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到过几次日本?

1910年代

胡适第一次到日本是在1910年八、九月间。那年,胡适考取了庚款留美,在乘船赴美途中,曾到长崎、神户、横滨等地“登岸一游”。9月25日,胡适在纽约绮色佳(Ithaca)给国内的朋友胡绍庭、章希吕等人寄了一封信,其中谈及他途经日本的印象:

过日本时,如长崎、神户、横滨皆登岸一游。但规模之狭,地方之龌龊,乃至不如上海、天津远甚。居民多赤身裸体如野蛮人,所居属矮可打顶、广仅容膝,无几、无榻,作书写字,即伏地为之,此种岛夷,居然能骎骎称雄于世界,此岂[非]吾人之大耻哉!今日、韩已合并矣。韩之不祀,伊谁之咎!吾国人犹熟视若无睹然?独不念我之将为韩续耶!呜呼!伤已!

这段话中的“野蛮人”、“岛夷”等字眼,现今读来无疑是很刺眼的、很不胡适的,不过它如实反映了一个19岁的青年刚走出国门时的思想状态。“吾人之耻”、“将为韩续”(即中国可能继韩国之后被日本吞并),道出了热血青年面对国势衰颓时的忧虑和危机意识。

关于这次“登岸一游”,胡适晚年还有印象。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生军事政变,攫取韩国最高统治权。这一天,胡适听了美军广播韩国政变的消息后,对秘书胡颂平谈起韩国,其中涉及他对日本的最初印象: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的八月里,我第一次出国,我们七十多个学生同乘一只只有几千吨的小船,那天(八月廿九日)船到横滨,看见岸上的日本人,疯狂的发号外,到处挂满了国旗,成千成万的人在狂欢着,……船上有些同学上岸去看,我就没有上岸去。……

日本人疯狂庆祝,当然是因为大日本帝国吞并了大韩帝国。(1910年8月22日签署《日韩合并条约》)这大概是青年胡适初访日本时对“岛夷”印象恶劣的原因之一。不过胡适这里说他在横滨没有上岸,与上文引用的书信矛盾。

值得指出的是,留学期间胡适对日本甚为关注,而且他对日本的看法也有很大的变化,但因非本文重点,就此略过。

在美留学七年后,胡适脱胎换骨,他怀着强烈的“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的精神踏上归国之路。1917年6月21日,胡适由温哥华乘船,同行者有张慰慈等。7月5日,邮轮抵达横滨港,胡适“始知张勋拥宣统复辟之消息”。因轮船行期紧迫,胡适本不打算去东京一游,但当他和张慰慈一上岸,就遇到潘公弼,潘氏说东京的友人郭虞裳、俞颂华邀请他们去东京一晤。郭、俞二人是胡适在上海澄衷学堂时期的同学,当天有考试,不便相迎,故委托潘氏代劳。盛意难却,胡适等人便搭乘电车去东京,老友再会,“相见甚欢”,然后在一家中国饭馆晚餐。当晚九点匆匆离别,回到横滨,半夜轮船出发。

在东京期间,胡适购得《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其中刊有他自己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同期还刊载了桑原骘藏的《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该文最后说中国古籍未经“整理”,不便使用。胡适在日记中特意注明“整理”即英文之Systematize。数年后,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桑原此文或可视作滥觞。

7月7日早晨,抵达神户,和张慰慈上岸一游。翌日,“自神户到长崎,舟行内海中,两旁皆小岛屿,风景极佳。”不过,“到长崎未上岸”。此后,客轮向西航行,7月10日胡适在上海码头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亲友。这大抵就是胡适第二次到日本的经过。

青年时期的胡适


1920年代

胡适第三次到日本,是在1927年。1926年,胡适从东北横穿西伯利亚,取道莫斯科,到伦敦、巴黎,然后横渡大西洋,从美国东岸到西岸,1927年4月12日在西雅图登船回国,期间获悉“四一二”政变。4月24日,轮船抵达横滨。

当时国内局势混乱,胡适此前一边鼓吹“好政府主义”,一边又与溥仪“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引起众怒。胡适的朋友纷纷劝他暂时不要回国。比如高梦旦给胡适写信,告知国内情形之外,还建议他如果在日本有机会授课或研究,不妨先住几个月。丁文江也劝胡适,“最好暂时留在日本,多做点研究日本国情的工作,他说:他自己近来很研究日本问题,深切的感觉中国存亡安危的关键在于日本。”(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全集》第19卷,508页)顾颉刚也写信劝胡适“万勿回北京去”,而且“政治方面就此截断”,把事业放在学术上。

胡适“在日本停留期间,一面继续观察分析国内的政治形势,以定行止。一面游览箱根、京都、奈良、大阪等处,并会见一些学界人士。其中有日本佛学家高楠顺次郎、常盘大定、矢吹庆辉、佐伯方丈;此外,还有英国的爱里鄂爵士、法国的勒卫、瑞士的戴弥威[戴密微——引者注]等。”(耿云志《胡适年谱》修订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130-131页)

据《丁文江的传记》里的回忆,胡适由于“不通日本话,在日本时只能住很贵的旅馆,我在日本住了二十三天,游历了箱根、京都、奈良、大阪,很感觉费用太大,难以久居,所以五月中旬我就从神户回国了”。从神户乘船回国的日期是5月17日,三天后抵达上海。

胡适欧游返国,在东瀛停留了三周(4月24日-5月16日),应该是他一生中在日本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其间,他在东京见了几位重要的佛学家,并得知矢吹庆辉从伦敦拍摄到敦煌本《坛经》,胡适认为这“也是禅宗史最重要的材料”。而日本学者也劝胡适早日将神会和尚的遗著整理出来。

以上大体是胡适第三次到访日本的经过。

1930年代

1933年,胡适第三次出国,为的是参加在加拿大班府(Banff)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常会。6月15日,胡适从北平抵达上海,18日“约了S. Matsumoto君来吃早饭。谈中日问题。此君是太平洋学会之少年分子,思想稍明白,故我愿意与他谈”。此处“S. Matsumoto”即松本重治(1899-1989),他当时是日本新闻联合社(后来的同盟通信社)的记者,1932年踏上中国的土地,一年后就能与声望如日中天的胡适讨论中日问题,足见松本的努力和颖悟。松本表示,他以前不相信日美之间会发生战争,“现在真不能不信了”。胡适在这天的日记还补记了“美国与日本皆大举扩张海军”的消息。这些都反映出日本的崛起已成为太平洋上的一个问题。

当天傍晚五点半,胡适到了轮船码头,送行者甚多。上船后,另一位日本记者“Sakamoto”(坂本)坚持要和胡适谈论中日问题,“匆匆与谈,他又说不出什么”。坂本认为,“华北对日感情较好,而中部与南方人仍不能明了中日两国共同利益的重要,感情仍极恶,殊可虑”。这基本上是二战前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日本人的一般态度。胡适认为“此人甚拙,未必能懂我的话”。从胡适日记所述对松本、坂本的态度,隐约可以看出当时的胡适高高在上的意气。

6月21日,船到神户,《日本时事》(Japan Chronicle)的编辑约胡适游览山景,因天公不作美而放弃。翌日,抵达横滨,胡适被日本太平洋学会的高木八尺(1889-1984)等人接到东京。胡适在日记里写道:“六年前的荒凉景象,今日都换了新式市街建筑,都可令人惊叹。”这句话的历史背景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给东京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而胡适1927年途经东京时就见到了大灾难后的模样。东京灾后重建,旧地新颜,给胡适很大的震撼。胡适这回下榻东京帝国旅馆,与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成员见面,讨论太平洋会议的开会问题,从傍晚六点一直争论到晚上十一点。6月23日,胡适八点起床,为高木八尺的小册子题了“功不唐捐”四字。早饭后,回横滨上船,继续美国、加拿大之行。

同年8月14至18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常会在班府举行。10月,胡适自加拿大回国,途经日本时,会见了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讨论北宋本六祖《坛经》。

以上是胡适第四、五次到访日本的情形。

1936年,胡适第四次出国,为的是参加在美国优胜美地(Yosemite)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常会。7月14日凌晨两点在上海乘船,同行者有沈昆三、刘驭万、张忠绂等七人。16日早上六点半到达神户,不知什么原因两个小时后才进入港口。除了刘驭万“微有寒热”留在船上,胡适一行上岸后,先坐电车到大阪,然后在大阪坐火车去东京。

“途中甚热,过名古屋以后,有骤雨,雨后稍凉。途中风景极佳,富士山高出云中,一会儿云渐升高,把山尖全遮了,就不复见。铁路线经内海之滨,傍晚时海边景物特别美丽。”

胡适7月16日日记说“八点二十五分到横滨;八点五十分到东京”,这应该是指第二天早上,亦即17日上午——也就是说,7月16日的日记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次日补记的。理由如下:1930年,东京和大阪之间开通了“燕”号特快列车(胡适日记中提及“特别快车[燕]已无头等房间”),从东京到大阪要花八小时二十分钟。不同于特快的快车则需要十一小时。据此大致可以推断,胡适一行是16日晚上9点多从大阪出发,17日上午到达东京。太平洋学会日本支会的成员到东京站迎接胡适一行。胡适日记中特意记下了迎接者的名字:那须[皓——日记中写作“浩”]、高柳[贤三]、牛场友彦、浦松[佐美太郎]及其夫人、松本重治夫人。值得一提的是,因中日关系愈加紧张,胡适一行抵达东京后,受到了当地警卫的“特殊照顾”。

7月17日的日记记录了胡适在东京的很多应酬。其中有几点值得关注。其一,胡适对牛场友彦(1901-1993)颇为欣赏,“牛场为Oxford留学生,人最开明,说话亦开诚,我甚高兴”。其二,“松方说,此次会中出席代表唯上田(Uyeda)一人是自由主义者,能自守其说,余人皆不高明。”此处“上田”是指上田贞次郎(1879-1940;日记中写作“真次郎”),他在日本首倡“经营学”,1936年就任东京商科大学(现一桥大学)校长。至于“松方”,是指松方三郎(1899-1973;本名义三郎),他是明治元勋松方正义(曾担任第四任、第六任内阁总理大臣)的第三个儿子,是日本的登山家、记者、实业家。1934年,松方三郎加入新闻联合社,两年后成为同盟通信社的首任调查部长。

其三,日本评论家室伏高信(1892-1970)表示他将出版新著《南进论》,自称此为“日本一大转变之书”,也就是大日本帝国要改变北进(苏联)路线而取南进(东南亚)路线。胡适认为“此君的见解殊令人笑不得,哭不得”,并由此发了一通感慨:

大概各国风气所尚,各有其特别之点。英国则第一流人才如政治;美国则第一流人才入工商,日本则第一流人才入军部。其大学教授与文人,皆是凡才也。

其四,胡适记录了出席晚宴的日方成员的名单:山川端夫、上田真[贞]次郎、那须[皓],鹤见祐辅、金井清、高木八尺、松方[三郎]、信夫淳[平]、浦松作[佐]美太郎、牛场[友彦]。

其四,胡适送了一把扇子给高木八尺,并题写了杨万里的《桂源铺》: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胡适去日本之前的6月29日,读到杨万里《诚斋集》之《南海集》,最喜欢这首《桂源铺》。三年前,高木送给胡适一把扇子,上面有“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两句,胡适这次赠扇可算是投桃报李。顺带一提,高木八尺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是太平洋问题调查会日本理事会的常任理事,1933年以《美国政治史序说》获得东京帝大法学博士学位。高木的父亲神田乃武(1857-1923)毕生致力于英语教育,他编纂的辞书、初中英文教材曾在日本广为流传。高木之家学渊源,由此可见一斑。

其五,“支会雇车请我们游览,东京市自地震后至今不过十二年余,已改建成一个绝新的都会,其魄力令人佩服。”胡适1933年、1936年两次到访东京,都被东京的市容市貌所震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他对中日关系的态度和举措。

7月17日晚上回到客轮,继续美国之旅。以上大致是胡适第六次到访日本的状况。

8月,胡适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会议,其间被选为该会的副会长。会后,胡适在美国、加拿大等地游历、演讲,11月方启程回国,12月1日到上海。——应该是乘船回国的,但限于材料,我们无从得知轮船的航线,也就很难推测胡适在返国途中是否像以往那样在日本“登岸一游”。胡适晚年(1961年4月27日)曾提及他越洋横渡的一次经历,“我从前也坐过塔夫脱号货船的。从纽约动身,中途只有一处停过马尼剌,直接驶到上海,足足一个月工夫。……”如果胡适记忆无误,如果1936年返程是纽约—马尼拉—上海这个路线,那么大致可以说胡适在1937年以前去过六次日本。

1937年6月中旬,胡适准备去东京参加世界教育会议,但因故未能成行。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全面开战,胡适奉蒋介石之命去美国从事宣传工作,9月20日从香港起飞,几经辗转,于26日抵达旧金山。后来胡适担任驻美大使,退任后在纽约作“寓公”。

1940年代

1946年,胡适踏上了回国的路途。6月1日由海路归国,7月2日日记有这样一段记录:“Captain说,今天早晨,可望见日本,天气清朗时可见富士,船客都早起来了,只看见几个小岛。”7月5日到达上海。客轮显然像以往一样在日本港口停留,但胡适是否“登岸一游”,因材料所限,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三年后的1949年4月6日,胡适第六次出国,也是他最后一次从上海乘船赴美。按照以往的经验,4月9日应抵达横滨,胡适当日日记有如下记载:

本不准备登岸,写信托赵曾钰君带去东京,向吴文藻、谢冰心、吴半农诸友告罪。不意半农在码头去接赵君,坚邀我去玩了半天。见着文藻、冰心及半农夫人,下午见着王信忠。大谈。

次日,轮船开往檀香山,4月21日到达旧金山,胡适仍寓居纽约81街104号。值得一提的是,胡适此次横渡太平洋时,在克利夫兰总统号上写了《<自由中国>的宗旨》《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这是胡适晚年颇为重要的两篇文章。

这大致是胡适第七次到日本的情形。

1950-1960年代

到了1950年代,胡适在美国、台湾地区之间往返,多次在东京停留。

1952年11月18日,胡适从西雅图飞抵东京,“驻日大使”董显光等人到机场迎接,并为胡适请了许多日本客人和美国客人,是日半夜离开东京。翌日早上八点抵达台北松山机场,有五六百人迎接。1953年1月17日,胡适结束了将近三个月的台湾之行,飞抵东京。18日,在汤岛圣堂购书,并因董显光之约,会见日本文教界领袖,参观东京市区。19日,上午访山本书店,下午出席东方文化学会等三个重要学术团体的联合欢迎茶会。20日,参观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会见双目近乎失明的著名汉学家诸桥辙次,下午与日本各大报刊代表会晤,然后在改造社晚餐。21日,会见日本副首相绪方竹虎、外相冈崎胜男,然后在日本广播电台(NHK)发表演说,题为“Our Common Enemy”,下午参观东京大学。是日晚上,出席冈崎胜男家宴。22日,与新闻记者一同午餐,晚上十点半飞往美国,25日到纽约。假设胡适1936年11月返国、1946年6月返国都不曾访问日本,那么1952年11月、1953年1月在东京短暂停留,则可以说是第八、九次到日本了。

1954年2月11日,胡适离开纽约,经旧金山、洛杉矶、东京,18日抵达台北。——限于材料,无从得知胡适在东京的具体行程。不过,胡适此次台湾之行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出席“国大”第二次会议。李宗仁因反对此会,后被罢免,胡适则明白表示拥护蒋介石、陈诚为“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4月5日离开台北,到东京;6日晚上,胡适在董显光的宴会上演讲;7日在山本书店购买《清代学人书札诗笺》十二册,傍晚6点飞往美国。这大概是胡适第十、十一次到日本了。

1957年11月,胡适被蒋介石任命为“中研院”院长。1958年4月2日,胡适离开纽约,6日抵达东京,7日出席“驻日大使”沈觐鼎的宴会,8日下午搭乘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飞赴台北,陈诚“副总统”以下的高官、教育学术界人士、胡祖望夫妇及其儿子胡复到机场迎接。10日出席院长就职典礼。6月16日,从台北飞往东京,这次航班在冲绳岛停了半小时,其间胡适劝钮永建(1870-1965)将南菁书院的生活记录下来。当晚,胡适在东京停留一宵,出席了沈觐鼎的晚宴。9月5日,在华盛顿主持中基会年会。10月30日,胡适离开纽约飞抵旧金山,11月3日飞往东京,晚上出席沈觐鼎的非正式晚宴,在座的还有林语堂夫妇。11月5日,抵达台北。这大约是胡适第十二、十三、十四次到日本了。

1959年7月3日,和赵元任一同离开台北,4日胡适在东京接受记者采访。是日晚,搭机飞往檀香山,参加在夏威夷大学举办的“东西方哲学讨论会”。9月初,在华盛顿主持中基会年会。10月8日离开纽约,到西雅图看望萧公权、李方桂;再到旧金山,看望赵元任、李卓皓,10月12日取道东京,14日飞回台北。这也许是胡适第十五、十六次到日本。

1960年7月9日上午11点半,胡适从台北飞往东京,傍晚7点飞往西雅图(越过子午线,时间倒退了一天——亦即,胡适过了两个7月9日),晚上10点抵达,10日出席在华盛顿大学举行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并发表演讲,题为“中国的传统与将来”(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9月2日,胡适在华盛顿出席中基会年会。4日,雷震被台湾当局逮捕。10月18日,胡适离开美国,19日到东京,同日毛子水从台北飞到东京,向胡适报告雷震案的情况。20日,在汤岛圣堂购书,21日参观新宿御苑,22日飞往台北。这可能是胡适第十七、十八次到日本了。不过,1960年10月“雷震案”后在东京的短暂停留,确实是迟暮之年胡适最后一次到访日本了。


即使1936年11月、1946年7月不曾上岸一游,那么胡适一生到访日本也将近二十次,就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而言,不可谓不多。不过,每次时间都不长,最长的一次也不过是1927年的停留23天。另外,非常有意思的是,胡适的日本之行基本上都是赴美或回国途中顺道经过,而不是专程访问或旅游。这当然也会影响胡适对日本的认识。

前文提及,胡适留美期间就意识到日本的重要性。1915年1月底,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之大患在于日本。……日本知我内情最熟,知我无力与抗。……总之,日本志在中国,中国存亡系于其手。”由此,胡适认为“不可不深知日本之文明风俗国力人心”,并勉励自己:

吾不可不知日本之文字语言,不可不至彼居留二三年,以能以日本文著书演说为期。吾国学子往往藐视日本,不屑深求其国之文明,尤不屑讲求沟通两国诚意之道,皆大误也。

吾其为东瀛三岛之“Missionary”乎?抑为其“Pilgrim”乎?抑合二者于一身欤?吾终往矣!

然而,造化弄人,胡适终究未能成为一名“日本通”。对于胡适,这也许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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