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高、李斯以及秦始皇去世后的继承危机，是《史记》最扣人心弦的故事之一。近来，因为北京大学藏汉代竹书《赵正书》的问世，这则故事又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比较《赵正书》《史记》有关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许多学者强调秦汉之际历史书写的丰富、多元，尝试揭橥正史之外的真相，“解构”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此皆拜新材料所赐，是二十世纪以来蔚为主流的“新证”之风。
回顾过去有关赵高、李斯等人故事的众多讨论，宫崎市定《读〈史记·李斯列传〉》是作者研究《史记》的一篇力作，其具有示范意义的许多见解，至今仍光芒四射。作者认为，《李斯列传》的灵魂人物并非李斯，乃是堪称“魔鬼化身”的赵高。对于司马迁可能曾经寓目，在《史记》中却只有间接反映的许多文献，作者做出许多大胆、微妙，且丝丝入扣的推测。具体而言，他认为《李斯列传》背后的一个传统，乃将赵高描绘成赵国的一个孤臣孽子，或谓“赵氏孤儿”：赵高在秦始皇去世后的兴风作浪，目的是替赵国复仇。
北大简《赵正书》的出现，为宫崎市定富有想象力的“假说”提供了一个检验机会。乍看之下，宫崎的观点似乎不受《赵正书》支持：《赵正书》对赵高几乎只字不提，所谓赵高乃《李斯列传》灵魂人物的说法，至少从新材料看来，似乎没有着落。以我所过目的《赵正书》研究而言，大多数学者对宫崎的意见不甚重视，或许此即原因之一。然而我的看法与此正好相反：司马迁一定看过以赵高为中心的秦史故事，所以在《李斯列传》才对赵高大书特书。这些秦史故事与《赵正书》是平行关系，都是司马迁曾经使用过的素材。《赵正书》的出现，间接地为宫崎假说提供了一个极佳的佐证。
有意思的是，宫崎市定有关赵高故事的论点，涉及钱锺书与清代《史记》研究的一桩公案，其中有许多难以厘清的疑点，值得深入探讨。
纵观宫崎市定《读〈史记·李斯列传〉》一文，作者从未提及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在《秦始皇本纪》下所抄录的吴裕垂的意见。吴氏首先引述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的一段文字：“高本召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乃自宫以进，卒至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后面是显然与引文有别的评论：“谓高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仇之举云。”皆见收录在《四库未收书辑刊》的《史案》。在此书卷首的凡例中，作者的弟弟吴世宣对成书过程有一扼要说明：《史案》一书的写作历时多年，作者原无意公布，唯后受到程堃、翟湘、潘云谷等友人的鼓励，吴世宣方始在1819年着手编辑，于1826年完工，并于同年刊定。共襄其事的吴氏家族成员尚有吴元音及吴簧等人。吴世宣提到，作者吴裕垂对此书的发表并不积极，只在刊登前夕才在个别篇章的题目下加一“删”字，以示严谨。此书卷首尚有洪亮吉（字穉存，1746-1809）、张炯、阮文藻三人的序言，以及史炳、刘恒谦、叔炳宗三人的赠诗。其中洪亮吉无疑名气最为响亮。他作于1805年的序言述及他和作者父亲吴台（字位三，1755-1834）的交往，又附有书信一通，凡此皆可参照洪氏年谱所收资料，亦可参考洪氏和吴台合作的安徽地方志《泾县志》（刊于1806年），包括书中所收的二人往来书信。
《史案》一书另有一个题作《历代史案》的版本，“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有藏。此本没有任何有关出版商或出版年份的交代。有意思的是，它录有上述1826年刊本的阮文藻序言的大部分，唯作者署作吴穀人（即吴锡麒，1746-1818）；又有上述史、刘、叔三人的赠诗，唯作者署作孙星衍（字渊如，1753-1818）、法式善（1752-1813）、潘世恩（1769-1854）。此本的两篇序言，一篇署名纪晓岚（1724-1805），一篇署名洪亮吉，但后者与1826年本洪氏所作一篇不同。卷首又称此书乃洪亮吉、吴裕垂二人所编，纪晓岚、吴穀人二人所订。相较于1826年本，《历代史案》本的几位参事者都是清代最鼎鼎大名的人物，然而在洪亮吉之外，似乎没有证据显示它们与吴裕垂有任何实际关系。显然《历代史案》本列举的人名都出自伪托，是出版商推销的一种伎俩，即使署名洪亮吉的一篇序言也未必是他本人所作。纪晓岚等人多活跃于十八世纪下半叶。假设他们的确参与了《史案》一书的编订，为何较晚的1826年本对此只字不提，甚至将几位名人的姓名替换过来？这显然说不过去，说明《历代史案》本的来历很不可靠，其年份应在1826年以后。巴蜀书社在1992年出版由杜道生（1912-2013）、“蜀人”点校的《历朝史案》，虽然不见任何有关作者、成书过程，以及版本的说明，根据的应是较晚的这个本子。
吴裕垂引述的《索隐》文字，皆不见今传的各种《史记》本子，究竟他是从何得知的呢？如同过去许多学者（包括下文将论及的钱锺书）指出的，吴裕垂的讨论与赵翼（1727-1824）《陔余丛考》酷似。后者不仅引述文字完全相同的《索隐》文字（“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乃自宫以进，卒至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又有以下的评论：“则高直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韩之举，此又世论所未及者也。”相较之下，吴裕垂所论（“谓高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仇之举云”）较为简略，句末的“云”字更透露这是他对既有言论的概括或摘抄。或许吴裕垂《史案》此则的原来用意，只是记述《陔余丛考》所提供的一条“史料”。根据赵翼的序言，《陔余丛考》早在1790年既已完成，其实际撰写应该更早，并非刊于1826年的《史案》所能比。考虑到赵翼是当时最显赫的学者之一，如果他的著作受到吴裕垂或其他学者的注意，可谓合情合理。相反的，如果说相对默默无名的吴裕垂，竟是赵翼的资料来源，这其中恐怕有不少情形是难以说明的。
如果赵翼《陔余丛考》是吴裕垂《史案》所引《索隐》佚文的来源，那么赵翼又是从何得知的呢？我们可以比较袁枚（1716-1797）《随园随笔》的一则札记：“古逸史载赵高为赵之公子，抱忠义之性，自宫而隐秦宫中，为赵报仇；张良大索时，即避高家，故得免难；《拾遗记》以高为有神仙术，子婴煮之七日不死；想以其能亡暴秦，故史传多宥而贤之欤？”袁枚和赵翼交情匪浅，他们的时代比1826年刊布的《史案》要早很多。当然，究竟谁先谁后，还需要具体辨析。首先，相较赵翼，袁枚对赵高故事的兴趣所在，似乎更多是这些记载本身的奇特，而并非它们背后的史实。这一点可以从袁枚有关《拾遗记》的讨论得知：赵高遭到烹煮，最终却丝毫无损，显然纯属虚构，然而袁枚关注的是此则传闻所反映的心理（“想以其能亡暴秦，故史传多宥而贤之欤？”），其旨趣更接近一位细心搜集野史、流言、歌谣等非官方记述的现代文化史学家。附带提到，《拾遗记》今犹传世，一些相关问题值得另文处理，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拾遗记》之外，袁枚也提到所谓“古逸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张良的讨论。这一位《史记》人物已在赵翼《陔余丛考》中出现。如同熟悉《史记》读者都知道的，张良、赵高的时代大略相当，然而他们在司马迁笔下却没有任何交集。为何袁枚、赵翼都以二人相提并论呢？我认为这个不约而同的情形是所谓“冒烟的枪”，直指问题的症结所在。
根据钱锺书在《管锥编》有关《史记》的讨论，所谓赵高故事之复仇主题的最早出处，乃是屈大均（1630-1696）的诗作《博浪行》，今人陈永正认为作于1658年。诗题的博浪沙是张良行刺秦始皇的地点，见《留侯世家》。有意思的是，如同赵翼、袁枚二人，屈大均也以张良、赵高并举。全诗如下：
一声震动惊秦始，猛过当年椎晋鄙。
山东豪俊尽生心，圯上老人应不喜。
英雄坚忍事方成，徼幸何须学庆卿？
副车误中知天意，要使沙丘载臭行。
扶苏不得作天子，总在沙丘龙一死。
可怜百万死秦孤，祗有赵高能雪耻。
赵高生长赵王家，泪洒长平作血花。
报赵尽倾秦郡县，报韩只得博浪沙。
首句“一声震动惊秦始，猛过当年椎晋鄙”，描述张良和同伴暗杀秦始皇的行动，他们所使用的巨锤，在重量上超过《魏公子列传》朱亥用以击杀晋鄙的兵器。所谓“圯上老人”是传授兵书给张良的神秘人物。“庆卿”即荆轲。“副车误中知天意”指的是张良误刺秦始皇的随行马车，以致行动失败。两处“沙丘”都指涉秦始皇病殁之事。扶苏是秦始皇的合法继承人，最终却蒙冤身亡。此诗的最后数行将话锋转向赵高，首先指出惨遭秦人戕害的人数众多，唯有赵高复仇成功：“可怜百万死秦孤，祗有赵高能雪耻。”所谓“赵高生长赵王家，泪洒长平作血花”，出处应是《蒙恬列传》，因为《史记》此段记载已指出赵高乃赵国贵族后裔：“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长平”指的是当年秦国击溃赵国的著名战役。最后一行是赵高与张良的对比：“报赵尽倾秦郡县，报韩只得博浪沙”，然而也只是对比。在《管锥编》中，钱锺书极有见地指出赵高故事本身所具有的一种讽刺意味，亦即赵高如此卑贱之阉宦，竟然只身一人，由内向外地导致了秦的灭亡。屈大均所述可谓对此的有感而发，意思是赵高并非仅是一低贱人物，实际上背负了赵国的血海深仇，乃孤臣孽子是也。在此意义上，赵高与出身韩国丞相世家的张良有极高的可比性，最终甚至完成了张良无法完成的任务。
上述理解，如果不误，可以允许我们如此判定：屈大均并没有任何不为人知的独家资料。相反的，他只是讨论赵高故事本身所具有的一些内涵，凭借的只有一名读者的细腻和想象力。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将迄今为止的讨论倒转过来，按照先后做出以下的叙述。
首先是屈大均，他在清初首次提及赵高复仇的可能，依据的并非不见今本的《索隐》佚文或其他久已失传的文献记载，而是他本人对赵高故事的思索，目的是对比张良，因为后者才是他所作《博浪行》一诗的真正主题。此后，屈大均的作品受到了袁枚的注意。在屈大均的启发下，袁枚也在《随园随笔》中以赵高、张良并举，但他在有意无意间判定二人曾经有过接触，即张良刺杀秦始皇不果，为赵高所包庇的具体情节。与此同时，赵翼亦以赵高、张良并举，但做法与屈大均较近，亦即以赵高与张良作为对比，而不是如同袁枚一般地认为二人有实际关系。换句话说，赵翼、袁枚都因为屈大均的影响而注意到赵高和张良的可比性，然而赵翼仅止于二人的比附，而袁枚则进一步地判定其实际关系。当然，赵翼也对这个问题的混乱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亦即将讯息来源误称作《索隐》佚文。相较之下，因为赵翼有关《索隐》的谬误更可能来自袁枚的“古逸史”（而不是屈大均的诗作），所以我倾向认为这个以讹传讹的顺序是袁先、赵后，而并非赵先、袁后。由此我们来到吴裕垂的《史案》以及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这在上文都已交代了。
几点补充。这里指出赵翼误将赵高复仇说的来源称作《索隐》，应该相对较无争议，因为赵翼的粗疏是广为人知的。过去陈垣（1880-1971）即以赵氏《廿二史札记》作为史学方法的负面教材，相关讲义见于后人编的《陈垣史源学杂文》。当然，陈垣并不认为这些疏漏足以掩盖赵氏著作的伟大，这一点也是不容置疑的。如果说，赵翼因为一时误记，将袁枚的“古逸史”写作《索隐》，这是符合后人对他的认识的。
至于袁枚的情况，则稍微复杂一些，我认为大略有两种可能：无心之过，或有意为之。
首先，可以考虑《随园随笔》同卷，距离赵高故事一则不远处的另一则札记：袁枚根据《神仙传》，记述项羽乃秦始皇与一龙女所生的荒谬说法。按：项羽此则故事不见明人所辑的今传《神仙传》，据我所知，倒是可以在一些与孟姜女传说相关的民间故事中看到，过去这个领域的学者多有讨论。很可能袁枚的来源不是《神仙传》，而是他在十八世纪通过书写或口述所接触到的通俗故事。如果袁枚可以联系秦始皇、项羽，认为前者乃后者生父，他以张良、赵高并举，指出他们曾经相遇，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如果袁枚可以将民间流传的通俗故事误认为《神仙传》，他将屈大均诗作所揭示的一个想法称作“古逸史”，也属于情理中事。总的来说，袁枚的关怀从来就不在资料的占有、论析的精密、历史的真实等十八世纪考证学奉为圭臬的学术准则，而在奇闻轶事的趣味、“以惊爆时人耳目”的感官效果。最后一句话来自与袁枚大略同时的王昶（1724-1806）《湖海诗传》。王昶批评袁枚为人作传不求精确，在许多细节上加油添酱，甚至不曾获得死者家属的授权。附带提到，王昶又指出孙星衍对袁枚也有类似评判，不过据我了解，孙星衍和钱大昕等人都对袁枚怀有相当的敬意，这里为了避免枝节冗繁，就不多说了。
上述理解，如果不误，那么有关袁枚的解释就和赵翼如出一辙：二人都粗心大意，而差别或许只是赵翼在学术上受到较多的检视，后人对他的粗疏早已见怪不怪。相形之下，袁枚以文学著名，过去大家不像看待考证学家那样，对他的学术类著作抱着太高的期待，但这不意味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就不存在。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另一可能，亦即袁枚于赵高复仇说的来源闪烁其词，原因是为了隐瞒此说的出处。屈大均的著作，按照过去邓之诚（1887-1960）所说，乃是清代查禁得最厉害的书籍，相关措施始于1730年，乾隆年间尤盛，正好与袁枚同时。在此大环境下，曾经出仕过的袁枚不会留下任何有关屈大均的书面记录，他的友人赵翼、洪亮吉亦是如此。然而袁枚肯定是知道屈大均的。在这里，与其尝试论证这个可能，我认为提出以下方法论问题更有意义：当影响、相近思想、共同人生观都因为外在因素而遭到刻意的埋没，我们对眼前的第一手材料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挑战如何克服？一些历史空白，是否永无填补的可能？
这里提到的三位主要人物，屈大均、袁枚、赵翼，都是以文学著名的人物。相较另外二位，赵翼在学术方面亦有非凡的成就，然而后人多推崇其卓越的见识、敏锐的洞察力，而并非如同钱大昕、孙星衍那样的精密、全面。这显示赵高复仇的说法在一些文人之间所产生的共鸣，胜过一般的史学家或考证学家。在我看来，赵高故事自有其戏剧性的逻辑，在一定情况下就可能经由读者的苦心思索开展出来，形成议题，甚至传统。对一些学人（俞樾、泷川资言，以及今人辛德勇——一个丝毫不容小觑的名单），如此戏剧性的逻辑不见《史记》的字面表述，不妨直接否定。然而，在他人眼中，它就提供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契机，哪怕如此的探索没有多少证据，甚至任何文献的支持。于是论者剑走偏锋，以可能不符学术规范的方式另辟蹊径。对我而言，一个观点是否成立，或者是否被人接受，其实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个观点是否引领你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真正“引人入胜”。在我们学习现代学术的过程中，又有多少观点做到这一点呢？
上面所作的，简单地说，就是将所有面貌相同的记载都追溯到同一来源，基础是几位学人的时代顺序以及他们之间的人际网络，更重要的是各家论说的用字遣词——通过文句的比对，尝试推敲不同记载之间的相互关系。熟悉钱锺书《管锥编》的读者可以看出我是如何受惠于这位最为渊博的学人。然而，对钱锺书所揭示的各种材料，我也需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重新的组合、排列。此外，钱锺书没有提到袁枚这个对我十分关键的环节。至此我的故事已大致说完，下面提一些钱锺书也论及的材料。
谭献（1832-1901）《复堂日记》载有欧阳轩的两首诗作，其一题作《阅古逸史，赵高为赵公子，抱忠义之性，自宫为赵复仇，张良大索时，即避高家》。谭献的讨论又被平步青（1832-1896）《霞外攟屑》所征引。欧阳轩的时代不详，或许与谭、平相去不远。请注意欧阳轩诗的标题与袁枚《随园随笔》的措辞几乎完全相同，他的依据应该就是袁枚。
孙星衍也提到所谓《索隐》佚文。吕星垣（1753-1821）《白云草堂诗钞》录有两首诗作，其缘由正是孙星衍所出示的《索隐》佚文：“孙渊如示《史记索隐》戋言，知留侯博浪之逃，赵高匿之也。”这段记述近似袁枚所说，然而吕星垣将来源称作《索隐》，而不是“古逸史”，显示它是赵翼、袁枚两种说法的混合，而或许这个情形与孙星衍有关。钱锺书指出孙、吕和洪亮吉、赵翼一样，都是江苏常州府人。因为袁、赵比孙、吕年长，我推测他们的先后顺序就是如此。
所谓《索隐》文字又有俞樾（1821-1907）《湖楼笔谈》（见《九九销夏录》）的讨论。考虑到俞氏的时代较晚，他的信息来源应该还是赵翼。此外，缪荃孙（1844-1919）《云自在龛随笔》提到胡兴《周礼折衷》（不是宋人魏了翁的同名著作）。此书我虽未见，不过从缪荃孙的讨论看来，胡氏所依据的也是袁枚有关张良藏匿赵高处的论述，其本身的价值也比较有限。
回到文章一开始提到的宫崎市定，为何这位日本的史学泰斗没有评论所谓《索隐》佚文，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考虑到这段文字与宫崎提出的“赵氏孤儿”说的相似，如此的遗漏显得特别奇怪。一个可能是宫崎没有注意到这段佚文：或许因为他太专注在《李斯列传》与其他《史记》篇章的讨论，他错过了泷川资言在《秦始皇本纪》下所引的吴裕垂说。另一个更有意思的可能是宫崎本人对《索隐》文字有所保留：在他对吴裕垂没有更多了解，对所谓《索隐》佚文没有更多掌握的情况下——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小规模的研究项目，就像本文所尝试的那样——他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搜集证据、提出论点。或许这是我们都不陌生的经验：你在无意间获得某个启发，然而并非每个启发都能清楚交代，以注脚出示。过去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讨论藏语对于上古汉语语音构拟的作用，曾说这只是灵感的来源之一；如果占卜是另一可能来源，那又何乐而不为？有时候，灵感就是灵感，正因为它不易捉摸才难能可贵。宫崎或许知道吴裕垂引述的《索隐》佚文，或许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论述中发挥了诗人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我认为他延续了屈大均、袁枚、赵翼等人在清代所开启，富有诗意的一个有关赵高故事的解释传统，是三者的“吾道中人”。
（北大的杨海峥、胡琦两位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我许多帮助，尤其胡教授提示我注意此前完全忽略的资料，和我讨论相关问题，惠我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