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马克垚，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古代专制制度考察》作者。
在古代的中华大地上，生活着许多民族（种族），考古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不仅在黄河流域，而且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广大的东北地区，都存在着许多先民，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文化。那时没有人能说自己是中心。当然这些文化的发展有的比较先进，有的比较落后，有的快，有的慢。其中，考古学上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文化，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文化，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文化，比较先进，构成了华夏文明的主干。
周天子。
大约从周代起，天下成为我国政治文化上的世界观念。殷人尊神，周人敬天，周王被称为天子，《诗·大雅·荡》中说“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易·系辞下》中说“昔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把天下视为古代圣王统治的世界。当时天下的地理观念是东渐于海，西及流沙，南、北大约也是海，所以“声教迄于四海”（《史记·夏本纪》）。天下之中，有许多国家，但是周天子的国是中心，曰中国（“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尚书·梓材》]，“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大雅·民劳》]），曰王畿，外面为甸、侯、男、要、荒五服，各五百里，其中就有蛮夷之地（参见《禹贡》，《史记·夏本纪》），各服要按所在地的不同位置向周王纳贡。
最初华夏与夷狄、蛮夷并无后来的夷夏之辨的意思，只是族群不同，文化有差别。他们互相杂居，互相通婚，《左传》中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流行的观念是文化认同，而不是种族认同。所以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孟子·离娄下》）。像舜和文王这样的大圣人都是夷人，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履行中国的文化，所以他们就是中国的圣人。荀子也说，“居楚而楚，居夏而夏，居越而越，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儒效》），即在一个地方居住，自然会变成当地的人，华夏民族与楚越之人并无天性之不同，而是客观环境所致。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是当时鲁国的君臣讨论是否可以背晋而联楚时所说，在晋人杜预的解释中族是“与鲁异姓”，就是说鲁与晋是同姓之国，而和楚不是，所以不能背晋而联楚。即这里的族并没有民族、种族的意思，而是指姓氏的族，有血缘关系的族。
《古代专制制度考察》，作者：马克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但是，因为夷戎文化比较落后，和中部的周朝不断发生冲突。周代重大的威胁是西北方的戎狄，周幽王（公元前781-771在位）被犬戎攻杀，西周灭亡。春秋战国时期戎狄的袭扰还在，五霸之业的口号就是尊王攘夷，“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诗·鲁颂·宫》），政治军事行动加剧了种族之间的隔阂。用夏变夷是受到赞成的，而用夷变夏就受到责备了（“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管仲对齐侯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孔子也称赞管仲攘夷的行动，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以后中国逐渐形成华夏为中心，夏、商、周三代，秦汉等王朝为正统，而周边民族、国家被称为四夷，只能是边缘了。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话，也就成为对少数民族的蔑视了。
事实上，历史上的中华大地，除了文明程度最高的中国外，还存在着其他民族和国家。它们虽然生产、文化落后，但是军事上有时会给中原王朝形成很大威胁。当时的中华帝国，军事上有时处于劣势，政治上也被迫平等甚或受制于这些国家。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政治上、外交上，中华帝国和周边某些国家是平等的，有时甚至是低人家一等的，可是观念上，却是以为只有自己才是正统，而别国、别族则为蛮夷。所以形成了中国古代外交上的双重认同，双重标准。即一方面，有一种所谓朝贡体系，四夷对中华应当以臣事君，以小事大，中华则是天子，君临天下，对四夷也应该保护、教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和强大的敌国是一种平等关系，甚至是向人家称臣。
汉代匈奴长期为患，高祖被围于平城，吕后受辱而不敢征伐，许多皇帝给匈奴的文书，都写有“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而匈奴有时反而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言词倨骜（参看《汉书·匈奴传》）。汉朝还得向匈奴送上各种礼品，用公主和亲，直到汉武帝时击败匈奴，情况才有好转。不过匈奴终两汉之时总是汉朝的大敌，与汉朝分庭抗礼，被杨雄称为“真中国之坚敌也”，可是班固所修《汉书》，对匈奴的评价却是“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是以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汉书·匈奴传》）。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开拓边疆直至里海。可是也时常受到突厥、吐蕃的侵犯。突厥颉利可汗部队攻到离长安城只有四十里的地方，唐太宗隔渭水与之见面，给以金帛，方才使颉利退兵。后来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被唐朝消灭。但吐蕃又崛起于西方，和唐朝争夺西域，逼使唐朝与之和亲，8世纪末，安史乱后的唐帝国势力不振，终于退出西域。唐代在和吐蕃的交往中，已经发展出了当时外交、国际关系上的许多平等的惯例和制度。玄宗时，吐蕃自恃兵强，每通表疏，言词悖慢无礼，玄宗十分恼怒。后来吐蕃方面说因为其赞普年幼，是边将造假，才没有再引起麻烦（当然也可能是一种说辞）。可见双方的文件文书往来要有一定格式，起码是平等的。后来清水会盟，吐蕃提出唐朝来敕中称他们的礼物不能称为“贡献物”，唐给的礼物不能称为“赐”，于是改成“进物”和“寄”，理由是吐蕃和唐是甥舅关系，而不是君臣关系。
汉代的原则是不与夷狄结盟，而唐代就和吐蕃三次结盟，有正式的盟书，“中夏见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而吐蕃方面提出来的盟书内容是“蕃汉两邦，各守见管本界，彼此不得征，不得讨，不得相为寇仇，不得侵谋境土。若有所疑，或要捉生问事，便给衣粮放还”。这也都写在盟书内，没有添改（《旧唐书·吐蕃传下》）。同时还立有界碑，表示这是两国正式的边界。不过这界碑也累次被推倒，双方是边盟边打，一切看力量对比决定。可是唐太宗还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递古人，而成功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198）杜佑在《通典》中，仍然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个方面，描述周边的少数民族和他们组成的国家。虽然承认“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但说中华是中心，礼仪之邦，而四夷则是“其地偏，其气梗，不生贤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通典·边防一》），就是说四夷不可与同中国。
宋代积贫积弱，先是和辽订立澶渊之盟，向辽进贡银、绢来求得和平；后来又被金人打得大败，两个皇帝都被掠去。南宋被迫向金称臣，偏安长江以南，最后被元灭亡。两宋历时二百余年，中国的地图上并非一国独尊，而是数国并立，这在当时也是尽人皆知。可是程颢却说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其中之一是：“至诚以待夷狄”，真是打肿脸充胖子也。另一方面，朝鲜、越南、东南亚诸国，却又向宋朝朝贡，宋朝仍然以中华大国自居，仍然认为四夷诸国应该以臣事君那样尊重宋朝。
所以，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体系，是一种很独特的体系。一方面，中国自认为是天朝大国，其他国家应该向之称臣纳贡，服从领导；另一方面，中国和许多国家又是一种平等关系，甚至要受到别国的威胁，向人家称臣。这样一种双重的体系，是我国古代所特有的。简单地把我国古代对外关系说成是朝贡体系，也许是一种东方主义的表现。朝贡体系可以说相当长时间迷惑了中国人的视线。特别是历代统治者由于朝贡体系而迷信自己，是中国不能正确认识世界局势的根源之一。
因为长期以来，和中国本土王朝敌对的国家，在文化上十分落后，所以中原王朝感到没有什么可以向它们学习的地方，而且为了和这些国家对抗，越来越巩固了本身的华夷观念。由于华夏文明具有极强的同化力量，许多和汉、唐、宋对立的王朝，也都采用华夏的制度、文化，像辽、西夏、金、元诸朝都是。所以华夷观念不断加强。我们往往说唐太宗对夷狄“爱之如一”，但是他是要他们都“依朕如父母”，即他们必须归附为唐朝的子民。因为中国一向有文化认同的思想，认为夷狄是可以教化的，而经过教化，变其夷习，他们也可以成为中华大家庭的一员。
明代虽然驱逐了蒙元，但是北虏南倭，一直是其大患。朱元璋起初还奋力向北发动战争，因为战绩不理想，转而固守“内地”，不许向外。宣称对15个国家永不征伐；倭寇来犯，令沿海居民后撤以避之，不许出海。后来虽然有雄才大略的朱棣，也没能推翻这一祖宗之法，郑和下西洋是一个极好的向外发展、了解、学习的机会，最后因为遭到激烈反对而作罢，连所有资料都遭毁坏。清代以满人入主中原，主要是向文化高的汉人学习，建立了中央王朝君临天下宾服四夷的观念，而且因为清朝初年一度平定边疆有所成就，自认为不仅统一了中原，还统一了塞外，“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于是更加强了故步自封，自我中心的思想。另外，清朝为防范汉人，继续明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特别加强了文化管制，大兴文字狱，查禁各种著述，诱导文人从事脱离现实的考据。
郑和下西洋
这样明清两代统治的结果，整个中国，包括统治阶层、知识分子，下及普通民众，都以天朝大国自居，不知道外部有何世界，陷入保守落后，无法自拔的处境。其实，明清时期，西方人的东来势头已经十分强劲，虽然有人说这时的中国经济、政治诸方面并不亚于西欧，可是西方的侵略者恃其坚船利炮，已经不断打到中国的门口。葡萄牙人窃据澳门，荷兰人侵占台湾。
另外，耶稣会士也深入各地传教，并把西方的许多先进知识介绍进了中国。但是，介绍者的本意是要宣传基督教，并不完全着力于宣传科学知识；而中国的士大夫除少数先知先觉者外，大都把这些当作海外奇谈，统治者则更是把它当作“奇技淫巧”看待，有所喜好也是快意一时而已。当时中国的传统中华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甚至不能承认世界地理的位置。而耶稣会士也有意混淆他们的国别，遂使中国人以为西洋乃是一国，于是有了泰西、大西洋国、大西国等名称，我国的“西洋”之名就是这么来的。而康熙也只知道有西洋人，不知道有法兰西和葡萄牙两个国家。（完）
（本文摘选自《古代专制制度考察》，作者：马克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有删减，标题图片为编者所加，编辑：豆姑娘，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马克垚，1932年6月生，山西文水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52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习，1956年留校任教。1986年至1992年担任历史学系主任。2000年退休。2005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马克垚长期从事历史学系本科生基础课世界中古史的教学，并讲授世界中古史学史和史料学、西欧封建社会经济史、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等课程。著有《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封建经济政治概论》《困学苦思集》，主编《世界历史·中古部分》《世界文明史》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