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怡怡:留日期间的鲁迅、周作人兄弟

【编者按】

《究竟是青春:鲁迅的留日七年(1902—1909)》呈现了鲁迅在奔赴东洋、修习日语、绍介科学、弃医从文、编辑书刊、从事翻译等各学习阶段的情况,本文摘自该书,讲述了留日期间鲁迅和周作人在东京兄弟怡怡的一段岁月。

到东京后,不用穿学生制服了。鲁迅开始和服系裳,下着裤裙,单、夹、棉三套布制轮换,最多一件夹外衣,冬天会穿短衬裤对付过去。唇上也留起了德式胡须。特别适应席上坐卧,用矮脚书几,甚至不用桌椅。吃穿都不讲究,闲中着木屐逛书店或夜市。最重要的是,终于不必严格遵守作息时间,可以自由无拘束地熬夜读书了。

周氏兄弟最先下榻的是本乡区汤岛二丁目伏见馆。四铺席屋子在楼上路南一排的西端,顶棚低低的;平时点的是洋油灯,取暖有火盆供应。日本的世界语学会即诞生于此。试办《新生》,惊闻徐锡麟事件均在伏见馆。

兄弟二人每日安安静静地在房间里读书,每每那些志在升官发财之徒来往大声喧哗都忍了,然而作为老房客,却要让着他们先去洗澡,是可忍,孰不可忍!

1906年秋天,周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的同学孙竹丹,托他带东西给亲戚吴弱男,并让交给宫崎寅藏收转。这时周作人的日语还不熟练,凡是对外打交道的事情均由鲁迅出面交涉,鲁迅便代他送去。宫崎寅藏曾赞助孙中山革命,后来以同盟会日本全权委员资格,参加策划革命活动。他的《三十三年落花梦》等书的中译本,在爱国青年中颇有影响。鲁迅与之见面后谈得相当融洽,二人相约再到《平民新闻》社晤谈。《平民新闻》的主笔堺利彦,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三巨头之一,宫崎寅藏欲介绍鲁迅与之相识。鲁迅马上购买了堺利彦编辑发行的理论刊物《社会主义研究》共5期,其中第1期载有《共产党宣言》日译本,第4期译载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是鲁迅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最早接触。

在伏见馆住了不到一年的光阴后,1907年春,兄弟二人又搬到同在本乡区东竹町的中越馆。中越馆是不是安静些呢?就地理位置看来,当比伏见馆更加热闹,住起来却是自有幽静。

这里饭费不菲,吃食却单调,口味又差,三天两头是油圆豆腐,里面加些素菜,用盐水煮。鲁迅吃腻了,常常用长方罐头咸牛肉佐餐。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翻译了不少小说,写作了发表于《河南》的论文,还到骏河台去学习俄文。

位于东京大学附近的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号,是夏目漱石曾经租住的旧宅,当时,夏目在东京大学担任讲师,后来成为朝日新闻社专属作家,开始在报纸上连载长篇小说《虞美人草》。鲁迅非常喜欢这部语言狂欢的作品,每天早晨醒来,必是依偎在寓所的床铺上,叼着“敷岛”牌香烟,翻阅《东京朝日新闻》的小说版,每出一期就将《虞美人草》“切拔了卷起留着”。

1907年,夏目中止了租房合同。1908年4月8日,一个飘着雪的日子,鲁迅与许寿裳、周作人、钱家治、朱谋宣五人搬来同住,取名“伍舍”。门口路灯柱上贴的标牌便是。

许寿裳告诉我们,建筑在坂上的伍舍,居高临下,眺望甚佳,华宅新洁而美丽,庭园广大,隙地又多,年轻人们便种上了很多朝颜,变种极多,花色形状,千奇百怪。每当晓风拂拂,晨露湛湛,全部笑口齐开,仔细听还会有“拍拍”的声响。傍晚浇水,摘掉花瓣凋谢后的花蒂,再开的花朵便会和原先一般大小,尤为可爱。夏日荷池,清新可人,而当秋花满地,菊畦烂漫,蟋蟀初鸣,又是另一番美景!天堂也不过如此吧!

伍舍外景


周作人则提道,伍舍房间设计是南向两间、西向两间,均一大一小,即十席和六席,拐角处为门口,另有下房几间。钱家治住西向小间,大间作为食堂、客堂,鲁迅住在南向小间,大间里是许寿裳与朱谋宣。

不得不说,许寿裳的文笔充满了诗情,而周作人的则客观具体,鲁迅的伍舍是否隐在一首旧体诗当中呢?又或是在《朝花夕拾》的序里暗暗呼应,只有他自己内心深处明了。

冬天来临,花木萧条,人也离散,先是朱、钱二人退租,许寿裳预备来年春天去德国留学,迟早也是要退。脱鞋处的石板显出一抹寂寥。1909年2月,鲁迅又在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号觅得一所小小的赁屋,预备与许寿裳、周作人三人暂时同住,待到许寿裳走以后,兄弟二人同住。

鲁迅在美丽的伍舍著译甚勤,常常是静悄悄的屋子里,灯芯吸油的声音和着秋虫唧唧,融汇在一起,而这位翻译家沉浸在仿佛是世界尽头的艺术世界里,心头闪烁着微光,但是他没有在睥睨俗众或是孤独地幻想,而是为文艺的灯火深深吸引,非常理性地向着人类精神高地探索与开掘。

1909年,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人蒋抑卮(1875—1940)到东京治病,请鲁迅协助。卧病榻者为蒋抑卮,前排右一为鲁迅


不久,蒋抑卮夫妇来日治病,鲁迅便把房子让给他们住,自己与许寿裳、周作人挤在一处。蒋不通日语,生活全赖鲁迅多方照料,感激万分。两三个星期后,总算在附近另租了房屋,平时仍过来谈天。蒋氏垫付印刷费二百元资助兄弟二人出版《域外小说集》,便是这期间达成的。

周氏兄弟最喜欢逛书店,购书毫不吝惜。鲁迅尤其嗜书如命,即便是和许寿裳同游上野公园赏樱,也是因为到南江堂购书方便才去的。在喜欢描写的许寿裳笔下,上野的樱花是“一大片微微带红色的云彩。花下的茶肆,接席连茵,铺以红毡,用清茶和樱饼飨客”,真是人间天堂。而鲁迅却用“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这样含蓄隽永的笔调来书写。“无非”“确也”,呼应着对于这习见之美丽的漫不经心。会不会在某一天,盛开的樱花恍若一片败絮般令人忧郁,在鲁迅后来的文学作品中,我们总也找不着这样的自我投射。

与伍舍临近的神田书肆街是周氏兄弟常常光顾的地方,二人在旧书摊前搜购德文新旧书报,浏览出版消息,积极搜求包括匈牙利、芬兰、波兰、捷克、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被压迫民族的诸国文学。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在日本并不易得,英译本稀少,德文本虽说在瑞克阑姆(Reclam-Verlag)小文库中有不少种,可惜因没有销路,东京书店也不批发。鲁迅花大力气查各种书目,一本本列了书账,又千方百计地筹钱,托相识的书店向银座规模宏大的丸善书店征求定购。

东京的消费水平远远高于仙台,何况弟弟同来,开销加大,每月官费虽仍能保持33元,但支付衣食学费外,几乎没有盈余,鲁迅甚至为了补贴生活费用,去印刷所校对稿件。他们所定购的书籍往往两三个月之后才由欧洲遥遥寄来,这样的搜求正可谓“粒粒皆辛苦”。坐落于日本桥大街的银座丸善书店是周氏兄弟光顾最多的地方,这里以经营欧美书刊见长。屋内四面都是书架,中间摆有许多长桌。这里陈列着的,与其说是书籍,毋宁说是世纪本身。鲁迅笔下的旧书铺掌柜,仿佛是“静踞网上的大蜘蛛”,专待飞虫,而自己呢,常常是“逡巡而入,去看一通,到底是买几本,弄得很觉得怀里有些空虚”。回国后,鲁迅仍不时从丸善邮购书刊,直至晚年。

鲁迅留日时期的丸善书店


鲁迅那时购置的主要是德国瑞克阑姆出版社创立的万有文库(Universal-Bibliothek)小丛书。自1867年出版以来,这个出版社以德语翻译出版了大量北欧及俄国文学作品,价廉物美,在德国的售价是每本20芬尼,据周作人回忆,在日本购买时每册一角至五角,是穷学生也负担得起的。很多我们现在熟知的19世纪的经典作家,比如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显克微支、塞万提斯、莫泊桑,现代主义作家波德莱尔、魏尔伦,等等,他们的作品鲁迅那时都已经购读了。包括一些至今还没有翻译过来的作家作品,并且有的书日译本、德译本甚至英译、俄译乃至中译本,只要能买得到,他就全部买下来,比如,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德译本和日译本。而浏览日本新刊书与杂志则去东京堂。另外,鲁迅在日期间并非只购买外国作品,如果他发现中国已经散失不见了的古籍在文求堂的中文旧书中出现,便会果断买下来,比如《游仙窟钞》《古谣谚》等。还有中国古典名著的日译本,比如《忠义水浒传》等。不可否认,诸多日本作家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深湛,得其三昧。除了万有文库,鲁迅还购买搜集其他出版社的各类文学小丛书。他也不是只买文学书,还购入了很多生物学、动物学和美术方面的书。传之后世的手书“拟购德文书目”,收录了柏林的希尔格出版社等五家德国出版社的五种丛书。

鲁迅拟购德文书目手稿,右为周作人所书说明


鲁迅搜购的瑞克阑姆万有文库小丛书及部分德文书


周氏兄弟孜孜埋首于新思想的涉猎与汲取,“过的全是潜伏生活”,他们对于陌生感的寻求远远大于熟悉感,阅读经验不断丰富和提高。只要能找到材源,兄弟二人就热切地根据各种译本互相参看,痴迷地张望和打量世界文学的风景。他们也时刻关注国内译界,凡畅销作品,便找来这一作家的其他作品阅读。如陈独秀指导苏曼殊翻译法国文豪雨果的《惨社会》1903年于《国民日日报》刊登(后镜今书局出版发行,改名为《惨世界》),他们便找到日本黑岩泪香1902年出版的日译本和另外英译本来参看。

鲁迅手书日译俄国小说合订本目次与鲁迅手书1903—1908《河南》等杂志选文目次


在阅读时,周树人喜欢做剪报,还经常将喜欢的文学作品拿到订书店去,做成硬纸板书面,背脊用青灰洋布,重新改装收藏。周氏兄弟喜欢的林纾所译小说就曾经享受这样的待遇。目前有两本鲁迅做的日式剪报册遗留了下来,其实就是他从所阅读的报纸杂志中拆解下来的文章,然后另外编排,装订成一册的新书,鲁迅均手书目次。其中一本是十篇日译俄国小说合订本,这十篇俄国小说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四位作家的作品,其中屠格涅夫的作品有四篇,是四个作家里保存作品最多的,而且译作发表的年代也较早。这说明,鲁迅最早接触的俄国作家并不是果戈理,而是屠格涅夫。另一本是从1903—1908年间分别发表于《河南》《民报》《浙江潮》《天义报》等杂志上选取的60篇诗文,包括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黄侃、汤增璧等12位作者。这两本剪报册于1966年在钱玄同遗物中被发现。

《究竟是青春:鲁迅的留日七年(1902—1909)》,姜异新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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