分放在了书的最后一章，并且是从最简单的层面去讲的。因为我并不认为学者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就一定比普通人更高明，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社会学家，不是学术殿堂里的理论才是理论，每个人从日常生活中提取素材进行提炼，然后用于知道自己的行动，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为理论。所以我想做一个尝试，试着克制自己的理论抱负，站在我关注的群体背后，以更加谦卑的姿态来传达他们的声音。我很喜欢布尔迪厄的一句话，大意是“我们要把最宏大的理论抱负投射到最卑微的研究对象身上去”，卑微这个词改成微观可能更恰当，任何发展理论的尝试，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增进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如果能够很好地呈现一群人在特定的人生阶段，对自己人生经历的认识和思考，同时增进我们对于某些社会现象的认识，这是我想做的另一种理论尝试。学术理论在这本书里，只有在为故事提供总体线索的时候，才是有用的，它的目的是突出受访学生的故事和声音。也就是说，我追求的不是用中国人的经历去和西方经典的理论对话，去验证这个理论是否成立，或是去探究这个理论可以怎样得到发展，而是把西方理论作为工具，用来将这些学生自己的人生思考凸显出来，在目的论上是颠倒过来的。
第二个层面上，即便是在最弱化的意义上使用这些教科书里面的理论，也的确会面临一些本土化的问题。我采用了布尔迪厄的概念框架，其中包括概念以及对于概念间关系的判断，我是在最松散的意义上使用它的。例如“文化资本”这个概念，它的内涵一定要用中国的情况重新加以界定。布尔迪厄在发展文化资本理论的时候，他更多考虑的是法国文化的特点，法国人比较重视高阶文化，美国的情况就不一样，美国流行的是大众文化，因此美国的社会学家像安妮特·拉鲁就下了一个新的定义。中国又是另一种情况，我在书里对文化资本进行定义的时候用了“总体文化资本投资”这样一个概念，中国家长可能比较着急，为了让孩子能够获得优势，可能既投资了高雅文化，也投资了一般的艺能训练等等。也就是说，在一个指导性的框架下面对特点概念的内涵做了一些新的考虑。
另一方面，我对于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有一些新的思考，在考虑中国社会特征的基础上，借助西方的一些理论来催生一些更符合中国本土情况的新的理论，而不是削足适履。我在书里有一个比较突出的概念化尝试，就是“自我低估”，它的基础理论框架其实是布尔迪厄文化资本里面的“误认（misrecognition）”，大概的意思是说农村学生到了精英大学的环境里面以后，因为早期社会化的一些影响，他们可能对于精英大学里的某些文化活动不够了解，也自认为缺乏被精英环境认可所需要的一些文化技能（比如唱歌跳舞英语表达等等），会在主观的意义建构上面认为自己能力比较差，进而套用到各个方面认为自己能力不足，因此倾向于减少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探索。但实际上，有一些从农村来的学生，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做了一些探索，还是因为种种原因参加了那些社会活动，经过发现那些文化技能也不一定是必须的。社会流动是有一些隐喻在里面，尤其是从低往高的流动，会默认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认为高阶层的文化实践是更好更高级的，进入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会认为他们会的那些东西是能力的象征，而看不到那其实是社会结构带来的困扰，从而导致认为自己能力不足，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认”。很多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把它叫做“自卑”，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的心理学现象，这就忽视了背后的结构性的原因，甚至可能变成对这些孩子的谴责，认为他们天生如此。如果用“自我低估”这个概念来概括，可以让我们更准确地认识这部分学生，甚至会有一些赋能，让他们觉得可以克服这些误认，从而做得更好。
2021年6月4日，有“高考小镇”之称的安徽六安市金安区毛坦厂镇街头，挂满了励志标语。
澎湃新闻：您刚刚提到，由于精英大学场域中流行的往往是中上阶层的文化，因此农村籍学生进入大学后会因为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生存心态，而倾向于自我低估和自我设限，进而影响他们对大学生活的探索乃至就业中的表现。但有一些受访者似乎能够比较成功地实现生存心态的转换，如何理解这种个体差异？这种转换生存心态的能力是可以传授的吗？您在书中强调的“反身性叙事”能否带来改变？
谢爱磊：这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将来可能会进入名校的普通学生，可以了解到已经经历了这个过程的学生的故事。书里面的三级标题（例如“苦读——登攀阶梯的姿势”“错配——高中的身心和大学的节奏” “不同——城乡家庭的两个文化世界” “学生组织参与——天堂里的陌生人”“‘不如别人’的隐形伤害”“‘鼓励’与‘勇敢者游戏’”等等——编者注）特别有助于人们去理解这些学生的经历、心情和感受，将来的学生通过读这些故事，可以看到前辈们在精英大学里遇到的挑战，也许能够有一些收获，为将来在大学里的学习和适应提前有一些思考。虽然书里讲的大部分是他们踩过的“坑”，遇到的困扰，但是通过阅读别人的故事，或许可以读到转变的可能性。
从一般的层面上来讲，确实有一些学生是比较“成功”的，有些学生比较早地意识到了过去的生活带来的限制，某种程度上加以克服了，在社会生活领域也进行了比较积极的探索，有的学生性格比较开朗乐观，大学期间参加了学生组织和社团，也去接触了一些工作实习机会，毕业后也获得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书里还有一个更深的层面，就是在讲述关于小镇做题家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容易滑入两个极端，一个是极端的励志故事，讲他们通过探索获得物质和社会地位上的成功，最后成为一个特别厉害的人；但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悲惨世界”，因为这些学生在那个人生阶段经历社会流动的时候得到的并不都是正面的体验，会有一些苦恼。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我希望能够把这些苦恼讲清楚，去理解现在的年轻人，并且看到这些苦恼背后的结构性原因，然后看到希望。
我觉得并不是只有在物质上取得了很大成功的人才可以被称为例外，实际上我访谈过的所有学生都是例外，因为在生存心态这个层面上，他们都在或多或少地进行探索和经历改变，也就是我在书里强调的“反身性”。他们的人生不会止步于大学生活，不会止步于在大学中因为文化错配而带来的自我低估和缺乏游戏感，他们不是只有抱怨和自怨自艾，成长总是从一些不如意开始的，进入一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一个文化上的新世界，会带来不安和不适，但这种不安和不适也往往会带来一些反身性的思考，比方说这些学生反思的内容可以是“我过去是什么样的”“我过去经历的教育是什么样的”“我现在可以怎么样”“我为什么是现在这样”“我将来可以怎么样”，等等。当一个人自称“小镇做题家”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他真的是一个只会做题的人，或者是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人，他这样自称或者自嘲就意味着他已经在有意无意地思考自己过去的一些局限性了，意味着他在思考一个更宽广的人生是怎么样的。用简单的话来说，他在寻找自洽，可能年轻的时候痛苦多一点，但到了四五十岁快乐就会多一点。这种生存心态上的新探索是另一个意义上的“成功”，也是另一个意义上的“例外”。
澎湃新闻：针对农村和小镇学生通过进入名校实现阶层跨越过程中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和不得不付出的心理代价，书中给出的实践启示包括持续扩容、文化增益和文化赋能三个方面，能否展开谈谈？这项研究展开至今的十多年间，这些方面的情况是否有所改善？
谢爱磊：第一个方面扩容，我觉得还是需要持续增加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的农村籍学生数量，尤其是对于那些在农村社会家境比较一般的学生，要想办法增加他们在名校里面学习的机会，直接的贫困专项招生政策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是要持续地推进城乡教育的均衡。英国社会学家约翰·H.戈德索普研究了二战后英国的社会流动，他发现在二战之后英国社会相对开放的时候，很多人从社会底层流动到了职业精英阶层，他们发现周围很多人都和自己很像，不会在文化品位和实践上差距过大，所以过得很自在。但近年来的很多研究发现，随着当代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在经济、文化、身份上的区隔会越来越明显，人们流动到不同的社会阶层之后就会面临一些困扰。因此，增加通过高等教育实现社会流动的农村籍学生人数是一个比较直白的解决方法。
文化增益是指在不改变已有结构的情况下，进行一些改进。首先，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入学教育，帮助农村学生更多地去了解高校的文化内核，比如说让他们克服参与不同学生组织的文化障碍。我前两年自己做班主任的时候，做了一个项目叫做“学长学姐话你知”，就是让高年级的学生去跟低年级的新生讲，要不要参加学生会，为什么要参加，要不要参加学生社团，参加几个、参加到哪个程度比较好，等等。让他们知道进入大学之后需要探索的不同板块，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精英大学，更好地利用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其次，文化资本投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意味着在教育系统里面除了正规的学科教学之外，要为孩子创造一些培养个人才艺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学到一些文化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在大学里是有用的，不至于来了之后总觉得有点发怵。当然更宏大的课题是要推动城乡文化资源的供给平衡，让农村学生也能跟城市学生一样从小接触到文化馆、图书馆、科技馆等等。这些方面做起来是有点困难的，要做到前面说的这些，还需要系统地去考虑怎样改变应试教育模式，但农村学校可能比城市学校更依赖应试教育模式。我们做研究的时候针对某个困境提出了一些办法，但提出的办法里面很多时候又内在地有更多的困境，希望这些提议有助于大家去展开探讨。
我觉得长远而言更重要的是文化赋能，长期以来乡村被赋予了落后贫弱的文化内涵，这些负面内涵的消解对于农村籍大学生能力方面的自我认知是特别重要的。农村学生在精英大学里遇到的文化障碍本身就意味着我们要反思高校文化生活的内容，他们过去的生活和成长经历在精英大学的文化世界里是没有得到体现和肯定的。他们过去曾经有过有趣的快乐的童年，拥有宽广的人生，但是大学里更受认可的是城市生活的文化实践，以此作为标准来衡量农村文化生活，后者不免显现出欠缺和匮乏。我收到过一封读者来信，说对我写的这些东西特别感同身受，他说自己小时候在农村长大，会做很多农活，会生柴火，但上大学到了城市以后，总觉得和其他人比起来自己什么特长都没有，直到有一次带孩子去参加研学活动去野炊，到了地方之后发现其他孩子的家长都不会生火，而他很快就生火成功了，其他人给他鼓掌，佩服得不得了，他那一刻觉得自己的价值受到了很大的肯定，这是过去的生活给他的东西。这让我想起有一次在一个农村老师的培训活动上，有人说农村教育的重要目的是让农村的孩子走出去，看到外面宽广的世界，但我认为教育更重要的目的，其实是让我们的孩子在走出去以后，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人生经历的时候，能够站在一个更加多元的视角上去肯定过去的生活以及过去对于自己的价值。
澎湃新闻：在讲述研究对象的故事的同时，您也在书中多次提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包括童年时初次尝到巧克力时的感受，以及在博士期间在港大俯瞰维港的教工餐厅和导师关于你自身的社会流动经历的谈话，你的个人经历在这项研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除了刚刚提到的入学教育项目“师兄师姐话你知”，您在日常教学工作中还有哪些致力于改善农村学生处境的尝试？
谢爱磊：我经常跟别人讲我自己的故事，我觉得再讲的话都有点像祥林嫂了（笑）。我在安徽的一个小村长大，是非常典型的农村家庭。上高中的时候别人都叫我小哑巴，因为在老家从小学到初中老师都是用方言上课，我一直用方言读课文，因为看电视能听懂普通话但不会讲，到了高中发现所有人都在讲普通话，就不敢讲话，同学都以为我不会讲话。后来有一次出去玩，我突然说了个什么，他们都很惊讶，而语言其实就是文化资本的一个方面。到了高考完填志愿的时候，我的分数其实可以上更顶尖的学校，但因为不知道应该怎么填志愿，就全凭想象瞎填，最后进了华东师范大学的英语专业。学校和专业都很好，但英语系的老师讲语音音标，讲留学经历，都离我原来的生活太远了，我很难一下子去接受。那时候我经常一个人晚上在学校里闲逛，长时间地思考自己遇到的情况。这些经历是我做这个研究的直接动机，我想要了解跟我一样背景的学生是不是有类似的困扰，要如何去解决。在成长的每个阶段，我都和很多农村的孩子一样，要经历很多比较苦的事情，但这些人生经历也给了我一些特别的馈赠，让我可以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并且在学术和实践的层面都有一些自己的考量。
我在教育学院工作，考虑到我的学生将来大部分都会走上教育岗位，所以我在教一些基础性课程的时候会做相应的设计。比如其中有一门课是教育社会学，我希望通过这门课推动学术去了解本土社会，关注教育不均衡的现象，所以在授课过程中改变了偏重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讲法，把课程用性别、种族、社会分层、社会化筛选等基本概念组织起来，讲到每个概念的时候讲清楚它们和相关不平等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讲家庭生活、学校教育制度等对他们的影响，试着让他们去理解每个学生个体，尤其是弱势学生群体的学业困境困难和各种结构性困境有关，这样他们看问题的时候就能多找到一种答案，而不是把个体的成功和失败完全归结到个体的努力和天赋上去，能够为这些学生身上出现的问题找到更富人情味的应对办法。我也特别希望我的学生可以获得一些社会学思维，我总是会请他们通过课程去思考自己和社会之间的联系，提醒他们将来成为了社会精英，也要警惕桑德尔所说的优绩主义的陷阱。我也会鼓励学生多做社会调查，课程里有一个章节是关于教育的目的，我就鼓励他们去了解不同社会群体对于教育目的的看法，让他们去问问宿管阿姨、小吃店老板、流动摊贩、大学老师、公务员是怎么看的，让他们多一些在课本上提供的知识之外，多去了解一下不同的社会群体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觉得对他们将来的工作是有帮助的。
“师兄师姐话你知”是我前几年做公费定向师范班的班主任的时候做的项目，当时还有另外一个项目叫做“师友计划”，就是我带着学生和系里的老师一起吃饭，每次五六个学生，一两个老师，跟院长、系主任、大教授全都吃过饭，然后还让他们互加微信。因为我觉得农村学生来到大学里之后总是跟老师有点隔阂，好像觉得我有问题老师才找我，老师不找我就不找老师。哈佛大学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的《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里有一个著名的桥段，讲的是关于office hour的一个误解，大学里中上层背景的学生都知道office hour是老师专门空出来接待学生的时间，没什么事情都可以去找老师随便聊聊天，但弱势社会群体的学生会认为office hour是老师很忙的时候，千万不要在这段时间去打扰，这就是文化上的隔阂。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里讲过，中产家庭出身的学生就知道在大学里要多跟老师打交道，要多跟老师协商，很多东西都是可以争取的。但我们农村的学生很可能不知道这些文化上的潜规则，我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可以让他们可以和老师聚在一起，从而了解学校里的一些文化规则和互动规范。
我自己也会经常找他们聊天，鼓励他们多出去逛逛，不要一天到晚学习，要多去了解身边的城市，体验丰富的城市生活文化，他们在一线城市读了书，将来回到乡村工作，就可以成为乡村孩子的眼睛。我自己做农村教育方面的研究，也鼓励他们参与，让他们跟我一起去调查县中塌陷的问题，他们在做调研做访谈的时候也是在了解将来的工作环境。这些都是我在带学生的时候做的一些小的工作，微不足道，我相信很多老师也都在做这些工作，但对我来说能把自己的研究和实践结合起来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