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乾隆帝对权力的想象十分独特，巧妙借用诗狱的办法，塑造权力象征，胡中藻的诗文便成为了这一象征中的集中表达者。胡氏诗文实属平常的吟讽之语，不过是些与亲朋故旧之间的文期酒会之作，却被乾隆帝细读出“深意”来。
对诗题的解读
胡中藻，字翰千，号坚磨生，江西新建人，曾任翰林学士，陕西、广西两省学政，本是一个普通的士子。
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清高宗下了一道密诏，要求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期所出试题、与人倡和的诗文以及一切恶迹彻查后上奏，并一再叮嘱其慎重、保密。卫哲治不敢怠慢，两日后，即严密调查了胡氏在广西的踪迹，并十分庄重地陈奏乾隆帝，其中指出“凡考试于扃门后复查号卷极其繁琐，至为人办事刚愎自用”，“诗文摭拾子书中怪僻之语以自炫其新奇，并不归于清醇雅正”，并且将胡氏在广西学政任上所出之试题、倡和之作、刊刻诗文一并呈上。
乾隆帝
三月，乾隆帝再度下谕，要求陕甘总督臣刘统勋亲往鄂昌抚署，将其与胡中藻的往来应酬诗文、书信严加搜查，另外，鄂昌与他人往来字迹中涉及讥刺、嘱托的内容也一并查封，送达京师。与此同时，乾隆帝又下令军机大臣，指出“胡中藻所著《坚磨生诗钞》悖逆讥讪之语甚多”，而张泰开提督学政时为其作序编次刊刻，虽在内廷行走，见到胡氏的悖逆之作不知痛心疾首，反而为之刊刻传播，“实乃丧心之尤”，要求在京总理王大臣会同阿里袞严加讯究。嗣后，乾隆帝下旨严厉指责胡中藻：
我朝抚有方夏，于今百有余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渐洽区宇，薄海内外，共享升平。凡为臣子，自乃祖乃父以来，食毛践土，宜共胥识尊亲大义，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如胡中藻者，实非人类中所应有。其所刻诗，题曰《坚磨生诗钞》，坚磨出自鲁论，孔子所称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从前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等诗文日记，谤讪诪张，大逆不道。蒙我皇考申明大义，严加惩创，以正伦纪而维世道。数十年来，意谓中外臣民，咸知儆惕，而不意尚有此等鸱张狺吠之胡中藻。
乾隆帝对清朝定鼎以来的光荣而厚重的历史进行了详细追述，文辞雅丽，慷慨激昂，斥责胡氏虽得清廷荣宠，然“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他对胡中藻诗集的题目《坚磨生诗钞》进行了细密解读。“坚磨”二字本出自《论语》“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大义是，晋国赵简子的家臣佛肸准备叛乱，召孔子加入其中，孔子则以磨、涅自喻，以示自己不会与佛肸同流合污。然乾隆帝却将之理解成了胡中藻以“坚磨”为号乃是有反叛之心，并与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诸人的情形对比。乾隆帝对胡中藻诗集题目的理解与《论语》中的原义南辕北辙，实在是张冠李戴。
对诗文的解读
紧接着，乾隆帝又正式解读胡中藻的诗文，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讥刺本朝，私议国政。乾隆帝指出：
如其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国之久，莫如汉唐宋明，皆一再传而多故。本朝定鼎以来，承平熙皞，盖远过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至《谒罗池庙》诗，则曰“天匪开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蛮满洲”。俗称汉人曰蛮子，汉人亦俗称满洲曰鞑子，此不过如乡籍而言，即孟子所谓东夷西夷是也。如以称蛮为斯文之辱，则汉人之称满洲曰鞑子者，亦将有罪乎？再观其“与一世争在丑夷”之句，盖可见矣。
乾隆帝认为，胡中藻诗集中“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是否定本朝的旷古功业，与当下承平之世的局面极不相符，而“一把心肠论浊清”“天匪开清泰”皆是非议清朝。“斯文欲被蛮满洲”“与一世争在丑夷”则是挑动夷夏问题，质疑清人的身份。这几句是诗文中再平常不过的句子，却被他抓住了机会。乾隆帝接着指出，《语溪照景石》诗中用“周时穆天子，车马走不停”“武皇为失倾城色”两句与所咏之物并无关联，只不过是借周穆王、武皇来讪谤本朝而已，至于“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则是在讥刺乾隆帝不开门听政，“白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三才生后生”皆带有指斥之意。他还认为“一川水已快南巡”“周王淠彼因时迈”是暗自用昭王南征之事来指责自己，而“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一句则是私议蠲免之事。就胡诗本身而言，不过是用了一些常见的历史典故而已，即便是心有怨怼，也不至于如乾隆帝解读的那样。
二是，诗语险僻，心术叵测。乾隆帝指出：
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于命督学政时，曾训以论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见其诗中，即有“下眼训平夷”之句。下眼并无典据，盖以为垂照之义亦可，以为识力卑下亦可，巧用双关云耳。至其所出试题内，《孝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若谓出题欲避熟，经书不乏闲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意何所指？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
乾隆帝认为，胡中藻作为学政，应该以论文取士，当崇尚平正之风，而诗“下眼训平夷”一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其所出的试题中“乾三爻不象龙”，乾卦六爻本取象于龙，是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而乾隆乃年号，龙与隆同音，有诋毁之意，至于“鸟兽不可与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则完全是悖逆之语。如果说“下眼训平夷”是过于平庸的句子，那么以“龙”与“隆”做文章实在是过于夸张了，与“隆”音同字实在不胜枚举，难道皆是违逆？至于“鸟兽不可与同群”等语分别出自《论语》《孟子》《尚书》等经书之中，并未溢出试题的范围，亦无可指摘。
三是，依草附木，攀援门户。乾隆帝责难道胡中藻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一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他还痛批胡中藻、鄂尔泰阴结门户：
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文辞险怪，人所共知。而鄂尔泰独加赞赏，以致肆无忌惮，悖慢诪张。且于其侄鄂昌，叙门谊，论杯酒。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适以酿成恶习耳。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其诗中谗舌青蝇，据供实指张廷玉、张照二人。可见其门户之见，牢不可破。即张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尔泰、胡中藻辈为匪类也。
乾隆帝指出，正是鄂尔泰的赏识，才致使胡中藻肆无忌惮，同时与鄂昌交好，胡氏“依附师门，甘为鹰犬”，而诗中所涉及的人物还有张廷玉、张照，可知“其门户之见，牢不可破”。满臣鄂昌也正是与胡氏的此一关联而遭治罪，乾隆帝在谕旨中严厉斥责鄂昌，他指出，鄂昌虽身系满洲，世受国恩，见到胡中藻悖逆诗词，不但不知道愤恨，还与之来往唱和，实在是“丧心之尤”，其《塞上吟》词句粗鄙不堪，而且背谬之甚，称蒙古为“胡儿”，蒙古与满洲本属一体，如此称呼完全是“自加诋毁”，在鄂氏家里查出的塞尔赫《晓亭诗钞》内有作明泰妾杜贞姬的一首诗，此诗则实属颠倒黑白。
乾隆帝指出的三条罪证，前两条多是曲意附会，一味捕风捉影而已，而最后一条亦是值得商量的，胡中藻为鄂尔泰座下，与鄂昌交好，这是科举时代无法避免的情况，一旦开科取士，门生、座主的联结就已经形成了。
此案最后的处理是，胡中藻被立斩，鄂尔泰则被撤出贤良祠，鄂昌则被削职，最后赐死。此外，刊刻胡氏诗集的张泰开遭降职，知情不报的李蕴芳被处死，与胡氏有文字通信的裘曰修遭革职。
胡中藻诗狱的发生，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震荡，时任吏部尚书的梁诗正感慨“总之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从不以文字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如此小心翼翼，生怕因文字招惹是非，可见，胡中藻案给当时的士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整饬风俗与恩威并施
乾隆帝还借胡中藻一案整饬江西士风，他在谕旨中明确要求：
江西一省风俗浇凌，妄诞好事，连年所犯如伪稿等重案不一而足，必应大加整顿以挽浇风，前将胡宝瑔特行调任者，实为整顿通省计，非止为查办胡中藻一人计也，胡中藻现已审明正法，其律应缘坐家属及一应干涉之人俱已有旨宽免，部文即日可到，但恐胡中藻正法之后或有党恶好事之徒妄为不平，造言诽谤，此等舞弄笔舌之事所关于世道人心甚大，不可不严密访拿，以示炯戒。
他严厉斥责江西“风俗浇凌，妄诞好事”，诸如孙嘉淦伪稿等重案连续发生，故要大加整顿，此前特意将胡宝瑔调往江西，不完全是因胡中藻事，也是为了处理后续事端，以防拿此事故意滋事者。
乾隆帝特意提及孙嘉淦伪奏稿案，此案发生在乾隆十六年（1751），时人伪托廷臣孙嘉淦伪造奏稿，大肆讪谤朝政，甚至捏造硃批，四处传抄，涉及十七个行省，引起乾隆帝的高度警觉。他下令深查此事，前后牵涉的案子多达八十余起，缉捕人数高达千人之众。伪奏稿中的内容极为刺激，其一是抨击乾隆帝南巡之事，其二是斥责乾隆帝冤杀贵州总督张广泗，并为其鸣冤，其三是遍劾重臣，指斥其失道。这封伪奏稿将乾隆帝与其臣僚几乎是“一网打尽”，使得乾隆帝毫无颜面，直至胡中藻案发，他亦对此事耿耿于怀。伪造奏稿之事实际与孙嘉淦无关，不过孙氏乃江西人，乾隆帝遂将此事与胡中藻案强制牵合。
在谕旨下达不久，大学士、九卿上奏，要求照查嗣庭逆案例停止江西乡会试，乾隆帝却表示：
江西风俗嚣凌固应整饬，大学士、九卿所奏亦惩戒恶习之意，但因胡中藻一人而阻通省士子上进之阶，朕心实有所不忍，所奏不必行，嗣后如再有此等悖逆之案，不但暂停数科，必当大示义正以挽颓风，该省士民其共知所儆。
也就是说，他关注的重点仍然是江西风俗的问题，不必因胡中藻一人而影响科举。乾隆帝的处置办法与雍正帝对查嗣庭案的处理是颇为相似的，雍正帝在查嗣庭案解决完毕以后，特意要求整顿浙江士风，并特意委派观风察俗使前往，同时，下令停止的浙江乡会试，只不过，乾隆帝并没有像雍正帝一样暂停科举。对于清帝的“法外开恩”，署理湖南巡抚杨锡绂特上陈奏，加以颂扬：
窃逆犯胡中藻狂悖性成，肆行讪谤，为覆载所难容、臣民所共愤，蒙我皇上如天之仁，免其寸磔，仅肆市曹，并免缘坐株连，恩施法外，凡稍有人心者无不感激圣主鸿恩，共敦人伦大义，惟是江西士习民风浮薄嚣凌已非一日，经大学士、九卿等奏请将江西一省乡会两试暂行停止，以示儆戒，实属罚所应行，乃复蒙皇上天恩，不忍因逆犯胡中藻一人而阻通省士子上进之阶，降旨所奏不必行，臣籍隶江西，身忝卿列，沐圣主矜恤全省之恩，感激难名，惟有率先子弟，诫语乡闾，期于痛改积习，仰副高厚深仁。
他将胡中藻批判一番后，笔锋一转，对乾隆帝表达极其感戴之语，清帝不因胡中藻案而停止科考之举，实在是“蒙皇上天恩”，而自己作为江西人，身在卿列，“沐圣主矜恤全省之恩，感激难名”，只有率先垂范，才能痛改积习，不负高厚深仁。而江西巡抚胡宝瑔也是对清帝极尽褒赞，他认为胡氏之案比查嗣庭、汪景祺更甚，按照老案的处理，胡氏一家几无可免，正是“蒙圣恩宽宥，于义正之中仍寓仁育”，对胡氏家属则格外开恩，决心“广宣圣德，谆谆化导，力为振刷”，以此收拾人心，扭转风俗。胡宝瑔不但将胡中藻案查的水落石出，还对胡氏家族的情况进行了陈奏，他指出，胡中藻及其父胡大祉、子论洙等祖孙父子恶贯满盈，“刻薄嚣张，地方侧目”，在回乡后，更是骄蹇横肆，贪得无厌，为乡里所不齿，他的亲戚宗族更甚，导致人人痛恨，他的母亲也是刻薄阴险，即便现在已逾八十，“悍戾狡黠，人所共指”，所以胡中藻被捉拿，是大快人心的，如此，则江西的士习民风会有大转变。乾隆帝胡中藻案发的因由归结于江西风俗浇凌，遂加以严肃整饬，同时，他采取恩威并用的手段，一面对胡氏处以大刑，一面又“法外开恩”，省释子弟，赡养其母，以表圣德。
从胡中藻诗狱的整个发生过程来看，乾隆帝实则是采用先入为主的办法进行处理的，他先是盯上了胡中藻，然后诏令海内官员罗织罪证，这些官员唯马首是瞻，努力凑齐证据锁链，实际是因人治罪。他对诗集题目、正文的解读大抵都是强制牵合、捕风捉影，而又将诗案的发生归咎于地方风俗浇薄上，同时恩威并施，在处死胡中藻的同时，又特意对其亲属格外开恩，如此顺水推舟，其政治手段已然是颇为娴熟的技艺了。
胡氏本是一寻常的士子，完全不必让乾隆帝如此费神，然需要指出的是，诗狱成为一种权力象征，清帝试图用此来彰显权力的独一无二性，舍我则无第二人可以用此种象征，这就是诗狱的耐人寻味之处。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在《迫害与写作的艺术》（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一书中指出，迫害无法阻止一个人的独立思考与独立思想的表达，因为一个人可以安然无恙地将自己知道的真理告知厚道、可靠的熟人，倘若他能够采取字里行间的写作方式，而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危险。在先入为主的文字治罪办法之下，任何一个自以为不会因表达带来危险的人都极有可能被网罗其中，无论表达多么高明，笔法多么精到，在“别出心裁”的解释者眼中都可能读出新的意义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