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中藻诗狱:乾隆帝如何在平常诗文中读出“深意”?

清高宗乾隆帝对权力的想象十分独特,巧妙借用诗狱的办法,塑造权力象征,胡中藻的诗文便成为了这一象征中的集中表达者。胡氏诗文实属平常的吟讽之语,不过是些与亲朋故旧之间的文期酒会之作,却被乾隆帝细读出“深意”来。

对诗题的解读

胡中藻,字翰千,号坚磨生,江西新建人,曾任翰林学士,陕西、广西两省学政,本是一个普通的士子。

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清高宗下了一道密诏,要求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期所出试题、与人倡和的诗文以及一切恶迹彻查后上奏,并一再叮嘱其慎重、保密。卫哲治不敢怠慢,两日后,即严密调查了胡氏在广西的踪迹,并十分庄重地陈奏乾隆帝,其中指出“凡考试于扃门后复查号卷极其繁琐,至为人办事刚愎自用”,“诗文摭拾子书中怪僻之语以自炫其新奇,并不归于清醇雅正”,并且将胡氏在广西学政任上所出之试题、倡和之作、刊刻诗文一并呈上。

乾隆帝


三月,乾隆帝再度下谕,要求陕甘总督臣刘统勋亲往鄂昌抚署,将其与胡中藻的往来应酬诗文、书信严加搜查,另外,鄂昌与他人往来字迹中涉及讥刺、嘱托的内容也一并查封,送达京师。与此同时,乾隆帝又下令军机大臣,指出“胡中藻所著《坚磨生诗钞》悖逆讥讪之语甚多”,而张泰开提督学政时为其作序编次刊刻,虽在内廷行走,见到胡氏的悖逆之作不知痛心疾首,反而为之刊刻传播,“实乃丧心之尤”,要求在京总理王大臣会同阿里袞严加讯究。嗣后,乾隆帝下旨严厉指责胡中藻:

我朝抚有方夏,于今百有余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渐洽区宇,薄海内外,共享升平。凡为臣子,自乃祖乃父以来,食毛践土,宜共胥识尊亲大义,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如胡中藻者,实非人类中所应有。其所刻诗,题曰《坚磨生诗钞》,坚磨出自鲁论,孔子所称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从前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等诗文日记,谤讪诪张,大逆不道。蒙我皇考申明大义,严加惩创,以正伦纪而维世道。数十年来,意谓中外臣民,咸知儆惕,而不意尚有此等鸱张狺吠之胡中藻。

乾隆帝对清朝定鼎以来的光荣而厚重的历史进行了详细追述,文辞雅丽,慷慨激昂,斥责胡氏虽得清廷荣宠,然“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他对胡中藻诗集的题目《坚磨生诗钞》进行了细密解读。“坚磨”二字本出自《论语》“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大义是,晋国赵简子的家臣佛肸准备叛乱,召孔子加入其中,孔子则以磨、涅自喻,以示自己不会与佛肸同流合污。然乾隆帝却将之理解成了胡中藻以“坚磨”为号乃是有反叛之心,并与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诸人的情形对比。乾隆帝对胡中藻诗集题目的理解与《论语》中的原义南辕北辙,实在是张冠李戴。

对诗文的解读

紧接着,乾隆帝又正式解读胡中藻的诗文,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讥刺本朝,私议国政。乾隆帝指出:

如其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国之久,莫如汉唐宋明,皆一再传而多故。本朝定鼎以来,承平熙皞,盖远过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至《谒罗池庙》诗,则曰“天匪开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蛮满洲”。俗称汉人曰蛮子,汉人亦俗称满洲曰鞑子,此不过如乡籍而言,即孟子所谓东夷西夷是也。如以称蛮为斯文之辱,则汉人之称满洲曰鞑子者,亦将有罪乎?再观其“与一世争在丑夷”之句,盖可见矣。

乾隆帝认为,胡中藻诗集中“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是否定本朝的旷古功业,与当下承平之世的局面极不相符,而“一把心肠论浊清”“天匪开清泰”皆是非议清朝。“斯文欲被蛮满洲”“与一世争在丑夷”则是挑动夷夏问题,质疑清人的身份。这几句是诗文中再平常不过的句子,却被他抓住了机会。乾隆帝接着指出,《语溪照景石》诗中用“周时穆天子,车马走不停”“武皇为失倾城色”两句与所咏之物并无关联,只不过是借周穆王、武皇来讪谤本朝而已,至于“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则是在讥刺乾隆帝不开门听政,“白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三才生后生”皆带有指斥之意。他还认为“一川水已快南巡”“周王淠彼因时迈”是暗自用昭王南征之事来指责自己,而“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一句则是私议蠲免之事。就胡诗本身而言,不过是用了一些常见的历史典故而已,即便是心有怨怼,也不至于如乾隆帝解读的那样。

二是,诗语险僻,心术叵测。乾隆帝指出:

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于命督学政时,曾训以论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见其诗中,即有“下眼训平夷”之句。下眼并无典据,盖以为垂照之义亦可,以为识力卑下亦可,巧用双关云耳。至其所出试题内,《孝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若谓出题欲避熟,经书不乏闲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意何所指?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

乾隆帝认为,胡中藻作为学政,应该以论文取士,当崇尚平正之风,而诗“下眼训平夷”一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其所出的试题中“乾三爻不象龙”,乾卦六爻本取象于龙,是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而乾隆乃年号,龙与隆同音,有诋毁之意,至于“鸟兽不可与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则完全是悖逆之语。如果说“下眼训平夷”是过于平庸的句子,那么以“龙”与“隆”做文章实在是过于夸张了,与“隆”音同字实在不胜枚举,难道皆是违逆?至于“鸟兽不可与同群”等语分别出自《论语》《孟子》《尚书》等经书之中,并未溢出试题的范围,亦无可指摘。

三是,依草附木,攀援门户。乾隆帝责难道胡中藻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一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他还痛批胡中藻、鄂尔泰阴结门户:

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文辞险怪,人所共知。而鄂尔泰独加赞赏,以致肆无忌惮,悖慢诪张。且于其侄鄂昌,叙门谊,论杯酒。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适以酿成恶习耳。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其诗中谗舌青蝇,据供实指张廷玉、张照二人。可见其门户之见,牢不可破。即张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尔泰、胡中藻辈为匪类也。

乾隆帝指出,正是鄂尔泰的赏识,才致使胡中藻肆无忌惮,同时与鄂昌交好,胡氏“依附师门,甘为鹰犬”,而诗中所涉及的人物还有张廷玉、张照,可知“其门户之见,牢不可破”。满臣鄂昌也正是与胡氏的此一关联而遭治罪,乾隆帝在谕旨中严厉斥责鄂昌,他指出,鄂昌虽身系满洲,世受国恩,见到胡中藻悖逆诗词,不但不知道愤恨,还与之来往唱和,实在是“丧心之尤”,其《塞上吟》词句粗鄙不堪,而且背谬之甚,称蒙古为“胡儿”,蒙古与满洲本属一体,如此称呼完全是“自加诋毁”,在鄂氏家里查出的塞尔赫《晓亭诗钞》内有作明泰妾杜贞姬的一首诗,此诗则实属颠倒黑白。

乾隆帝指出的三条罪证,前两条多是曲意附会,一味捕风捉影而已,而最后一条亦是值得商量的,胡中藻为鄂尔泰座下,与鄂昌交好,这是科举时代无法避免的情况,一旦开科取士,门生、座主的联结就已经形成了。

此案最后的处理是,胡中藻被立斩,鄂尔泰则被撤出贤良祠,鄂昌则被削职,最后赐死。此外,刊刻胡氏诗集的张泰开遭降职,知情不报的李蕴芳被处死,与胡氏有文字通信的裘曰修遭革职。

胡中藻诗狱的发生,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震荡,时任吏部尚书的梁诗正感慨“总之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从不以文字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如此小心翼翼,生怕因文字招惹是非,可见,胡中藻案给当时的士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整饬风俗与恩威并施

乾隆帝还借胡中藻一案整饬江西士风,他在谕旨中明确要求:

江西一省风俗浇凌,妄诞好事,连年所犯如伪稿等重案不一而足,必应大加整顿以挽浇风,前将胡宝瑔特行调任者,实为整顿通省计,非止为查办胡中藻一人计也,胡中藻现已审明正法,其律应缘坐家属及一应干涉之人俱已有旨宽免,部文即日可到,但恐胡中藻正法之后或有党恶好事之徒妄为不平,造言诽谤,此等舞弄笔舌之事所关于世道人心甚大,不可不严密访拿,以示炯戒。

他严厉斥责江西“风俗浇凌,妄诞好事”,诸如孙嘉淦伪稿等重案连续发生,故要大加整顿,此前特意将胡宝瑔调往江西,不完全是因胡中藻事,也是为了处理后续事端,以防拿此事故意滋事者。

乾隆帝特意提及孙嘉淦伪奏稿案,此案发生在乾隆十六年(1751),时人伪托廷臣孙嘉淦伪造奏稿,大肆讪谤朝政,甚至捏造硃批,四处传抄,涉及十七个行省,引起乾隆帝的高度警觉。他下令深查此事,前后牵涉的案子多达八十余起,缉捕人数高达千人之众。伪奏稿中的内容极为刺激,其一是抨击乾隆帝南巡之事,其二是斥责乾隆帝冤杀贵州总督张广泗,并为其鸣冤,其三是遍劾重臣,指斥其失道。这封伪奏稿将乾隆帝与其臣僚几乎是“一网打尽”,使得乾隆帝毫无颜面,直至胡中藻案发,他亦对此事耿耿于怀。伪造奏稿之事实际与孙嘉淦无关,不过孙氏乃江西人,乾隆帝遂将此事与胡中藻案强制牵合。

在谕旨下达不久,大学士、九卿上奏,要求照查嗣庭逆案例停止江西乡会试,乾隆帝却表示:

江西风俗嚣凌固应整饬,大学士、九卿所奏亦惩戒恶习之意,但因胡中藻一人而阻通省士子上进之阶,朕心实有所不忍,所奏不必行,嗣后如再有此等悖逆之案,不但暂停数科,必当大示义正以挽颓风,该省士民其共知所儆。

也就是说,他关注的重点仍然是江西风俗的问题,不必因胡中藻一人而影响科举。乾隆帝的处置办法与雍正帝对查嗣庭案的处理是颇为相似的,雍正帝在查嗣庭案解决完毕以后,特意要求整顿浙江士风,并特意委派观风察俗使前往,同时,下令停止的浙江乡会试,只不过,乾隆帝并没有像雍正帝一样暂停科举。对于清帝的“法外开恩”,署理湖南巡抚杨锡绂特上陈奏,加以颂扬:

窃逆犯胡中藻狂悖性成,肆行讪谤,为覆载所难容、臣民所共愤,蒙我皇上如天之仁,免其寸磔,仅肆市曹,并免缘坐株连,恩施法外,凡稍有人心者无不感激圣主鸿恩,共敦人伦大义,惟是江西士习民风浮薄嚣凌已非一日,经大学士、九卿等奏请将江西一省乡会两试暂行停止,以示儆戒,实属罚所应行,乃复蒙皇上天恩,不忍因逆犯胡中藻一人而阻通省士子上进之阶,降旨所奏不必行,臣籍隶江西,身忝卿列,沐圣主矜恤全省之恩,感激难名,惟有率先子弟,诫语乡闾,期于痛改积习,仰副高厚深仁。

他将胡中藻批判一番后,笔锋一转,对乾隆帝表达极其感戴之语,清帝不因胡中藻案而停止科考之举,实在是“蒙皇上天恩”,而自己作为江西人,身在卿列,“沐圣主矜恤全省之恩,感激难名”,只有率先垂范,才能痛改积习,不负高厚深仁。而江西巡抚胡宝瑔也是对清帝极尽褒赞,他认为胡氏之案比查嗣庭、汪景祺更甚,按照老案的处理,胡氏一家几无可免,正是“蒙圣恩宽宥,于义正之中仍寓仁育”,对胡氏家属则格外开恩,决心“广宣圣德,谆谆化导,力为振刷”,以此收拾人心,扭转风俗。胡宝瑔不但将胡中藻案查的水落石出,还对胡氏家族的情况进行了陈奏,他指出,胡中藻及其父胡大祉、子论洙等祖孙父子恶贯满盈,“刻薄嚣张,地方侧目”,在回乡后,更是骄蹇横肆,贪得无厌,为乡里所不齿,他的亲戚宗族更甚,导致人人痛恨,他的母亲也是刻薄阴险,即便现在已逾八十,“悍戾狡黠,人所共指”,所以胡中藻被捉拿,是大快人心的,如此,则江西的士习民风会有大转变。乾隆帝胡中藻案发的因由归结于江西风俗浇凌,遂加以严肃整饬,同时,他采取恩威并用的手段,一面对胡氏处以大刑,一面又“法外开恩”,省释子弟,赡养其母,以表圣德。

从胡中藻诗狱的整个发生过程来看,乾隆帝实则是采用先入为主的办法进行处理的,他先是盯上了胡中藻,然后诏令海内官员罗织罪证,这些官员唯马首是瞻,努力凑齐证据锁链,实际是因人治罪。他对诗集题目、正文的解读大抵都是强制牵合、捕风捉影,而又将诗案的发生归咎于地方风俗浇薄上,同时恩威并施,在处死胡中藻的同时,又特意对其亲属格外开恩,如此顺水推舟,其政治手段已然是颇为娴熟的技艺了。

胡氏本是一寻常的士子,完全不必让乾隆帝如此费神,然需要指出的是,诗狱成为一种权力象征,清帝试图用此来彰显权力的独一无二性,舍我则无第二人可以用此种象征,这就是诗狱的耐人寻味之处。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在《迫害与写作的艺术》(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一书中指出,迫害无法阻止一个人的独立思考与独立思想的表达,因为一个人可以安然无恙地将自己知道的真理告知厚道、可靠的熟人,倘若他能够采取字里行间的写作方式,而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危险。在先入为主的文字治罪办法之下,任何一个自以为不会因表达带来危险的人都极有可能被网罗其中,无论表达多么高明,笔法多么精到,在“别出心裁”的解释者眼中都可能读出新的意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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