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马可·波罗（1254-1324）逝世700周年。意大利、中国、以及这位传奇的威尼斯人生前走过的许多地方，都将举办各式各样的纪念和文化交流活动。
有趣的是，尽管马可·波罗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马可·波罗游记》多年来却只有一个较为正统的汉译本，即冯承钧翻译的、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出版的《马可·波罗行记》。若以严谨的翻译标准来看，这个版本很难达到“信、达、雅”的境界：冯承钧根据当时文人的习惯，采用文言文概括各章节内容。更重要的是，冯所依据的版本是法国人沙海昂注释的近代法语本，而非后世公认的考订最为完备的版本，即穆阿德与伯希和合注的、出版于1938年的《马可·波罗世界寰宇记》（Marco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直到2011年，才有中国学者准备译注这本《马可·波罗世界寰宇记》，他就是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荣新江。荣新江的专业领域具体可分为三个相互交织的研究方向：隋唐史（尤其注重长安的城市社会史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现任会长）；以及中外关系史（国内最早对粟特人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正是在中外关系史领域的深耕，使荣新江对马可·波罗产生了浓厚兴趣。
自2011年起，荣新江以读书班的形式启动了《马可·波罗世界寰宇记》的译注工作。读书班成员包括他的博士后、博士生，以及其他研究中外关系史、蒙元史、伊朗学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这项工作持续至今，虽然汉译版《马可·波罗世界寰宇记》尚未问世，但已出版了多部相关专著，包括2016年的《马可·波罗扬州丝绸之路》，2019年的《马可·波罗与10-14世纪的丝绸之路》、2021-2022年的《马可·波罗研究论文选粹》（中文编）和（外文编）、等等。
3月底，记者在上海采访了荣新江教授，聊了与马可·波罗有关的那些最引人入胜、以及最扑朔迷离的话题。
荣新江在意大利
【对话】
澎湃新闻：荣教授，您是研究马可·波罗的专家。但是，您肯定也知道，有不少人怀疑这个人物的真实性。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荣新江：马可·波罗肯定是真实存在过的。他家的房子现在还在呢！他家族还有很多契约留了下来，现在在威尼斯的档案馆里。当时威尼斯的商业网络覆盖到了近东地区的小亚细亚，马可·波罗的家族是做生意的，从西到东开了许多店、也就是商业据点。马可·波罗的传奇旅行，至少在进入元代中国以前，就是这样一个点、一个点走的。
在学界，没有人怀疑马可·波罗这个人的真实性，但对于他是否来过中国存在争议。比如，英国的吴芳思（Frances Wood）在1995年出版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这本书。她认为马可·波罗可能只是根据波斯语的商贸手册和当地的一些东方传闻编写了游记。其实吴芳思这个观点也不新鲜，德国学者傅海波（Herbert Franke）在1973年就提出过。
另外，中国也有学者指出，如果马可·波罗真的在元朝担任过官职，那么中国的官府文献中应该会有相关记录，但至今尚未找到确凿证据。
澎湃新闻：那么，您认为这些质疑观点有说服力吗？
荣新江：学界的主流观点是，马可·波罗确实来过中国。杨志玖先生早在1941年，就从《永乐大典》中找到一条奏事，其中三位去“伊利汗国”的使者名字，与《马可·波罗游记》中的相关记载完全对应，这是马可·波罗确实在元朝初年来过中国的铁证。
另外，德国汉学家傅汉思（Hans Urich Vogel）在2012年也出过专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书中指出，马可·波罗对中国古代盐场生产流程的详细描述，以及他对元朝货币的详尽记载，在中世纪的其他文献中几乎找不到类似的描述。
澎湃新闻：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中国官府没有关于马可·波罗的文献记录，这是为什么呢？
荣新江：请注意，《马可·波罗游记》不是史书，那当中有很多夸张的、甚至幻想性的成分。它甚至不是马可·波罗本人写的，而是他被捕入狱后，跟他的狱友、一个骑士文学的作者讲故事，他那个狱友回头写出来的。
但是，这个故事的基本框架是没问题的，就是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到了伊朗，从伊朗进入中亚，然后经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到了元朝大都（今天的北京），见到了忽必烈，后来又到了中国东南的很多地方，最后从泉州出发、随三使者护送阔阔真公主出海到波斯成婚，之后回到故乡。
回到为什么中国官府没有他的记录这个问题。我个人认同蔡美彪先生的观点，即马可·波罗没有正式的官职，而是一个“斡脱商人”，“斡脱”这个词来源于蒙古语。“斡脱商人”是元朝一个特殊的人群，蒙古的大汗、诸王、公主们为斡脱商人提供种种特权，让他们可以拿着皇家的钱和令牌儿，到各地去做生意或经营高利贷，赚到的钱，大部分上交朝廷和诸王，但也有一小部分可以留给自己。今天的泉州就有元朝一位维吾尔族的斡脱商人的碑。
2016年，荣新江在伊朗考察
澎湃新闻：您的意思是，因为马可·波罗是斡脱商人、而不是正式的朝廷命官，因此他没有见载于官方史册。
荣新江：确实如此。并且，“斡脱商人”的身份不仅解释了马可·波罗为何未出现在史料中，还为我们理解他的生活背景提供了线索。如果他确实是忽必烈的斡脱商人，那么他即使不懂汉语，也能在中国长久地生活。实际上，马可·波罗很可能并不通晓汉语，因为他只需掌握蒙古语和波斯语就已足够。这也是为什么《马可·波罗游记》提及的中国城市与汉语地名并不吻合，但当我们尝试用蒙古语和波斯语的发音去解读，就能更容易地识别出那些地方。
澎湃新闻：可以举个例子吗？
荣新江：比如，在《马可·波罗行纪》中提及的Cotan这个地方。它位于今天的塔里木盆地西南地区，在传统的汉文史料中，这个地方多数被写作“于阗”，而在《元史》中则被称为“斡端”（Odon）。然而，在穆斯林史料中，这个地方的写法却是“忽炭”（Hotan）。马可·波罗所提及的Cotan显然与“Hotan”更为接近，而与“于阗”相差甚远。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马可·波罗这本游记的描述，最主要的价值是什么？
荣新江：那就要回到他的身份来说，他是一个商人。中国历史上那些去过很多地方、回头留下游记的人，往往是两类：一类是宗教人士，比如唐代高僧义净、玄奘，另一类是外交官，比如汉代的张骞、明代的郑和。商人的笔记基本没有，而《马可·波罗游记》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细读这本书，你会发现他每到一个地方，观察都特别细，而且特别关注当地的物产和商品，还经常会评论说某个东西如果卖到哪个地方会非常赚钱。正是这种生意人的视角，给我们留下了完全不同于官府文件的、关于古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珍贵记录。
澎湃新闻：那《马可·波罗游记》和伊本·白图泰的游记相比呢？这两个人都是那段时期欧亚大陆上伟大的旅行者，生活时代和游历地点还有所重合。
荣新江：我觉得还是马可·波罗的观察更细一点。伊本·白图泰基本上是到一个地方，走马观花地转一下就走了。另外，伊本·白图泰还借鉴了当时阿拉伯帝国官府驿站的手册。而马可·波罗没有这样的系统资料可供借鉴，而完全依赖自己的亲身观察和体验，因此他的描述更为独特且深入，说的东西是别人说不出来的。
2018年，荣新江考察马可波罗故居
澎湃新闻：最后，我想代表广大对马可·波罗感兴趣的中国读者，询问一下《马可·波罗世界寰宇记》汉译本的进展情况。你们从2011年就开始着手翻译，为什么我们到现在都没有读到呢？
荣新江：因为我们做的不止是翻译，而是注解，非常详细的注解。等到书出版的时候，译文部分可能只有两大本，而注解部分可能有六七本。
比如，刚刚提到的Cotan，我们就要做详细的注解，关于这个地名在不同地区文献中的不同写法，该地区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马可·波罗在描述Cotan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提到玉石。再举个例子。马可·波罗提到蒙古人有一种“纳石矢”（波斯语），即一种用金线来缝制的衣服，贵族穿着这种衣服，整个人金光闪闪。但是，“纳石矢”有好几种，马可·波罗看到的是哪一种？这些都要我们结合文史和考古资料去查证。
你可以想象，这是一项非常耗时且艰巨的工作。但我觉得我们必须努力去做，以此推动国内对马可·波罗及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