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一个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的时代。在各式各样的发明中，固然有异想天开、“脑洞”奇大而实用性奇低者，靠谱好用、广为流传者也不在少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火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三项的发明或改良，都与宋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有学者曾在不同场合反复提议，说中国古代其实有“五大发明”，第五大发明便是纸币。我想，纸币能不能跻身几大发明之列我们说了不算，但它无疑对于宋代以后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纸币和没纸币，对于经济活动和国家财政面貌的影响截然不同。
公元1024年，北宋官营交子正式发行，从此进入了人们使用纸币的新纪元。之所以特别强调官营，原因在于交子在官营之前经历了私营阶段。交子是民间智慧的产物，不过人们发明交子的确切日期，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官方史料保存的是官营交子发行的日子。
从私人发明再到收归官营，交子这张充满宋人想象力的楮皮纸，经历了怎样的人和事呢？
宋代，中国最早出现的纸币是＂交子＂。
一、初见纸币
作为北宋官方货币，铜钱的币值到底太小了。一枚钱重三克多看起来非常轻便，但一枚钱的购买力实在太低。国家财政和大额长程贸易动辄交易额达到数万、数十万乃至数百万贯，所需的铜钱如同山积，单枚钱不重又有何意义？无论铜钱、粮食还是更古老的海贝，中国的古人长期受到常用货币难以承担大额交换媒介的困扰，尽管这个货币“落单”时都不算重。
宋朝的蜀地人应该是当时对此感受最深的人群。在全国普遍使用铜钱的情况下，他们日常使用的竟是比铜钱更不好用的铁钱。
铁钱的重量倒是和铜钱差不多，可它的币值就比铜钱要低上不少，更何况锈蚀之后的铁钱比铜钱更难用。既然铁钱如此不堪，那么蜀人为什么又要选择它呢？其实不然，使用铁钱根本不是广大蜀地民众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地理禀赋和宋廷干预的直接影响。地理上，蜀地向来缺乏铜矿，铜钱产量本不高。而在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拿下蜀地原有政权之后，他深知蜀地的重要性和危险性。所谓重要性，指蜀地经济发达足以自给，能够为国家提供大量的人口和财赋资源；所谓危险性，指蜀地与外地交通不便，当地人随时有“立地为王”的可能性，且当地邻近吐蕃、大理等政权，他们对于富饶的蜀地自是虎视眈眈。于是赵匡胤宣布将蜀地流通的铜钱全部拉走充实国家财政，代之以铁钱，由此奠定了四川在两宋流通铁钱三百余年的历史。
可铁钱实在是不好用，不能够满足蜀人正常的交易活动。宋代蜀人抱怨铁钱难用的记载在史料中比比皆是，但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他们无可奈何。也许有些“民意代表”找过地方官聊过此事，没有获得地方官的任何支持或许诺。
所以，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是民间自发的产物。直到后来，交子才被收归官营，成为国家财政和四川地方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商人是发明交子的人。这很好理解。尽管铁钱如此这般难用，平时很少发生大额支出的一般平民忍也就忍了，大商人则忍无可忍。大约在宋仁宗统治的景德年间，成都地区十六家富商大户联合起来，决定用一种名为交子的纸质票据代替铁钱。他们的方案大致如下：十六家每家都有资格发行交子，互相承认。到底发行多少交子，则定期召开一次碰头会，大家在会上商量决定。客户存入铁钱，十六家富商给予代表相应货币数额的交子；客户若有需要，也可以手持交子换回铁钱。而无论存钱换交子还是用交子取钱，客户都需要交纳手续费。每张交子不设置面额，根据客户存钱数量临时书填。
从这个运作方式看，十六家富商大户设计的交子还称不上纸币，和现在的汇票倒是更为接近。交子的发明，仿佛让四川商人找到了做生意专用的火箭助推器。此举极大解放了富商大户的交易手段、降低了交易成本，原本需要用车拉、用人肩扛的一串串铁钱，现在只要几张薄纸就可以取而代之。不用携带大量铁钱，商人们活动的范围也扩大了不少。成本低了，业务广了，论谁都开心得不得了。
二、暗藏隐忧
这十六家富商大户本就是成都地界中的“地头蛇”，家大业大、资本雄厚，由他们合伙组织交子运作再合适不过。这样别出心裁的发明、如火如荼的业务却也暗藏隐忧。
十六富户遇上的第一个问题是官府到底支不支持。在当时的财政体系下，交子实在是过于离经叛道，和官方的货币政策并不兼容。甚至交子发行得越红火，铁钱的境遇就越凄惨。假如人们纷纷弃用铁钱，蜀地官府还如何开展财政活动和管理社会经济呢？
发明创造的出彩当然很重要，获得官府背书在当时的环境下则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触怒了当地官方，襁褓中的交子大概要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了。
十六富户决定去试试。
他们的谈判对象也是成都的“长官”，很可能名叫张詠。一些宋人把交子之父的名头安排在了张詠头上，不少当代人继承了这个说法。可是张詠的家人并不这么看。张詠去世之后，他的家人按照当时的惯例请人为张詠撰写墓志、行状等文章回顾他一生的经历和成就，可没有一篇文章谈到是张詠发明了交子。如果张詠果真是交子之父，而他的家人竟不写明，着实是不可理解。交子的重要性并非只受到当代人重视，宋人也非常清楚它的重要性：改善了蜀人的经济处境，又为国家财政立下汗马功劳。因此，张詠大概真的不是交子之父。毕竟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交子这样一个颇为成熟的成果，更有可能出自十六久经商场洗礼的富户之手。
张詠就任成都长官的时间，倒是和十六富户创造交子的时间基本吻合。
第二个问题来自内部，十六家富商大户经营得靠不靠谱。
商人对于钱，看得最开又看得最紧。所谓看得最开，指商人比常人敢于花钱、敢于借贷，敢于挑战常人瞻前顾后甚至避之不及的领域，一旦成功便利润无穷。所谓看得最紧，指商人对于资金风险的嗅觉远远强于常人。稍有不利的风吹草动，他们撤资避险的速度迅雷不及掩耳。
交子的运行便是这样。众人觉得有利可图便蜂拥而上，敲锣打鼓、热热闹闹地表示支持；一旦运作过程出现些许裂缝，大家纷纷抛弃，很快使大厦倾倒。
一开始，十六富户的经营是靠谱的。他们本来就是成都地区最具财力、生意做得最大最强，又最愿意“搞发明”的大商人。他们联合起来经营交子，还通过承担更多公共服务的形式说服了地方官，听起来就打动人心，让人对交子这样新事物跃跃欲试。借着十六富户的财力、名声，加上轻薄的纸张的确比笨重的铁钱好用不少，交子一开始顺风顺水，口碑一传十、十传百，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然而，富户们没有那么老实，而且没有一家富户把经营交子作为主业。所有交子运营者都是先把其他生意做大，以其他生意为主业，再经营交子以求锦上添花，获得更强的商业影响力和主导权。
民营交子运营过程中遭遇的最大问题是兑现。人们信任交子，归根结底是信任这十六富户，相信他们有足够的财力，和足够的诚信能够随时、足额兑现客户的存款。据一部叫做《宋朝事实》的宋代史书记载，有一次许多交子持有者听到了什么不好的风声，扎堆要求兑现，而某些发行者竟然闭门不出，这些交子持有者只能聚众抗议要求不负责任的发行者必须兑现。后来官府派人交涉，最终发行者承诺兑现，却远比当时民众存入的铁钱数少得多。交子持有者为了减少损失，不得不答应，独自吞下亏本的苦果。这样看来，某些发行者的兑现能力相当差，要是交子持有者闻风而来造成挤兑，后果不堪设想。
我想交子发行者无法应对挤兑一事，至少说明一好一坏两个问题。
首先是好的方面。按照人们讲述银行金融业发展的一般脉络，银行发行的票据经历过三个阶段。先是票据金额与银行存款数量完全对应的阶段，再是票据金额高于银行存款数量的阶段。后者表示银行家们认识到存款持有者几乎不会同时持票据要求兑现。与其把存款放在仓库中积灰，不如只保留日常经营和避险所需的部分，把暂时用不着的大部分拿出去放贷，或投入其他有利可图的经营活动。交子出现挤兑问题，说明发行者的意识已经达到了第二阶段。而当时甚至南宋和后代的许多文士、官员仍然鼓吹发行票据和纸币需要100%准备金。交子发行者毕竟沉浮于商海，比那些不懂得实战的人看得透。银行发行票据的第三阶段就更晚了，也更难以被人意识到：其实可以先有贷款，再有存款。你以为银行发放贷款的基础是存款，其实银行放贷压根不需要存款。这当然是后话。
其次是不好的一面。挤兑，无非说明发行者的意识到位，但制度尚未设计明白，难以规避经营不善和人心浮动。更要命的事我在前面已说过，十六富户没有一家把交子作为主营业务。宋代史料也多指明发行者经营不善、无法兑现是导致私营交子崩溃的直接原因，“既久，而或不能偿，民讼不已”，“寻亦赀衰不能相偿，争讼数起”之类的说法并不鲜见。交子发行成功固然能为发行者赢得利润，可发行者其他产业的衰败，则会要了交子的命。因此，经营交子得到的收益必然不会稳当躺平，被挪用到其他产业再正常不过。时过境迁，曾经的富人因经营不善跌落谷底，他们发行的交子也就从人人乐见变成人人喊打。
更何况，私营交子发行者和持有者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发行者无需准备本钱，无需定期公布财务报表，仅以自己和另外十五户的名声作为信用支撑。他们只需要掏出印刷成本（甚至印刷成本也不完全由他们出，客户存钱换交子时需要缴纳手续费），完成官府交待的事项便可以从事这一本万利的生意。持有者却需要拿出真金白银才能得到交子，还没有办法约束发行者留存足够用于兑换的铁钱，他们无从得知自己的财富是否被人挪用。一旦发行者的经营状况陷入困境，交子持有者便面临赔付无门的窘境。
三、整顿改造
私营交子的运营充分证明，仅凭借十六富户的财力、名声和较为简单的运营方式，无法让私营交子长期稳定发行流通。类似挤兑的恶性金融事件时有发生，原本被官府不管不顾的交子再次进入地方官的视野。
像张詠那样的开明宋代官员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对于民间自发运营的新事物，特别是要与朝廷发行的货币分一杯羹的交子抱有怀疑甚至反对态度。从发行的第一日起，反对的声音就从不缺乏。当交子陷入泥潭之时，反对声浪便呈现出压倒性的优势。其中决定性的声音，来自益州知州寇瑊。
寇瑊上任没多久就开始着手平息民间交子的混乱事态。他采取“先斩后奏”的处理策略，基本解决问题后再呈报皇帝，并请求禁止民营交子。寇瑊在写给皇帝的报告中称：
臣到任，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令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直至今年春，方始支还人上钱了当。其余外县有交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卓毁弃讫。乞下益州，今后民间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铺。
这段报告中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姓名——王昌懿。此人被寇瑊点名，估计是十六富户中最具代表性者，不是领头羊，就是处理挤兑事件最不利、造成影响最恶劣者。寇瑊对王昌懿的态度很不客气，几乎可以说是采取“断然手段”：交子铺不许开、印章查封、交子不许发行。而即便没有新的交子流通出去，王昌懿等人也从寇瑊上任之初到“今年春”才把客户的钱还得七七八八。寇瑊既然如此向皇帝报告，表示他认为王昌懿等人还钱的周期绝不算短。
解决完了成都城内的麻烦事还不算完，外县的交子铺也没能幸运躲过寇瑊的打击。这位对交子无甚好感的地方官同样下令把外县交子铺的印章毁弃。而他最终的目的则是请求皇帝批准，益州民间今后再也不许如之前那样设置交子铺。
兹事体大，读罢寇瑊的报告，远在开封的中央决策层没有轻易决断，而是请益州路转运使张若谷和益州知州薛田商议后共同定夺。值得注意的是，益州知州已不再是寇瑊，薛田在寇瑊报告“走流程”的过程中走马上任。作为报告撰写者的寇瑊，无法进一步落实自己的意见。
张若谷和薛田对于交子的看法比较积极，不同意寇瑊提出的封杀措施。二人深入分析了铁钱和交子的特点，指出铁钱实在不便于街市交易，而“交子之法久为民便”，不可因噎废食。既然民营交子问题重重，不如收归官营，由官府出面认真地建立一套交子制度。
张若谷和薛田可谓有备而来，二人甚至对交子制度做了一番规划设计。这就比只说民营交子问题重重，把交子铺都关停，再也不允许交子民营的寇瑊报告留下了更多切实可行的操作余地。他们提议大致沿用民营交子的基本制度，向统治者建议由什么级别的官员主管交子业务，配置哪些副手。官营交子的形制，也依民营交子的尺幅，盖上益州官印。允许民众举报民间伪造者，奖励小铁钱五百贯。犯人接受刑罚后，驱逐到使用铜钱的区域。
张若谷和薛田的报告引起了决策层的深思。统治者又叫益州隔壁梓州的提刑王继明与薛田、张若谷再讨论一番。讨论的结果没有变化，官营交子板上钉钉，发行制度则进一步细化。
三人的报告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确定官营交子的负责部门。他们请求皇帝允许让有关部门铸造一方“益州交子务”铜印，派人送至益州后供全新机构“交子务”使用。印刷交子时还需要盖上益州观察使的印记。
关于如何运营官营交子，三人报告的意见与张若谷、薛田报告的结论一致，即沿用民营交子之法。发行交子，首先要有人到交子务存钱；同样的，回收交子也需要持有者将交子送回交子务，换回之前存入的铁钱。所不同的是，支撑民营交子的是十六富户的财力与信用，而支撑官营交子的则是益州官府乃至朝廷的财政储备和信用。从一般的认识看，后者的背书效力要比前者强不少，为官营交子长久运营打下良好基础。
不过，官营交子发行不久便脱离了张若谷、薛田和王继明的设计，发行机制与民营交子拉开了巨大的距离。官营交子和其他宋代纸币逐渐与铁钱、铜钱等金属铸币分离，成为独立的流通货币。人们惊讶地发现交子务几乎不再兑现交子，只是让人们每三年按期将旧交子换成新的。而虽然大多数人没法兑现，可交子依然运行良好，不兑现不是多大的问题。仅有那些与官府有特定贸易往来的大商人，才能通过特定渠道兑现交子，普通人根本接触不到这种“高端”渠道。
既然交子不再必须通过存钱才能获得，且已成为流通货币，它流通的深度和广度便大幅超越民营时期和按照民营之法发行的官营前期。从宋朝官方运作纸币的方式看，被许多文士推崇的100%准备金率的确毫无必要，甚至为发行纸币储备本钱这件事本身就没有必要。谁规定只有钱才能拿来支撑纸币币值？办法有的是，看你想不想找、找不找得到。至于国家通过什么东西、什么制度支撑纸币币值，则是另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宋人通过反反复复的试验和试错，找到了独具特色的新道路，值得今人为探寻新道路的奥妙多加研究。
统治者同意了三人周密的方案。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廿八）日，也就是公元1024年1月12日，“诏从其请，始置益州交子务”。官营交子正式诞生，至今一千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