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文学,或许是任何时代的救赎

本文转载自 北青艺评

葛亮:文学,或许是任何时代的救赎

曾经看过一出话剧《盲流感》,脱胎于萨拉玛戈(Jose Saramago)的作品《失明症漫记》(Blindness),深为人之间交流障碍所造成的恐惧而感到震撼。因为监督的不在场,所有的东西都以爆发的形式呈现出来:猜忌、懦弱,甚至奴役出现得顺理成章,几乎不需要铺陈。这种无秩序感,超越了上帝之手。

如今,人类的交流再不是问题,发展一日千里。通讯技术革命,似乎给了我们更多编制人际关联的机遇。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上个世纪提出了“地球村”概念。以现代电子通讯视角作出“地球缩小”的譬喻。而今,这种比喻已经以超现实的方式被放大为最不可思议的网路帝国。冷战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国际系统”、“资讯公路”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传播,成为了世界压缩(compression)的新景观。电邮、SMS、聊天室、BLOG、微信、twitter,虚拟的社区提供了最为多元的角色扮演。1993年《纽约客》杂志一幅漫画的标题“在互联网上,没有人会知道你是一条狗”。这其中有乐观与欣欣然,然而底里却意味深长。

也许,我们应该古典一些。刀耕火种自然不现实。即使是通讯,“家书抵万金”也成了21世纪的神话。我们在一些复古的场景中,看到电话机摆在幽暗的一隅。贝尔发明它的时候,也并没有想过,有一天它会和古典主义沾上边。有时,我们叫它“德律风”,因为听起来或许更为美好。这是我一篇小说的名字。未相识的人,因为一条电话线,将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有着理所当然的不知情。一方是为了排遣,一方是为了生计。然而,却渐渐形成了一种依赖。这依赖是潜移默化的,时而还有着坚硬的质地。关于对时代的质疑与不甘、关于人生的颓唐、关于性与爱,他们都有着自己的见解。而因此和对方做着制衡。然而到了最后,我们看到,终于都暴露出了人性的脆弱。这脆弱因为以良善作底,并不是消沉的结果,而是势必走向强大的涅槃。

葛亮:文学,或许是任何时代的救赎

还好﹐仍有文学。它或许是任何时代的救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提出所谓“印刷资本主义”的说法。大意为﹐印刷术和资本主义相结合催生出的印刷语言与印刷文学,直接扩展了人们的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幅度。在这个幅度之内,虽然大家素未谋面,但“共同体”的休戚与共感,仍然可以透过“文学”塑造出来。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通过设定一个广大的读者群体并吸引这个群体相互认同,有助于创造“想象的共同体”。

这是对昔日人类文明的总结﹐却又成为对数十年后人类文明的预言。

如今的共同体﹐是一个远比印刷时代更为阔大﹑多元且变幻莫测的空间。我们每个人﹐因为互联网、新媒体将命运交织在一起﹐分享、表达、砥砺。我们前所未有地获得发表见解的自由﹐建构与颠覆的自由。一种新的文学应运而生。新文学的创作者同时成为了话语的生产者。在这种话语模式中﹐英雄主义不再大行其道﹐历史重荷亦翩若惊鸿。伴随着一些神话的诞生,我们看到了来自于民间的价值观渐渐清晰﹐让我们无以回避。那些古典气息的、清澈如水的情感﹐带着昏黄的影﹐且近且远﹔迅速成长的八零甚至九零后﹐职场上无往而不胜﹐却似是而非的个人生活﹔三百年的大明同晓梦﹐时而嬉笑﹐时而怒骂﹐在解构中却血肉丰盈的历史。这些文字﹐带着温度,是这时代最真实与砥实的声音。因为它关乎内心,也关乎稍纵即逝的城市表情。因为网络,也因为文学,个人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与尊贵。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个人的所在,即使无法脱颖而出,但却依然改变着这时代的旋律。

葛亮:文学,或许是任何时代的救赎

在出版了小说《七声》后,我收到过一封读者的来信。其中有这样一句“到底历史与现代孰新孰旧,只有人真实存在过的时代才能承载其中的魂。如果身在其中的人是属于旧时代的,那么身边的万物也同他一起回到过去。”我被这句话触动。同时间,发觉有关这座城市的记忆,都是来自于人。气息、声音、影像、喜乐,都负荷着人的温度。记忆或许可以作为对抗的武器,在格式化的生活里,渗透,建构,强大,最终破茧而出。

一六六六年九月二日凌晨两点,一场大火结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伦敦。大火从布丁巷烧起,整整烧了五天。余烬未凉,克里斯托·雷恩设计了以伦敦交易所(The Royal exchange)为城市中心的新伦敦。然而,这以物质为导向的新设计施行举步维艰。因为人们所熟悉的伦敦,并未因大火而覆灭。因为这城市曾经的根基,如此顽固地在英国人记忆深处扎下了根。因为莎士比亚、乔叟、威廉·布莱克,以及更多的名字。

或许,因为文学的存在,我们心中的时代可以留存得更为清晰、丰盈、久远。代际间传递下去,成为永远的记忆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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