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是一部以古地图资料为线索讨论历史的著作，其宗旨，在作者前言开头的两段话中已经讲得很明白，不必重复了。但值得强调的是，从众多相关古地图中提取历史线索，展开对特定问题的深入讨论，这是不多见的，因而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阅读本书是一个学习过程，包括地图学的、历史地理学的、历史学的，当然，也会引发思考兴趣——读这类书的价值正在这里。本书涉及很多有意味的议题，以下仅就几项谈一点感想。
首先是古地图问题，或者说“以图入史”的问题。近年来，人们对古地图越来越重视，喜爱古地图的人、收藏古地图的人、研究古地图的人越来越多，所出版的关于古地图的书也大量增加。现在，隔不久，我们就会在新书目录中看到又有一部这样的书出来，如果按照过去的习惯，出一本看一本，已经不可能了。
过去研究古地图，按照学术界的分工，主要是测绘学史和地理学史学者的事，其他学者偶尔也会用一下，借助一下，但常常是附属性的，像本书这样，让古地图当主角的，不多见。地图之所以成为主角，是基于对地图性质的重新认识。越来越多的人将古地图视为一类文本，几乎所有涉及文本的复杂性问题都被关注，于是“以图入史”的研究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意思。如本书作者所说：“地图研究早已不局限在狭义的地理制图学领域，而是扩散至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艺术史、文学等各个人文和社科领域。”
本书作者进一步指出：地图既是知识也是权力，具有空间解释力。创制地图既是科学行为、艺术行为，更是政治行为。行为，这是本书强调的古地图问题的又一类历史属性。英文中，map可以是动词，在中文里，“图”也可以是动词。那么研究地图，也要研究这个行为，在历史话语中，行为又可以是事件，所以，本书中，每一幅地图的出现都是一个事件，既然是事件，便有它的来龙去脉、价值观与目标。本书作者表示：“对中国地图史研究中常常提及的一些话题，比如利玛窦与欧洲地图学的引入、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等，我着重讨论它们作为‘事件’的意义，而不仅是‘文化传播’的现象。换言之，本书探寻的是深嵌入‘空间’表达形态中的‘时间’，借助静态的图像来呈现动态的历史。”
“来龙去脉”意味着历史事件的发展中还包含价值与方向（目标）。以地图形式表达的价值观具有空间形态，将价值观转化为空间形态是地图的特色。它向观者提供对特定空间的解释，同时也借由解释的权力，改造这个空间的实相，或者说制造出另一类价值空间。价值空间赋予地图以解释力（the power of map），编制地图的时候，内容选择，形状大小的处理，地名疏密的处理，图面的位置，字体大小，颜色设定等，这些细节上的用心里都包含价值取向。
中国12世纪的《华夷图》，在名称上已经设定了价值等级，那么在图面上必定有所表达。另一幅14世纪的《大明混一图》的图面设计原则也与此类似。不过有意思的是，今古之间出现了不同，今人对于《大明混一图》的价值评价却不一定围绕“大明”，而是非洲的画法被视为此图的一大亮点，“最让人称奇”，这恐怕是原图作者未曾想到的。当然，这是今人的另一种价值。地图的价值可以是多时多面的。中国古人最在意的是文明地区与要荒地区的差异，地图上的手法基本上是尺度设计。在朝鲜古地图中也是如此，例如《疆理图》中明显夸大了朝鲜的体量，特别是和日本比较之下。“这体现了朝鲜对自身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定位——即朝鲜虽然视明朝为上国，但在这个以明朝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内，朝鲜的地位仅次于大明，但远高于其他。”
但在康熙《皇舆全览图》中，文明地区的标志被换为另一项，即精准测绘，“皇舆”是测绘精准的。相比之下，朝鲜半岛画得并不准，虽然当时的人们未必意识到，但今人很容易判定，在这幅图上，未经精准测绘的朝鲜半岛显得那么不恰合，尽管它的个头很大，却在这张图上失去了价值。这是这幅地图“事件”中的一个“情节”（朝鲜人的敷衍）的痕迹，其历史后果是降低了朝鲜在这幅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地图中的地位，这一点在后人的阅览中日益显现。
地图的价值来自作者的设计，也可以是读者的判定。一方面是“让我告诉你”，另一方面是“让我自己读”。许多大图都有居高临下的味道，一般观赏者会欣赏这种感觉。但研究者要化解掉这种感觉，将拜读转为解读、审读。利玛窦用五大州为中国人解释世界，而一些中国人用邹衍大九州化解利玛窦。利玛窦用新的知识将世界向前抬，中国人用旧知识将世界向后拉。这里呈现出一种紧张的态势。
本书书名为“制造亚洲”，具体来说，本书是在展示有关“亚洲”的地理空间是如何被本土以及欧洲的地图学家们制造、重塑并相互影响的。在这里，“制造”成为关键词。“作为一个承载历史的地理单位，被赋予时间性和空间性，这本身就是人为制造的观念。”
在近年的历史类研究中，“制造”这个词似乎用得多了起来。制造这个概念预设了产品与制造者的相对关系，这里有两样东西。过去讲历史结果的出现，常用“形成的”“不可阻挡的趋势”等说法，作没有施动者的表述，即使是想表述有个施动者，也是只“看不见的手”。而在“制造论”中，这只手是可以看见的，比如本书中讲的“地图学家们”，这是个很具体的群体，有很具体的工具（地图）。讲制造，只说出那只手是谁，远远不够，还要讲制造过程，“虽然我们大多以为它只是一个自然产物。我试图展现在地图上‘制造亚洲’的过程”。讨论制造过程，就会涉及方向、背景、价值形成等。
制造论弱化了盲目性，它揭示出来的是一种历史中的能动力量，有价值目标，有意志方向，有创造力。能动性是人的本质，从制作第一个工具便开始呈现了。人类历史中充满了以各种形式、途径、机制表现出的能动性，这是人类历史的常态。其实，地图本身正是这种能动性的产品。地图是被制造的，不是“形成的”，被制造出来后，它又再制造出一个空间。本书所说的亚洲，最后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在史学话语中，制造，是对自发形态（假如有的话）的改变，使其失去本状，甚至被歪曲，研究者之所以选择制造论，大多是要揭示这类歪曲。这里说的“歪曲”与“不准确”不是一回事，很多所谓不准确，是从科学测绘角度说的。制造论中的歪曲，不是科学测绘问题，而是人文问题。在古地图中制造的时空，不是牛顿的物理时空，是历史时空。对历史时空的表现没有唯一性，从这个解读意义上来说，找不到一幅毫无“歪曲”的地图。
本书提出，亚洲是被“制造”的。亚洲在被制造的过程中，从模糊变得明晰，被赋予整体性。如果相对于某些洲，亚洲的确具有整体性，这种整体性在符合一种时代方向的时候，也构成对亚洲的进一步制造，具有另一种价值，比如在亚洲运动会上的歌：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像热血流；我们亚洲，树都根连根；我们亚洲，云也手握手。亚洲这个概念带来的地域认同，在国际生活中也是一份力量。
制造论，讨论的大多是思想史的问题。制造的原动力，可能是政治经济，但操作的时候，往往借助意识形态的力量，似乎是有意识的。“大多数时候，并不单单是现实决定了意识，人们也同时通过自己的意识塑造了‘现实’。这个过程永远是双向的。”
由于亚洲概念的出现，许多古地图因为有亚洲的内容而具有了共性，有了互鉴的意义，这是本书立足的基础。不过本书仍然强调另一面，即亚洲有着多元的历史概念。显然，亚洲的多元性在各大洲之上。这里，一方面有众多极具个性的古老文明，各有不同的世界影响热度。而另一方面亚洲内陆似乎一度又是一片未知的冷清地域，是最后一批探险家大出风头的地方。
近代国家边界线，给了地图最容易表达的人文内容，国家边界的确定性追求，给地图带来准确性的需求。大洲的情况与此类似。而一旦离开了边界线的问题，我们会一下子陷入一种极难理清的错综的人文空间中，人文世界有着各种可能的面貌。这时，我们感到了地图呈现能力的有限性。（现在的GIS电子地图系统在叠层互见、动态展示等方面，力求改善这一点。）
因为人文历史中的世界有着各种可能的面貌，所以美国地理思想史家杰弗里·马丁给自己的书起名作《所有可能的世界》（All Possible Worlds）。他的用意不难理解，不同文明对世界赋予了不同主题：古希腊人画可居世界，中国古人画天朝礼仪世界，基督教画上帝开创的世界，佛的世界不可企及，科学世界是可达的。
近代历史中出现科学革命，几乎一切事物都随之出现科学转向，地理学的科学转向是强劲的。科学追求一致性，科学的自然地理学对地球进行一致性的整体归纳，自然地理体系逐渐完善。人文世界本缺乏一致性，但人们不会放过它，人文世界的一致性、准确性的追求，最早表现在全球国家边界的大系统上。本书对现代国家边界的形成给予了相当到位的评述：所谓国家，在地理形态上，由一系列分散的中心的集合，变成同质的、由边界定义的空间，非领土性的政权不再存在，国与国之间像拼图一样拼合在一起，不再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飞地”，不再有两不相属的“缓冲区”，不再有主权相互叠加的共管地，也不再有流动性的政治体（比如游牧帝国）。曾经形态多样的国家，逐渐变成一个个相邻、封闭、连续而又排他的空间。本来并无共同归属感的人群（比如法国巴黎的上层精英与目不识丁的外省农民），现在都要以边界来塑造同一性的身份。
在基本上是由国家拼合构成的现代世界普通人文主题地图上，原来古代人构想出来的世界人文图像很快被忘记。国家分布体系似乎是一切人文地理问题的基础（这很像中国王朝时代郡县分布体系的情况），这一单向度的展示遮蔽了太多其他人文要素，如果作历史回顾，更需要突破这个表面一致化的体系，重返“所有可能的”原状。考察亚洲在古地图中的多样呈现，正是本书的目标之一。
返回所有可能的世界，并非只是复原一种静态面貌，平静的地图中隐含着历史动力和历史成就。“亚细亚”（Asia）一词起源于欧洲，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它仅指代土耳其的阿纳托利亚地区，后来才用来指称欧洲以东的一大片陆地。认识东方，在欧洲历史上是一种恒久的动力，这种动力从陆地导向转为海洋导向，马可·波罗、哥伦布是这个历史的实证者。在最早的美洲地图中，北美被标为亚洲的一部分，这被认为是一项历史成就。从这类地图，到“美洲出生证”（瓦尔德泽米勒的地图），则又是一个成就，前后记录的是一个动态的地理认知过程。
与西方地图内容的东拓相对应，“东亚世界地图的演变发展，隐含着一个主题，即视野的不断向西拓展。毕竟，日本以东只是无尽的大海，而西域以西却是不断延展的大地”。东西两方面本来不相干的地图，被本书的主题联结起来。东西方的相互眺望，对于欧洲、亚洲的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欧洲为何会以它独有的方式走入现代？这是个热闹了一两百年的话题。有人归结于文化秉性，有人归结于宗教伦理，有人归结于国家建构，有人归结于环境和生物资源……而我想强调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欧洲与亚洲的地理关系。”空间的紧张会成为一种历史动力，空间紧张的疏解是重新定义世界，这是后来人文地理学一系列努力的方向。
就地图发展来说，东西方终于相会。东方人、西方人相互进入对方的世界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深入的事情。在地图制作中，出现了相互“浸入”的情形。“站在世界地图学发展的角度，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是一幅以汉文标记、面向中国读者的地图，但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欧洲地理学；卫匡国—布劳《中国新地图集》是以数种欧洲语言书写的、面向欧洲读者的地图，但其依赖的最主要的数据来自中国的地理书籍。两套地图在各自的传统中都是开创性的新作品。我们似乎很难用‘中国’或者‘欧洲’这样的定语，去界定这两部地图。它们既是欧洲的，也是中国的。也是从这个时候，欧亚两种地图学传统开始不断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文化融合状况，是典型的全球化现象。”这里，我们联想到李希霍芬在其名著《中国》中所附的《中亚图》等，图中标绘的两条东西交通路线（即所称的丝绸之路），就是同时参考中文史料（例如司马迁的）与西方史料（例如马利奴斯的、托勒密的）编绘而成的。
东西两方的人们，“他们并不是简单地传播、复制着已有知识，而是在结合东西方不同地图学传统的前提下，通过富有创造力的翻译、转化，主动创制出对于世界的新解释”。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概念，可算是对世界这个部分的新解释，这一解释与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的解释大异其趣，李氏的解释更具有长远意义。
亚洲的概念，乃经历过想象、探险、商贸、战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又在东西互浸中，在科学时代的大转向中，最终出炉。古地图是这个过程的一份见证。一致性，是亚洲概念中不得不具有的现代特性之一，但是，所谓一致性，不应该遮蔽多元性，对它可以是另一种表述：不同个体之间相互理解、彼此尊重的一致性。这是本书最后引用孙歌的话所要表达的：“在亚洲不同的宗教、文明、历史形态之间，建立以不追求共相为目标的个殊者连带关系，从而在保障个殊者实现自身的同时，建立多样平等的相互理解。……只有亚洲的历史，提供了个殊者们尊重彼此差异的独特风土。”我们用这一立场观察世界，以地方性浸入世界性的历史，还在路上。
（本文系《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一书序言，经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