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本身具有主客观性质。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但历史只有通过一定的载体才能为人所知。后者即是历史叙述。在某种意义上，历史本身就是叙述，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正是因为历史的这种双重性质，使得历史可以并必然成为实现整合民族精神的工具。在确定本民族的身份和激发民族精神方面，历史叙述往往采取两种常用的手段：历史英雄主义和历史悲情主义。历史英雄主义是对历史上本民族英雄和精英以及他们创造的伟大功绩的集中叙述，用以产生历史自豪感。本文主要探讨韩国的第二种历史叙述即历史悲情主义叙述。
历史悲情主义（Historical Sentimentalism）是对历史上本民族发生的不幸、悲剧和屈辱的一种伤感的非理性的集体记忆。在塑造民族心理和激发民族精神方面，利用历史悲情主义进行教育，并非韩国才有，东亚国家多数因为近代史的不幸，或多或少均受这种教育观念的影响。关键是这种思想一旦成为集体共有的意识，并贯穿决策系统的话，则会对国家的对外关系产生重大效用。在这种集体情绪中，人们会拘泥于对历史问题的片面的、选择性的记忆而不能全面正视过去，对自身的不幸历史和现在的身份过于敏感，因此也极大的影响到反观自身和观察别人的视角，从而构成现实层面的诸多问题的症结。能否走出这种情结，影响到民族心理的现代性。于韩国而言，历史悲情主义在其对外关系方面表现为任性的道德主义（Petulant Moralism）、受害者情结和极端民族主义。由于中国和韩国历史上的紧密关系，韩国的历史悲情主义直接对中韩关系产生极大的冲击。
韩国的历史悲情主义来自韩国与中国的特殊的历史关系、地缘政治上的夹心地位以及近代被日本殖民的历史。在现代转型时期，历史悲情就有可能以非理性的面目展现出它的力量，尤其在身份认同上体现出非理性的特征，其政治层面的体现是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结。鉴于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可能会进一步加深这些情绪，而韩国的民族心理的现代转型还需要中国方面的合理回应，也就是说，中国有意无意介入了韩国现代民族国家心理形成过程，因此，作为最重要的邻国，中国有必要正视这个问题。
弱化与中国历史的联系
一个民族形成国家的过程，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挖掘独立于其他民族的个性特征，以此辨明身份，加强民族心理认同。而民族心理认同是本民族形成的情感基石，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其来源问题。神话通常构成民族心理的源头。民族心理的内核一经形成，就自然地支配了本民族的情感和认知。
在当今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acy）时代，包括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显然认识到民族心理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对国际关系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由于大多数人（无论中国人或韩国人）对“檀君”朝鲜、萁子朝鲜、卫满朝鲜、三韩、高句丽、新罗、百济、高丽和李氏朝鲜之间的关系不清楚，由此导致韩国官方和学者在叙述历史上具有很大的选择性和导向性。
韩国官方和学者普遍采信关于“檀君”的神话传说，作为自己民族的来源。③这和中国有历史明确记载的“箕子朝鲜”的故事不符。韩国的这种选择性叙述，旨在剔除其民族国家形成上的他国因素，凸显本民族的主体性。
关于民族形成的神话可以通过拉大和临近民族的心理距离而加强本民族的独立性，增强民族内部的认同。“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 在不同时间、 不同场合, 可以有深浅强弱的不同。为了要加强团结, 一个民族总是要设法巩固其共同心理……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民族的标志。还常常把长期共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喜闻乐见的风格，加以渲染宣扬，提高成民族形式，并且进行艺术加工，使人一望而知这是某某民族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民族风格。”
关于“檀君”的传说，韩国驻华大使馆的官方网站，直接将其定位韩国民族的来源。其中说道：“韩国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 2333 年。据说，韩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檀君，是天神之子与一位以熊为图腾的部落的女子所生。檀君建立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个王国。历史学家将韩国的这段早期历史阶段称为‘古朝鲜’时代”。
檀君崇拜
2007 年 2 月 23 日，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宣布，从当年新学期开始将采用新编初中、高中历史教科书。原教科书的叙述说“《三国遗事》和《东国通鉴》中记载，据称是檀君王俭建立了古朝鲜(公元前 2333 年)”，如今将“据称”二字去掉，成为“檀君王俭建立了古朝鲜”，从而将以神话形式记录的古朝鲜建国变成了正式的历史。
最早记述檀君神话的是高丽时代学者李承休(1224～1330 年)和僧人一然的《三国遗事》。但用古汉语撰写的有关朝鲜半岛的记载传闻稗说著作并无史料依据。而比《三国遗事》成书早 150 年的官修正史《三国史记》并没有记述檀君。
尊檀君是出于彰显民族精神以团结整合民族的需要。1910 年至 1945 朝鲜反日独立运动期间开始尊檀君，并以“檀纪某年”纪年。此间，朝鲜民族还把檀君建立国家的 10 月 3 日定为开天节，举行盛大活动祭祀檀君。1961 年朴正熙上台后，檀君纪年自 1962 年 1 月 1 日起被废除。1990 年以前，朝鲜一直主张“檀君神话说”。但七十年代以后韩国经济腾飞，滋长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导致韩国史学界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国史论争”。新兴民族主义者主张檀君为史实，应写入正史和教科书，如韩国 1990 年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国史》，其中就有“檀君和古朝鲜”一节，明确断定“古朝鲜为檀君王俭建立”。
直至 21 世纪初，檀君逐渐被直接以韩民族的创始人的身份被写进教科书。此段历史说明，韩国塑造民族身份的过程是伴随着国家独立、经济腾飞和历史的重新书写的。此间，必然淡化他国影响，以加强民族源头上的纯净性和独立性。
而真正的有记载的历史则是来自“箕子朝鲜”。韩国学者虽然承认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箕子，但对于是否存在箕子朝鲜，是存疑的。在 2001 年 10 月复旦大学召开的“第四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上，韩国西江大学校史学部教授金翰奎先生，发表论文题目为“箕子与韩国”，提出，“在传统时代韩国的历史叙述中，无论何时箕子朝鲜都被置于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史料的零碎性和不确定性”，“箕子朝鲜的存在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 韩国“对箕子的尊重是在韩中间政治文化关系达到高潮的情况下展开的”，他本人并不认为箕子朝鲜具有可信的历史根据。
箕子其人，自先秦至汉代的儒家经典中有广泛记载，是孔子所称的“殷末三仁”之一。箕子名胥余(约公元前 1173——公元前 1080 年)，因封国于箕（今山西太谷县东北），爵为子，故称箕子。武王灭商建周后，命召公释放箕子，向箕子询治国之道，箕子不愿作周的顺民，带领遗老故旧一大批人从今胶州湾东渡到朝鲜，创立了箕子王朝。同去的有殷商贵族景如松、 琴应、南宫修、康侯、鲁启等。
关于箕子的中文记载包括《十三经》中的《尚书》、《周易》、《论语》、《孟子》、《左传》，以及《十三经》以外的《逸周书》、《荀子》、《尚书大传》、《大戴礼记》、《韩诗外传》和《孔子家语》等。在其他一些典籍中，如《墨子》、《尸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贾谊《新语》、刘向《新序》、王充《论衡》、桓谭《新论》、扬雄《法言》，也有记载。以后历朝史书均有记载。其中，“箕子封朝鲜”的记载，始于《逸周书》。同时，在韩国最古的史书《三国史记》以及其后的《三国遗事》、《帝王韵记》、《朝鲜史略》、《海东绎史》中，都有“箕子朝鲜”的记载。
《剑桥中国秦汉史》采信了箕子朝鲜的说法。“中国人和朝鲜半岛民族的接触，按传统说法开始于周王国建立时（传统说法为公元前 1122 年）。那时商王室的一个逃亡的成员名叫箕子，他逃到朝鲜，并将若干中国生活方式的特征带到那里。”
整个朝鲜李朝时代，朝鲜尊箕子，并以此自豪。朝鲜世宗大王十年（大明宣德三年，公元 1428 年），世宗尊其父太宗之命重修箕子庙完成，李朝文臣卞季良奉命撰《箕子庙碑》，记载说：宣德三年岁在戊申夏四月甲子，国王殿下传旨若曰：“昔周武王克殷，封殷太师于我邦，遂其不臣之志也。吾东方文物礼乐，侔拟中华，迨今二千余祀。惟箕子之教是赖。顾其祀宇隘陋，不称瞻式。我父王尝命重营。予承厥志而督之。今告成矣。宜刻诸石，以示永久。史臣其文也。”
混淆“高句丽”和“高丽”
除了在韩国民族形成源头的选择性叙述外，韩国在朝鲜历史演进过程中高句丽历史的归属问题上也凸显其强烈的主观选择性。
跨越汉朝到唐朝历史的“高句丽”，发源于中国汉朝治下的东北地区。公元前 194 年，燕人卫满占王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自立为王，国号仍称朝鲜，历史上称其为“卫氏朝鲜”。公元前 108 年被汉武帝所灭。汉朝在卫氏朝鲜旧地置乐浪、临屯、玄菟和真番四郡，历史上称其为“汉四郡”。四郡之下设有很多县，郡县长官由汉朝中央派遣汉人担任。汉武帝破卫氏朝鲜后，以高句丽为县，隶属于玄菟郡。高句丽作为国号，则为公元前 37 年朱蒙建国开始有的。始分布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至吉林省集安市一带，后统治地扩展至朝鲜半岛北部。此国历史为中国学者认为是中国史之组成部分，为当代韩国学者不认同。
高句丽形成后不久，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开始由马韩、辰韩和弁韩之“三韩”部落集团，逐渐形成了百济、新罗两个奴隶制国家，它们与北部的高句丽王国并立。由于日本觊觎朝鲜半岛，导致公元 663 年中日历史上第一次战争——白江口（今锦江口）海战的爆发。中国支持新罗，日本支持百济和高句丽。唐军焚日军战船 400 余艘，百济灭亡。日本此后 900 年余不敢再觊觎朝鲜半岛，反而进入与中国最友好的时期。公元 668 年薛仁贵等灭高句丽唐朝于高句丽境分置 9 个都督府 42 州 100 县，总隶于安东都护府，以薛仁贵为安东都护，统兵 2 万，驻屯平壤。其后，由于高句丽遗民常发生叛乱，唐朝将高句丽数 10 万户内迁到江淮以南及河南、陇右诸州的空旷之地，余下的小部分高句丽族众或奔突厥和渤海国，或向南奔新罗。高句丽人作为一个民族也与其他民族融合，从此在史书上销声匿迹。
高句丽壁画
以上为高句丽的简要历史。作为全面振兴中国东北战略的一部分，2002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东北三省联合主办了一项为期 5 年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简称“东北工程”。由于高句丽存在的 700 年历史中，至少在公元 427 年迁都平壤之前，一直是中国古代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的发源地是在中国吉林集安市，主要历史也在中国境内，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和贵族墓葬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已于 2004 年获得了第 28 届世界遗产大会的批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所以，中国进行的研究无可厚非。
但是，由于历史上，中国至少在《明史》以前把高句丽和高句丽灭亡 250 年后朝鲜半岛的“高丽”王国混同，导致韩国的部分学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证明高丽是高句丽的继承。但是，无论是从语言还是从政权建立、扩张的历史记载和现代考古结论而言，都已经证明二者并非继承关系，即高句丽不是韩国历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2003 年 12 月 9 日，韩国古代史学会、韩国考古学会、韩国近现代史学会第 17 个学会在汉城历史博物馆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应立即停止把高句丽史编入中国历史的行为。
由于冷战时期特殊的政治因素，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朝两国在中国东北举行了两次联合考古，所有发掘的高句丽文物全都送给了朝鲜。这使得中国在举证方面存在一定的被动。但是，如果韩国把这一历史-考古的学术性问题引导到民族认同和边界问题上去的话，则会为双边关系带来恶果。
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边疆政权高句丽的历史归属问题，韩国方面一直穷追猛打，不放弃称高句丽是韩国历史的说法，从 2003 年一直延续到 2008 年。2008 年 2 月 12 日，韩联社报道说《纽约时报》2 月 11 日第 18 版的广告称高句丽是韩国历史。该广告刊登的是一则以《高句丽(Goguryeo)》为标题的英文广告，附上了公元 412 年高句丽占领满洲（中国东北）时的韩半岛周边地图，并称“毫无疑问，高句丽是韩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应承认这一事实”。此广告由韩国传媒宣传专家徐庆德（34 岁）登载。此消息被中新网、铁血论坛、天涯论坛、 anti-cnn 等广泛转载。广告中高句丽的面积非常大，包含了整个中国东北、内蒙古东部和河北，令人吃惊。
高句丽王城遗址
此外，韩国还在高句丽问题上选择性的不论及唐朝援助新罗将日本逐出朝鲜半岛的辉煌战果（保卫了朝鲜半岛独立国家的存续，长达 900 余年），正如下文将涉及的，韩国也极力弱化明朝万历年间中国出兵帮助朝鲜成功抗击日本丰臣秀吉侵略的历史。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选择性的叙述不意味着对显著的历史记载进行随意性的改变。但是，韩国可以通过这种选择性的记忆，弱化他国因素，突出本国主体。
朝贡体制造成的影响
中国和朝鲜半岛国家间的关系受朝贡体制影响深远。历史上的事实是，中国式的朝贡体制在实际影响上有一个不同于西方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的特质：中国不谋求占领、征服和剥削朝贡国家，相对的维护了周边弱国的体制完整和经济独立。这是由中国源自中原的礼治体系决定的。朝贡体系是中原王朝内在统治秩序的外化。其核心追求是满足道德上的优越感。
中国在王朝最强大统一的时期，选择了最合适的东亚独特的国际关系体系，最大限度的维护了整个体系的稳定和和平。这比同时期西方的国际体系要人道和有效得多。当然，这个体系仍然是不平等的。这的确是这个体系的缺陷。但是，我们无法超越历史的时代局限，要求古人实现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的主权平等原则。
随着中原王朝的崩溃，朝贡体系解体。但其影响至今不散。其中之一就是韩国对中国的不信任和对朝贡体系的完全否定。甚至在韩美牛肉风波中，抗议的韩国民众还攻击韩国政府对美国也搞“朝贡外交”。韩国显然是把当年的朝贡当成了屈辱历史储存在记忆当中了。
但是，以明朝为例，朝鲜当年对中国的朝贡并非来自一种武力强制，并且，朝鲜在朝贡体系当中，得到了贸易上和国家安全上的最大好处。其本质上和美国对韩国半个世纪以来的保护相似，甚至美国对韩国的干涉、压制和驻军要远远坏于明朝对朝鲜李氏王朝的情况。
明朝自开国以来，即实行“国无大小”、“推诚以待”、“修礼睦邻”的和平外交政策，除了对蒙古保持军事警惕之外，明朝规定了 15 个国家均为中国的友好国家，不实行征讨政策（不征之国）。此事见《明皇祖训·首章》。祖训中朱元璋把朝鲜定位以后世代不征讨的第一个国家。“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即北元—蒙古）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今将不征诸夷国各开列于后：东北：朝鲜国即高丽。其李仁人，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弑王氏四王，故待之。正东偏北：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
壬辰之战
1392 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高丽恭让王四年；朝鲜太祖元年）与明朝亲近的高丽大将李成桂自立为国王，由此结束了高丽王氏家族的统治。李成桂积极参与明朝的朝贡体系。半年时间内，先后九次遣使到明朝，一来解释和说明政权更替的原因，而来请求明太祖朱元璋赐予国号。按照朱元璋的的旨意，改国号为朝鲜，取“朝日鲜明”之意，定都汉阳。 朱元璋不仅通过宣称“朕为尔正名”承认了朝鲜新的政权，而且明确提出不去直接干涉朝鲜：“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王氏）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且其间事有隐曲，岂可遽信。尔礼部移文谕之，从其自为身教，果能顺天道、合人心以安东夷之民，不启边衅，则使命往来实彼国之福也”。 又说“朕视高丽不止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
由于朝鲜的示好和主动，加之朱元璋的和平外交政策，朝鲜和明朝建立了具有经典意义朝贡关系。朱棣继承皇位，定都北京后，朝鲜最早派人前往南京祝贺朱棣登基。永乐元年（1403 年），朝鲜太宗李远芳亲自到南京朝见永乐帝朱棣。朱棣十分高兴。永乐六年，成祖派内使黄俨等人出使朝鲜，赏赐朝鲜国王花银一万两、丝五十匹、素线罗五十匹、熟绢一百匹，作为对朝鲜国王向大明的朝廷献马的回报。朝鲜国王受宠若惊，亲自宴请明廷使者，并向使者问道：“皇帝何以厚我至此极也？”黄俨答道：“新登宝位，天下诸侯未有朝者。独朝鲜遣上相进贺，帝嘉其忠诚，是以厚之”。朝鲜的朝贡并不是都被接纳，这与朝鲜的积极入贡心理形成鲜明对比。由此也反应出这样的历史关系潜伏了导致朝鲜心理扭曲的因素。
以洪武年间为例，洪武六年,朝鲜遣使贡马五十匹，“道亡其二”。“及进，以私马足之。帝恶其不诚，却之”，送马以次充好，拒绝其进贡。洪武七年，朝鲜又遣使来贡。“表请每岁一贡，贡道从陆，由定辽，毋涉海，其贡物称‘送太府监’。中书省言：‘元时有太府监，本朝未尝有，言涉不诚’。帝命却其贡”。送东西连名称都搞错了，再一次予以拒绝。
据《明史·太祖本纪》记载，自洪武二年（外国开始朝贡）迄洪武三十年，被明王朝拒绝入贡的有四个国家，计六次。其中：朝鲜两次，日本一次，安南两次，占城一次。
明朝对朝贡的规定是很严格的，并非特别对朝鲜如此，其他国家弄不好就“以寇论”。如，明朝郑若曾撰《筹海图编》说到日本朝贡的情况时：“贡例：船止二只，人止二百，违例则以寇论”。“永乐二年，钦定每贡二艘，正副使等无过二百人。若贡非期，人船逾数，夹带刀枪，并以寇论。”
朝贡和拒绝入贡的政策隐含了明朝自大的内容。朝贡国自然感觉到屈辱。但是，为了保护朝鲜的领土完整和独立，万历朝时，中国援朝抗日，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却是超越屈辱感的事件。
万历朝鲜战争，又称朝鲜壬辰卫国战争。这场战争由日本前关白丰臣秀吉在 1592 年（壬辰年，中国万历年间，日本文禄年间）至 1598 年派兵侵略朝鲜、企图“超越山海而直入于明使四百州溶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丰臣秀吉致朝鲜国王书语）引起。朝鲜向中国求援，明神宗应请求派遣大军救援，朝鲜将领李舜臣和中国将领邓子龙互相支援，最后都壮烈牺牲。但是最后中朝盟军最终获胜，朝鲜转危为安；日军主力被迫撤退，日本企图侵占朝鲜并以之为跳板进攻中国的企图破灭，丰臣秀吉也在希望破灭后不久死去。他死后不久，日本军队被迫全部从朝鲜撤退。
这是中国第二次保护朝鲜免受日本的侵占。李朝时期朝鲜对中国明朝的援助是一直讲究情义、感激涕零的。在当代韩国的官方历史叙述中，不提明朝援朝之事。当代韩国学者的论述，也是强化韩国历史上的自救卫国的英雄，明朝的作用在其历史书籍的表述中是弱化的甚至是混乱的。
而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关系数千年来即经常受到第三因素主要是日本的影响，无视这段历史是不尊重事实的。
朝鲜从与明朝的和平交往中不仅得到了安全，还得到了儒家文化。朝鲜李氏王朝时期将中国的朱子哲学思想定为国教，世宗大王在位期间实现了以礼乐治天下的 “儒教” 精神，达到了文化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巩固了韩民族精神的基础，一直被后世视为学术与政治协调一致的模范而称颂和效法。
朝鲜为了纪念明朝皇帝所设立的大报坛
李朝中叶后，诞生了韩国儒学双璧退溪李滉(1501—1570）和栗谷李珥（1536—1584），李退溪号称“韩国朱熹”。在这些人的推进下，李朝李学达到了全盛时期。韩国人对历史上著名的儒者十分敬崇。在韩国还有许多企业支持或创办各类以著名儒家命名的研究所，研究院等，其中著名的如：退溪学研究院，栗谷研究会等。这些研究院对于推进儒学研究，形成社会尊崇儒家文化的氛围起了重要作用，说明传统儒家思想在韩国经济发展后的文化取向中，仍然居于一个极重要的地位。韩国的传媒也对积极宣传儒学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从 2000 年 10 月份开始，韩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了长达 100 小时的《论语》讲座。每周 2 小时，历时约 1 年的时间。到处可见的宗族会，宗亲会，把散居各地的族人们连接在一起，体现儒家注重血亲血缘关系的伦理观念；各种各样的同窗会，同门会，是儒教不忘故旧观念的具体体现。
此外，明初，明朝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十分发达。除了边境的互市之外，明朝通过馈赠的方式（朝贡贸易），向朝鲜输出的物品主要是瓷器、绢帛，以及乐器、书籍和药材。但朝贡贸易对于中国而言主要是政治行为而非经济行为，所得文化反馈也少。当然，出于国防战略需要，明朝也从朝鲜得到了战马。洪武年间（1368-1398），明朝总计向朝鲜购买马 30000 余匹(按中国的记载为 30443 匹，按朝鲜的记载为 34617 匹)。
虽则李朝和中国在历史上维持了和平友好往来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存在于朝贡体制之中，李朝朝鲜即便有感激，也为当代韩国的历史书写者所不能接受，这便是悲情历史观的真实写照。古代的中朝朝贡关系，不等同于近代西方列强与殖民地之关系。其根本区别在于中国不以灭其国家、占其领土、掠其资源为目的。这种本质区别被韩国方面刻意忽略。
被征讨、占领和殖民的历史记忆
晚清以来韩国遭受日本的侵略和屈辱，这些历史加强了韩国民族心理的受害者情结。近代的屈辱历史成为中国和朝鲜民族的共有的记忆。
1876 年，日逼迫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日本取得在朝鲜的特权。甲午战争中，清朝为履行保护属国的义务而于侵略朝鲜的日本作战失败，并导致日本侵略中国本土。根据 1895 年的《马关条约》，第一款明确规定：清朝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决”。中国与朝鲜的传统关系结束。
此后，日本占据朝鲜，朝鲜走上了殖民化之路。此为其最屈辱之历史阶段。韩国史学家说：“由于门户开放，在韩半岛地区被拖入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因为未能自觉建立起国民国家，想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过渡的主题转变也遭到了失败，可以说沦为殖民地是无法避免的。”“韩半岛是大陆势力和海洋势力角逐的地方，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与周边任何国家相比，都不占优势的条件下，虽然为了根据有关国家之间的国际协定，使该地区永久中立化，从而维护主权，避免国际争端进行过活动，但韩半岛大部分政治势力，都分别属于亲清派、亲俄派、亲日派和亲美派，他们企图以强国为靠山，维持政权，结果终于走上殖民化的道路”。
1904 年，日俄战争俄国战败，日本得控制朝鲜。1905 年，日本逼迫朝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在朝鲜设立日本派出的“统监”政权。高宗被迫退位由皇太子继位。1910 年 8 月《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设立朝鲜总督府，进行殖民统治。至此，李氏王朝正式终结。自 1919 年三一运动至 1945 年日本战败，朝鲜民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独立运动。其间，中国给予朝鲜独立运动以极大的支持。在中国的支持下，朝鲜共产党人金日成领导的游击队在中国东北开展抗日游击活动。而成立于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先是得到中华民国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政府的支持，后又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支持下几次迁移，最终迁至中国的战时陪都重庆。同时，在中国政府帮助下，朝鲜复国运动人士在中国成立 “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1942 年中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两支武装合并为韩国光复军，交由临时政府直接统辖。
晚清和近代以来的韩国历史和中国的关系颇多曲折。总的来说是一个脱离传统历史、走向独立自主的过程。其中，日本侵略后又实行暴力殖民的因素则对韩国现代民族心理的形成产生了屈辱感的影响。此外，朝鲜半岛分裂的状态也是加深并不断提醒韩国民族心理中危机和屈辱感等状态的现实因素。
地缘政治因素对韩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影响
常识判断，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和民族气质的形成是与这个国家的地理环境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朝鲜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在半岛上完成的。背靠实力强大的大陆中国，隔海与日本列岛相望。半岛居于两强之间，其国家之存续必然受到两强的影响。忽必烈 于公元 1274 年和 1281 年两次远征日本，均从半岛出发，因战舰之粗劣和台风的影响失败。而日本在唐朝、明朝和晚清的三次侵略大陆的过程中，均以朝鲜为首先打击对象。这种半岛经验会给朝鲜民族形成夹缝中生存的受害者情结体验，并对当代韩国的对外战略产生重大影响。韩国盛行“三国志”的研究，希望在当代韩中日、韩美中、韩朝中、韩俄中等一系列的三角关系中占据反客为主的核心地位，即是这种地缘政治的典型思路。
本文无法全面展开对一个民族的心理特质的全面分析，在此仅指出一个受地缘政治影响深刻的特质。即韩国人的激烈情绪问题。在抗议政府进口美国牛肉和日本与其“独岛”（日本称竹岛）的民族情绪表达中，韩国人的表现居然上升到自焚和断指的程度。学者们把韩国的这种激烈的情绪释放特质叫做“半岛性格”。
对于同胞的一些激烈之举，主办在韩华人内部刊物《北京通讯》的韩国学者慎荣树先生说：“实在没有别的办法，这是韩国人面对危机时的应激反应。尤其是面对大国时，以韩国之弱小，一般的抗议是不会引起重视的。” 在北大历史系读博士的李周美小姐说“韩国男人是激烈的，韩国女人也一样……为了国家，我相信韩国人什么事都会做出来。”而李元烨先生则将“急性子”命名为“半岛性格”。
韩国的反日游行
有的学者认为，韩国既不是大陆也不是岛国，她位于二者之间，担负着桥梁和通路的作用，所以总是受到强大文明的侵入，这是宿命。在这种宿命的关系里，半岛人总是按强大国家的脸色行事，在顺从和反抗的不断往复中培养了既不是“大陆德行”，也不同于“岛国德行”的一种“半岛德行”。总的说来，这种半岛德行，有一些心灵上的封闭性，也有在主张自我的同时控制自己的心理，可以说是“泪水与笑脸”同在。还有对大陆文化的自卑与对岛国文化的优越感。
韩国的现代文化即是在半岛所特有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形成。其典型特征是吸收东西方三大文明成果。韩国学者认为：“韩国现代文化就是深厚的儒教伦理、日本的殖民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复合互补”。这三者“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互融合，共同构筑了富有韩国特色的现代文化模式。”
这种吸收外国文明优秀成果的历史，在半岛性格因素的催化下，容易使韩国对本民族的身份认同产生强烈的敏感，甚至是过激的反应。它会使韩国对历史和文化的叙述由悲情主义转向英雄主义，相当固执的坚持文明的首创性和独立性。而中国作为对韩国传统文化产生最大影响的国家，对于韩国方面的提法和说法，同样因为近代以来历史悲情主义因素作用，产生强烈的反应。这是中韩双方在一系列文化-历史问题上产生强烈对抗的主要原因。
身份认同的争论
建交以来，中韩双方在中韩关系和韩国历史-文化问题上的争论，本质上属于韩国身份认同的争论。
此外，在中医针灸、活字印刷、书法等问题上，也存在争论。 上述可以确认的争论中，除了领土问题之外，其他问题都属于所谓“软权力”的问题。其实质是，由于韩国构建自身民族身份牵涉到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认同，因此引起中国方面的强烈关注。由于韩国在其民族认同问题上对历史的选择性叙述，导致中国认为其东亚历史文化的话语权地位受到冲击。而韩国方面自认为其行为与中国没有关系，这就使双方的观念冲突成为必然。那么，韩国民族身份的认同到底和中国有没有关系呢？或者说，一国的民族身份认同和他国有没有关系？
“身份”是建构主义十分重要的概念。而构建身份恰恰不是某一个行为体在单位层次上单纯的自我设定，在很多情况下是社会互动与社会承认的结果。也就是说，身份的认同是具有社会性和系统性的。韩国的身份构建不能单纯的以自身的认定为唯一标尺。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和他方意见的正确回应，才是构建身份的必由之路。
当然，行为体的观念认同与身份认同是历史性的，即它会随着历史不同阶段行为体对利益追求的类型、目标和程度的变化而重新界定。因此，国家的身份（包括形象和特征）是随着国家间互动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国家间相互制造（建造）了国家，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如此，韩国现代国家的缔造虽然在 1948 年独立后一直在进行，但是，由于其最大的邻国中国并没有参与这一过程（直到 1992 年），现在韩国是在重新把其新的、旧的身份诉求展示给中国，中国不应该为韩国的不同于中国的历史观和文化观而惊诧甚至发怒。韩国与中国的争论恰恰反应了中国和韩国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在现代民族心理和民族认同的重大核心问题上需要相互的磨合。
这里仅仅只涉及到中韩的双边关系。如果放宽视野，东北亚即是一个国际系统。这个国际系统等同于一个国际社会，它应该由一系列的规范支配。国家被从理性目标和制度建设两个方面得到塑造。 而目前的东北亚缺乏一个清晰并且有效的规范系统。仅仅能够从传统主权至上的原则中梳理东北亚国家间的关系。换言之，中国和韩国均出于传统民族国家塑造和形成的阶段。这不得不令建构主义者觉得悲观。
主权至上的黎塞留原则源于欧洲近代国际关系，传统东北亚的国际体系是朝贡体制，跟不上就不存在主权意识。在近代以来的击碎过程结束后，主权至上逐渐成为该地区唯一清晰的国际社会规则。而对于东北亚国家而言，目前仍然处于一个对主权至上逐渐吸收、运用和适应的阶段。
主权至上原则首先表现为主权问题上的刚性，主权争夺是双边关系中最敏感的话题。中国与韩国和朝鲜在长白山天池、延边等问题上有争议，在黄海大陆架问题上有争议。而韩国在独岛（竹岛）上与日本的争议。争端双方均持有强烈的刚性原则。此外，主权至上还表现为民族主义情绪的普遍存在。而民族主义情绪则又纠缠了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清算过程。主权至上原则的国际关系结果是追求结构上的均势状态。由此论之，构建新的均势结构是东北亚国家的主要战略目标。正如前文所述，韩国追求在多个“三国志”式的结构中“两面下注”的理想状态。但是，均势结构如果要稳定有效，就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力量上的基本均衡和价值观体系的大致一致。所谓“权力的均衡降低诉诸武力的机会；共同的价值观则减低诉诸武力的欲望”。力量在东北亚并不均衡，同时，鉴于中韩等国在历史观和文化观念上的争论，东北亚离价值观体系的大致一致也相去甚远。
中韩民族心理的相同性
中韩双边关系自 1992 年以来经历了十多年的蜜月期后，开始全面审视对方。因为特殊的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形态和中国对韩国的历史影响，双方处于“清算”过程中。而韩国在历史问题上是处于发动者的角色，中国对韩国的行为是被动的。韩国的民族心理的形成还需要中国方面的合理回应，也就是说，中国承担了韩国现代民族国家心理形成的评判者的角色，中国也卷入了韩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历史进程。
从中国方面而言，承认和容忍韩国的现代化转型，也是自身民族心理现代化转型的必由之路。但中国考虑双边关系应该从更大范围比如东亚和世界的角度出发，这是中国和韩国的真实地位和国家抱负之不同决定的。中国的惊诧，来自长期的和韩国的隔阂，以及长期不在乎中国周边国家心理变化的历史性影响。要确立自然的、自在的双边关系，双方必须克服历史症结，而不是简单的建立某种战略均势。韩国的历史悲情主义是隐藏在民族主义之后的深刻的民族心理问题。如果不从历史价值观上逐渐冰释双方的纠葛，政治家们忙于建立的东北亚战略均势则会失去长期的有效性。（文/李扬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