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为“重建”？
所谓“重建”，指的是19世纪后期美国内战（1861-1865）之后美国人再创国家、重建宪法、更新民族的一次非凡的但同时又充满争议的努力。如果说美国内战的发生证明了美国人“第一次建国”的失败，“重建”（1863-1877）则开启了美国人“第二次建国”的历程。较之第一次建国，重建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在经历了四年的血腥内战、南北共付出62万人（一说是75万人）生命的代价之后，如何修复战争创伤，如何化解区域敌意，如何在奴隶制的废墟上建立新的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是，如何将南部400万从内战中获得解放的黑人奴隶转化成为享有平等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的公民，这些成为重建时期美国人面临的巨大挑战。更为困难的是，重建没有先例可循，整个过程反而深受第一次建国的遗产——内战前的宪政成规、经济格局和社会传统（包括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羁绊与限制，并且是在一个国家体制极度脆弱、价值观极度对立、政治冲突频繁诉诸暴力的背景下进行的。在战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不同群体的美国人——同时包括了怀抱理想主义的北部改革者，新近获得解放并期望全面得享自由和平等的自由民，力图阻止过度改革的现实主义政客，丧失了奴隶财产的前奴隶主，战败但拒绝认错的前南部邦联死忠分子，长期处于政治劣势的南部白人自耕农，力图将资本主义推向南部并从中获利的北部经济投机分子等——构成了一支比第一次建国时更为多元和复杂的演员队伍，在重建这场历史大戏中围绕重建的目标、策略和期望的结果，在不同层面展开了激烈、有时候甚至是血腥的谈判与博弈。重建的过程也因此变得十分复杂，跌宕起伏，充满了意料之外的转折，先后经历了“总统重建”、“国会重建”（也称“激进重建”）、南部重建（也称“黑人重建”）和“救赎时代”等阶段。
1875年左右，密歇根州苏必利尔湖铜矿中，一名男子站在矿车上。
尽管短暂，重建却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个意义深远、影响至深的改革时代，它取得的成果为美国在20世纪的发展与崛起奠定了政治与经济基础。重建期间建立和生效的第十三、十四和十五条修正案重新定义了美国的国家目的和政府功能，将拥有自由、成为公民、享有同等权利宣示为所有本土出生美国人的宪法权利：获得投票权的男性黑人公民在激进重建阶段参与了创建南部州政府的工作，第一代黑人政治家得以产生，当选为国会和州议会议员，被任命为地方官员，使美国成为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跨种族民主政治的国家。在经济方面，前种植园主阶级在南部的经济垄断被打破，自由劳动经济体制得以建立，与北部的资本力量一起，改变了南部单一和封闭的经济形态。重建期间建立的黑人社区成为新的非裔美国人文化建构的基础，公立教育体制（包括重建时代建立的黑人大学）则成为培养非裔美国人知识和政治精英的摇篮。
然而，重建的改革既不是彻底的，也并未能够坚持下去。经济重建止步于对劳动力使用方式的改变。绝大多数自由民没有获得土地，只是成为了可以控制自己劳动时间的“自由劳动者”，经济上仍然依附于内战后出现的新地产阶级和商人阶级。激进重建引发了南部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强烈反抗，围绕州一级政治领导权的竞争最终演变成了频繁的暴力冲突，导致黑白合作的基层共和党组织的崩溃。而由北部共和党人主导的联邦政府则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撤退，给了南部白人至上主义者全面夺回州政权的机会。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保守性的判决，压制和扼杀了重建宪法修正案所蕴含的革命性内容，以隐性和公开的方式支持了南部州政府剥夺黑人选举权、建立种族隔离法的做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出生在内战后自由时代的南部黑人发现自己并没有享受到父辈曾经争取过的权利，而是处在二等公民的位置。直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的巨大压力下，联邦政府才重新启用重建宪法修正案，进行“第二次重建”，激进重建的政治目标才得以部分实现。
因此，重建成为了一个复杂的故事，它留下的遗产如同重建本身一样也充满了争议性。重建一代人曾经面临的问题——政治民主、经济正义、公民权利的内容与界定、联邦与州政府的权力划分、个人权利与群体权利的冲突、种族关系的政治性等——也成为延续至今的美国问题，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美国的立法和现实政治。借用方纳教授的话来说，解决这些问题仍然是21世纪美国人面临的挑战。
二、方纳的重建史书写
1975年，方纳接到了重建史的写作邀请。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深入南部各州的档案馆，从基础研究做起，获得了重建时期黑人政治的大量一手史料，其中多数不曾为历史学家使用过。与此同时，他对不同学派的重建史学史成果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阅读，结合新发现的史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中提炼有益的启示。他对杜波伊斯在《黑人的重建》中提出的观点——重建是一场将前奴隶转化为公民的现代化运动——尤为重视，不仅利用新发现的史料对之进行确认，而且将之扩展和改造，形成新的重建史观的一部分。方纳还利用到英国访学的机会，汲取国际学界的研究成果，关注加勒比海英属殖民地的奴隶解放进程及其结果，并将之与美国重建进行比较，使他的重建研究拥有了一个国际比较的维度。
埃里克·方纳
档案研究和对既有成果的全面梳理帮助方纳找到了将新社会史、激进主义传统、非裔美国人史和联邦国家宪政转型结合起来的书写框架，并形成了自己的重建史观。最终写成的《重建》共12章，长达690页。从结构上来看，较之传统的重建史，方纳在纵横两个方面扩展了重建史叙事，他将重建的起点定为1863年林肯签署《解放奴隶宣言》的时候，不再将重建视为一场局限在南部的改革，而是将其定义为一场影响全国的、意义深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其核心内容是决定如何将前奴隶“变成自由的劳动者和平等的公民”。在这个新的解释框架下，方纳创造了一种新的重建史叙事，将南部黑人带入到重建舞台的中央，讨论他们如何有效地参与重建政治议程的设置和实施，如何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争取经济自立和政治平等，又如何不遗余力地创造自己的社区与文化。方纳还使用大量篇幅描述共和党内各个派别之间、国会与总统之间、联邦与州政府之间围绕黑人地位与权利的界定展开的博弈，以丰富和生动的细节展示了黑白改革者在南部创建新的种族政治的过程，揭示了内战后白人群体内部围绕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分配而发生的阶级冲突。在分析重建为何失败时，方纳列举了多种原因，包括共和党内的分崩离析、联邦政府的退却、现代执法官僚机制的缺乏、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厚、经济重建的有限以及南部白人社会施行的暴力活动和政治恐怖主义等，但他强调，重建的重要性并不是它的失败，而是它为什么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产生并坚持数年。换言之，重建为20世纪美国宪政的改革、政府职能的转换、黑白改革者之间的合作开创了先例，应该成为重建留给后来美国改革运动可以利用的政治遗产。
《重建》不仅展现了方纳驾驭和组织多元史料的非凡能力，而且也树立了一种同时将综述性写作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和将宏大政治史叙事与精湛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写作典范。这可能是方纳在方法论上最具有原创性的贡献。
三、《重建》出版后的影响
1988年《重建》出版后，立刻引起轰动，学界好评如潮。来自修正学派和后修正学派的同行都写作了长篇书评，赞扬《重建》对学界和更大知识界做出的独到贡献。佐治亚大学的麦克菲利（William S. McFeely）认为方纳将重建开启的时间推前到1863年奴隶获得解放的时刻极为重要，等于重新界定了重建的历史意义，而《重建》本身也因为博大精深、研究扎实、写作中肯而成为过去四十年出版的最重要的重建通史。伊利诺伊大学的珀曼（Michael Perman）对此深表赞同，称方纳凭借《重建》当之无愧地成为重建史的领衔学者。在他看来，方纳的最大贡献是对过去几十年原本杂乱无序、相互矛盾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融会贯通式的梳理和整合，结合自己的新研究，以令人信服的书写方式彻底葬送了传统学派对重建的解释。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本尼迪克特（Michael Les Benedict）并不完全接受方纳的结论，但他认为《重建》写作精湛，评价中肯，见解深刻，兼具“气势磅礴的视野”和“细致入微的细节”展示，堪称重建史研究中“一种极为壮观的成就”。重建史研究的元老级人物、哈佛大学的唐纳德教授（当年曾接受但后来又退出撰写重建史的任务）虽然批评方纳对重建时代南部白人史着墨不够，但他毫不吝啬地称《重建》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写作”，对复杂的重建时代做了“技艺精湛的研究与写作”，为“新美国国家史丛书”增添了一部“极其精彩的”著作。唐纳德还将《重建》与邓宁的重建史做了比较，称前者的行文优雅、叙述生动，读起来犹如“一部情节复杂且精心策划的小说”，而后者则如同“一份律师文摘”。重建出版之后，一年之内斩获了多项学术大奖，包括班克罗夫特最佳美国史著作奖、帕克曼奖、洛杉矶时报历史著作奖、特里林奖以及奥斯利奖。早期的书评者中曾有人迫不及待地预测该书将成为一部学术“经典”，这些随之而来的专业奖项证实了这一预言。
《重建》的真正影响力在于它改变了重建时代在美国史研究中的地位，使其成为与美国革命、制宪、内战、二战和民权运动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转型时代。《重建》也为内战史、重建史、非裔美国人史和19世纪美国史的研究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推动了美国政治史研究的基层转向，敦促历史学家将眼光放在基层黑人群体之上，观察他们如何在变革时代领悟和习得政治意识，又如何运用政治体制去争取和捍卫权利，并在这个过程创造新的政治。
《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美]埃里克·方纳著，王希译，商务印书馆4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