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在中国》（三册），周伟驰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24年4月即将出版，590.00元
早在三十多年前，初进北大读本科的时候，我就听说了周伟驰的大名，但不是作为奥古斯丁研究专家，而是作为著名的校园诗人。很久之后，我才知道他是研究奥古斯丁的，而当时我并不知道奥古斯丁是谁，是在周伟驰的带动下，我才买来周士良先生翻译的《忏悔录》读了，这是我最早接触奥古斯丁，当时没读出什么感觉来，就放下了。另外一次与奥古斯丁发生关系，是我1998年在段庄做天主教的田野研究时，一位老贞女向我讲起奥古斯丁研究三位一体，被天使化身小童嘲笑的故事。这应该是许多普通中国教徒最熟悉的奥古斯丁故事，我听得恍兮惚兮，心向往之，却没有想到自己会和奥古斯丁有什么关系。
其后在很长时间里，我和周伟驰维持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友谊，偶尔见面聚谈，但也没有更深入的交流。他写诗，到加拿大交换，完成博士论文，进入社科院，我也在自己读书的路上跌跌撞撞、坎坎坷坷，直到在2000年的冬天，为了研究自杀问题读到了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第一卷中讨论自杀的一些段落。我由此对《上帝之城》这本并不好读的大书发生了兴趣，并很快被“思想与社会丛书”约稿开始此书的翻译。我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如蚂蚁搬家般开始啃这本大书，当初懵懵懂懂读过的《忏悔录》，从我的记忆深处被唤醒了，而周伟驰的博士论文《记忆与光照》也很快出版，不仅成为我理解奥古斯丁神哲学思想的入门书，更是国内独立研究西方基督教思想家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此书很长时间里都成为我理解奥古斯丁的基本参考。2005年，我的《上帝之城》译稿也初步完成，周伟驰翻译的《论三位一体》和独著的《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都在这一年出版。在随后的许多年中，我继续参照周伟驰的翻译和研究，修改我的翻译，并试图对奥古斯丁有一个更深入全面的理解。
在商务印书馆影响深远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当中，周士良先生的《忏悔录》一向是以语言优美、翻译准确而被视为上品。作为诗人的周伟驰，在精研奥古斯丁思想的基础上，所完成的奥古斯丁最艰深细密的哲学著作《论三位一体》的翻译，再次成为西学译著的典范，而其研究奥古斯丁的两本书，作为新时代中文学界奥古斯丁研究的奠基之作，也确立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这对作为后来者的我，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基础，也给出了相当严的要求。
周伟驰译《论三位一体》
随着学术界与民间对基督教中世纪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周伟驰凭借他的翻译和研究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某些基督徒私下印制的一本杂志，里面选了周伟驰的几首诗，并特意在作者名字后注明“基督徒”。我仔细读了那几首诗，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宗教性的内容，但由于诗歌语言非常隐晦，如果一定把某些字句视为信仰的表达，似也未为不可。那时候我并不确定周伟驰的宗教信仰，看到这几首诗，我以为是作者授权的。当时我和孙向晨正在讨论中国研究基督教的青年学人的信仰身份，见面就聊这个问题。我并因此写了《非基督徒的基督教研究》一文，在道风山组织的一个圆桌论坛上宣读，引起朋友们的不少讨论，那时周伟驰就坐在我旁边，我藉这个话题和他提到了那本杂志的事，周伟驰听了很惊讶，说：“我不是信徒啊，他们怎么能这么写？你帮我跟他们澄清一下。”周伟驰是一个非常本分的读书人，对学术和诗歌的爱好都出于天性，对外在的虚荣没什么兴趣和幻想。我至今仍记得他当时那么认真而无辜地辩解的表情，他显然对那本杂志擅自用自己的诗来宣道颇为不满。虽然我心中一直记挂着此事，然而我并不知道那本杂志的编者是谁，也无缘当面澄清了。可以想见，那位编者对周伟驰的诗人身份与奥古斯丁研究者身份的关系有误读，才会这样做，普通读者产生这样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但杂志编辑不加证实就写出来是不负责任的。
提到这个小小的插曲，我意并不只是表明周伟驰研究的影响之大，更重要的，是要思考中国学者研究奥古斯丁等神学家的思想价值在哪里。这既是我当初与孙向晨讨论时的困惑所在，更是我写《非基督徒的基督教研究》一文时的问题意识，也应该是周伟驰在完成了奥古斯丁研究之后学术发展的重要线索。
周伟驰后来转入了对太平天国宗教思想渊源的研究，并由此拓展，进行了西学东渐的资料整理工作，在此期间惊讶地发现，在明末清初的传教士中，奥古斯丁的故事、思想和名字都已经被陆陆续续介绍到了中国，坊间也出现了其著作片段的翻译，甚至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都要早。正是由此，他产生了梳理奥古斯丁在华传播史的念头，经过数年耕耘，就有了《奥古斯丁在中国》这部皇皇巨著。
当前的许多西学研究者是不大喜欢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的，耗时耗神又感觉价值不高，大家更感兴趣的是对思想家思想的深入挖掘，而那些传教士对奥古斯丁的介绍并非出于学术目的，往往很肤浅，又只有只言片语，对中国思想发生的影响也有限。我自己为翻译《上帝之城》，曾对照过此前的若干译本，包括服部英次郎的日译本，主要是为了参考译文，寻求最好的译法，也未曾认真关注奥古斯丁的研究史。但是周伟驰花了很长时间，终于完成这项工作，它独特的学术意义，是让人相当震撼的。
在周伟驰看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那是西方思想史中可以比肩的四位超一流人物，对此我也高度认同。当然，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中，同一级别的大思想家还有其他几位，但那大多产生于现代，而在罗明坚的《天主实录》于1584年在广州刊行之时，距离莎士比亚开始他的戏剧生涯还有三年，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也要在十二年后才出生。在波澜壮阔的现代思想刚刚拉开序幕之际，奥古斯丁已经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成为西学东渐的滥觞。
罗明坚《天主实录》手稿
中国人为什么要学习西方，以及学习西方的什么，这是从明末就逐渐呈现出来的问题，对此，欧洲传教士、明清士大夫、晚清民国时人、建国后学人，以及今天的我们，都从不同角度被卷入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其间有一条主索，那就是中华文明如何应对西方文明确立的现代之路。这使得从明末开启的数百年西学东渐之路构成一个连续的问题链，而与此前已经发生过的中西交流，诸如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温等，则处在完全不同的问题域当中。
耶稣会士漂洋过海来到万历时代的中国，当时的欧洲已经笼罩在宗教战争的硝烟之中，天主教已经失去了半个欧洲，特伦特会议刚刚召开不久，在新旧交错的时代巨变中成长起来的耶稣会，一方面在为古老的教廷寻求续命之机，另一方面也开始藉着刚刚产生不久的航海技术，在新世界中传播基督的福音。他们当然不可能将新教精神带给中国，但欧洲文明向中国传达的，既有古老一神教的基本精神，又夹杂着近代科学的点点火花，具体而微地呈现了一个伟大文明的诸多层面和内在张力，所以，当中国文明接触耶稣会士时，既从他们身上窥见了作为欧洲保守势力的教会面目，又通过他们接触了许多科学知识。奥古斯丁虽非现代人物，他所代表的多重面向，却同样有着古今之间的复杂含义，他探讨三位一体而为天使嘲笑的传说，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开始为中国天主教徒所知。这个不断被重新演绎的故事，和奥古斯丁魂晤哲罗姆的故事一起，构成了奥古斯丁真正进入中国的先声，使中国读者在一片神秘传说的晕圈中，迎接奥古斯丁真正的现身。随后，奥古斯丁花园皈依、浪子回头，以及其母子劝勉等《忏悔录》中的著名情节，也相继被传入中国。再其后，奥古斯丁由简略到详细的传记，其由零散到全面，由肤浅到深入的学说，也被天主教和新教教士介绍进来。就在这位伟大教父的形象逐渐变得明晰起来之时，西学的多重面貌也渐渐连成了片。
鲁本斯绘奥古斯丁，1639年。
明清之际天主教的工作为十九世纪的新教所接续，而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更多教会外的学者文人加入到对奥古斯丁的介绍与研究。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从西方传教士主导到中国学者自己主导，从限于教会内部到拓及广大人文学者，东西世界都早已经历了多次沧海桑田的变迁，最初的许多文化设定早已不复存在，中西文明之间的相对关系已经发生了多次变化，但奥古斯丁这个人物却始终不变，贯穿这一切的现代文明线索也始终不变。时至今日，我们大多数奥古斯丁研究者可能对奥古斯丁九十多部著作的基本面貌已经非常了解，对他的原罪、恩典、三位一体、自由意志等学说熟稔于胸，对奥古斯丁所在的罗马世界和他开创的基督教思想传统也不再陌生，对欧美学界的奥古斯丁研究现状更是了如指掌，但对四百多年来奥古斯丁的在华传播史却已浑然不知，对当初中西学者苦心孤诣的历程也毫不关心。我们对奥古斯丁的熟悉，似乎只是为了与国际学术界的同行对话、交流，以期在已经卷帙浩繁的奥古斯丁研究中添上一笔两笔。周伟驰的这项工作，在当前这个诡丽的学术幻境中挖开一条通道，指给我们看，我们身后那排弯弯曲曲的脚印。于是，当代学人的工作获得了一个奇异的前世渊源，在数百年前的罗明坚和我们自身之间建立了某种关联，这种关联使当代的研究获得一种特别的意义，让我们觉得自己的工作不再那么孤独，但也不再那么无拘无束，因为，尽管它已经做出前人无法企及的一些成就，它也只是这一漫长进程中的一环。
《奥古斯丁在中国》包括文献篇一百一十万字，研究篇四十万字。文献篇按照时间顺序，呈现了从1584年到1989年四百年间有关奥古斯丁的中文文献，除去吴宗文、吴应枫、周士良、杨清等大部头的翻译之外，全部收入，可以非常全面而清晰地呈现奥古斯丁的在华传播史。由于已经有了文献篇的编年式呈现，此书的研究篇，虽然适当地叙述了奥古斯丁进入中国的历史次序，但全书的主体并不是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叙述奥古斯丁的传播过程，而是根据奥古斯丁思想的不同层面，分别介绍它们在中国传播的情况。这样的安排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奥古斯丁思想博大精深，不仅涉及基督教思想的方方面面，而且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主要方面都有深远影响，传教士对它们的介绍、中国思想对它们的接受，都是不均衡的。因而，对这些不同主题的分别讨论，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中西思想在不同方面、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上的复杂互动。而能够做到这一点，自然是因为周伟驰前期对奥古斯丁思想已经做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可以全面而深入地把握奥古斯丁思想的各个主要方面，当他在中西文明相遇的语境下重新面对奥古斯丁时，早期的积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框架性作用。
周伟驰早期的《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一书，是对奥古斯丁思想的全面讨论。其中第一章首先介绍了奥古斯丁的生平与著作，第二章借助《忏悔录》中的自传，考察奥古斯丁的生存体验和神学反思，第三章又考察了奥古斯丁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第四章则根据专题，来讨论奥古斯丁神学思想的几个方面，占据全书近一半的篇幅：一、上帝论，具体是三位一体与永恒存在（永远的正是）；二、创造论；三、堕落论；四、原罪论；五、预定论；六、恩典论；七、自由论；八、基督论；九、两城说；十、正义战争论。第五章介绍了奥古斯丁的后世影响，第六章介绍了奥古斯丁的现代研究状况，特别讨论了《忏悔录》的情况。
周伟驰著《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
这样的章节安排，来自奥古斯丁的思想特点。奥古斯丁除去有极为广博深厚的思想体系之外，其《忏悔录》中独特的自传性告白和生命体验，对我们深入理解其思想不可或缺。而在基督教会史上，奥古斯丁前后期的经历和思想变化，更是非常显著的一个方面。早年奥古斯丁是希望成为一个隐居哲学家的，但机缘凑巧做了希波主教，这个身份使他不得不积极参与到与诸多异端教派的辩论之中。他的许多著作就是这些辩论的产物，否则他大概根本不会去深入思考这些问题。也正是因为与不同思想倾向的异端辩论，使他每个时期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呈现出深刻的思想张力。研究奥古斯丁思想，必须充分考虑这样的语境。我们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的前三章并不只是在介绍奥古斯丁的生平，其中第二章花了一整章的篇幅来分析《忏悔录》中的神学体验与生命历程，第三章梳理奥古斯丁一生中的诸多辩论，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第四章中的各项主题，才得以逐层展开。
而《奥古斯丁在中国》，除了要面对奥古斯丁思想的诸多特点之外，还要考虑到明末清初以来中西文明相遇的诸多复杂情况。对照前书，我们可以理解周伟驰精心安排的章节。在导论之后，首先是明清时期的奥古斯丁传记，随后是民国时期的奥古斯丁译介，其实也主要是奥古斯丁传记、生平或简要的思想介绍，其中特别提到了雷鸣远《圣奥斯丁归化史》用中国语境来讲奥古斯丁的经历。这两章对奥古斯丁生平的介绍，虽然包括了传教士和哲学界的不同视角，但仍集中于《忏悔录》中的前期经历。所以，随后一章就讲《忏悔录》的早期五个译本，是对前两章内容的继续和深化，不仅将奥古斯丁这个思想家，更要将奥古斯丁这个人的心路历程呈现出来。这一章不仅谈到了教会和哲学界对奥古斯丁的介绍与研究，更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梳理奥古斯丁在现代文人，甚至现代诗人笔下的形象。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Confessiones书名的翻译。重要概念如何翻译，无疑是文化交流中的关键问题，特别是奥古斯丁这本最有名著作的题目如何翻译，所关甚大。经过周伟驰的考证，此书曾译为《自任》《古圣任罪》《明道知非书》《认罪记》《亚古司丁认词》《古圣明心》《奥古士丁认罪篇》《吁告录》等等，而现在的定名“忏悔录”最早是周作人根据日本人的译法使用的。日本人宫崎八百吉以“忏悔录”之名节译了奥古斯丁的书，大约同时，卢梭的Les Confessions日文版也译为《忏悔录》，两本书的译名应该是相互影响的。周作人应该是受到了这两方面的共同影响，将奥古斯丁的书译为《忏悔录》，其后引起了张若谷、邵洵美关于译名的讨论，最终得到公认，而此书的日译名却已经改为《告白》了。出于诗人的敏感，周伟驰又注意到了诗人王道乾的诗作《圣奥古斯丁在花园里》，并全录在书中。这段历史表明，奥古斯丁在中国的影响已经突破了教会和哲学界，渗透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从罗明坚开始数百年努力所呈现的，并不只是一些空洞的教条与学说，而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心世界的人，那些思想正是这个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
随后，周伟驰分别介绍了三一形象论、原罪与恩典、个人末世论、我思、主观时间论、政治哲学这些主题在中国的传播，与《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第四章的内容虽然不是一一对应，但呈现出类似的结构。在每一章，周伟驰都是先介绍奥古斯丁在这一方面的主要思想，然后再叙述它在中国的传播，因而清晰地呈现出中国思想界对它接受的过程与程度。此一部分的写作，当然得益于他在前书中的深入研究。
对照周伟驰的这两部著作，我们不能将《奥古斯丁在中国》仅仅看作一本关于西学东渐史的书。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对《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的继续和补充，仍然是对奥古斯丁思想的研究，但要放在四百年的中国语境下，来动态地考察这些哲学问题。
奥古斯丁入华之后四百年，终于迎来一个研究热潮。周伟驰所呈现的，只是中国西学研究的一个侧面。从中西思想相遇以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名字也早已为中国人所熟知，对他们的介绍、翻译、研究，虽然开始得比奥古斯丁略晚，但也早已形成一个深厚的传统，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中国普通人的心目中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了奥古斯丁。不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阿奎那，对西方古今的许多重要思想家，近期的中国学术界都产生了相当浓厚的兴趣和更多更深入的成果。如果置于更广阔的思想语境来看，这是因为现代中国的西方思想研究经过长期的积累，越来越关注西方思想最深的内核和关节点，以求更深入地理解它，并激活中国文明的内在动力。这一现象也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在周伟驰完成这部著作前不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了沙迪·巴奇（Shadi Bartsch）所著的《柏拉图到中国》（Plato Goes to China），书名非常类似，同样关注中国学术思想界如何面对西方思想大师的问题。但从写作范围和方式上，两本书却有巨大差别。该书虽也简单谈到了耶稣会士对希腊哲学的介绍，但主要聚焦于近年在中国学术界出现的西方古典研究潮，巴奇甚至并未讲清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传入中国的准确时间，其书名中的柏拉图也只是一个象征，她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中国的柏拉图研究，而是以近乎猎奇的心态，给如此严肃的学术问题一个过于草率的政治性解释。而周伟驰这部书明确无误地告诉巴奇等西方同行，他自己三十多年的工作，绝非出于某种急功近利的野心，而正是此前四百年工作的继续和深入，是对罗明坚、利玛窦、林乐知、雷鸣远、周士良、傅乐安等中外前辈的庄严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