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刚收到的厚厚四大本秦宝琦先生的新著《中国秘密社会通史》（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以下简称《通史》），既高兴，又感佩。高兴的是中国秘密社会史领域又增添了一部全面系统而颇具特色的学术著作，感佩的是倾心向学界奉献这样一部二百多万字巨著的，是位已届米寿的长者。
秦宝琦先生之耕耘中国秘密社会史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着手编纂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七册）开始到本书的出版，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在这半个世纪中，国内中国秘密社会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成为秘密宗教史研究的重镇。会党史领域，魏建猷、蔡少卿、秦宝琦等先生也在大力推进，在1984年成立了中国会党史研究会。1992—1993年，马西沙、韩秉方合著的《中国民间宗教史》（109万字）和我与邵雍合著的《中国帮会史》（62万字）出版，分别系统论述了中国秘密宗教和秘密帮会的历史。早在20世纪80年代，蔡少卿、秦宝琦等先生即有编写中国秘密社会史的设想，秦宝琦并以《中国地下社会》为题，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此期间，经长期从事会道门及其他秘密结社治理工作的谭松林先生推动，出版了整合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历史的七卷本《中国秘密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前四卷多出于秦先生及蔡、秦两先生的门下弟子。从1993年到2009年，学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秦宝琦先生的《中国地下社会》清前期秘密社会卷、晚清秘密社会卷和民国会道门与黑社会卷。在此基础上，又经十年磨砺，秦先生终于完成了《通史》的巨著。在此期间，秦宝琦还主持撰写了国家清史工程项目《会党篇》，编纂出版了八卷本《清前期天地会史料集成》。
比较《中国地下社会》，《通史》不仅在篇幅上增加了四分之一以上，而且在内容和结构上作了比较大的调整。第一、二卷专述秘密宗教的起源与历史，第三、四卷专述会党的历史。秘密宗教部分除了追溯到其东汉以来的源流外，明清两代和民国的主要秘密教派如白莲教、罗教、弘阳教、闻香教、无为教、姚门教、八卦教、清水教、老官斋教、混元教、收元教、悄悄会、天理教、收圆教、青莲教、真空道、金丹道、在理教、武圣教、一贯道、同善社、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红枪会等以及其他教派或会道门都有系统叙述。秘密帮会部分叙述了从清代到民国的天地会、哥老会、青帮乃至海外洪门、其他帮会在各地各时期的流变、重要起事和活动。将中国秘密结社分为教门与会门两大类，再别类论述，是清末中国秘密社会研究发轫时期革命党人陶成章《教会源流考》、日人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等著作的编史体例，《通史》仍循此基本体例，适当变通，蔚然成为大观，反映了这一历史编纂体例历久弥新的顽强生命力。
秦先生在《通史》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观点。有些是他最新提出来的，有些是他多年来坚持的，有些则有所改变和放弃的。这些观点无论是涉及全局，还是涉及门类或者个案，都凝聚着他数十年研究的心血和心得，值得学术界高度重视。过去已经发生过的学术争论，之后可能引起的新争论，都是其著述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表现。
秦宝琦先生对“秘密教门”提出了新的定义：“秘密教门是带有宗教性的秘密结社，以师徒传承的方式结成，以‘弥勒救世’、‘末劫说’和‘无生老母’崇拜融合而成的‘天盘三副’信仰，作为精神支柱和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并且以入教可以消灾获福或避劫免厄来吸引世俗信众，在家修行。根据这个定义，他将“秘密教门”形成之前起源史，称为“异端教派时期”，以明代中叶罗教产生为标志，开始了“秘密教门时期”。他认为，明代中叶以后出现的秘密宗教，“把‘无生父母’崇拜融入以往异端教派宣扬的‘弥勒救世’、‘末劫说’等信仰，形成完整的‘天盘三副’教义，成为其挑战世俗政权的工具。”这个新定义和新分期，是秦先生对明清两代秘密宗教历史的高度概括，相信会引起学术界的瞩目和争论。
关于天地会的起源和宗旨，秦先生依然坚持他的观点，即天地会是由乾隆二十六年漳浦县洪二和尚万提喜创立的。这一观点由蔡少卿依据嘉庆初年福建巡抚汪志伊《敬陈治化漳县风俗疏》最早提出，秦先生在清宫档案中找到了乾隆五十四年闽浙总督伍拉纳的奏折，提供了新的证据。他根据清代天地会的阶级结构、结会动机和日常活动，仍然认为天地会是下层民众为了互济互助和自立抗暴而结成的民间秘密结社，而非“反清复明”的组织。对于这一观点，力主康熙十三年创会说的赫治清先生曾有专著《天地会起源研究》与之商榷。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学术界虽尚无定论，但作为主张乾隆二十六年创会说的代表人物，秦先生在《通史》中所勾勒的天地会历史脉络，总体上依然是可靠的。
在《中国地下社会》《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秦先生都在教门部分设有“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的神权统治”专章，认为拜上帝会的教义，虽然不同于崇拜无生老母的秘密宗教，而附会基督教的教义，但在将教主神化为救世主、建立神权统治方面，与秘密教门并无二致。在《通史》中，不再将太平天国的宗教纳入中国秘密宗教历史的系统中了。这显然是作者经过慎重考虑后的安排。
明清两代对于秘密结社的治理对策，《通史》设有相当的篇幅分章专门论述，这也是本书颇具特色的重要内容。秦先生认为，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后，就推崇儒教，打击企图取代世俗政权、建立神权统治的秘密教门。清王朝入关之后，又在《大明律》禁止巫师邪术律条的基础上，不断修改，同时引用“妖书妖言”律，以加大惩治力度。同时，对于异姓结拜兄弟、结会树党也立法禁止。清代惩治教门和会党的立法到乾隆朝基本完备。
《通史》引用了极为丰富的档案、文献史料，广泛吸收了百年来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对许多学术观点和分歧进行了介绍与回应，因此，它不仅是一部有关中国秘密结社历史的巨著，同时也是其研究的学术史和史料文献目录的宝库。这集中体现在该书各卷所附的《参考文献》中。这些“参考文献”所开列的，就笔者所知，是迄今为止有关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的最为完备的档案、文献、报刊、图书和论文的目录。
《通史》无疑是秦宝琦先生半个世纪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史的结晶，是一份厚重的学术成果。涉及“秘密社会”问题，不论其概念和行文的提法，还是某些内容（如未刊的第五卷），自然有其难为人道的政治敏感性。但就四卷本《通史》本身而言，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改进和探讨的问题。
在秘密教门和会门历史的分期上，按秦先生本人的思路，可以在篇目设计中更加明确和完善。如《通史》将秘密教门分为“异端教派时期”“秘密教门时期”两个时期，在秦的《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七章，明确列标题为“清末民初秘密教门蜕变为会道门”，《通史》第二卷也已点出了这个主题，因此，可以增列“会道门时期”，作为第二卷的篇名。会门部分也需要按历史分期立篇，以保持全书结构的一致性。
在历史脉络和具体问题上，《通史》尚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青莲教的兴起，是晚清秘密教门流变的一大枢机，上承罗教，在清代江西融合金丹、大乘等教而形成传脉清晰的一大教系，虽经乾隆、嘉庆、道光三代的不断打击，依然潜运默移，至道光二十三年复兴。尽管它立刻遭到毁灭性镇压，但其余党已散布南方各地，成为近代许多新兴教派的渊薮。《通史》虽然论述了其支派灯花教、一贯道、同善社，而于归根道、普度道略述而止。清末欧渠甲在《新广东》一文中曾极言归根道势力在西南之盛，王熙远《桂西民间秘密宗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对普度道在广西的活动也有专门论述，两教在清末民国在境内的活动尚须专门论列。复兴青莲教内部对于政权立场的严重分歧，是其分裂的关键因素之一，周位抡的金丹道、刘仪顺的灯花教终至覆灭，一贯道在王觉一之后改变路线，林依秘一支的归根道、普度道等也不再循弥勒教义的路径，彻底放弃了与清政权的对抗。光绪中叶以后，各地教门的活动虽然猖獗，但没有招致清政府的严厉镇压，发生重大“教案”，这一大转折的内在理路，值得我们深思。八卦教在康乾以来屡遭镇压，其支派离卦教在咸同年间一枝独秀，并且具有较强烈的弥勒信仰，源于离卦教的九宫道教祖李向善（李傻五）甚至被奉为弥勒佛九世转世。但他创教伊始，即设法在五台山以佛教身份合法发展，请得慈禧太后题字的“真如自在”牌匾，伪造自己清军军官的出身，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清廷甚至下谕旨召他出面联合义和团抗御八国联军。具有政治颠覆性的弥勒教教义在秘密宗教中的退隐，光绪中叶以后在不同教派中普遍出现，显然不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
红枪会作为华北地区的豪强地主控制的村社自卫武装组织，虽然具有浓厚的秘密宗教色彩，与秘密教派同样单独设章，易生歧义。秘密宗教与民间拳会、村社自卫武装存在着复杂的共生关系。明清两代一些秘密教派运气练功的修行方式，本来就含有炼家修习内功的法门，逐渐形成与民间拳师、拳会形成复杂的共生关系。清代八卦教盛行的河北、山东地区，教首又是拳师、教徒又是弟子的情况，在清水教起义时已见诸史载。在清政府对教派严厉镇压的形势下，教派组织分崩离析，教义凭借拳会师徒关系相传而趋杂乱的情况，在义和团的揭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民国时期北方兴起的红枪会，多以武师作为骨干，它所表现出来的秘密宗教色彩不足为奇，但因缺乏熟悉教派教义的宗教家和教派组织的维系，掺入并突出了大量旨在强身护体的巫术、符咒仪式，教义本身已无足轻重，在组织上和教义上均脱出了秘密宗教的范畴。如何系统处理类似与秘密宗教伴生的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是“中国秘密社会通史”需要解决的一个难点。
我们这一代从事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的学人，深得魏建猷、李世瑜、蔡少卿、秦宝琦、赫治清、马西沙等先生筚路蓝缕的开拓之益。他们将中国秘密社会史的研究，提升到了相当的高度，秦宝琦先生的《通史》无疑是这一高度的代表作之一。《通史》力图向读者展现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全貌，已经基本清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作者提供给后人继续攀登而开凿的台阶。《通史》没有着笔一字，却处处可见的，是作者五十多年探索一个研究对象的持之以恒的匠心，匠心的心血，使《通史》熠熠生辉，长照后人研习攀登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