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新的大河剧《致光之君》中出现了很多让天文学史研究者、爱好者颇感兴趣的镜头。例如天文博士安倍晴明夜观星象，说出了“紫微垣的天蓬星散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光”的台词。紫微垣被古人认为是帝王起居之所，也代指帝王家事、后宫之事，这里似乎在与后面藤原兼家、赖忠等人为了权势争相将女儿们送入后宫的剧情相呼应。又如紫式部的母亲说：“今天是大安之日。”这句话里其实有一个纰漏，日本历注的六曜日（大安、友引、先胜、先负、赤口、佛灭）是比较近代的说法，而本剧开篇的贞元二年（977），当时日本使用的仍是中国的《长庆宣明历》。据学者考察，由于日本使用的《宣明历》在传入时资料不全，所以当时使用的历注很可能仍是《大衍历》的历注。考虑到中古期具注历当中流行的神煞名称，那么这句台词改为“今天是天赦日”之类的更合适。
《致光之君》剧照
无论是《大衍历》还是平安时期风靡一时的阴阳道（历道、天文道），都与一个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分不开关系。他就是曾两次渡唐，在第一次遣唐归国时将《大衍历》带回了日本的吉备真备。
吉备真备的一生跌宕起伏，晚年位极人臣，又因博学多才、擅长五行术数而被认为是阴阳道的鼻祖。而由他带回的《大衍历》，则是古代日本颁行的第三部中国历法，因大衍之数而得名，以推算精密严谨而著称。在《大衍历》之前，日本使用过《元嘉历》和《仪凤历》，但两历的开始颁行时间、颁行契机和停用时间，学界一直都存有疑问。《大衍历》可以说是日本第一部明确了起始与停用时间，并有颁行过程的详细记录的历法。因此，通过对日本颁行《大衍历》始末的探究，可以看出在天文历法领域方面，唐文化的对外输出方式、影响方向以及改历正朔一事在中古期东亚社会史中的象征意义。
遣唐留学生下道真备与《大衍历》传入日本
根据《续日本纪》的记载，天平宝字七年（763）八月，日本停用了仪凤历，改用大衍历。而大衍历传入日本的时间，却早在二十八年前的天平七年（735）。将《大衍历》带回日本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吉备真备，此时他的名字还是下道真备。《续日本纪》天平七年四月辛亥条记载：
入唐留学生从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备，献唐礼一百卅卷、太衍历经一卷、太衍历立成十二卷、测影铁尺一枚、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十二条、乐书要录十卷、弦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射甲箭廿只、平箭十只。
吉备真备（695-775），出自备中国下道郡（今冈山县仓敷市）下道氏族。灵龟二年（716）启程，成为第九次遣唐使的留学生。同一批赴唐学习的还有阿倍仲麻吕、僧侣玄昉等人。这一批留学生受到了比较系统的儒家教育。《旧唐书》记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鸿胪寺主管外交，“开元初”所指的便是开元五年（717）到达长安的这次使团。
在大唐的十八年里，不只是经史类书籍，真备涉猎广泛，天文、历法、音乐、兵法、器械等都是他的学习范围。对此，森公章在《藤原广嗣之乱与遣唐留学生的前程》曾分析道，这可能与吉备真备赴唐时的年龄偏大有关。原则上来说，太学、四门学等官学只接受14至19岁的学生。四门助教赵玄默在鸿胪寺对留学生进行了初步教育的同时，也可能进行了筛选。阿倍仲麻吕（698-770）符合年龄要求，所以后来正式进入太学，以正规生的身份学习。而真备此时已经22岁，由于超龄，他可能只能成为非正式生，或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学习。这造就了两人此后截然不同的求学方式和人生道路。
由于麟德历推算日蚀的误差越来越明显，开元九年（721）年，唐玄宗诏令僧一行制定新历。大衍历是历史上少有的经过精心细致的准备工作后才实施的精妙历法，被誉为唐代历法之冠。开元十五年（727）一行圆寂，《大衍历》五十二卷草成。开元十七年（729），在由张说、陈玄景修订后，大衍历开始启用。此时，下道真备已经在大唐度过了十三年光阴。在大唐学习了十八年后，他决定跟随天平六年（734）的第十次遣唐使团归国，抵达日本时是第二年（735）的四月，距离出发时已经过去了二十一年。
因渡唐的功劳，下道真备以及同时归国的僧侣玄昉被圣武天皇所倚重。除了连升十级的异常提拔以外（由从八位下升至正六位下大学助），还在天平十三年（741）被任命为东宫学士，次年又升任至从四位下春宫大夫兼春宫学士，担任储君阿倍内亲王（即之后的孝谦天皇）的教育工作。在此期间，玄昉也因治愈了皇太夫人藤原宫子（圣武天皇的母亲）的顽疾而受到重用。加之皇族出身的橘诸兄参政，担任辅政之职，这些人事变动触动了藤原广嗣一脉的利益。天平十二年（740），以藤原广嗣上书要求流放下道真备和玄昉一事为开端，爆发了“藤原广嗣之乱”。
藤原广嗣在大宰府发动的叛乱被快速平定，此后直至藤原仲麻吕上台，橘诸兄的执政体使饱受瘟疫、灾祸的社会得到了一定的休养生息。在此期间，下道吉备于天平十八年（746）被赐姓吉备，改称为吉备真备。但也在同一年，因疫病在短时间内接连失去四个亲兄弟的光明皇后感到缺乏政治上的依靠，破格提拔了侄子藤原仲麻吕升至从三位，随后的天平二十年（748）时更晋为正三位参议，与身为左大臣的橘诸兄一派形成了对立局面。
天平胜宝元年（749）七月，圣武天皇让位于女儿孝谦天皇，藤原仲麻吕则跳过了中纳言一职，直接被升为大纳言。光明皇太后又在宫中设置自己的权力机构紫微中台，仲麻吕出任机构的长官紫微令。获得了皇太后和孝谦天皇信任的藤原仲麻吕迅速地取得了政治和军事上的支配权，实际上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橘诸兄一派执政的局面。天平胜宝八年（756）橘诸兄被密告毁谤朝廷。虽然密告并未被采信，但橘诸兄对默许这种事情发生的朝廷感到失望，自请辞去左大臣一职。同年，圣武上皇去世。
为什么圣武天皇在位期间，从下道真备回国，一直到圣武天皇去世的二十年里，日本没能够采用《大衍历》？这一时期虽然是由重视遣唐留学生的橘诸兄一派执政，吉备真备也一直处于朝廷的中心部分参与朝政，但考虑到时代的综合因素，当时还不具备改历条件。主要原因有三：
一、《大衍历》结构严密精巧，其算法较前代的历法有诸多改进，其中《历术》七篇分别介绍了太阳视运动、月球运动、昼夜授时、日月交食、五大行星运动规律的推算等内容。这对于当时尚在使用经由朝鲜传来的《仪凤历》（即未使用进朔的简易版《麟德历》）的日本历博士来说，想要短时间内掌握绝非易事。
二、阴阳寮的人手不足，导致造历、改历工作无法顺利进行。关于这一点，在下一节《大衍历》改历的准备工作当中会详细说明。
三、圣武天皇本人身体孱弱，在政治上主要依靠藤原氏一族。皇后的四个兄弟在疫病流行短时间相继死亡后，作为临时应急体制选择了与藤原氏亲厚的皇族出身的橘诸兄作为辅佐大臣，却又因此发生了“藤原广嗣之乱”，内心产生动摇，因此主动选择了出家退位。纵观日本古代的几次改历，都发生在社会制度变革的重要时期，当朝的执政者对“正朔”有政治上的需求，所以会积极推动改历事宜。
综合以上三点来看，此时《大衍历》改历尚缺乏一定的条件。
《吉备大臣入唐间事绘卷》，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左迁的吉备真备和雪藏的《大衍历》
随着藤原仲麻吕势力的抬头，吉备真备的境遇也开始急转直下。先是天平十九年（747）时，真备被停止了东宫学士一职，转而担任右京大夫。而玄昉更早之前的天平十七年就被弹劾，从僧正一职左迁至筑紫观世音寺担任别当，并于次年在任上过世。天平胜宝二年（750），真备离京，出任并不被看好的地方官，先是担任藤原广嗣叛乱发源地的筑前国的国守，随即又被左迁至肥前守。天平胜宝三年（751），又被任命为第十二次遣唐使团的副使。
这次任命具有诸多异常之处。例如，天平胜宝二年最初的使团名单中已经确定了大使藤原清河（从四位下）和副使大伴古麻吕（从五位上），并没有吉备真备的位置。且当时两人的官阶都低于吉备真备（从四位上）。或许是考虑到这一点，为求平衡，在出发之前又将两人的官职进行了提升。在那个要冒着生命危险渡海来唐的年代，已经有过一次遣唐经历的吉备真备被再次要求出使，日本史研究者基本上都认为这是藤原仲麻吕一方有意设计出来的结果。其含义不言自明：希望吉备真备这一去就不要再回来。
然而，吉备真备此行不但活着回来了，还超额完成了遣唐的任务。他拜访了在大唐生活了多年、在中枢机构任职的阿倍仲麻吕。在阿倍仲麻吕的带领下，这次的遣唐使团得以参观内宫府库，又在返程时得到了鸿胪卿蒋挑捥的相送，可以说是破格礼遇。几次赴日都未能成功的鉴真也在最后关头成功地搭乘副使大伴古麻吕的船只一起出航。返程时，四艘船一起启程，因台风其中三艘都漂流至冲绳一带。大使藤原清河和阿倍仲麻吕乘坐的第一艘船再次起航后又遭遇触礁，之后漂流至东南亚海域后辗转又返回了长安，两人此后滞留长安直至去世；而吉备真备和鉴真所搭乘的第二、第三艘船在之后顺利到达了日本。
两次渡唐的经历，在中日交流史上也是绝无仅有。后世的学者、文人甚至依此创作出了很多传奇物语。院政期的《江谈抄》第三《吉备入唐间事》中写道，吉备到达大唐之后，在已经去世的阿倍仲麻吕的鬼魂的帮助下，一夜之间学会了《文选》和围棋，解决了各种难题后，又将日、月封在了双陆的棋筒和棋盘上，让有意刁难的唐人心服口服。这个故事流传甚广，甚至后来还有绘卷。可根据上文，可知阿倍仲麻吕当时尚健在，又如何能化鬼帮助吉备真备呢？处在锁国又保守的院政期的文人们即使是想象，也已无法得知祖辈的遣唐使们是多么的坚韧不拔、多么的博学多才。
平安返回的吉备真备没能像上一次一样留在中央，继续大展身手，而是仍被外放，回到了筑紫地区负责海防工作。而由他带回日本的《大衍历》，却在雪藏多年后受到了酷爱唐风政治的藤原仲麻吕的青睐。
吉备真备铜像（冈山县仓敷市真备支所）
实施《大衍历》的准备工作及颁行经过
天平宝字二年（758）八月，孝谦天皇让位于藤原仲麻吕推举的皇储大炊王，即淳仁天皇。圣武天皇在世时，曾指定皇储为道祖王，但随着圣武天皇去世，道祖王很快就被废掉。可以说随着淳仁天皇即位，即意味着藤原仲麻吕总揽朝政的开始。藤原仲麻吕推行唐风政策，甚至将许多官府机构都改为与唐朝保持一致。这些改革不只是停留在名称上的变化，更有一些根本的变动影响着政策的推行。其中，阴阳寮的改革就与后来颁行《大衍历》一事紧密联系起来。
阴阳寮的名称初见于天武天皇时期。根据大宝律令的记载，能够了解到架构较为稳定、完善的早期阴阳寮组织。此后阴阳寮出现过几次结构调整，但大体仍是在这个框架内部进行。阴阳寮的职能类似唐的太史局（又称司天台、浑仪监等），占卜相关的部分与太卜署相似，主要掌管占筮、造历、日食月食的预报、卜地吉凶、天象异变以及漏刻报时等。长官为阴阳头，其下还设有助、允、大属、少属等职官。根据分担的内容不同，阴阳寮内部构成以及职官设置主要如下：
1、负责占筮和卜地吉凶的阴阳博士一人、阴阳师六人、阴阳生十人
2、负责造历和日食月食预报的历博士一人、历生十人
3、负责天象异变占卜的天文博士一人、天文生十人
4、负责漏刻管理报时的漏刻博士二人、守辰丁二十人
阴阳寮除了担负着造历、占卜、观测天象、漏刻报时的工作以外，对专门人才的培养也非常重视。早期的阴阳寮官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渡海移民及其后代，由于升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且待遇也明显逊于隶属式部省的大学寮，阴阳寮也一直面临着人手短缺的问题。根据《续日本纪》天平二年（730）三月辛亥条记载，当时的大和朝廷已经出现了严重人员短缺的困境。
太政官奏称：大学生徒既经岁月，习业庸浅，犹难博达。实是家道困穷、无物资给。虽有好学，不堪遂志。望请选性识聪慧艺业优长者十人以下五人以上专精学问，以加善诱，仍赐夏冬服并食料。又阴阳医术及七曜颁历等类，国家要道，不得废阙。……但见诸博士，年齿衰老，若不教授，恐致绝业。望仰吉田连宜、大津连首、御立连清道、难波连吉成、山口忌寸田主、私部首石村、志斐連三田次等七人，各取弟子，将令习业。其时服食料亦准大学生，其生徒阴阳医术各三人，曜历各二人。——《续日本纪》天平二年（730）三月辛亥条
为了鼓励年轻的书生们继续学习，朝廷决定在学习期间为大学寮生和阴阳寮生发放“服食料”这种类似奖学金的制度。又因为重视颁历（具注历）和七曜历，同年的太政官奏中还将历部门的学生，分为学习具注历和七曜历两个方向，每个方向各设置两个奖学金名额。而且此时的历部门又多出了七曜历这个分支，奖励的名额也随之增加了一倍。考虑到七曜历的制作需要大量的演算，之后的天平三年（731），经过官议朝廷又将七曜历的奖学金名额放到了大学寮算科之下，并要求《周髀算经》加入到算生的必修科目当中。
阴阳寮的历部门与大学寮的算科联系起来，这仅仅只是一个开端。天平宝字元年（757），阴阳寮改组改名，变为同唐朝名称一样的“太史局”，大学寮的算科又与阴阳寮的历科合并，称为历算科。根据天平宝字元年（757）的记录，历算生的必修科目中有汉晋的《律历志》、《大衍历议》以及《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等，其目的性和指向性比较明显。
敕曰：如闻，顷年诸国博士、医师，多非其才。托请得选，非唯损政，亦无益民。自今已后，不得更然。其须讲……阴阳生者，周易、新撰阴阳书、黄帝金匮、五行大义；历算生者，汉晋律历志、大衍历议、九章、六章、周髀、定天论。并应任用。被任之后，所给公廨一年之分。必应令送本受业师。如此则有尊师之道终行，教资之业永继。国家良政莫要于兹。宜告所司早令施行。——《续日本纪》卷二十天平宝字元年（757）十一月癸未条
废仪凤历，始用大衍历。——《续日本纪》卷二十天平宝字七年（763）八月戊子条
这次改历的出发点其实是拥立了淳仁天皇登基的藤原仲麻吕，为了证明自己的治世已经到来，而计划实施的改历。这就是上文提到的，执政者对“改历”的政治需求。
藤原仲麻吕其人据《续日本纪》记载“率性聪敏，略涉书记”、“学算尤精其术”，说他聪明过人，精通算学，曾任大学寮少允一职，执政以来一直模仿唐风文化。对于中原文化中强调的改元正朔一说，只要加以运用，就可以为新帝以及自身的执政权带来非常好的权威效应。但《大衍历》号称精密，其算法较之前的历法有了很大的改进，对于本就人手短缺阴阳寮历部门而言，改历无疑困难重重。所以从公元735年传入日本至今，二十余年过去了仍被束之高阁。所以机构的制度改革要先行。首先需要改变的，就是人才的培养。在设置历算科，增加了历算人才，并将《大衍历议》添加到必修书目当中，经过六年多的准备，《大衍历》终于得以在763年八月开始实施。
然而在大衍历实施后翌年，藤原仲麻吕就因孝谦女帝发动的政变而迅速倒台，史称“藤原仲麻吕之乱”（因仲麻吕被赐名“惠美押胜”，所以也称“惠美押胜之乱”）。在政变开始之前，已经七十岁高龄本欲辞官致仕的吉备真备被女帝调回了京城，担任造东大寺长官，又在政变开始时紧急被升任至从三位参议，成为孝谦天皇一派的参谋，甚至在对战中担任中卫大将，亲自指挥军队追讨沦为叛逆的仲麻吕一党。平乱结束后，孝谦天皇重祚，是为称德天皇。而吉备真备历经中纳言、大纳言，升至从二位右大臣，是当时出身地方豪族的官员任官的顶点。藤原仲麻吕执政时所采取的改革大多被终止，诏令恢复原样。阴阳寮的太史局模式瓦解，恢复成原有模式，算科也重新回到了大学寮组织中，只有由吉备真备带回、由藤原仲麻吕实施推行的《大衍历》得以继续保留，共行用了约98年。
结语
纵观日本颁行《大衍历》的历史背景，从传入到颁行前后花费了二十七年，以至于出现了大唐已经停止使用《大衍历》之后的两年，日本才开始行用的时间差。这种情况在日本的改历举措当中，其实并不罕见。例如，《麟德历》传入日本的时间也很早，约在天智天皇八年（669）前后，开始试用则要到持统天皇四年（690）十一月。其中的原因，日本历学史研究者细井浩志认为是由于《麟德历》使用的是定朔，这让习惯了元嘉历平朔制的历博士无法解决，直到经由新罗简写的《仪凤历》三卷传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并行《元嘉历》和《仪凤历》约7年后，在文武天皇登基后（有元年说和二年说两种意见），日本朝廷才开始全面采用《仪凤历》。
而以社会史的角度来观察，日本采用《元嘉历》、《仪凤历》和《大衍历》的时期都非常具有代表性。5世纪左右传入的《元嘉历》，为古代日本开启了历法时代的文明阶段，至制度草创的推古天皇时期，历法得到了普及。《仪凤历》则是律令制国家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步，历法的完备使得律令得以畅通行用。而《大衍历》的时期，其实是日本律令制的崩坏期，积极学习唐文化的奈良时代即将结束，社会风气逐渐转为保守。此后的《宣明历》更是见证了时代进入院政期的全面锁国和历法更新停滞的局面。或许是巧合，或许是时代的感应，古代日本的改历次数虽少，但都落在了每个历史节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