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许多人存有一个深刻的误解：艺术是一种用来表现真善美的东西，如果背离了这些要素，就不是好的艺术。于是，这些人愤懑地发现，现当代的艺术越来越不像样，越来越乖张，越来越粗糙。
他们会说：现在的画家不好好画，都是在胡闹，在诈骗——真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画家是为了谁而创作，为了什么而创作。
当然，这是一个无比宏大的议题，我们不可能在一期节目中将它说透，但是我们要提醒每一个人：艺术就是一种语言，它讲述成什么样子，取决于讲述者想要说给谁听，而不是谁能听到。
提起一幅优秀的西方绘画作品，你会想到什么？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捕捉了人类最细微的表情，伦勃朗的《夜巡》像舞台布景一样充满了戏剧感，安格尔的《德布罗意公主》静谧典雅，处处流露出理性的审慎，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领导人民》恣肆奔放，张扬着革命的浪漫精神。布格罗的《波浪》，画面工整结构细腻，却能恰如其分地展现出人物生动的情绪。西米尔拉德斯基的《尼禄之火》叙事强烈、对比鲜明，施瓦贝的《浪潮》寓意隐晦，魅力独特。
安格尔 《德布罗意公主》
这些摄人心魄的艺术杰作全都出自20世纪以前，而那之后，就是许多人眼中的艺术灾难了——他们发现从19世纪末开始，一些新崛起的流派就不再好好画画。始作俑者莫奈开创了轮廓模糊的印象主义，梵高更加过份，连颜料都懒得调匀——但好歹他们画的也还是个东西。
后来的表现主义越发江河日下，那副《呐喊》分明是个鬼，马尔克那幅《林中小鹿》就是打碎了镜子。20世纪的毕加索，从《三个音乐家》到《格尔尼卡》到《哭泣的女人》，不知道画了些什么东西，30年代之后那些《百老汇音乐剧》、《作品11号》、《大门》，画得根本就不是个东西——更令他们愤懑的是，21世纪的现代和后现代画家还不肯好好画画，尽出些哗众取宠的幺蛾子。
马尔克 《林中小鹿》
这些人的看法并不全是无稽之谈，现当代的画家们的确是故意不肯画得惟妙惟肖。莫奈18岁的《鲁埃莱的风景》，还悉心描绘每一片树叶，但他51岁功成名就的时候，整棵树就成了一团。毕加索在1936年前后曾给一部《自然史》画过写实的动物插图，但在1938年的《小公鸡》上，就只有一个儿童涂鸦般的小怪物。
然而即便“画家们故意画得不像”是个事实，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好好画”。要排除那种广泛而深刻的误解——我们就要知道绘画作为艺术，是为了什么。
西方绘画源于近东，埃及和亚述的浮雕壁画尽管精美细腻，却是教条的载体，千篇一律。这些近东艺术后来传到了爱琴海，成为工匠们吸引顾客的噱头，从彩陶和壁画开始，绘画在西方逐渐成为骄奢淫逸的装饰手法，一直延续到古典时代结束。
这种作风在文艺复兴时代重新建立起来，杰出的艺术家蒙受达官显贵的豢养，按照他们的意愿装饰宫室庙宇，最重要的就是“画得像”：他们先钻研了色彩和细节，接着掌握了透视和解剖，然后就熟悉了光影布置和戏剧化的场面。
艺术家的地位也有了稍许变化，他们越来越脱离某个具体的赞助人，开始更广泛地公开出售作品，凭借商业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到此为止，绘画都不外乎两人之间的买卖，人们以为艺术天经地义就应该表现“真善美”，但那都是客户的需求，并不是艺术家的决断。
或者说，在西方文明的漫长历史中，决定画面内容和形式的从来都是买家，而不是画家，也正因如此，20世纪之前的那些作品才让你如此地称心如意。
但在19世纪末，绘画的市场完全变了一个样子，画家们的功力已经逼近极限，水平差异越来越小；另一方面，照相术引发了一轮新潮狂热，挤占了一大批肖像画的份额，画家们必须面对这个全新的冲击。
印象主义的意义就在于它率先画出了黑白胶片不能表现的东西，那些丰富的色彩和运动，甚至还有时空的变化。画家们面对的不再是“画某个东西”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如何表达出“无法表达的东西”——这打开了一种全新的局面。
与此同时，自文艺复兴以来，人对自身的审视和重视也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达到了顶峰，原本寄寓于宗教和神话中的恢宏场面的审美趣味已经变得世俗，崇尚奔放的个人情感在19世纪之后兴盛起来，无论作者还是受众都身处一个新的浪潮中，开始将艺术看作对观念的探索，而不再是对事件的描绘。
神秘、运动、时空、形式、梦境、哲学……画家在这些新的领域里努力钻营，将作品出售给那些最能欣赏这些突破的主顾，也利用这种投合获得了更加丰厚的收入。
所以，画家生活在一个具体的时代，他们要用作品回应那个时代最现实的问题，富有的主顾决定了怎样的作品能维持画家的生计，优秀的画家则宣示了怎样的品味才有资格做一个名流，这种反馈恐怕永远都不会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