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一个历史学者用星占数术破除迷信的小系列。
今年是中国传统历法即所谓“农历”中的龙年，之所以为龙年，是因为今年对应的年干支为甲辰，十二地支和十二生肖动物一一对应，子对应鼠，午对应马，而地支辰对应的就是龙。上一篇文章我们聊了龙有关的星象（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237533），本文继续介绍“辰”有关的星象，这些内容并非承袭自龙星象，而是“辰”单独代表。
“辰”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非常悠久。《左传》“昭公七年”条目下的“传”记载有：“公（即晋侯）曰：“何谓六物？”（伯瑕）对曰：“岁、时、日、月、星、辰，是谓也。”公曰：“多语寡人辰而莫同，何谓辰？”对曰：“日月之会是谓辰，故以配日。”
晋代杜预注释此句道：“一岁日月十二会，所会谓之辰。”唐代孔颖达以同样的内涵解释：“辰谓日月所会，一岁十二会，从子至亥也。”日月相会，也就是天文学严格意义上每个月的“朔”时刻，该时刻所在的那一天就是每个月的第一天“朔日”。表示日月相会的“辰”，指的是一年十二个月每个月太阳与月亮在经度上位于同一度数位置，但是这个位置每个月并不相同，可以分别用十二地支的子至亥来表示，这里的十二辰，实际上表示的是星辰相会的空间位置，与现代古装影视剧中常见的古代十二“时辰”之表示时间的“辰”有所不同。而且《左传》的这条记载也明示，这种辰可以配日，表示不同的日子。
日月所会之处以及相应的朔日是出现日食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即日食一定发生在朔日，这一规律古人很早就已经掌握，也留下了相当多的记载。《左传》“昭公十七年”条引用《夏书》的记载：“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这则记录生动描绘了日食发生时的祭祀场景，这个特殊的“日月相会”景象——日食，并未按照历法推算的那样出现在房宿，反映出当时日食的推算不十分精确，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天空位置和日期，这一天象在古代普遍被视为凶兆，于是通过盲人击鼓、啬夫取币祭祀天神，众人参加救日食攘灾的劳役等方式，以驱逐此灾难。
除表示日月相会的不同位置外，辰在古代还用于命名特定的星宿。儒家经典著作《春秋公羊传》注释《春秋》“（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这条经文时，指出“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辰亦为大辰”。东汉何休解释这条传文时，进一步说明了大火就是古代赤黄道附近二十八星宿中的心宿二，即现在的天蝎座α星，非常明亮，其视星等为一等，呈红色，位于东方；伐就是西方星宿参宿附近的伐星官，位于西方，属于现今的猎户座，两者处于大致相对180度的位置，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天空中，都是中国古代标记不同季节的重要星象。《诗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语中的“火”就是指心宿大火星，它标识着古代某部历法中的七月，大火星从南方位置逐渐向西方下沉，此时正逢夏秋之交，正是心宿所属的东方苍龙七宿呈现的星象，现代多把这个“火”视为炎热的表现，实际上是以今天的含义误解了古代的文字，上古时期的“火”字大多指大火星，而无炎热的意思。
心宿二与伐星，还有另一个八卦故事，也记载在《左传》中。传说上古时期帝喾高辛氏有两个儿子，长子阏伯分封于商丘，该地对应的星象就是心宿，也称为商星；次子实沈的封地是大夏，对应的星象是参宿。两个兄弟不和睦，老死不相往来，说的就是心宿和参宿在天象上不可能同时出现，伐宿紧邻参宿，可代替参宿的这一特性。直到唐代，杜甫还在《赠卫八处士》一诗的开头描述了这一神话和星象主题：“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心宿二和伐星因为分属于东方苍龙和西方白虎星象，在方位上被视为东方和西方的代表，而北辰就是北极，是天的中心。在何休看来，这三者是古代指示方位的重要星象标志。先秦字辞书《尔雅》对辰的星象解释稍有不同，认为大辰指代东方房、心、尾三宿，大火一般称为大辰，而北极则称为北辰，并未提及参、伐星宿。无论辰所指代的实际星宿为何，这些被选中的特殊星宿都是因为在指示方位和季节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区别于其他。
“辰”字也可泛化为指代所有的星，现今的“星辰”一词就来源于此。《左传》“桓公二年”条下有“三辰旌旗，昭其明也”一句，孔颖达认为这里的三辰指日、月、星三者，“日以照昼，月以照夜，星则运行于天，昏明递帀而正，所以示民早晚，民得以为时节，故三者皆为辰也。”这三种天体恰好在白天和黑夜给我们照明、分别时间的早晚和不同，也是延续至今我们仍在使用的年、月、日、时等几类时间单位的天象基础。
从各种对“辰”的特殊和一般指称可以看出，这些星象或特殊的星象位置与时间季节的标记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以星象或时间为主体，其本质含义更侧重于那些能指示特殊空间或时间的标记物，这也是“辰”既能代表空间中的星象又能指示时间的原因，因为它最主要的作用或功能在于作标记。
作为一种标记，它最重要的符号系统是十二辰，既能指示空间，又能指示时间。空间上的天象十二辰，一般以十二地支表示，将周天划分为十二份，根据十二地支的顺时针次序依次命名各天区，这一天象系统，被认为与岁星（古代对木星的称谓）的运行规律密切相关。唐代贾公彦注疏儒家经典《周礼·春官·冯相氏》解释道：“十有二岁者，岁谓大（即太）岁，左行于地，行有十二辰，一岁移一辰者也。”木星绕太阳公转的恒星周期为11.86年，接近12年，中国古代早期认为木星的运行规律大致是一年走一个辰次，因此根据它的运行将周天分为十二辰，但是古人也认识到木星的运行并不是均匀的一年走一个辰次，有时候走得快，会出现“超辰”的现象，即比推算的位置走得快，从而走到推算辰次的下一个辰次，因此又设计出一个“太岁”的假象天体，它的运行方向与木星自西向东的次序相反，运行速度均匀，依此来标记年岁的变化，即所谓的“太岁”或“岁阴”纪年系统，可以与岁星的运行位置参照使用。
汉代司马迁《史记·天官书》就记载了这种“太岁”纪年和岁星位置（也可视为岁星纪年系统）的对应：“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行右转居丑。单阏岁：岁阴在卯，（岁）星居子。执徐岁：岁阴在辰，星居亥。大荒骆岁：岁阴在巳，星居戌。敦牂岁：岁阴在午，星居酉。叶洽岁：岁阴在未，星居申。涒滩岁：岁阴在申，星居未。作鄂岁：岁阴在酉，星居午。阉茂岁：岁阴在戌，星居巳。大渊献岁：岁阴在亥，星居辰。困敦岁：岁阴在子，星居卯。赤奋若岁：岁阴在丑，星居寅。”摄提格、单阏等文字古怪的名称，标记的是时间上的不同年份，它们的原始含义至今没有比较好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十二地支某种民族语言的音译，有的认为它们代表的是不同的天神。
这里的十二地支表示的是岁星或太岁运行所处的不同空间位置，对于这十二个空间位置，东汉班固所撰《汉书·律历志》给出了另一组对应的天文学名称（见图1）：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为区别于十二辰，这十二个名称一般被称为十二星次，它们也仅仅用于表示十二个天区的空间位置，而不像十二地支表示的十二辰一样，还能用于表示时间。
图1 摘自卢央《中国古代星占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
十二星次每个名称的含义，目前也是众说纷纭，其中鹑首、鹑火、鹑尾，分别对应午、未、巳三个连续的地支，在方位上对应南方，而鹑作为一种鸟禽，与南方星宿整体以朱雀的形象呈现有关。整个鹑或朱雀被划分成三个部分，头、尾、中间，中间以鹑火表示，可能是因为大火星心宿二本来就是一个明亮的红色星，而这个天区也有一颗明亮的、视星等接近二等的长蛇座α星，因此就将这一标志星用于星次的命名。同理也可见大火和实沈两个星次，分别对应东方卯和西方申，大致处于相对冲的位置，它们的命名肯定与这两个显著的星“辰”有关。大梁的命名，与地域分野有关，指的是魏国的都城大梁，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市。而魏在《汉书·地理志》中与天上位于西方的白虎星宿对应，而大梁对应酉方，正好位于西方申、酉、戌三个天区的正中央。
星纪，被认为是十二星次的起点，《汉书·律历志》记载，冬至点就位于星纪之次的中点，对应牵牛初度，而冬至点是中国古代历法推算的一个重要起点，一年的开始就以冬至点为始，再次回到冬至点的时间间隔就是一个回归年的时间长度，这个数值也是周天的度数。星纪这个名称，《尔雅》有“星纪，斗牵牛也”一语，晋代郭璞对此注释道：“牵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始终，故谓之星纪。”也就是说，二十八星宿中的牵牛以及比邻的南斗星宿，是当时一年的起始点冬至点所在位置，日月五星的相关运行时间和位置推算都是从这个点开始、结束的，因此被称为“星纪”。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解释，认为星纪和摄提格等名称一样，也是古汉藏语言的音译，“星纪”的原义为“虎”，与现在西南少数民族傈僳族对虎的称呼si-tsw仍非常相似。
玄枵一名的解释同样多样。《尔雅》同样也解释了“玄枵”对应二十八星宿中的虚宿，郭璞解释认为虚宿位于北方，五行中与北方相配的颜色是黑色，玄就是黑色，而枵的意思为消耗，而消耗正有虚空之意。还有学者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黄帝有一个儿子为玄嚣，号青阳，另一个儿子名昌意，娶了蜀山氏女昌僕，生下了儿子颛顼。而认为玄枵就是玄嚣，虚宿就是颛顼之顼，两个字是同音假借关系。还有研究语言的学者认为玄枵是古汉藏语中兔的音译，西夏语则将兔简称为“讹”（喉音），近似玄枵。
虽然这十二个星次的全部名称在汉代才出现，但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体史书《国语》已经记载了部分星次的名称，如“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鹑火、析木已经被用于标记岁星和太阳的运行位置。《左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因此，部分学者将十二星次的产生时间上溯至春秋时期，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除《左传》《国语》以外，从战国至汉代的漫长时间中均不见星次名称的出现，他们根据岁星的真实恒星周期进行回推，发现《左传》《国语》中的岁星位置记载并非当时岁星的实际位置，而是根据十二周年一周天的规律由公元前4世纪前期的岁星实测位置逆向推算得出，因此认为《左传》《国语》中的星次记载是后人修改加入，并非当时的原始记载。
学者们根据冬至点位于牵牛初度的记载，通过赤经每一百年约一度半的变动，回推计算出十二星次的产生年代在公元前430年前后一两百年之间，再考虑到十二次和十二个地域上的分野在同时代产生，以及岁阳、岁阴纪年的元始年，认为其产生的年代可能在战国时期的公元前4至5世纪左右。
这十二个星次在中国古代以及现代的某些普及读物中被称为黄道十二宫，两者确实非常相似，而且黄道十二宫在隋唐时期前后传入中国时，经常被视为等价于十二星次，但两者的区别是本质上的。中国古代一周天也就是十二星次的总和并不是360度，而是365度有余，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历法的周天度数与一年的日数一一对应，太阳一天走一度，每部历法中一年的总天数为多少，那么对应的周天度数就是多少，历代历法的数值均有差异。而黄道十二宫在西方天文学系统中则是妥妥的360度圆周。更为重要的是，黄道十二宫以黄道十二星座区分，这些星座由恒星组成，每个星座虽然覆盖区域宽窄不等，但黄道十二宫每宫都是30度，而通过前述几个星次的解释可以看出，十二星次由二十八星宿来度量，每个星次都不是均匀的30度，而且每个星次的起始点在历代历法中均有所变化。
因此，星象之“辰”虽然与龙星象无关，代表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天象，但这些星象提醒我们中国古代的星象文化复杂而多样，博大而精深，是一个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文化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