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与庾亮，都是东晋初期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创造历史，曾一度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王敦（266-324），字处仲，为王导从兄。《晋书》卷九八《王敦传》说：“敦少有奇人之目。”同辈的群从兄弟中，他成名最早。《世说·品藻》一一刘孝标注引《晋阳秋》说：“兄夷甫有盛名，时人许以人伦鉴识。常为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处仲第三。’”虽有人以为王敦无有风流，甚至鄙称他为“田舍郎”，可实际上其人并非如此不堪。《晋书·王敦传》说：“初，敦务自矫厉，雅尚清谈，口不言财色……敦眉目疏朗，性简脱，有鉴裁，学通《左氏》，口不言财利，尤好清谈。时人莫知，唯族兄戎异之。”（《晋书》，页2557、2566）《世说·文学》二〇刘孝标注引《敦别传》说敦“少有名理”。以王敦生平行事及学通《左传》判断，他的名理恐怕不会是虚无之道。
王敦既是王衍等“四友”之一，本人“尤好清谈”，而夷甫是清谈领袖，则王敦清谈，不会迟于西晋元康时。永嘉六年，卫玠避乱过江，至豫章投王敦。（见《世说·赏誉》五一）
王敦幕府中，最重要的清谈家是谢鲲。《世说·文学》二〇说：卫玠始度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玠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体素羸，恒为母所禁，尔夕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
刘孝标注引《玠别传》：“玠少有名理，善《老》《易》，自抱羸疾，初不于外擅相酬对，时友叹曰：‘卫君不言，言必入真。’武昌见大将军王敦，敦与谈论，咨嗟不能自已。”这次夜坐清谈，王敦命谢鲲作陪。而卫玠一见谢，就很欣赏谢的风度与谈吐，与之达旦微言，把王敦晾在一边。卫玠喜欢谢，盖谢之清谈胜于王敦。故事的后半写卫玠体羸，而清谈太累人，由此病笃不起。看来，卫玠之死的真实原因不是因貌美被人“看杀”，而是“谈”死的。
现在试从王敦的角度，揭示他与东晋初期清谈的关系。
一、卫玠过江投王敦，相见欣然，清谈弥日，并称“阿平若在，当复绝倒”。由此推测，王敦在中朝时，即使未必与卫玠清谈过，但必定听闻“卫君谈道，平子三倒”的佳话。而卫玠应该知道王敦“尤好清谈”，他过江不往别处跑，而投了王敦，主要原因是王敦能谈。
二、王敦以为卫玠的清谈，与“正始之音”一脉相承，是“微言之绪，绝而复续”，说明他对魏晋清谈历史有正确的评价，史称他“有鉴裁”，此语不虚。
三、王敦与卫玠清谈弥日，此事发生在永嘉六年六月卫玠之死的前夕，比王导与祖约清谈还要早一些。王敦、卫玠、敦之长史谢鲲，是京师之外又一个清谈群体，为时较短。王敦以其最高军事长官的地位，自然而然成了这个清谈群体的首领。
再说庾亮。庾亮（289-340），字元规，明帝穆皇后之兄，事见《晋书》卷七三《庾亮传》。《庾亮传》说：“亮美姿容，善谈论，性好《庄》《老》。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或以为夏侯太初、陈长文之伦也。”美姿容，善谈论，性好《庄》《老》，这是魏晋风流名士的主要特征。风格峻整，动由礼节，与阮籍及其追随者的任诞行为很不相同，表现出尊重名教的人格内涵。故儒道兼备，重名教，宗自然，庾亮为一典型人格。这样一种性格与风度，在任何人看来都是非常迷人的，难怪元帝闻庾亮之名，引见时见亮“风情都雅，过于所望，甚器重之”。
庾亮儒道兼具的品格与风度，是庾氏二支门风的完美结合。庾亮从父庾敳，是袁宏《名士传》所称的“中朝名士”。敳自称《老》《庄》之徒，善清谈。庾亮称这位从父是庾氏一门的清谈之祖。他善谈论，性好《庄》《老》，应该多少受到从父的影响。庾亮的伯父庾衮，则是纯粹的儒者，世号“异行”。《晋书》卷八八《孝友传》说：“衮学通《诗》《书》，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训蒙幼，临人之丧必尽哀，会人之葬必躬筑，劳则先之，逸则后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乡党莫不崇仰，门人咸慕，为之竖碑焉。”庾衮思想、言行无不遵循儒家礼仪，简直成了完人。庾亮“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的品格与门风，与伯父庾衮的纯儒之风大有渊源。庾敳作风偏于道，庾衮作风纯为儒，庾亮融从父敳之道，取伯父衮之儒，儒道互不偏废，修炼成堪称完美的人格。
史称庾亮“善谈论”。如何善谈？谈论什么？有关记载少之又少。唯有《世说》中有几条庾亮谈论的记录。例如《世说·容止》二四：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后王逸少下，与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规尔时风范不得不小颓。”右军答曰：“惟丘壑独存。”
解读这个故事之前，有必要简要介绍庾亮在武昌的背景。《晋书》卷七三《庾亮传》说，陶侃薨，迁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荆、江、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假节。亮固辞，乃迁镇武昌。陶侃卒于咸和九年，庾亮镇武昌即在其时。晋明帝崩，由明穆皇后辅政。庾亮为帝舅，地位尊崇无人可及。然苏峻之乱所以起，庾亮负有重大责任。平定苏峻后，庾亮自责不已，一度甚至想“遁逃山海”，结果成帝诏有司夺其船。庾亮乃求外镇自效，受命镇芜湖。陶侃卒，庾亮迁镇武昌，是地位最高的军事长官，权重毫不逊于王导。
庾亮的幕府同样济济多士，有名者如殷浩、王胡之、孙盛、范汪、王羲之等。历史上的幕府，往往成为学术与文学创作的中心。如果府主风流且喜好文义，则此幕府就成了文化沙龙。征西将军庾亮镇武昌，其幕府便是清谈的又一中心，与京师建邺王导的幕府遥相呼应。
庾亮幕府中最有名的佳话，是“南楼理咏”。佐吏殷浩是清谈高手，王胡之也喜清谈。南楼，是庾亮与僚佐谈论咏谑的武昌南楼，后世称为“庾楼”。理咏，前人或解释为咏诗，即诵诗。理咏之后，庾亮来，“与诸人共咏谑”。如果理咏为咏诗，则咏谑就可解释为以咏诗的方式嘲戏取乐。但我觉得理咏是咏诗的解释，总有疑问。理咏之“咏”，如果是咏诗，则“理”又作何解？《世说》中有咏言、咏语、理咏、谈咏、言咏，其中的“咏”字，恐不作咏诗解。例如《世说·品藻》四八注引《刘惔别传》：“其谈咏虚胜。”谈咏，即清谈。咏，非指咏诗。《世说·文学》五五：谢安说：“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言咏，即清言。咏，也非指咏诗。故理咏者，是义理的谈论，还是解释为清谈比较妥当。
庾亮与僚佐“南楼理咏”具体谈什么？实在难知。庾亮与孙盛两个年幼儿子之间的对话，则是主题明确的标准清谈。《世说·言语》五〇记载：
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公问齐由何字，答曰：“字齐由。”公曰：“欲何齐邪？”曰：“齐许由。”“齐庄何字？”答曰：“字齐庄。”公曰：“欲何齐？”“齐庄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对曰：“圣人生知，故难企慕。”公大喜小儿对。
刘孝标注引《孙放别传》，比《世说》的记载更详细曲折：“放字齐庄，监君（孙盛）次子也。年八岁，太尉庾公召见之。放清秀，欲观试，乃授纸笔令书，放便自疏名字。公题后问之曰：‘为欲慕庄周邪？’放书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庄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于庄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谓宾客曰：‘王辅嗣应答，恐不能胜之。’”当时孙盛为庾亮记室参军，两个儿子，年约八九岁。大概庾公先已知二小儿聪颖，召见欲观试。故事的重点在庾公与齐庄的对话，对话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不慕仲尼而慕庄周？庾亮难，齐庄答。一问一答，涉及到魏晋玄学的重要问题，即圣人与贤人的区别。孔子是圣人，庄周是大贤，非圣人。圣人生而知之，不可学，不可企及。齐庄的回答，其实也是魏晋人士对于圣人、贤人问题的共识。八岁的小儿，有如此深刻的理解，故庾亮大喜，以为即使王弼的应答，恐怕也不能胜过齐庄。
庾亮的清谈事迹，还有戏称刘遵祖为“羊公鹤”的故事，见于《世说·排调》四七注引《晋纪》：刘遵祖“少有才学，能言理”，年轻时就为清谈大家殷浩所知。殷在庾亮面前介绍刘清谈如何如何。庾公听了很高兴，便取用刘为幕僚。既召见刘，命其坐在独榻上，以示优待。二人便开始清谈。可不知为什么，刘这一天谈论的状态十分不佳，与殷浩的介绍，大不相称。庾亮未免有点失望了，于是戏称刘是“羊公鹤”。“羊公鹤”的典故有来历：往昔羊叔子（羊祜）有鹤，善跳舞，羊公曾向客人称叹鹤，客人说，把鹤驱使来试试看。鹤驱来了，却毛羽松散，无精打采，就是不肯舞蹈，令主客大失所望。庾亮把刘遵祖比作“羊公鹤”，贴切有趣，令人绝倒。这个颇具喜剧色彩的故事，说明庾亮很尊重清谈之士。当然，清谈有时发挥大不如平日，出现“羊公鹤”，也是常见的现象。或许他日，“羊公鹤”状态佳，会舞蹈不停，让人大喜过望。
以上取自《世说》中有关庾亮清谈的三例，足可以说明当时的武昌，是长江中游的一个清谈中心。武昌与建邺，互通声气，人员上下往来，共同描绘出东晋初期清谈流行的景观。
不过，庾亮清谈的水准实在不敢恭维，《世说·品藻》七〇注引《殷羡言行》说：“时有人称庾太尉理者，羡曰：‘此公好举宗本槌人。’”这是殷羡等人评论庾亮言理的特点。宗本，指义理的根本、宗旨。“好举宗本槌人”，形容庾亮清谈，以根本问题问难。虽然很有力度，使人感觉沉重，但离义理精微，言辞巧妙的境界，还远着呢。
（本文摘自龚斌著《魏晋清谈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