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1910-1978）是不世出的文学批评家，十二岁在山东省立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时就在《少年》《儿童世界》等刊物发表文章，上初中时被认为是“拿稿费的孩子”，1936年初出版奠定其文学批评家地位《鲁迅批判》时还是清华大学哲学系四年级学生。可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批评家也曾醉心科学，预以生物学为志业，并发表相关文章，留下了解乃至理解那个时代青年人学习科学的“心路历程”及他们对科学的看法。
一
1933年2月，李长之在《中学生》杂志发表《我和生物学》，说他小时候就喜欢养花，“我爱花，然而关于花的知识是一点也没有，我爱花的理由也很简单，青翠的叶芽，眼看着它发荣滋长，我便说不出的快慰”（《李长之文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92页，下引该文不再注明）。这可以说是小孩子的天性，但初中时莫名其妙“大骂自然科学”，认为自然科学给予人类不过两件东西，“一是强大所利用来欺压弱小的武器，一是富人所独享的物质上的舒适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说，这种认知未能区分科学与技术，“我心目中的自然科学只是应用科学，特别指工程、机械一类”。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当时大多数人对科学的认识水准。十多年前，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留美回国伊始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演讲《何为科学家》时，就批评当时社会对科学的三种错误认知，其中之一认为科学仅仅是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制造出比人力车快的摩托车，“供那些总长督军们出来，在大街上耀武扬威，横冲直撞罢了”（《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
无论如何，中学课程中有植物学与动物学，李长之也就开始接受生物学的教育。但课堂上所学与实际没有多少关系，“那植物的名字，不但不是日常所见的，有的就不是中国的”，老师也不曾实际接触过动植物，上课无趣，“他唯一的拿手好戏是把声调拉得又平又板，把学生的集中注意分散以后”，“按着他课本上所附注的笔记大抄起来”。教材或教课老师所授内容与实际关系不大，也是当时普遍现象，是生物学还未本土化的结果。高中生物老师有著作出版，“非常受学生欢迎”，也不禁止学生看小说，更喜欢大谈阴阳五行，开中药偏方。课本是胡先骕编撰的《高等植物学》，“各论是删而不讲的，我自己去看，也看不进去”，但该书“总论”中，“有几句说到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大意仿佛是研究科学的人原为探求真理，应用是附带的收获。我得了很深的印象，是我对于自然科学的认识的一个开端”。
《高等植物学》由时任东南大学农科主任兼植物病理学教授邹秉文、东南大学植物分类学教授胡先骕和东南大学植物生理学教授钱崇澍合编，1923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大学植物学教科书，影响甚大，1929年4月已第五版。当时任职东南大学的三位教授有感于“我国曩日之植物教科书皆因袭日本之编制法，颇有陈旧之讥。对于通论则形态学、组织学、生理学三者分立，致学者觉其枯索无味，而于植物构造与作用相连互之理不能贯通”，“乃参酌海内外各名家著作”，“于通论”将“形态组织生理融合为一片，庶学者既明植物之构造组织，即明其构造组织之作用而无破碎支离之病”，“于各论”“自最简单之黏菌植物论起，而渐及最高最复之种子植物，庶学者对于植物之天演及其器官构造之蜕变，了然如指诸掌而无惶惑之苦”，“编成此书，以为大学及专门学校教科之用”。是书改订不少不合学理的植物学名词术语，他们也希望“后人之编中小学之植物教科书者，从而更定其旧名，则于植物学之功匪鲜也”（《高等植物学·例言》第1-2页，商务印书馆，1929年）。
李长之1926年入读山东大学附属高级中学，大学教科书被用作高中教材，一方面说明该书的影响力和该中学教学水平，另一方面也可见当时并无真正适用于高中的植物学教科书，因此李长之“看不进去”也情有可原。他所得深刻印象者，不是来自该书“总论”，而是第一章“绪论”（即所谓“通论”），其中有言：
各种植物学彼此互有密切之关系，一种之进步端赖他种之进步。例如经济植物学之倚重植物生理学，各大农事试验场之研究经济问题，其对于植物生理之试验，与各大学无稍异。此关系不仅植物学与农业为然，其他无论何种经济事业，欲谋科学的进步者，非有纯粹科学为之根本不可。该证之历史，凡应用科学以谋人类之福利……当其发明之时，其志本在求科学上之贡献，初未尝一计及于致用。发明之结果，乃适然能应用于各事业。故科学之致用，乃科学研究之副产，欲求致用之新学识，其必得之法，在致力于科学研究，而得普通或专门之新学识而已。（《高等植物学》第4-5页）
至于为什么邹秉文、胡先骕、钱崇澍三人合编的教科书在李长之这里成为胡先骕一人所著，可能与李长之写作该文时胡先骕在北平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因而名声在外有关（邹秉文此时任职上海，钱崇澍任职南京）。其实，编撰该书时邹秉文（1893-1985）是东南大学农科主任，行政上是胡先骕（1894-1968）和钱崇澍（1883-1965）的领导。邹秉文后来弃学或从政（曾任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联合国粮农组织副主席），或经商（曾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副总经理、纽约和昌公司董事长）；钱崇澍一直扎根于植物学，长期担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代理所长等，1948年以“植物分类学及植物生态学之研究，主持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当选首届中研院院士；命途多舛的胡先骕也以“植物分类学、植物地理学及新生代古植物学之研究，主持静生生物调查所”当选首届院士。当年植物学仅有六位院士，两位参与了《高等植物学》的编撰，作为后辈的李长之懵懂间不期然受其影响自然也可想见。
二
1928年5月3日“济南事变”爆发，李长之休学。秋天转学教会大学齐鲁大学附属高中，入学要考生物学。他借了一本初中生物学教科书，“头一次留心到世界上有一门生物学”。书中说“普通人以为子肖其父”，实际上子并不肖其父，“乃肖其祖父”，这“惹起我的好奇心，生物学大概好像《公羊传》，非常可怪之论大概很多吧”。入读齐鲁附属高中后，便选定了生物学作为未来学业方向，学校居然有实验，“非常有趣”，也平生第一次买课外参考书（以前只买小说、诗集、子书）——王守成所编《高中公民生物学》，而且用读文学书的眼光读生物学，“大事圈点，同学见了都笑的”。
《公民生物学》编纂者王守成，即著名藻类植物学家王志稼（1895-1981），江苏苏州人，五四运动中曾任东吴大学学生会主席，1920年毕业，留校任教。后留美获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教沪江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创办光华大学生物系。1951年创办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任系主任，1958年赴合肥创办合肥师范学院（今安徽师范大学）生物系。《公民生物学》上下两册，为“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宗旨“使学者明瞭生物与人生有卫生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的关系，养成身心健全之公民”。1924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畅销书，1928年8月经国民政府大学院审定，1929年11月已七版；1932年6月国难后第一版，1933年2月国难后第十三版。王志稼老师胡经甫在写于1924年4月21日的“序言”中说：
迩来数十年中吾国学者始以科学方法研究生物学，惟当此幼稚时代，一切课本与夫参考书籍多取材于欧美各邦，原文既少本国物产之绘述，又乏本国之审定名词，遂使初学者感受种种艰困，莫知所从，此诚吾国生物学前途发展之极大障碍也。王君志稼潜心此学，掌教本校有年，鉴于中等学校之无完美适当之生物学课本，特著《公民生物学》一书……至为详切，设词简浅，征引宏富，所用名词均极妥确，所用教材亦均取资于本国物产，尤为可贵。（《公民生物学·序》，商务印书馆，1926年）
这位出生于上海的胡经甫（1896-1972）也有传奇色彩。1919年获东吴大学硕士学位，1922年获康奈尔大学昆虫学博士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一年后回母校任教，1926年任教燕京大学直到1950年。期间赴美任明尼苏达大学客座教授途中，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滞留马尼拉，遂以四十五岁高龄攻读菲律宾大学医学学位。战后回国曾兼任学校校医，后也曾开业行医。首届中研院院士选举中，曾以“中国昆虫分类之调查与研究，主持燕京大学生物系”正式候选（植物学正式候选人共十人），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东吴大学生物学科创始人、正任职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华医学会董事会、出生于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祁天锡（Nathaniel Gist Gee，1876-1937）也曾作序称：“作者写出了所教科目和对当地情况广泛了解的成功经验，其内容是他在东吴大学多年大班教学实验的结果。”
李长之在齐鲁附属高中，“痛骂教会，痛骂宗教，没有半年，便离开了”。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甲部即理科（入学姓名为李长植，号长之），同学有钱三强、马仕俊、蒋明谦、阮维周等（《国立北京大学十八年度学生一览》）。初入北大的李长之，认为北大学生都有强烈的北大意识，各人都有“自己研究的道路，有自己打算去努力的线索”，都关注现代学术与政治大势，更有强烈的竞争意识；而教职员们都有宽宏博大的精神，“仿佛令人置坐于溶溶泄泄的宽大温和的春天的暖风里”，与学生的自由研究风气“相呼应”（李长之《北大现在给我们印象和我对于她将来的希望》，《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1929]）。
在北大，他还是对生物学情有独钟，“我对各门功课的课本没有一本我曾自己从头到尾看过一遍的，独独生物学我看了两遍”。可是北大生物学发展却极不如人意，虽然1925年就成立了生物系，留法的谭熙鸿（1891-1956）、经利彬（1895-1958）先后担任系主任，但在张作霖控制北京期间曾被撤销。郝景盛1929年2月26日“诬被通缉之晚”撰写的《我校生物系的过去与现在》中说，生物系除老辈钟观光采集的标本而外，“没有适宜的住房，也没有充分的食物，所以比各系都不如”，“我校生物系真幼稚的很哪！”与心理学系、东方文系一样，因为学生甚少或只有一年级，并无完备的课程设置计划（《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1932年张景钺（1895-1975，以“植物形态学之研究，主持北京大学植物系”当选首届中研院院士）应蒋梦麟之邀出任系主任后，生物系才走上正轨。
北大生物系如此，理预科的生物学教学可以想见。李长之虽然“爱生物学，但没有方法致力”。预科更没有生物实验，也曾向学校当局提出增加预科实验的要求，“结果是只有允许的一句话”，无奈之余他“把那本英文生物学的单字都查了”。他是“如此喜欢生物学”，把平日里的疑问都集中起来，“预备在教授有工夫时去请教”，“但那教授是一摇铃下课便走得神行太保似的，捉他不住”。学年终了，“他把课本讲完，他便说下次他不来了”，李长之请他至少来一趟，学生们有好多问题请教。勉强再三，教授答应了，结果在约定的日子“却贴出因事请假的条子”，“我的问题只好存着”。即使如此，李长之对生物学的趣味“有增无已”，抱定“无论生物学要我不要我，我永不离开生物学”。
1931年秋，李长之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同级同学有彭桓武、钱伟长、罗沛霖、汪德熙、徐贤修等（《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下]，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829-830页）。
三
与北京大学北京政府时期因经费问题长期闹学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卷入大学区设立漩涡，多年间动荡不安，学科发展受到极大限制不同，有稳定经费的清华学校（1928年改制为大学）自成立以来逐步走上平稳发展的道路。1926年成立生物系，钱崇澍任系主任，翌年刘崇乐接任。成立之初，“仅教授二人，学生三人，图书仪器，至寡且鲜”。曾随摩尔根攻读遗传学、东南大学动物系主任陈桢（1894-1957，以“金鱼之遗传与演化、及动物之社会行为等研究，主持清华大学生物系”当选首届中研院院士）1929年2月继任主任，“学校当局与校中同人均以本校有极良之自然环境，适于生物研究”，“于是本系之设备得以逐渐扩充，教员人数逐渐增加，同时学生人数亦增至二十余人”。同时，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助七万五千元经费开始建筑生物馆（《国立清华大学廿周年纪念刊》[1931年]）。1931年5月，生物馆建成，“屋多人少，颇觉空虚”。李长之1931年入学，真可谓适逢其时，系里教师除陈桢外，还有教授吴韫珍、李继侗、寿振黄，教员戈定邦，助教容启东、汪振儒、杜增瑞、刘发煊、石磊等（《国立清华大学二十一年度教职员录》）。
入学不久，李长之就在《清华周刊》发表文章评论陈桢的《普通生物学》。该书是陈桢在东南大学讲授普通生物学讲义基础上经多次修改而成，中国动物学宗师秉志（1886-1965，以“比较解剖学、昆虫学等之研究，曾主持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当选首届中研院院士）曾校阅过最后书稿，“赐给著者许多极重要的校正”。1924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1929年11月已七版，1932年10月国难后第六版，可见其销售状态。
李长之除给予《普通生物学》“太好了！”“快看！”评价外，并具体详述他喜欢该书的几个原因，而他阐述的原因在相当程度展示那个时代对科学的普通认知与态度。首先，陈桢在书中明确指出“什么是科学态度”。李长之认为，就是因为不明白科学态度，“到现在还不信科学是大道的人还有”：“就连正在学科学的人，常说科学家不知道的事多了，科学家所不知道的事，便不能说没有真理，这样的推论下去，那说话的人可以信鬼信神、信打坐炼丹。”而科学家所谓的“不知”，“只不过是在科学家所走的路上，还未走完”。“这种从‘知’到‘不知’是在一条路上走来的”，“这条路是科学方法”，“信任这个科学方法便是科学态度”。他曾与一位讲佛的人谈话，那人说佛也讲宇宙问题、自然现象，“所以科学实在是不出佛法之外的”，他以为这是大谬，“这是很骗人的话，佛法同科学根本走两个方向，科学家心里是空洞的，事实引导他哪里去，他往哪里去，天天随着事实跑，事实天天把一层层的真相给科学家看；科学是无止境的。……科学家因为对于事实之真相的认识天天在进步的缘故，永远不为前人所囿”。而宗教家和玄学者“都是硬把事实要捏造得随自家跑的，他愿意四大皆空，便把许多意想性质派给风水火土。他愿意劝人自强不息，便说天行健。因为早有成见，所以纵然事实被他猜对了，他也认为只要帮助他的成见的说明便心满意足，绝不能对事实再有进一步的探求，所以他们是没有进步的。……天天炒那碗陈饭，明明是初民的思想，他们迷信为圣人的智慧”（《从陈桢〈普通生物学〉说到中国一般的科学课本》，《李长之文集》第四卷，第6-7页。下引该文不再注明）。
这样，从“科学态度”就能区分科学与非科学，在李长之看来这“对国人是很要紧的”。陈桢在书中讨论中国生物学不进步的原因，“除了实用主义之外，没有研究的新原动力——‘探讨宇宙真理的好奇心’”。陈桢这一看法可谓“深得李长之的心”：“到现在，还有些青年在入学时打这门那门实用不实用的算盘。”李长之就读北大期间，曾发表文章《怎样学数学》，其间批评对数学认知的错误观念，第一即“说数学不实用，仿佛值不得学似的”。他完全赞同翁文灏将中国科学不进步的原因归结为短浅的实用思想，并举瓦特观察蒸汽而发明蒸汽机、达尔文观察花鸟草虫而创进化论，结论“越造福人类大的事业，越不能从近处看它的功效”，“总而言之，在实用的狭小的意义上，压不了真理的真正价值，在推广的范围上，正显示着真理的实用”，“我们应该为真理而探讨，不计其他”（《李长之文集》第八卷，187-188页）。这种宣扬为真理的学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理念已经成为当时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例如面对“九一八事变”后社会日渐高涨的“科学救国”变体诸如“航空救国”等等，时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琇就明确提出“科学并不能救国”：
科学既没有功利观念，亦没有爱国思想。科学的目的是为知识，科学的任务是求真理。……我们科学界努力的方向，从坚甲利兵的功利主义，已经进步到科学研究的理想境界，实在是合于科学的本旨的。……从前利用科学去达到坚甲利兵的情绪，终于为四千年来重知识爱真理的理智压服了。我们将要为科学而研究科学，而求对于世界的科学有贡献。（《科学研究与中国前途》，《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
四
陈桢在《普通生物学》“序”中说：
我国文化不进的重要原因是科学不兴，我们要想使中国追随欧美，与各国共同担负世界文化进步的责任，必定要使科学在中国发达。科学之中生物学与人生有最密切的关系，他在中国又多研究的机会，所以这门科学是我们重视科学的人们应该格外尽力研究和介绍的。（《普通生物学·序》，商务印书馆，1929年）
这段话表达了陈桢的两个意识：第一，只有科学的本土化才能使中国科学真正发达，并由此向人类科学共同体贡献中国人的价值，这也是当时学界一直追求的中国学术独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呼声；第二，生物学作为地方性科学，因中国自然资源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因此中国人应该在此领域大显身手，获取学术独立的“先声”。
对于上述两点，李长之在评论也予以回应，他以为学术独立的第一步应该是科学说中国话。让“科学说中国话”在当时是一股潮流，1930年5月，蔡元培为白季眉（1895-1966）编著《普通测量学》教本作序，将中国科学发展的缓慢归结于科学家们没有尽快地将他们研究的成果用中文表达出来，以使社会明晓并供社会利用，利用西文写作与发表的成果仅仅是“其各人之学术”，而非“国家之学术”（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8年， 426页）。由此出发，蔡元培进一步提出“国化教科书”，要将各学校所用教科书除外国文以外，全改用中文出版，亦即“Nationalized text-book”（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42-43页）。响应蔡元培号召，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于1931年9月提出聘请各学科专家编撰“大学教科书”计划，由此引发了众多出版社参与的“大学丛书”出版热潮。
李长之对由此出现的局面很是兴奋，“一般地说来，中国的课本，还是自然科学方面有了很显著的进步，……进步的大原因，便是渐渐有专家担任著作了”。他更进一步将这个局面看作是中国“学术独立的先声”：
而中国专家来编课本的意义，还不止此。这里有着中国民族对学术探讨的觉醒，是学术独立的先声。所谓学术独立，我以为并不是与外国人对敌的意思，也不是不出洋，单在家里研究便可以满足的事，乃是本国所有的有着地方性的材料的东西，我国本国学者要渐渐有能力去运用，去探讨的意思。专家编的课本，都有鼓励学者向这方注意的好处。现在的中国科学课本，渐渐有这个趋势，实是一件可喜的事。
正如陈桢、李长之所期望的，生物学是中国最早本土化、教材最早说中国话的学科。1933年7月，任鸿隽发表文章说，调查表明，大学一年级理科教材十二种《算学》没有一本中文，《普通物理学》《普通化学》各二十种各仅有一种为中文，十三种《普通生物学》有两种中文。他认为这是因为生物学相比而言更为发达，中文教科书也相对较多，所以大学选用也就多些，“这不是证明我们只要有相当的努力，不怕没有结果吗？”（任鸿隽《一个理科教科书的调查》，《独立评论》第61号[1933年7月30日]）
1933年春，李长之从生物系转入哲学系，先后主编《清华周刊》文艺栏、《文学评论》双月刊、《益世报·文学副刊》等，专意于文学批评，出版《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享誉身后的著作，也翻译《德国的古典精神》等。当然，他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放弃钟情的生物学而转投哲学，老乡兼同学的季羡林晚年回忆说：
长之最初入的是生物系，看来是走错了路。我有一次到他屋里去，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图，是他自己画的细胞图之类的东西，上面有教员改正的许多地方，改得花里胡哨。长之认为，细胞不应该这样排列，这样不美。他根据自己的审美观加以改变，当然就与大自然有违。这样的人能学自然科学吗？于是他转入了哲学系。又有一次我走到他屋里，又看到墙上贴着一张法文试卷。上面法文教员华兰德老小姐用红笔改得满篇红色，熠熠闪着红光。这一次，长之没有说法文不应该这样结构，只是苦笑不已，大概是觉得自己的错误已经打破了世界纪录了吧。从这两个小例子上，完全可以看出，长之是有天才的人，思想极为活跃，但不受任何方面的绳墨的约束。这样的人，做思想家可能有大成就，做语言学家或自然科学家则只能有大失败。长之的一生证明了这一点。（《追忆李长之》，《回忆中国学人及文化问题新思考》，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211-212页）
自然，李长之的一生是否证明了他“转系”适得其所，实在是不能断然肯定的事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