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先生是革命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代国学大师。他办报、讲学，一生著述极为宏富，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学术、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影响。
《章太炎全集》全20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自20世纪70年代末，即组织章门弟子和相关领域专家整理《章太炎全集》，历经近40年，在今年出齐了目前收录最全、整理最精的《章太炎全集》共17种20册。
下文根据2017年9月10日召开的《章太炎全集》研讨会上的发言速记编辑整理，意在以一斑管窥章太炎在民国学术圈里的交往和论争。文章未经发言者审定。
傅斯年批章太炎，不是不喜欢，而是因为喜欢太过
文/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陈平原兄访问伦敦大学期间，在亚非学院 (SOAS) 图书馆里,发现一册据考属于傅斯年的批注本《国故论衡》。（上海右文社一九一五年刊行的“章氏丛书”本《国故论衡》）扉页上有傅斯年的题词 :“颉刚一日谓我云 : 太炎所最攻之人 , 即其所从以得力最多之人 , 昭明、实斋、芸台、定庵是也。此言佥思佥信。”意思是说，顾颉刚说章太炎攻击得最厉害的人，恰恰就是他自己从其得力最多的人。
傅斯年
今天，我们很多人认为傅斯年很不喜欢章太炎，因为他正式攻击过章太炎先生。傅斯年此前还有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是1919年写的，文章里面他还把章太炎列为现代学术思想上反动的代表。为什么傅斯年批章太炎那么厉害？按照上面这种说法，也可能是傅斯年对章太炎喜欢太过，用力太深，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攻击章太炎最多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始》、《新方言》这一类和训诂小学相关的，也是他得益最多的。
大量资料证明傅斯年在读书期间，跟太炎先生在北大的一些弟子或者同仁关系最深，尤其和黄侃关系相当好。以致于傅斯年刚刚去参加新文学运动的时候，陈独秀就怀疑他会不会是黄侃派来的“细作”，来探听我们内部情报的。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后来傅斯年办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是典型的小学兼历史的风格，这在全世界是很少见的，我想这也是因为受章太炎影响太深的缘故。
人们现在习惯用xx家、xx家来描述章太炎，其实太炎先生是通人，不用现在的分类，而且即使用了，定义也不一样。但描述了他那么多XX家，有个家我们还是有所忽略，但傅斯年看到了。傅斯年档案里有一篇杂记，那是他已经开始不喜欢章太炎或者表面攻击章太炎的时代，其中批评说：“太炎以学问为文章，所以文章不明，以文章为学问，故学问不通”。这话说得很厉害了，激进青年对老先生攻击和现在差不多。虽然这篇杂记没有日期，但是我要说，这一定是他思想转变之后写的。
为什么傅斯年先生要说章太炎的文章和学问的关系？文章和学问的关系就是我们忽视的。太炎先生是一个很讲究文字的人，中年时候，他对很多人都不大看得起，把天下文人都批判了一番，自我定位很不低。我们现在都不太说他是文学家，章太炎自己给文学下过一个定义，按他的定义，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学家。因为以前的人以言论文，因为言之不文就行而不远，这是最起码的追求，也是最终极的追求。如果文字能力不强，基本不能在学界立足。章太炎的文章有的要改很久，改很多次，除了意思的改，有一些还是和以言论文有直接关系的，他认为这个表述更能代表他的观念或更加高明。
章太炎与马一浮两位国学大师的治学异同
文/何俊（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国学院院长）
在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大的发展过程中，有个基本的潮流就是西学化或者建制化。在那个时代的知识界，章太炎、马一浮两位先生都是极开明的国学大师，也曾积极投身于革命浪潮，可为什么在民国建立以后，他们就置于制度之外，拒绝进入民国教育系统，在学术思想方法上也不愿意跟当时的主流扯在一起，拒绝用现代学术表述方式来谈他们的思想，甚至拒绝用当时热衷的简牍、地下文物这些东西来重构国史，这一直是我很疑惑的一个事情。
我隐约觉得，这可能和他们晚年的爱国心是相关的。他们两人都认为研究国史和国学有价值上的关怀，不纯粹是科学主义，不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材料去还原一个简单的古史问题，而是要通过对古史的理解，使得对古史的解释符合他们当时对人类文明未来的走向和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如果像疑古派那样用科学主义去解构古史，那么在消解历史的过程当中，也就把附着在历史叙述中的民族精神、民族的基本价值观都消解了。
在这里，我个人认为，章太炎和马一浮都表现出了他们作为历史学家或重要学者在选择某种思想工具的时候其实是有巨大的思想关怀的，并不单追求事实本身，而是通过对古史和古代思想的研究，去展现传统的国故中所隐藏的民族精神。当然，他们对这个精神的理解是基于他们自己对当时的人类文明和中国未来走向的理解。
表面来看，章太炎、马一浮两人都有非常明显的保守性，他们的文字表达和白话文不一样，太炎先生就更加古奥。可他们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样，或者是知识上不够，或者是观念上的保守。其实，他们完全拥有现代学者的视野、研究的方法，他们也有足够的地位和资历进入民国最重要的学府和教育系统，但他们不仅不愿意进入政府，甚至不愿意进入现代大学，因为他们认为学是在民间的，学者只有在保持人的独立性基础，才能够建立起思想的主体性。这是章太炎和马一浮先生的学术心得。
马一浮
当然，他们两个人在治学上也有一些不同。章太炎先生比马一浮先生年长14岁，一是1869年生，一个是1883年生的，都是浙江的，祖籍一个在余杭，一个在绍兴。马先生曾说：“照时贤所讲，或分为小学、经学、诸子学、史学等类，大致依四部立名。然四部之名本是一种目录，犹今图书馆之图书分类法耳。……即依时贤所举，各有专门，真是皓首不能究其义。”这里的时贤，实际针对的就是章先生。他认为，章先生对国学的理解是沿着传统目录学的方式，最后以小学为切入，按经、史、子、集展开的定位。马一浮先生的学问也是从目录学导入的，他一辈子编过很多的目录，他认为光像章太炎这样讲国学是有问题的，这样好比带一个人看一座山，看了很多很多东西，但你不能把它统合起来，这种描述无法进入中华文化的真精神。
在抗战逃难过程中，有一次马一浮和丰子恺在桐庐聊天。两个人站在院子外面，马一浮指着富春江外面的山，说：“吾人此时坐对山色，观其层峦叠嶂，(看上去)宜若混乱，而(为什么又)相看不厌者，(这是因为)以其自然有序、自然调和，即所谓多样的统一是也。”这说的就是马一浮先生自己的治学方法。山有皱褶有岩石有树木花草，一点点看下去是看不完的，看了以后还要把很不一样的东西整合成你对山的认识，他把它称为“多元的统一”。所以，他说章先生的路子只是带着你这样一点点看下去，但不能让你有个多元统一性的把握，他把“国学”定义为六经之学，提出“六艺论”，就是要用六经来涵盖整个中国的文化，并用六艺涵盖当时整个人类文明，包括西学。回过头来看，章先生基本传承的是顾炎武的学术，而马先生还是以诸子为主，同时又非常欣赏王阳明的思想，强调心的统摄的力量。
马一浮与丰子恺
他们两人讲学的方式，培养学生的方式也不一样。他们两个人都是大师，但章先生带人做学问的路数是比较卓识的，所以他和他的学习也都能卓成大家，一代代传承。马先生因为时世的动荡，讲学时间不够长，加之他这种方式很难带领学生在某些领域一点点做成专家，所以马先生的学问传承性就不够，被淹没了。
钱穆对章太炎先赞后批，称其立论怪诞
文/江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章太炎的国学或者他所讲的国粹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是一个什么样意义的传承？或者章太炎是怎样的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
说到这个问题，首先谈到钱穆先生写的两篇关于章太炎的文章，一篇是太炎先生刚去世以后他写的，说“太炎先生就是我们的通儒大师”，“能真为民族文化爱好者，诚近世一人而已矣”。1978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太炎论学述》。文中，他说太炎的国学事实上是一种哲学观点，而太炎持这样一种哲学观点以致进退上下中国全部的学术思想史，“立论怪诞，而影响不大”。他用了“怪诞”这样的词。而且他还这样说， “故幸而其思想在当’时及身后，亦未有何力量，否则其为祸之烈，恐当尤驾乎其所深恶的后起‘新文化运动’之上。而住持新文化运动者，亦仅以‘死老虎’目之，置之不论不议之列。近世则群敬以为大师，或目以为怪人。然故无知其立论之怪。”
这个评论的意思是，章太炎的国学事实上是对中国学术思想传统的一次激进的重构，而不是照搬原样的继承或传承。在这里面，经过章太炎激进重构的国粹在我看来是中国文明寻求自身现代化道路的，也就是中国展开它的现代意识的，一块思想基石。
钱穆
就我的研究所见，在这样的思想基石里，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它的核心就是章太炎融会了西方的哲学，融会了唯识佛学所提出的唯识其物哲学。熟悉章太炎的研究也都应该知道，他的哲学是有一种非常彻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的，他的这个批判矛头一面指向了传统社会的三纲六纪，一面又指向了西方现代性的一切制度和观念的架构，他的哲学几乎取消了一切名言，也就是一切价值观，一切观念建构的真理性和普世性。但我们说，章太炎是个虚无主义吗？不是，他真是从这样的否定出发，从而肯定了每个个体，每一种文明立足于自身的生活世界，也就是立足于自身的历史文化。我个人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章太炎所说的“回真向俗之辩”的。
章太炎的学术思想里那种革命与传统相贯通，激进与保守并存的结构和性格，对我们今天的现实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在这里我要说到侯外庐这样一个左翼史学家、思想家。在1946年出版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里，侯外庐写到章太炎时就已经非常敏感地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和章太炎学术上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复合性。他曾经这样说，太炎是极保守的又是最革命的，太炎这种思想的特质，同时也说明了“五四”以来新人与旧人的若干领导者同出于章氏门下的逻辑。他说到太炎思想里有一种革命和传统的有机辩证，这恰好就说明了中国的革命也是这样，它不是移形他人，完全向西方学习，做西方的学生，同时他又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在新的时代下，中国文明传统一次无中生有的自我否定，同时又是伟大的自我创造。这是中国革命一个真精神。
侯外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