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田径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马拉松数量为 39场，到了 2016 年底，这个数字是 328 场，2016 年共有 280 万人次参加马拉松赛事。这两年的北京马拉松和上海马拉松均一票难求，参赛资格靠摇号。
跑步在中国已成为一项热门运动。跑步的人越来越多，马拉松赛越来越多，参与者也越来越多。
跑步为了什么？这是三四年前，跑步刚刚在中国流行起来时常见的一个问题。回答是为了健康，也为了社交。跑步因多元而蔚为风尚。但除了健康和社交，有没有文化上的解释？
这些年流行的说法是，跑步者是新兴的“中产”，他们有时间、物质和选择自由。既不同于城市中最普遍的打工者，也不同于身材臃肿的“暴发户”。只是这样吗？而跑步在朋友圈从流行到被热嘲冷讽，再到平静，意味着什么？
为自由而奔跑。法国电影《祖与占》（1962）剧照。
今天的作者看见了除此外的其它层面，生活不易，改变不完美的世界太难，但他们退而可以改变和掌握自己的身体，在跑步中锤炼自己的意志力和忍耐力，并将其内化为对抗人生焦虑的力量。按照埃里克·霍弗的说法，借此制造一种想象：“不可预测性已为我们所驯服”。你觉得呢？或者你是跑步者吗？来来来，到留言区和书评君说说你的想法。
跑步，成了一种刚需 ：“为了健康呗”
“为什么热爱跑步？”笔者向身边热爱跑步的十几个朋友问及这个问题，有一个相同的回答：为了健康呗。
从社会发展规律角度看，当一个国家的GDP增长到一定水平，人们不再为生计发愁时，他们自然就会更关注个人的生活和健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体育商学院院长易剑东指出，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后，一个国家会进入以马拉松为代表的全民路跑的体育消费周期，这在欧美称为“马拉松赛事现象”。跑步潮首先席卷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验证了这一点，据专业机构统计，目前在北京，坚持长跑的人数就在200万人以上。跑步潮的兴起，意味着一种健康生活方式的觉醒。
马拉松中的“鸣枪开跑”。
与越来越多人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相对应的是，中国人越来越不健康了。一方面是，中国人在发胖。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全球成人肥胖者人数超过体重过轻者，而中国的肥胖人数居全球首位，其中，中国的男性肥胖人数为4320万人，女性肥胖人数为4640万人。
研究报告的作者警告，现在已到了“严重肥胖疫情”的地步。英国学者保罗·弗伦奇和马修·格莱博共同撰写的《富态：腰围改变中国》一书，也总结出了“中国社会繁荣引致的发胖时间表”：1982年，中国只有7%的人超重；而到了1992年，这一比例便翻了两倍达到15%，相当于十年前的两倍；而到了2005年，中国肥胖人士已经达到了7000万—9000万，并且每年还以600万—1000万的人数激增。
《富态：腰围改变中国》
作者: 保罗·弗伦奇 马修·格莱博
译者: 贾蓓妮 关永强
版本: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中国学者的研究数据也支持这样的结论。近日，中国营养学会公布了历时两年完成的中国肥胖与控制蓝皮书。蓝皮书透露，我国成年人的超重率达到30.1%，肥胖率达到11.9%；全国约有4.4亿成年人超重，其中近1.3亿人肥胖。
除了肥胖以外，越来越多中国人也遭遇“亚健康”危机。世界卫生组织根据近半个世纪的研究成果，将“健康”定义为“不但是身体没有疾病或虚弱，还要有完整的生理、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不少机构得出的结论是，70%-75%的中国人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他们虽没有器官、组织、功能上的病症和缺陷，但是自我感觉不适，疲劳乏力，反应迟钝、活力降低、适应力下降，经常处在焦虑、烦乱、无聊、无助的状态中，自觉活得很累。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发胖，或者陷入亚健康的状态？《富态：腰围改变中国》给出了非常翔实的调查和颇具说服力的结论，比如经济收入的快速增长、迅速到来的物质过剩；缺乏锻炼的生活方式、过多饭店却太少运动场所的糟糕城市规划；中国白领、中产阶级们不规律的、紧张的工作方式。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健康领域成为一个新蓝海。无数精明的商家聪明地利用了潜在的市场需求，大肆宣传跑步等运动方式对于健康的裨益，并搭建了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微信公众号里的营销号铺天盖地是这样的文章《每天跑XX步，疾病远离你》或者《坚持跑步让你成为更完美的人》；应用商店里输入“跑步”或“健身”，就有十数款APP供选择。
中产的文化
不同于普通打工族，也不同于“暴发户”
虽然跑步和跑马在中国兴起了，但相较于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中国的跑步潮才刚刚兴起，把跑步当作日常生活习惯的人的比例还非常低。目前跑步潮主要集中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并逐步向二三线城市扩散，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跑步仍旧是非常罕见的“玩意儿”。
那主要是谁在跑步呢？爱燃烧、虎扑跑步、上海跑步者发布的《2015跑者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跑者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上，本科学历以及年薪5万以上的都占70%；所在行业为IT互联网、政府机构、金融业、地产业为主。尼尔森的《2015年中国体育人群调查研究报告》显示，体育人群相对来说具有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位的特点，其家庭月收入比非体育人群高出36个百分点；67%持有本科以上学历；其中，接近三层是企业管理层人员（28%）。
也就是说，生活在大中城市的人，尤其是以白领为主的中产阶层，构成了跑步潮的主力。翻翻朋友圈里晒跑步或跑马的，我们很少看到建筑地的农民工或纺织厂的女工下班后会全副武装地外面跑个步。
因此，不少学者干脆这样下论断，“长跑是中产阶级的新宗教”，跑步，尤其是跑马，已成为中产阶层所推崇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通常，每一种新生活方式浪潮出现的背后都会有微妙的社会心理变化。比如，为什么中产阶层会更热爱跑步？
《区分: 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也译《区隔》）
作者: 皮埃尔·布迪厄
版本: 商务印书馆 2015年10月
布迪厄在《区隔》一书中指出，个人“习性”的养成由阶级决定，阶级决定喜好。一个阶层在成长过程中，需要通过经济、政治、文化资确定自己的身份，并将自己与其他阶层区隔开来。至于中产阶层，文化区隔是他们的惯用手法，他们通过品位、中产趣味来明确自己的阶层边界。什么样的中产趣味？
文化学者陶东风如此解读，“陈逸飞画作与时装、电影、罗大佑歌曲与交响乐，看《对话》的高端人物访谈，品星巴克、自驾车游……旅行、怀旧、时尚、优雅是组成其格调的关键词，除此之外，看电影时适时发出的笑声，听音乐时饱含激情的掌声更能彰显这种趣味”。
《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
作者: 陶东风
版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6月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和文学艺术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景象，消费主义以及全球化深刻地改写了文学艺术和文化活动的存在方式、生产模式和接受心理。
跑步和跑马，一定程度上恰恰能够迎合中产阶层“区隔”需求。跑步首先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跑马，这更是对一个人意志力、忍耐力和自律精神的考验，它彰显着一个人挑战自己、永不止步的奋斗精神和积极心态。这让中产与脑满肠肥、土里土气、身材臃肿的暴发富区隔开来。
另一方面，兴起的跑步潮充满了仪式感和消费气息。价格不菲的专业运动服，名贵跑鞋，iwatch、智能手表或其他跑步手环，边跑步边听耳机，耳机里放的是适用于运动的交响乐而不是《爱情买卖》等神曲，如果是跑马甚至还千里迢迢赶到另一个城市……这其实就是托斯丹·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说的，通过炫耀性消费展现其社会地位，突出其高人一等的心态。
跑步和跑马，深深地打上了中产阶层的烙印，它们和星巴克、Apple Pay、日本游等一道，成为中产阶层的新标签。就像有一个段子说的，“问：为什么要跑马拉松？答：就是为了跑完之后能在豆瓣发一篇《我为什么要跑马拉松》。”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作者: 村上春树
译者: 施小炜
版本: 南海出版公司 2015年9月
1982年秋，村上春树开始职业作家生涯之际，也开始长跑。此后近30年，从夏威夷的考爱岛到马萨诸塞的剑桥，从日本村上市参加铁人三项赛，到踏上希腊马拉松长跑古道，他，永远奔跑。
早年跑步的村上春树。
以身体抵抗焦虑
“改变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太难”
通常每一种新生活方式浪潮出现的背后都有其社会经济或者政治原因。跑步潮的兴起同样如此，其背后反映了何种社会经济政治变化，又折射了中产阶层怎样的生存状态呢？
说起中产阶层的生存境遇，“焦虑”或许是简要贴切地概括。虽然各种数据统计说中国已有1亿人口的人是中产阶层，但很多人却依旧认为自己是“屌丝”。因为中产阶层的经济地位并非牢不可破，相反，中产阶层面临的是随时下坠的风险。一场股灾、一座房子、一场大病就可以消灭一个中产，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是房奴、卡奴也是孩奴，不少中产阶层为了更好地生存而紧张、惶恐、惴惴不安。但总有需要释放焦虑的时刻。
中产阶层纷纷逃向“日常生活系统”，围绕居家的消费热和健康热，是中产阶层纾解焦虑最好的方式。一方面是以房子为中心的消费热。这颇像张爱玲说的，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在惘惘莫名的威胁感下，“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于是“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另一种就是以跑步潮为代表的健康热。在不安全的世界里他们始终拥有的只有自己的身体，想要改变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太难，但他们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体。他们在跑步中锤炼自己的意志力和忍耐力，并将其内化为对抗人生焦虑的力量——再苦再累，坚持一下，前面就是终点，胜利就在眼前。跑步仿佛是他们度过焦虑人生的一个隐喻，如同埃里克·霍弗所说的，当我们“完全无力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时，就会执着于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我们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象：不可预测性已为我们所驯服”。
《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 ，1981）。伊安·霍姆的一部运动题材电影。影片讲述剑桥大学犹太学生为了对抗种族偏见，一心想成为赢得奥运会百米赛金牌的第一个犹太人。最后夺得百米决赛冠军。
英国学者Michael Lovelock将人们通过跑步改变现状的幻觉概括为“变身文化”（the makeover）。变身文化虽然非常励志，但它本质上是一种消费陷阱，“这种文化鼓励我们变成孤僻的消费者，只关注能帮我们实现成功、快乐和满足生活的商业世界以及产品服务即可”，“变身文化向年轻人传递了新的观点：年轻人不需要去探索现实世界，不需要被世界所呈现出来复杂且难以操控的结构所困扰。一切自身烦恼和眼前政治问题的解决之道就藏在我们的外形之中”。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跑步潮的兴起反映的是焦虑的中产阶层的“向内转”。他们一从公共空间受挫，就转向踏实稳定的私人领域——或者是房子或者是身体。（文/曾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