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先醒来的人——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叶克飞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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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宽：留英第一人
1857年的一天，台湾海峡的海面上有一艘轮船忽遇风暴。狂风巨浪中，桅杆折断，被卷入空中。一位29岁的中国青年坐在船中，在浪峰中颠簸。那一刻，他以为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在此前的10年时间里，这位青年先是赴美，其后赴英，寒窗苦读。起初只是为自己寻一条出路，后来则志在报国。修得医学学士、病理学博士和解剖学博士学位的他，在毕业后毅然选择回国。在狂风中，这位年轻的基督徒诚心祈祷，望上帝庇护他重返家乡，行医救世，轮船也幸而在狂风中脱险，抵达香港。后来，他写了一封信给长期资助他读书的爱丁堡医疗救济会，信中写道：“经过166天的漫长航程，我终于回到了祖国。1月3日，在距离台湾海峡约300英里的地方，我们遇上了一场非常猛烈的大风，风吹走了船的前桅中的中桅、整条船的主桅和后桅中的中桅。十分感激仁慈上天的保佑，我死里逃生，在船遇险12天后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故土。”
只是，他未曾想到，等待他的是文化的碰撞与疏离。在英国求学的7年里，他从未有机会讲自己的母语，以至于回国后要重新学习汉语口语。他面对的这个社会，则仍旧落后闭塞，对西方文化抱有莫名的敌意。而且，他也不是完全的“黄皮白心”，内心中传统情怀与西方思维的碰撞无刻不在。
他是孤独的。或许，先驱总是孤独的。
他是黄宽，广东香山县东岸乡人。18岁那年他与容闳一起赴美留学，两年后赴英留学，成为“中国留英第一人”，也是中国第一位医学博士。
免收学费的马礼逊学堂
旧时的香山县东岸乡，如今是珠海唐家湾镇的东岸村，毗邻海畔，不过已不复渔村旧观。
当年的香山，包括如今的中山市、珠海市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地处珠江出海口，来往商船极多，中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此地农村也因此而开明，近代史上如孙中山、郑观应和容闳等名人，都出自香山，中国现代百货业的先驱——上海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与大新）也都由香山人创办。
翻阅旧时笔记，我常感慨沿海地区多先驱。他们人人胆大，幼年便敢言能言，年少出洋之举更是屡见不鲜。这“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想来与见识较广有关，黄宽亦是一例。
这个幼年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的少年，聪颖好学，却一度因贫困而辍学。1840年，11岁的他前往澳门，进入免费的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学习。
马礼逊学堂是西方人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学校，为纪念去世的马礼逊而建。马礼逊是从西方来到中国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他出身雇农家庭，年轻时便有前往中国传教的心愿，并自学中文。鉴于清政府闭关锁国，他选择学习医学，以此作为进入中国的途径。他在中国居住了25年，编辑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汉英字典——《华英字典》，他也是将《圣经》译成中文的第一人，还在澳门开办了第一家中西医合作的诊所。
1818年，他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这是近代传教士开办的第一所中文学校，为中国培养教牧人才，只是校址不在中国本土。1825年，该校开始招收女生。1843年，该校迁至香港，开办至今。2003年，该校迁入香港深水埗区的千禧校舍，所在街道亦命名为英华街。这所学校出过不少知名校友，如曾在歌坛如日中天的许冠杰，曾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等。
1834年8月1日，马礼逊因病猝然离世。他去世后不久，其生前好友便计划创办马礼逊教育会，并着手开办学堂，最初是附设于郭士立夫人所属女校，1839年11月独立成校。学堂对贫困学生免收学费，还提供食宿、衣服与图书。黄宽得知后，立刻央求乡亲带他前往入学。
在我所查到的史料中，有一个细节出现了严重分歧：黄宽究竟是第几批入学的学生？有文献引马礼逊教育会的记载，指1840年入学的黄宽是学堂招收的第二批学生之一。另一种说法则指他位列学校第一批所招的6名学生中，而且6人名字均可考，除黄宽外，还有容闳、黄胜、李刚、周文和唐杰。据说，其中一人本是乞丐。我还读过一些资料，称黄宽入学时间为1841年，此说法可确定为谬误。
日后被称作“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可算是马礼逊学堂的“熟人”。早在1835年，时年7岁的他便已进入附设于女校的马礼逊学堂学习，并成为学堂独立成校后的首批学生之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唐杰即唐廷枢，香山县唐家村（今珠海唐家湾镇）人，后来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也曾主持开平煤矿。
如此看来，马礼逊学堂的这批学生，成才率委实惊人。
独自赴英
1841年（也有1842年一说），马礼逊学堂迁往香港，黄宽等人也随之赴港读书。他们在这所学堂里读了6年，如果世事就这样波澜不惊，也许黄宽会成为一个神职人员，在广东的某个县市扎根传教。但有一天，校长布朗走进教室，说因夫人体弱多病，他们打算回美国疗养，愿携几名学生赴美接受教育，有意者请起立。容闳在《西学东渐记》里写道：“当勃先生（即布朗）布告游美方针，予首先起立，次黄胜，次黄宽。”
那时的中国，信息闭塞，民众愚昧，说起洋人，常有各种荒唐无稽的流言，说起外国，常以为那是吃人魔窟。即使广东开风气之先，即使黄宽在洋学堂里读了几年书，对这个世界有些了解，这一站也需要莫大的勇气。之后的他，将远渡重洋，将面对一个完全陌生与未知的世界。
那年，黄宽18岁，等待他的是一段近百日的航行。1847年1月4日，布朗夫妇带着容闳、黄宽和黄胜三人从香港出发，乘坐美国商人阿立芬特兄弟公司的“亨特利思号”轮船，于同年4月12日抵达纽约。
在我所能见到的所有文献资料中，都没有对他们初登上美利坚大地时的情境描写。那一刻，三个中国少年不知有没有回想起当初在马礼逊学堂时曾做过的一道作文题？
那也是布朗出的题目：《意想之纽约游》。他让学生们用自己的想象去赞美纽约，其实，他知道，对于那几个穷苦家庭出身的孩子来说，他们赞美的不是纽约，而是梦中的天堂。
黄宽等三人的留学费用，由布朗的多位朋友资助，包括香港报纸The China Mail的创办人、主笔肖德鲁特，美国商人李启，苏格兰人康白尔等。他们赴美的船费亦被“亨特利思号”轮船所属的阿立芬特兄弟公司免去。更值得一提的是，三人的家庭还得到了一笔安家费。
历史中总有一些细节让我感慨不已，这三笔安家费便是其一。在马礼逊学堂读书的孩子都是穷苦人家出身，黄宽便早已辍学。钟叔河的《容闳与〈西学东渐记〉》中写道：“即使在澳门这样的地方，比较有身家的人也是不愿意把子弟送到‘西塾’读书的，因为读这样的书不能考秀才、举人，不能仕宦显达。但是，外国人有钱，办洋务可以赚钱，这就对某些家庭有些吸引力。”而对于黄宽乃至容闳来说，他们连“办洋务”这样的愿景都不敢想，只是想读书，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哪怕只是学一口洋话，在洋人家里做一个仆人，亦算一条出路。据史料记载，黄宽那年迈的祖母并没有过多阻碍黄宽的出洋。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家庭来说，出洋意味着一个孩子的出路，安家费意味着一个老人的生存。
那时的美国还没有高中，只有预科学校，黄宽等三人就读的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便是预科学校中最著名的一所。按照最初协议，他们只有2年留学时间，所以起初并没有考大学的想法，只是想利用这2年时间多学些知识。
比学校里的知识更有意义的是他们身处的那个时代。年轻的心遇上了年轻的美国，黄宽学到了锐意进取，养成了务实风格。而且，校长海门出身耶鲁大学，在教育上颇有心得，崇尚独立自由，反对学生做“会走路的百科全书”或“有灵性的鹦鹉”，更强调“优美的品格”。
想来，容闳与黄宽的报国梦与责任感，都是在那时被激发的吧？如果我们抛开那些所谓的“宏大叙事”和“为尊者讳”，就会清楚看到：这两个为了日后生计而远赴重洋的孩子，起初不可能怀有什么宏大志愿，那不合常理，只剩虚假。唯有新的环境、新的价值观的冲击，才能激发潜藏于他们内心的某种情怀与责任感。
他们面对的困难并不仅仅是陌生的环境和语言，还有生活与气候。布朗夫妇及布朗的母亲是他们最大的后盾，他们刚开始时住在布朗家中，后因房子逼仄而租房居住，但仍在布朗家吃饭，其他生活开销则仍需三人努力打工赚取。而对于这三个此前从未离开过广东香山的少年来说，马萨诸塞州的气候更是可怕。香山夏长冬短，酷热天气极多；汤马萨诸塞州却相反，冬天酷寒，积雪往往深达数尺。年纪最长的黄胜于次年便染病，被迫弃学返回香港。
被迫弃学的黄胜日后也有所成就，后来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并成为香港立法局历史上第二位华人议员（详见后文）。有趣的是，曾有学者认为同姓的黄宽和黄胜是兄弟二人，实则大谬。陈汉才在《容闳评传》中考证，黄胜是珠海南县人，与黄宽的家乡珠海唐家湾颇有距离。
1849年，黄宽与容闳顺利毕业。回国还是继续深造？布朗又一次站到他们面前，问他们是否愿意继续留学读书。已经放眼看到世界的二人当然回答愿意，布朗便致函向香港教会的那几位资助人求助。资助人表示，若二人肯去英国爱丁堡大学读书，便可获得资助，前提是毕业后要为教会服务。
容闳不愿为教会工作，选择留在美国另寻出路。黄宽则选择答应，并签下毕业后愿从事传教的志愿书。1850年，他只身上路，前往英国。
告别母语的7年
赴英的黄宽，考入了极具盛名的爱丁堡大学医学院。
据载，黄宽性格内向，心思缜密，动手能力强，喜欢自然学科，这样的性格自是适合学医。加之他吃过苦，又得孟松学校的价值观熏染，也有济世救人的动力。
但内向性格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岩井俊二有一部让我印象极深的电影，名为《四月物语》，讲述一个性格内向的女孩子初入大学，在陌生环境中所遇到的的种种。13岁那年，我也曾有过一段独自进入陌生环境的经历，住校、语言不通……种种不便接踵而来。黄宽面对的也是这样的窘境，而且艰难万倍。
因为，那是一个20岁的中国青年独自走入英国北部古城；因为，那是一个信息闭塞、外国人看中国人同样感到“稀奇古怪”的时代；因为，他身边没有了容闳这样的伙伴，甚至再也找不到一个中国人，以致7年不吐乡音，回国后居然要重新学习汉语口语……
初到英国的黄宽，当然是记得乡音的。前两年看过一篇报道，提及一桩趣事，当时，有就读于爱丁堡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校内见到了关于黄宽的牌匾，上面所书的名字是“Huang Kuang”，但去图书馆查找关于黄宽的校史资料时却一无所获。后来才知道，黄宽的名字在当年被拼为“Wong Fun”，家乡所在地则拼为“Heong San”（即香山）——他说的是粤语，所以译音也来自粤语。
在关于黄宽的资料中，我曾读到这样一句话，“来到一个开放的社会，却走进了一个封闭的环境”，深感触动。对于一个青年来说，这样的经历自然会对人生产生莫大的影响。开放激起了他的求知欲望，封闭却让他将心锁起，他变得越发沉默寡言、内向孤僻。
爱丁堡的天气也极冷，加之环境的封闭引发的乡愁，这位首个旅欧的中国留学生，选择了埋头学习，苦读之余还要打工赚取生活费用。
翻阅史料时，我常会感慨岭南文化的超强适应性与包容力。彼时的海外劳工、留学生，来自南粤者众，辛勤实干之外，也有安之若素的适应性。至于包容力，且看敢为天下先的风气，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便可窥一斑。即使到了今天，实干、不空谈仍是广东人的特点。黄宽身上亦有着岭南文化的基因，无论身处何地，他的刻苦实干都是克艰的利器。1855年，他以第三名的成绩毕业，获医学学士学位。
近年来，媒体热衷晚清民国名人旧事，但想当然的错漏亦常见。比如某报报道，1855年8月4日，爱丁堡的一份报纸刊载爱丁堡大学毕业典礼的消息，消息里提到“54位绅士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他们来自世界上的每个角落，其中4位来自埃及，一位来自中国”。报道里还附有这54人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其中黄宽的论文题目是“关于胃的机能紊乱的研究”（On functional disorders of the stomach）。
我查过一些资料，确有此消息的存在，可翻译却出现谬误。1855年，黄宽只是获学士学位，而非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亦是学士论文题目而非博士论文。
同样涉及黄宽的报道还有至今仍存的《苏格兰人报》，报上列出了获学位者的名单，黄宽之名亦在其中。
时任爱丁堡大学校长的辛普森曾在毕业典礼的演讲上盛赞黄宽：“在你们中间，黄宽是最值得称赞的一个谦虚好学的学生。在学业竞争中他所获得的众多奖励与荣誉，让我们可以怀有这样的期许，这位中国留学欧洲第一人，一定会成为他的同胞中西方医学的最好代表。我坚信，在座的各位，包括教授和毕业生，对他今后的事业与幸福将怀着格外的兴趣……”
此后的黄宽，又一边在医院实习，一边继续深造，于1857年获博士学位。他拒绝了英国医院伸来的橄榄枝，踏上了归国之途。
敏感自尊伴其一生
有人曾说，上天给你一些，就会拿去一些。也有人说，性格里的任何特质都是一把双刃剑，有好处也有坏处。
黄宽的性格也是如此。幼时困苦、全靠自己努力把握住机会的他，用今天的话来说可算是典型的“凤凰男”。“凤凰男”总有坚韧好强的一面，但也因为奋斗过程中的种种艰难与障碍，有时会有极度敏感的一面。
从冰冷无触感、亦缺少细节的文字史料来看，黄宽是一个谦逊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否会有自卑的那一面，也不知道7年离群索居的英伦生活会给内向的他带来多少负面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同样敏感。
当然，敏感也未必是坏事，自尊心强的人往往敏感，只要这自尊不会演变为自卑或自大，就在人生的合理范围之内。比如他的第一次辞职，便因敏感自尊的性格，而在后人看来，这次辞职显然是个正确的选择。
那时，他按照当时与资助人签订的志愿书，在香港兼任传教士，但不久便因不满传道会中英籍传道士的歧视和排挤而辞职，并于次年至广州从医。
黄宽在广州的第一站是合信氏在金利埠创设的惠爱医馆，它同样是英国伦敦会所办的教会医院。
150多年后，惠爱医馆已旧迹难觅，但由其衍生的广州市精神病医院仍在运作。旧时的金利埠，曾经是西关的繁华商业街，后来因纪念“沙基惨案”，改名六二三路。黄宽曾对惠爱医馆大力改革，据载，1859年，该医馆有病床80张，住院病人430 人，门诊病人达26030人，他还亲授门徒4人。
但好景不长，他在香港所遇到的问题，在广州惠爱医馆同样遇到。还是英籍医生，还是英籍教徒，还是盲目自大的优越感，还是所谓“高等文明”对孱弱中国的轻视，这让黄宽无法忍受。因与管理层关系不睦，他选择在1860年辞职，开始自开诊所（为广州首家西医诊所），并协助博济医院工作。而在黄宽辞职后，惠爱医馆也停办，直到1898年2月，医院才重办，改名为“惠爱医癫院”，即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前身。
至于黄宽的婚姻，尽管后世鲜有记载，但也可看出一些蛛丝马迹。虽留洋多年，黄宽骨子里仍有传统道德的约束，崇尚简朴生活，烟酒不沾，也不爱交际。加之一心钻研医学，个人生活极为单调，外人看来多少有些枯燥。他的妻子则出身名门。岳父何福堂是香港早年极著名的传教士，子女也都受过良好教育。如四子何启也曾留学英国，是著名律师，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创始人，孙中山在西医书院读书时，便是他的学生。他还是著名社会活动家，曾策划两广独立，也曾策划兴中会的广州起义，发表大量政论文章。何福堂还有一位女婿，也是留学史和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外交家、法学家，辛亥革命时主持南北议和的伍廷芳。
这场婚姻以离婚告终，黄宽夫妇都未对外说明离婚原因。作为后人，我也无从揣测，更不能妄言，但双方的性格差异也许是离婚的其中一个因素吧。妻子的名门背景和生活方式与黄宽的苦行僧式生活和敏感自尊之间，也许难免会有些异样的碰撞。
离婚后的他，与姐姐同住，终身未再娶，并无子嗣。
他也曾步入官场，但因生性耿直，又不爱交际，与官场格格不入，未几便离开。1862年，以行医闻名、又有丰富海外经历的他被急于兴办洋务的李鸿章看中，延揽为医官，并任顾问。同年，淮军进抵上海，与太平天国军队交锋。李鸿章坐镇后方，黄宽作为李鸿章的私人医官，一不能上前线，二不能下民间，所学无用武之地，颇感无聊。他又反感官场应酬，加之多年来深受西方政治观的影响，与清廷官场形态难免有抵触，不到半年便辞职。
也有资料记载，作为一个基督教徒，黄宽对清廷围剿太平天国一事也有不满。据说他在香港时还与后来成为太平天国干王的洪仁玕有交往，二人都曾受过西式教育，都信仰基督教，也都渴望救国，颇有共鸣。但我们很难以此判断黄宽的视野与价值观，作为一个远离政治但又有救国之梦的医务工作者，他自然会有局限性，无法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自不免会将一腔热血与一片同情心所托非人。或者说，他只是一个医生。在关于容闳的史料中，也曾提到容闳曾面见洪仁玕，寻求救国之道。也许，对于那时的归国留学生来说，打着信上帝教旗号的太平天国，真的是一个看起来比清政府更优胜的选择。
黄宽辞职后，当时的苏松太道丁日昌极力挽留，但黄宽仍然拒绝，接着便返回广州行医。此后，各方势力都曾尝试延揽他，均遭拒绝。1863年，海关医务处成立，全国共聘医官17人，其中16人为外籍，担任广州海关医务处医官的黄宽则是唯一例外。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的海关大楼仅两层。1914年，英国建筑师戴维德·迪克设计了四层高的新海关大楼，至今仍存。距离它不远处，便是旧时的博济医院。
作品简介：
《先醒来的人——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叶克飞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
在留学热不断升温的几天，“海归”不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了。可今天的人们又有几个会知晓一百多年前近代中国第一批走出国门的留学生的留学生涯与归国之后的经历呢？
中国近代史是中国走出中世纪的历史，是自强与开放这两大主旋律合奏的历史。在有志之士不断寻找救国良方的过程中，“师夷”成了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在国内外形势的推动下，中国派出了第一批海外留学生，这些人将成为推动中国进步的强劲动力。容闳，黄宽，詹天佑……这些中国第一批海归精英，他们究竟是如何踏上留学旅程的，又是如何慷慨归来报效国家的，而他们，又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怎么样的印记？且听本书娓娓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