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弘（检书作者）
户籍政策让我们和孩子分离了15年
熊景维的《通往城市之路：农民工住房与市民化》，讲述的都是我多年亲历和熟悉的事情：早年生活于湖北老家时，父母从云梦县隔蒲镇到90公里之外的武汉做菜贩，在武昌区大东门附近的武珞路三巷租住了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房间内打了两个铺，摆了一个不大的衣柜，一张桌子，余下的空间就很小了，做饭的煤气灶和煤炉等就放在阳台。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0年，父母在这样的条件下住了十几年，然后收拾家什返回了老家，为我照看5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
《通往城市之路》
作者：熊景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版
同样是在2000年年初，我和妻子从老家抛家别子来到北京，成为北漂。我先后在西直门、新街口和雍和宫租住没有任何采暖设备的平房。每年冬季，就靠着从老家带来的厚棉被御寒，煤气罐经常需要反复的摇晃才能持续燃烧。直到2005年年初，我们用节衣缩食的储蓄加上贷款在西红门购买了七楼顶层的一套二手房，这才在北京真正安居。
尽管如此，户籍制度的藩篱，依然使得我们夫妻和两个孩子不得不分居两地，每逢长假和春节，我们就如候鸟一般，从北京赶回老家，看望孩子和父母。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你们只有努力读书，将来高考考到北京，我们一家人才能团聚。就这样，我和孩子们被户籍政策强行分离了15年，直到2015年两个孩子考入了北京的大学，一家人这才得以团聚。
春运时，一票难求
我们一家的遭遇，无论是在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中，还是与《通往城市之路》的调查对象相比，都可以算是幸运者。尽管没有北京户口，但一家人历经磨难，总算团聚到了一起。而《通往城市之路》中大多数在武汉谋生的农民工，却难以在当地安居。
农民变市民的他山之石
熊景维认为，作为个体的农民工要实现市民化，必须具备三个最重要的条件：1.在城市拥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具有保证其城市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需求的较充足的经济来源；2.享有与市民同等身份待遇及平等、公平地获取城市公共服务与保障的权利；3.拥有满足长期的家庭化生活需求、具备适当宜居性的城市住房。要构筑农民工市民化的可持续性基础，就必须围绕着涉及政策支持和引导的三个向度，建设农民工市民化的微观资本。
城市里的农民工
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在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并非中国所独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曾经出现过这一问题。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日本等国家，政府都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往城市之路》显示，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中，美国住房市场化程度最高，政府对市场干预最少，尽管如此，美国联邦政府也通过公共住房供给政策、住房补贴政策，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了多样化的住房支持，成功应对了低收入群体对住房的需求，极大提升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做了更多。这些政策和措施大大改善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住状况，但造成了低收入人群聚居，与中上层阶级在居住空间和社会上的隔离等问题，加剧了社会对立和分化，阻碍了社会融合的过程。从1973年起，联邦政府开始发放住房补助券，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支出被控制在收入的30%，使得边缘群体通过租住“体面社区”的住房，融入主流群体之中，这有利于缓解集中化安排带来的社会隔离和阶层对立。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免税债券等措施，也为低收入群体居者有其屋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美国住房及城市发展部
在英国，1919年政府颁布了《住房与城镇规划法》，将住房发展归于公共事务，规定新建住房主要由政府投资建设，政府有责任向住房困难居民提供公共住房，明确政府在住房保障和发展方面的法定义务。据此政府投资建设公房，以低租金租给居民居住。公租房以地方政府为责任主体，中央允许地方以财产税作为建设资金来源。在伦敦，针对私人租房高价盘剥，政府出台行政命令，规定房租由政府确定，房主无权确定租金。
二战以后，从1946到1976年，英国地方政府平均每年建造14万多套公房，租住对象从起初的低收入户扩展到所有家庭。地方政府制定兴建公房的计划，计划申请中央政府批准后，中央政府通过住房债券从资本市场融资，作为地方公房建设资金。地方政府在公房中超过标准的费用，可向中央政府申请拨款填补。近年来自有住房需求上升，但民众支付能力不足。英国政府与住房协会合作，对其补贴资金，由住房协会负责建造、管理并向符合条件者出售。
政府有责任让农民工安居城市
不难发现，《通往城市之路》中在武汉漂泊的民工，遇到的困境与其他国家的低收入者一样：他们从事的工作，并不能因为经验积累而增加收入，更可能因为年龄增大、体力下降而导致收入随之下降。最近，包括武汉等一些城市开出了包括住房在内的种种优惠，希望吸引大学生在武汉就业和生活。我希望，这些优惠措施也能让农民工享受到。
正如学者杨继绳和孙立平等人所看到的那样，新一代的农民工生长在城市，已经不可能回到乡村。他们吃苦耐劳和对不公平待遇的忍受能力，比父母这一代人已经下降了很多。他们有着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其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如果不能让他们变成市民，看到生活的希望，那么，他们就很可能成为城市的不稳定因素。因此，现在最需要的是改变土地财政，让住房价格回归理性。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承担起让农民工在城市安居的职责，并且打破户籍藩篱，让他们在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待遇。惟其如此，才能化解潜在的社会冲突，实现和谐发展。
（文：张弘；编辑：胡子华；原题《让农民安居城市，政府责无旁贷》，配图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