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经济无增长、低增长也能实现繁荣吗？英国经济学家蒂姆·杰克逊在《无增长的繁荣》中认为：对于许多国家、地区和城市来说，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地球上的能源和环境承载力是有限的。在本书中，作者分析了以过度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的西方文明难以长期维系，反而形成频繁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世界动荡。为此，蒂姆·杰克逊呼吁：我们必须重新定义繁荣和幸福，把繁荣和幸福与强调经济增长的GDP分开。本文摘自《无增长的繁荣》[英]蒂姆·杰克逊著，丁进锋/诸大建译，中译出版社2023年7月版。
《无增长的繁荣》书封
人，只有死了，才能说他幸福。——梭伦（Solon），公元前560年
认为繁荣是不断扩大的物质天堂的普遍愿景，已经土崩瓦解。也许在经济规模更小、世界人口更少的时候，它的运作更好。或者，也许是在几大强国从野蛮的帝国主义创建早期乌托邦的时候，它的运作更好。然而，即使它当时完全适用，现在无疑也不行了。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灾难性丧失和幽灵般迫在眉睫的资源短缺，加剧了金融市场失灵和不平等上升的问题。短期的修修补补不足以支撑业已破产的体系。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一个必不可少的起点是，不依赖物质而消费不断增长的默认假设，创设关于繁荣的连贯一致的理念。
本章的目标是为繁荣确定一种截然不同的愿景。人类在其中可能兴旺发达，获得更大的社会凝聚力，找到更高水平的福利，并能仍然减少他们对环境的物质影响：活得好，但消费更少；有更多的乐趣，但用更少的东西。
如果这看起来难以捉摸，甚至从现代角度来看是梦幻泡影，那么有用的是要记住，在消费者天堂之外，存在某些关于美好生活愿景的激烈竞争。它们有的来自心理学和社会学，还有的来自经济史；有的从世俗和哲学的观点汲取能量，还有的从宗教或“智慧”传统中获得灵感。
这些不同的方法千差万别，不足为奇。但它们也有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几乎所有的角度，甚至包括宗教在内，都接受繁荣存在物质层面的观点。当缺乏必需的物质资源来维持自身时，比如没有充足的食物和水，或者缺乏足够的衣物和居住的材料，说一切都好是不合常理的。
实现这些目标的安全性也是重要的。出于某种原因，如果你不知道下顿美餐从何而来，那么只有今天满意是不够的。当你知道收成无望，或者银行账户分文未有，或者按揭贷款逾期未付，要放松的话困难重重。
但显而易见，至少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起，人类的兴盛发达就需要物质安全之外的东西。繁荣有至关重要的社会和心理维度。在某种程度上，做得好的相关能力包括爱的给予与接受、享受同伴尊重、贡献有用的工作、拥有社区归属与信任感。
在40年前发表的关于贫困的突破性研究中，社会学家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发现，贫困从来都不只和身无分文有关。他发现，当人们被排除在日常生活模式、习俗和活动之外时，他们便饱受贫困的折磨。
在1968年被暗杀不久前，已故美国总统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说，“即使我们行动起来，消除了物质贫困，还有另外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迎战折磨我们所有人的满足感贫困——关于目的和尊严”。果不其然，繁荣至少部分和我们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能力有关。
有些角度——特别是来自传统智慧的角度一一为繁荣添加了重要的道德或伦理成分。伊斯兰教作家齐亚·萨达尔（ZiaSardar）写道：“繁荣只能被视为包含对他人义务和责任的一个条件。”这些传统意味着，我的繁荣取决于周围其他人的繁荣，就像他们的繁荣依赖我的繁荣一样。
近期，人们对幸福科学的兴趣激增，这和本书的核心深度共鸣。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幸福和繁荣是同一回事。但在某种程度上，当一切都好时，我们往往会高兴；当大事不妙时，我们则会不高兴。两者之间显然存在某些关联。
以认知和神经心理学为例，在揭示人类福利的复杂本质方面，这门新兴科学功不可没。例如，它确认生命的物质条件至关重要。但这些并没有穷尽幸福的基础。优先于收入和物质财富，常常被提及的是健康、家庭、友情和工作满足感。自由和自主感似乎也很重要。另外还有意义感和目的感。
对有些人来说，这个意义感也许内含对更高力量的信仰。特别有趣的是，现代心理学发现宗教信仰和主观福利正相关。在更贫穷的社会里，生活物质条件更不安全，但这个相关特别显著。甚至在更富有的社会里，尽管宗教参与人数出人意料地减少，这个相关似乎也依然存在。
即使在安全的环境下，人类心灵显然也渴望意义和目的。如果没有这个洞见，也许完全不能理解本章开头引用的梭伦的奇怪声明，特别是在今天的这个物质社会里。
成功在今天和物质丰富同义：价值以财富衡量，繁荣以消费能力兑现。我们拥有多少，远比我们是哪种人更重要。并且今天我们是谁，远比我们回顾过去时如何看待我们的生活重要得多。
然而在这个思想中，有些东西可以立即识别，那就是我们最终不能把一切带走。我们生活的故事，从整体上看，不会全部记录我们短暂享受、最终丢弃的东西。更不会包括我们在离岸账户成功积累的财富，也不会仅仅是短暂的欢乐。
相反，美好生活是我们必须在个人和社会层面的投资（借用经济学术语）。消费社会也许把即时满足提升到社会美德的地位，但是多年的智慧总是认为，更深层的本能驱动着人类心灵，偶尔也会激发出我们最优秀的一面。
衡量进步
尽管把幸福的根源哲学化是迷人的，但手头的任务是在社会层面设立繁荣的可行愿景。齐亚·萨达尔写道：“好人的好生活，只能在好的社会全面实现。”本章目标是，为将在21世纪中叶全球人口接近100亿的世界，对繁荣清楚可信地做出描述。
从上述讨论中，至少马上出现了3个不同的选项，仔细区分它们是有用的。也许要这样做的最容易方式，是借用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论述。1984年，他首次发表了里程碑式的论文《生活水准》（The Living Standard），在其中非常明确地列出了区别。
森的第一个概念用术语“丰裕”描述；第二个概念术语用“效用”描述；第三个概念用“繁荣的能力”的思想描述。在这里我最感兴趣的是第三个概念，让我们从头开始讲起。
广义来说，森的第一个概念——“丰裕”，与繁荣是关于物质满足的传统理解呼应。丰裕的意思是大丰富或奢华，指物质商品的易得性和稳定生产量。商品流量的增加代表了繁荣的增加。生产量越多，繁荣越大。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拥有的越多，就越富有。
富足作为成功之基础的逻辑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前工业社会，毫无疑问需要优先考虑的是确保体面的生活所需的物质商品供给。在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这仍然是优先事项。
……
很容易看出来，数量等于质量，更多等于更好，总的来说这样的一次方程是错误的。经济学理论甚至也承认了这一局限性。经济学家把它叫作产品的“边际效用递减”，收入本身也是如此。接下来每个数量的额外产品（或收入）提供的额外满足感越来越少。
……
从所有这些中，有个更重要的教训浮现出来。为了追求越来越少的额外满足，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正在消耗越来越多的资源。这个怀疑包含了关于再分配的有力的人道主义观点。
难道我们的目的不是最优化以及与它们相关的整体满意，而是最大化物质生产量本身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我们不应该把努力提高收入（和物质生产）的重点，放在它们对人们的生命质量有最大影响的地方吗？有趣的是，这个观点也是森的第二个概念的核心：作为效用的繁荣。
数量和质量不是同一回事，丰裕不等同于满意，森的第二个描述认识到了这点。他的第二个提议不关注我们可获得的大量商品，而是把繁荣与商品提供的用途和满意联系起来。
正如许多人注意到的，表达清楚这种差别相当简单，困难的是准确定义商品如何与满意相关。这件事很容易弄明白，即它们的关系是高度非线性的。即使像食物这么基本的东西，也不遵循“更多总是更好”的简单线性模式。
这里有特别重要的复杂性。越来越多地，我们对物质商品的使用在本质上是社会或心理的，而不是纯粹物质的。在战后（本书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的年月里，即使在最富有的国家，提供日常必需品也是有挑战的。如今，消费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地赋予我们身份、体验、归属感，甚至可能是意义和希望感。
在这种情况下，衡量效用甚至更困难了。什么是苹果手机带来的“心理满足”呢？新自行车呢？出国度假呢？给情人的生日礼物呢？这些问题尤其不可能回答。经济学通过假设它们的价值等同于人在自由运作的市场准备支付的价格，绕开了这个困难，即把效用视为市场交换的货币价值。
我们在第1章已经看到，GDP把经济中所有的这些市场交换加总。具体来说，它衡量的是家庭、政府和企业投资的总支出。”经济学家认为，理论上市场交换的总和并不衡量物品量，而是与物品生产量相关的效用。简而言之，这就是相信GDP是衡量幸福的有用指标的原因。
但是这种算法有深度的缺陷。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在演讲中说，“GDP计算空气污染和香烟广告，以及为交通事故而奔忙的救护车。它计算我们门上的特种锁，以及为破坏它的人建造的监狱。它计算在无序蔓延中毁灭的红杉和我们丧失的自然景观。”
即使GDP忙于加总许多与可疑的或完全是破坏性的做法相关的所谓效用，它耗尽心思的账目仍有很多遗漏。肯尼迪说，“它既不包括我们的机智和勇气，也不包括我们的智慧和学识，更不包括我们的同情心和对国家的奉献精神。简言之，除了使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它包括一切。”
还要注意的是，这种将效用和GDP轻松结合的做法，完全侵蚀了上述人道主义的观点。它将富人一美元的GDP完全等同于穷人一美元的GDP。统计学家也许会聪明地调整这些美元的“购买力平价”，但针对一美元对穷人所代表的边际效用比对富人来说更高，他们还不能（到目前为止）调整。
虽然正式的经济学文献充满了对GDP的批判性考察，但是时光又过了40年，才有一位资深政治家敢于再次明确表达它的缺点。2008年2月，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领导，探索如何衡量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
“我们所测量的会影响我们所做的。”委员会在2009年底报告说，“如果我们的测量有缺陷，决策可能会被扭曲……我们经常通过观察哪些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来推断哪些政策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绩效指标存在缺陷，那么我们得出的结论也可能有缺陷。”
用GDP作为社会进步的指标，衡量我们到底有多远，是被反复热烈讨论的话题。1989年，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和他的同事约翰·科布（John Cobb）首次编制了一个测量标准。运用这一标准的近期研究表明，至少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传统GDP衡量标准可能严重高估了社会进步。
除了几个短暂的中断之外，从1950年起一直到金融危机，人均收入或多或少地都在持续增长。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真实发展指标（GPI）趋于平稳，甚至开始在随后的20年里缓慢下降。在此期间，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约为2.3%。GPI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5%。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它以每年0.3%的速度下降。
这种与GDP的根本背离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交换价值不能很好地代表产品和服务提供给我们的整体效用。当我们开始减去“负效用”时，比如，生产这些产品和服务引起的损害，那么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开始看起来有点像“不经济的增长”，如同戴利描述的那样。
……
兴盛的限制能力
森使用这些区别（对亚里士多德点头致意），提出了第三个基于人们必须兴盛的能力的生活水平概念。他坚决主张，我们应该问的关键问题是，人们在任何给定环境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如何。
“他们的营养好吗？他们有没有摆脱可治疗的疾病？他们长寿吗？”他问道“他们能参与社区活动吗？他们能在公共场合现身而不感到羞愧和耻辱吗？他们能找到有价值的工作吗？他们能保暖吗？他们能利用学校教育吗？如果他们乐意，可以拜访朋友和亲戚吗？”
森的问题与汤森的贫困维度互相呼应。实际上，森在摘录中提到的生活方面（营养健康、预期寿命、社会参与）与大量著述中从远古时代认同的繁荣组成要素密切一致。
在后来的著作中，森强调的内容与其说是功能本身——是否人们真的长寿，是否有份值得的工作，是否参与社区活动，不如说是他们必须这样做的能力或自由。他的观点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人们应该有权选择是否参与社会，是否从事有报酬的工作，甚至可能是否过健康的生活。兴盛能力才是进步。”
尽管如此，仍然有些明显的理由要保留这些功能本身的核心重要性。抽象能力相关的信息相当不足。任何将发展理念付诸实践的尝试，最终都需要具体说明重要功能是什么。
一份提交给荷兰环境评估局的有趣报告，阐述了森的方法在公共政策内的可行性，并强调了这个观点。报告认为，即使人们最看重的是发挥功能的自由，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功能本身也备受重视。它提出的措施与结果有关，而不是与自由有关。
但是，还有其他一些不过于关注自由的原因。在存在各种限制的世界里，某些自由要么是不可能的，要么是不道德的。肆意杀人的自由显然就是其中之一。
以供应链中的童工为代价获得社会认可的自由，或以生物多样性丧失为代价找到有意义工作的自由，或以牺牲子孙后代为代价参与社区生活的自由，很可能是自由之外的其他东西。对于人口向100亿迈进的世界来说，无限物质积累的自由也许根本无法得到。
这是可持续性带给把繁荣概念化的一切尝试的最重要教训。兴盛能力是定义它对繁荣意味着什么的良好起点。但这个愿景需要仔细解读：在某些不可避免的极限内，不是作为一整套脱离现实的自由，而是作为一系列为了活得好的“有限能力”。
这些极限由两个关键因素确定。第一个是使地球生命成为可能的生态资源的有限性：我们生态系统的可再生能力、可得资源、大气、土壤和海洋的完整性。
所有这些没有一个是无限的。每个都与地球生命网有着复杂的关系。也许我们还不能确切知道所有的极限在哪里，但已有知识足够让我们绝对确信，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是目前水平的经济活动，也正在破坏生态完整性，威胁生态系统发挥功能——也许是不可逆转的。忽视这些自然边界，就是迫使我们的后代还有同胞陷入贫瘠地球的绝境。
第二个是全球人口规模。这是道简单的算术题。在有限的馅饼和任何给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只有这么多的资源和环境空间可以运作。全球人口越多，我们冲击生态缓冲的速度就越快；人口越少，对生态资源的压力就越小。这一系统生态学的基本信条，是为了地球上其他物种的现实生命，也是为了那些最贫穷国家人民的现实生命。
关键点是，公平和持久的繁荣不能脱离这些物质条件。繁荣一方面受到全球人口规模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受到地球有限生态的限制。
面对这些生态限制，兴盛本身取决于和我们共享地球之人的权利，取决于我们的后代和其他物种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繁荣既有代内层面，也有代际层面。智慧传统表明，美好生活有无法补救的道德层面。只有各地有能力以某些基本方式兴盛的人，才能构建繁荣的社会。
决定这些基本“权利”绝非易事。兴盛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社会应该重视和提供哪些功能？在有限的世界里，兴盛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持续的？
在这方面，森倾向于不开出明确的处方，尽管他在著述中有所暗示。在这个方向上，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走得最远。她列出的“人类核心能力”清单，与我们在本章已经讨论过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清单包括如下内容：
·生命（能够活到正常寿命的终点）；
·身体健康；
·身体完整（安全防止暴力攻击；有获得性满足和关于生育事宜做选择的机会）；
·实践理性（能够形成美好生活的概念）；
·归属感（能够与他人一起生活并向他人靠拢）；
·玩耍；
·控制自己的环境。
最终，任何此类清单都需要公开对话协商，才能作为政策的基础。但在实践中，这份清单的组成部分，和由无数不同领域的哲学家、作家和圣贤确认的繁荣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大量惊人的重合之处。
身心健康很重要。教育和民主权利很重要。信任、安全和社区意识对幸福至关重要。关系很重要。有意义的就业和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在几乎任何地方都重要。当这些东西缺乏时，人们在身体和精神上都会痛苦；而当它们衰落时，社会本身会受到威胁。
挑战是创造使这些基本权利成为可能的条件。与自由市场社会熟悉的内容相比，这项任务可能需要更密切地关注生存的社会、心理和物质条件，如人们的心理健康和社区的韧性。
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勉强接受基于限制和牺牲的繁荣愿景。繁荣不可避免地受到物质和社会条件的限制。有些运作方式甚至可能完全没有回赎的权利，特别是在它们严重依赖物质生产量的情况下。但是我们稍后会更清楚地看到，无论如何，物质主义都不能为社会福利和心理健康提供最佳服务。归根结底，与我们陷入诱惑的狭隘物质主义愿景相比，新的繁荣愿景可能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人类能够繁荣昌盛，实现更大的社会凝聚力，找到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同时仍然减少对环境的物质影响，这个可能性引人人胜。认为这很容易实现是愚蠢的，更详细的原因将在下一章讨论。但我们也不应轻言放弃，它很可能为我们的持久繁荣提供最好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