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于1882年撰写《快乐的科学》时，正深恋着美丽、聪慧、高雅的俄罗斯贵族女作家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é，1861-1937）。情投意合的心灵交往，致使多年来曾让他痛苦不堪的偏头痛、胃痉挛得到了暂时的缓解，是其饱受挫折、充满悲伤的人生中最感惬意的一段时光。然而，在他谈及写作之时，却说总感到“烦恼和羞愧；但写作于我又是必不可少的事务”。[1] 后来钱锺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提及这位伟大思想家将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以论证“写作都是痛苦使然”[2]。
既然写作绝非轻松愉悦，那么写作者为何还如此欲罢不能、不离不弃呢？作为一个解释，或可认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如尼采乃为了“重估一切价值”，[3] 情感郁勃于胸中而不得不发也。钱锺书先生于1939年冬撰写《谈艺录》时，也说其时战火连天，生灵涂炭，该书“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4] 至于史学著述，从司马谈、司马迁的“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到较晚近陈寅恪先生撰《柳如是别传》，称“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5] 都可以说但凡伟大学术著述“大抵是圣贤发愤之所作也 ”。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本书作者怎敢不时常扪心自问：“是书何以作”。毕竟从1915年至195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以下简称基金会）在华投入了近五千万美元，是其向全球九十六个国家或地区，即除美国之外资助最多，且也是中国百年来收到数额最大的慈善捐款。尤其是该会创办了东亚设备最先进、条件最优渥，最具国际影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以下简称协和）；更还是20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跨国学术交往。就以往研究来看，华文世界除资中筠先生于1996年刊发的一篇四万余字的长文之外，[6] 至今还没有出版过一部由在地、或本土学者的系统性学术专著。
当然，这些年来就此专题也有若干论文发表，却都没有超过两万余字，大多只能看成是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的片段性研究。让人有点扼腕长叹的，是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是一次性“客串”，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没有人持续专注于此，抽丝剥茧，或顺藤摸瓜地做一些更为细致和深入的论述。这就犹如“一瞥惊鸿”，虽有“拾遗补阙”之功，却最多只是做了一份“添砖加瓦”的工作，就事论事而多未上升至更高思想或精神层面。毕竟，不论对于华文世界，抑或对于英文世界，乃至对于更多的人文研究者来说，该研究都涉及究竟当如何评估此类跨国学术合作——是一个阴谋、一种陷阱；或是一份情怀、一片善意？
就华文世界来看，原因或在于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颇多“向内”（inside）的深入开掘；较少“向外”（outside）的广博探索，一直不太注重在地、本土社会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及互动问题。[7]如司马迁撰写的《史记》，资料主要采用汉文典籍，并没有广泛游历周边地区及毗邻国家，虽矢志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其关于周边族裔的《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等六篇相关记载，不仅比汉地中原的历史记述省略了许多（没有世家、本纪，以及记载天文地理等变迁的“志”等），且还没有完全摆脱“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那种以华夏为中心的大一统理念。[8]
与之不同，古希腊希罗多德撰写《历史》之时，作为商贩曾向北到了黑海北岸，向南到达埃及最南端，向东至两河流域下游一带，向西抵达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对希腊周边的族群和国家进行过细致的考察。尽管当时希腊人普遍排外——称外族人为“野蛮人”，但希罗多德则从不人云亦云。甚至在希腊和波斯发生争战之时，他虽坚定地站在希腊一边，却并不刻意敌视或矮化波斯人。除了如实记述波斯人的勇敢、侠义、诚实，他还称自己在腓尼基和埃及的见闻，都值得欣赏和赞叹——即使在文化确较为落后的赛西亚和利比亚地区，认为也有不少令人神往的美妙传说。[9]
十九世纪中叶以降，随着边疆危机的不断加深，魏源等一批经世学派逐渐开始关注漠北及西北的历史演化，华文世界的在地史、本土史形成了某种“向外”的拓展意识，并有一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问世。尤其在1906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1878-1945）受该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及亚细亚学会的委派，前往中亚考察的两年多时间里，搜寻到包括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的一批古梵文、印度文、波斯文、回鹘文、粟特文、突厥文书写的经卷古书，再至1909年9月4日他在北京邀请包括王国维在内的一批顶级文史研究者，到六国饭店观看自己收集到的文献珍品，现场“人人都为之动容。”[10]
概括说来，作为现代学术意义上“向外”研究的开创者，是王国维、陈垣和陈寅恪诸先生对“塞外之史、殊族之文”的探索。堪称经典的，是王国维针对伯希和所说吐鲁番地下水道受到波斯影响，认为“实则我国古代井渠之法始汉武帝用以引洛水，后之用之敦煌塞外，其发明在通西域之前，后车师等处用之，遂传之波斯”[11]； 还有陈垣先生令人信服地论证出蒙古语的“也里可温”，实为“元时基督教之通称”；以及陈寅恪将隋唐史演化路径精辟地概括为：“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12]
如果要钻点牛角尖的话，那个年代所谓的“塞外野蛮精悍之血”，同时也意味着蛮族铁骑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所谓“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是也；然终其这些大师们的一生，却没有一篇文字论及于此，而是更多关注了“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的历史演化，也就是历史积极和光明那一面。这就有点像当年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眼中的德意志，虽饱受法国路易十四世，以及拿破仑所发动的战争之蹂躏，但歌德在私下里说：“我并不恨法国人，不过感谢上帝我们赶走了他们了。对于我这个认为文化和原始风尚都很重要的人，怎么能仇恨世界上最有素养的国家呢？我自己的许多素养也要归功于他们呢”。[13]
不过自十九世纪上半叶以来，专制的普鲁士致力于德意志统一，并最终将之打造成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同时期的海涅（Harry Heine，1797-1856）则担心随之兴起的极端“爱国主义”，将导致憎恨外国的一切，蛊惑民众不再想成为欧洲人，自然也不再想成为世界公民，而仅仅想做一个心胸狭窄的德国人。[14] 结果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德意志民族为此付出了最为惨痛的代价；以至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于1947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歌德奖（Goethe Prize）颁奖仪式上，痛定思痛地声称德国应与歌德为伴，方不再会穷兵黩武，民众才可能成为真正德国人和人类的一员。[15]
如果要问歌德何以推崇那个时代的法国文化，关键在于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和高度的文化教养”，即更多“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而“我们德国人还生活在昨天”。[16] 虽则，我们并不能断定王国维、陈垣和陈寅恪诸先生关注“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是受到了歌德等人的影响；却可以肯定没有读过歌德的魏源早已说过：“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鉴地球，是智士之旷识。”[17] 倘若往前追溯，更早还有孟子所说的“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的至理名言，[18] 中国文化中似也有这样类似开放和包容的文化胸襟。
本书正文部分谈及在1943年6月-1944年7月期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接受美国国务院对华关系处的邀请，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后在芝加哥大学访问，与基金会有过密切接触。他回国后写下了《初访美国》的随笔，认为“每一个认真为中国文化求出路的人，说得更狭小一点，每一个认真要在现代世界里做人的中国人，多少会发生的一个彷徨课题，我们是维持着东方的传统呢？还是接受一个相当陌生的西方人生态度？”[19] 当1945年8月结束了此次访问，回到云南后他又写道：“若是沟通文化是可以消弭国际误会的话，这无疑是我们不应再事推迟的工作了。”[20]
就在最初写下这些文字时，费先生称中美两国的历史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地理环境也不同——其白天是我们的黑夜，其黑夜是我们的白天；其黑暗时代是我们的唐宋文采，其俯视宇内的雄姿是我们屈辱含辛的可怜相；并进而问道：“我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光明？”[21] 就此后的历史演化来看，费先生绝对算不上“亲美”人士，因为在接下来的国共内战中，他屡次拟文批评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22] 逮至1949年解放军进驻北平，他又是一位积极拥护新政权的“进步”教授。[23] 只是在1957年“反右”时，不幸被人落井下石，罗织了一个罪名是“与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夫妇（美国特务）来往很密”。[24]
1980年费先生完全恢复了名誉，赴美一个多月——参加会议、访问和考察，此前的1979年5月他已经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过美国；故其时撰写了题为《访美掠影》的小册子，对美国社会、制度和文化更没有多少赞美之词，谈不上有什么“亲美”倾向。1990年在他八十岁生日聚会之时，其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构想，虽说可能有更广泛的意涵，但肯定也试图回答自己当年提出那个中美“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光明”的问题。因为他接下来还说只有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宽容，方能“确立世界文化多元共生的理念，促进天下大同的到来”。[25]
职是之故，面对当下“外来/本土”、“西方/中国”、“全球/在地”之间的极度紧张和对立；费先生的期盼犹如在此至暗时刻透射出来的一束光亮，或能引导我们华文世界涵咏出更多“世界公民”的胸襟和格局——说到底就是要学会理解和尊重远方之人、陌生之人。毕竟，今天华文世界中的中国大陆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向外”的在地史、本土史仍纠缠于过去，耿耿于怀于百年来我们所遭受的种种屈辱和挫败，势必会带来太多怨恨、猜忌、对抗和毁灭；倘若面对未来，稍微多一点关注近代百年来“向外”发展的开放、交流、融合及汇通，以及近三十年来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那么就会用感恩之心、包容之心、理解之心和仁爱之心去拥抱这个世界——相信就更可能阻止未来的区域冲突或新的世界大战之爆发。鉴于此，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美美与共”，怎样“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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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德）尼采著，黄明嘉译：《你为何要写呢？》《快乐的科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页67。
[2] 钱锺书：《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页16。
[3] 《毛诗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页563。
[4] 钱锺书：《谈艺录》（北京：三联书店，2003），页1。
[5]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165。
[6] 资中筠：《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 》，《美国研究》，1996年第1期，页58-89。
[7]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创始所长陈方正教授认为：中国近数十年最重要的许多文史研究者绝少有能跳出中士传统的经史、制度、词章、思想范畴之外。这就和欧美、日本许多学者如饥似渴地终生钻研异域文物、典章、思想、乐而忘返，恰好形成强烈对比。他声称：“这一现象已经存在大半个世纪了，它恐怕并非由个人或者偶然因素使然，而是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有密切关系的。”陈方正：《“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总序》，载戴维森（Rodirc H.Davison）著，《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张增健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页1-2。
[8]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卷120，册4，页2872。
[9] （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上册，页1；徐松岩：《希罗多德Historia诸问题刍议》，《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3期，页71-72。
[10] 神田喜一郎著，高野雪， 初晓波， 高野哲次译：《敦煌学五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9。
[11] 王国维著，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292-293。
[12] 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页303。
[13] “1830年3月14日，星期日”，（德）爱克曼辑录，吴象婴、潘岳、消芸译：《歌德谈话录》，（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页489。
[14] 海涅著，孙坤荣译：《论德国》，（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6），页30。
[15] Sean A. Forner， German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allenge of Democratic Renewal: Culture and Politics After 194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39.
[16] “1827年5月3日，星期四，”《歌德谈话录》，页285。
[17] 《西洋玛吉士地理备考叙 》，《魏源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04），第7册，页1866。
[18] 《孟子·万章下》，卷21，（清）焦循：《孟子正义》（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页1619。
[19] 费孝通：《初访美国》，《美国人的性格》（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页5-6。
[20] 费孝通：《初访美国》，《美国人的性格》，页164。
[21] 费孝通：《初访美国》，《美国人的性格》，页6。
[22] 费孝通：《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看法》，《观察》，第2卷，第16期（1947），页21-22。
[23] 费孝通：《我这一年》、《解放以来》，《人民日报》1950年1月3日、2月2日，第5版、第3版。
[24] 刘荣焌、余胜椿（中央民族学院）：《费孝通反动活动的面面观》，《人民日报》1957年8月19日，第7版。
[25] 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页337。
本文为《迈向智识世界主义：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1914-1966）》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