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高启是明代首屈一指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缔造的有明一代诗歌的气象、规模与轮廓，却在盛年因卷入苏州知府魏观的冤案，横遭腰斩。高启有集传世，但因为始终未被平反，生平记载少之又少，青年时代充满了谜团。海外汉学家牟复礼的成名作《高启：诗人的穷途》“让高启成为西方最知名的中国明代诗人”，他从高启的诗歌入手，勾勒出高启的行踪与交游，并将高启的升沉置于元末大乱、群雄逐鹿与明初的高压时局下。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出版《高启：诗人的穷途》一书，为此书的首次汉译。刊发本书的译后记，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1922—2005）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奠基人，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历史。其影响力最大的作品是一部长达一千余页的英文专著《帝制中国：900—1800年》（Imperial China，900—1800），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之后便成为了在西方学习中国历史的必读书，然而这部作品尚未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备受关注的则是牟复礼与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上下两卷，这两部著作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重要性无须赘述。牟复礼单独撰写的部分是上卷的第一章《明王朝的兴起，1330—1367年》与第六章《成化和弘治统治时期，1465—1505年》。
牟复礼
除了历史研究之外，牟复礼也很关注中国思想的发展变化。北京大学出版社曾于2009年翻译并出版了牟复礼的《中国思想之渊源》一书。该书英文版由麦格劳·希尔公司（McGraw-Hill）于1971年出版，其主旨是向西方读者介绍构筑了中华文明的几种基本思想，是学习中国文化的必读书。1979年，牟复礼将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翻译成英文并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也引发了西方汉学界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关注。
以上提到的几本著作都是牟复礼在其研究生涯的中晚期完成的，其早期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并没有太高的知名度。牟复礼的博士论文题为《陶宗仪及其〈辍耕录〉》（T’ao Tsung-i and his Cho Keng Lu），完成时间是1954年，但并未出版。从这篇博士论文便可以看到，牟复礼对于中国文学也拥有着较为浓厚的兴趣；华盛顿大学的评审委员会在该论文的评语中写道：“他（牟复礼）深入研究了该作者（陶宗仪）的诗歌和其他作品，解读其人生与哲学，这篇论文的贡献是让我们理解了一位生平事迹并不是很清晰的人物。”（He has gone into the poetry and other writings of the author to throw light on his life and philosophy, and thus contributes substantially to our knowledge of a man whose life has been unfortunately buried in comparative obscurity.）八年后的1962年，《诗人高启：1336–1374年》（本译著在出版时综合各种因素，为平衡忠实与显豁，定名为“高启：诗人的穷途”，下文多就英语原著而论，故仍简称为《诗人高启》）一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诗人高启》出版之后的几年里，西方汉学界最重要的几种期刊上均刊发了关于此书的书评：1962年《美国东方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刊发的刘若愚（James J. Y. Liu）的书评，1963年《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刊发的杨联陞（Lien-Sheng Yang）的书评，1964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刊发的韩南（Patrick D. Hanan）的书评，1964年《通报》（T’oung Pao）刊发的侯思孟（Donald Holzman）的书评，1965年《亚洲艺术》（Artibus Asiae）刊发的李铸晋（Chu-tsing Li）的书评。刘若愚、侯思孟、韩南是中国文学方面的专家，杨联陞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历史，李铸晋的专长是艺术史——撰写书评学者们从事的专业不同，也恰恰能够说明这部书获得了当时各个学术领域的普遍关注。
《高启：诗人的穷途》
刘若愚在其书评中很好地总结了《诗人高启》在四个方面的意义。首先，这是一部关于高启的传记，目的是让西方读者了解这位重要的中国诗人。其次，通过高启的一生，读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元末明初那段复杂的历史。再次，这部书实践了“文史不分家”的学术原则。最后，这部书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让读者了解什么是中国文化中的“英雄主义”。因此，我们也遵循着刘若愚的思路来探讨本书的一些特点。
毫无疑问，从十四世纪开始直到现在，我们对于高启的认知是非常碎片化的。造成碎片化认知的主要原因，则是相关历史文献的缺乏。几位书评作者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相关文献缺乏的问题，甚至牟复礼自己对此也有明确的认识。但是，为了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人物传记，此时作者可以尝试的，则正是合理的推测与积极的建构。尽管这种研究方法或许会被某些严苛的考据学者所质疑，甚至牟复礼自己也在第四章的开篇提到，“从诸多的碎片中重构出完整的画面，其中有巨大的风险，然而历史学家们往往乐于冒险前进……尽管重构所得出的一致性令人满意，但这毕竟只是某种程度的推测”（第91—92页）。但实际上，一定程度的推测与建构恰恰能够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而且这也是现代学术研究可以考虑借鉴的。对于西方读者而言，中国是个陌生的文明，元末明初是个陌生的环境，高启是个陌生的人物，只有流畅的叙事才可以缓解读者的隔阂感——甚至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也是如此。
牟复礼通过高启的视角来让西方读者了解元末明初那段混乱的历史，这种写作方式得到了几位书评作者的共同肯定。牟复礼的文字富有戏剧性，他尝试用幽默生动的笔法刻画了当时诸多的风云人物——无论是花费较多笔墨的方国珍、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抑或是几笔带过的脱脱、徐寿辉、危素、魏观等人——牟复礼尽可能地为西方读者勾勒出了其人最明显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牟复礼所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负责撰写的第一章《明王朝的兴起》与《诗人高启》所涵盖的是相同的历史时段。英文版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出版于1988年，距离《诗人高启》的出版已有二十余年的时间，但牟复礼对于元末明初这一历史时期的学术兴趣并未消退；一些内容被继承下来并有所增补，另有一些内容在表述细节上有所变化。如果将两部作品对比阅读，我们便会意识到，由于书籍性质的差异，牟复礼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中采用的是更加全面客观的论述方式，而《诗人高启》采用的是一种在当时看来颇为超前的、近似于现今流行的“微历史”的写作策略，因为这样才能够为西方读者带来更为直观且轻松的阅读体验。
牟复礼在引言中提到，“在中国学界有一句箴言‘文史不分家’，这一洞见及其必要性虽被广泛接纳，却并未被充分地实践”（第3—4页）。尽管“文史不分家”的原则确实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不过实际上，每位学者对这一箴言的理解都是不同的，甚至于这一洞见本身便拥有不同层面的意义。在牟复礼看来，当时研究历史的学者普遍更加关注狭义的“历史文献”，而忽略了“文学文献”可能拥有的史学价值，因此他才会特意说明，文学作品“在本书中将作为主要的历史材料被使用”。由此可知，牟复礼对于“文史不分家”的认知是偏向于文献层面的。然而以现在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早前文献层面的认知差异或许会导致文学研究与史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分歧，那么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如今学界已然破除了在文献层面的僵化理解，而是在阐释层面推进认知方式的更新。一方面，略带些许攻击性的“一切文学皆史学”抑或是“一切史学皆文学”的论调或许要比“文史不分家”的箴言更能推动学术的发展；另一方面，折中调和的“文化史”概念的提出似乎有意弥缝因僵硬的学科设置而导致的文学研究与史学研究的割裂感。无论如何，“何谓文学”与“何谓史学”的虚幻命题永远会困扰着一代代学者，而在具体分析研究时，我们终究需要谨记“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因此不能机械地用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钱锺书《宋诗选注·序》）。
牟复礼别出心裁的一点，是将西方的“英雄主义”与中国文化中的“英雄主义”进行对照解读。提到“英雄”，最先进入人们脑海的，或许是那个身穿格子短裙的蓝脸壮汉手持斩剑与圆盾呼号着冲向敌阵的样子，或许是那个头戴考克帽胯下骑着骏马的矮小男人在战场上挥手的样子，但绝不会是一个宽袍长袖的文弱书生形象。在这本书中，牟复礼希望赋予“英雄”这一概念更为丰富的内涵，尤其是用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来进一步阐释人文价值的意义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中的“英雄”一词，在原文语境中大多是以形容词的形式出现的。这也就意味着，牟复礼所理解的“英雄”并非狭隘的个人崇拜，而是对于某种行为原则的总括性描述——具体来讲，便是读书人对于社会的责任。正如牟复礼在引言中所述，“这是一种儒家英雄式的美德，与西方通常表述里的英雄主义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英雄主义反映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并且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文价值具象化”（第6页）。
尽管牟复礼撰写的是一部历史著作，但《诗人高启》在文学领域内的学术史意义毋庸置疑。当时，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学的认知非常有限，几乎所有的书评撰写者都承认，在这部专著出现之前，西方没有人知道高启是谁。而在此书出版之后，西方汉学家在编选的中国诗歌选译集时，往往都会将高启的作品纳入其中。高启的文学史地位也因此得以巩固，《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第一章《明代前中期文学》中涉及明代初期文学发展的总篇幅不过十一页而已，但作者孙康宜在其中花费了近四页讨论高启。同时，孙康宜还转引了齐皎瀚（Jonathan Chaves）的论断：“正是牟复礼教授的著作使得高启成为‘西方最知名的中国明代诗人’。”
时隔六十年后重温这部著作，毕竟还是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隔阂感。导致这种隔阂感的原因未必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学术研究的目的与方法逐渐发展变化，更关键的很可能是文化差异——确切地说，是读者（而不是作者）的教育与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导致的隔阂感。
当我们阅读西方汉学家的著作时，最容易忽视的一点，正是其预期读者群体与我们是完全不同的。更直白地说，西方汉学家的著作根本不是写给中国读者看的，更不是写给中国学界看的。一旦意识到这个简单的事实，我们才能进一步思索，为什么这部书会采用这种方式来展示诗人高启的一生？作者真正想说却没有直接说出来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诗人高启》一书的预设读者到底是谁？或者说绝大多数西方汉学著作的预设群体是谁？一小部分同行学者确实会仔细阅读此书。然而这一小部分人的具体数量是多少？即便是最为大胆的揣测，恐怕也没有人敢说当时研读此书的同行学者（包括在读博士）会超过百人。在西方学术体系之内，汉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极为边缘的学科，受到的关注极其有限。即便是最受重视的历史学科，即便是当时炙手可热的研究话题，汉学同行学者的数量也屈指可数。因此，对于必须考虑市场问题的出版社而言，这一小部分读者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西方汉学著作的预期读者群体，恰恰是一群不认识中国文字，不知道中国诗歌，不清楚何为元代、何为明代的人。但是他们大多理解何为“文学”，知道“十四世纪”的一些重要概念，并且有一定的兴趣去了解本土之外的文化。他们普遍接受过人文艺术方面的本科教育，在工作之余也有读书的习惯。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较好的经济条件，甚至愿意在1962年时花费六块半美金购买一部充满着陌生名词的261页的精装书籍。如果这个“性价比”确实无法接受，读者也可以轻松地在当地图书馆免费借阅——我们手边的这本书便是于1963年一月被英国利物浦的公共图书馆购买收藏。利物浦以航海、制造业闻名，与美国东海岸有着固定的航线联络，因此不难推断出当时书籍的采买路径。在意料之内的是，借阅卡上显示此书无人问津，最终从图书馆撤出，流入了旧书市场。理论上讲，这是大多数的汉学著作的归宿。
汉学著作的主要读者群体大多是西方社会中的“中产阶级”。这些读者大多浸淫于西方的精英文化，在面对其他不同文化时或多或少都会抱持着一定的优越感——这是由于工业革命之后数百年的历史演变而产生的集体意识。而老一辈汉学家的责任，亦可谓其天真的理想，便是将中国文化用西方读者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推广，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在人们心中的幻象。本质上讲，汉学家的研究与著述是在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他们试图让其读者理解，不同的文化底蕴与共通的人类情感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矛盾。然而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汉学家终究是西方学术体系中极度边缘的群体。
选择西方读者可以接受的推广方式却并非易事，或者说让西方读者对一个陌生文化产生兴趣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作者在写作时多少需要考虑读者的阅读习惯、知识储备、文化背景。历史研究著作容易出现的问题是，过多的陌生名词及其背后指代的关联性可能会毁掉一部分读者的阅读兴趣，而追求完备的宏大叙事与结构性框架更是让另一部分读者昏昏欲睡。因此，以单一人物作为对象来映射历史的整体发展，这种写法能够有效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且不论传记写作在西方文化中有着极强的传统，单人视角让读者可以专注于故事的连贯性，更有代入感，进而理解当时的历史环境会给人心造成何种的影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三十年里，研究明清文学的汉学著作确实会倾向于采取类似的单人视角，而且都具有一定的传记色彩，例如何景明、陈继儒、郑燮、袁枚、郑珍、黄遵宪。毕竟，这些人物对于西方读者而言都是极为陌生的（或许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也是很陌生的），采用这种呈现方式是比较合理的。
以中国文学家为研究对象，另一个问题便是如何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学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在此就不得不言及古代诗歌的翻译问题了。不同类型的写作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因此翻译者必定会谨慎地选取其翻译策略。一种是所谓的“汉学翻译”，即忠实于中文原文，力求还原每一个字的具体含义，甚至是保证词性与语法结构上尽可能贴合原文的译法——学者们在撰写严肃的学术分析论文或论著时大多会选择这种译法，毕竟作为读者的同行学者们都能理解中英两种语言。另一种是所谓的“文学翻译”，为了保证译文的语义基本通顺，翻译时必定会调整原文的表达方式，甚至偶尔增补和改写句子内容，这样做是为了更贴合读者的文化背景——不过这种译法与屡屡遭人唾弃的“伪译”（pseudo-translation）恐怕只有一墙之隔。汉学家的苦恼，是在这两种翻译策略之间徘徊游走。前者或许没有什么审美价值可言，而后者或许无法折射出原本的文化价值。然而无论是哪种译法，翻译成何种样貌，必定都会遭到文学评论家的批判（可参阅艾略特·温伯格的《观看王维的十九种方式》，或许应称之为“批判翻译的二十九种方式”）。
西方汉学界针对明清诗歌的翻译，缺乏的恰恰是多样性。毕竟明清诗歌的数量已经多到无法统计，没有几首诗歌作品可以奢侈地“享有”几种不同的译本。因此，“首次被翻译”的重要性便被凸显了出来，这直接等同于该作品在西方世界“经典化”历程的开端。早在1960年代，西方汉学界的唐代诗歌研究都尚未形成风气，而牟复礼系统性地翻译了明代高启的百余首作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然而让我们很感兴趣的是，我们发现了一些原作者对于中文诗歌理解上的问题。当然，我们并不会因为发现了前人的疏漏而感到沾沾自喜——毕竟这是六十年前的著作，如果我们发现不了翻译问题，那才是学术发展的真正悲哀。这些翻译问题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推广，是随着一代代汉学家的努力翻译而逐渐实现的——正如牟复礼在引言中所说，“通过这本书，我也希望高启能够得到其他诗人译者的关注”（第5页）。我们也希望今后能够看到更多的高启诗歌的翻译，甚至也希望看到针对高启某个作品的多种译本的比对研究，而不再是空泛地强调其文学地位、文学价值的文学史论述。
当然，翻译《诗人高启》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自己希望能够仔细读一读这部著作。尽管此前曾经粗粗地翻阅过此书，但真正地通过翻译来进行研读时，自然又会有新的发现，产生不同的理解。如果说牟复礼为西方读者刻画了“诗人英雄”的高启形象，描绘了高启在不同人生阶段所做出的抉择，那身处现代的中国读者从同样的文献材料中又会读到什么？我们是否会看到一个“中二”的少年，“躺平”的青年人，“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的中年人？或许传记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如何理解其人其世，更是在于反思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以及过翻译这部书，我们更期待读者对于高启其人能够有自己的理解，不要让权威阐释成为限制自己思想的枷锁。
本书的翻译过程分为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严格的“汉学翻译”，我们尽可能还原原书的句法与写作风格，这是为了保证对于原文的准确理解，因此牺牲了句子的通顺表达。在此过程中，我们尤其感谢北京大学的胡琦老师。作为本书的“第一读者”，胡琦老师指出了初稿中的一些错误，提出了润色的建议，并且一边说着无法激起任何波澜的冷笑话，一边与我们商讨具体的翻译策略。同时，我们也很感谢宋佳霖、韩雪弘、黎慧三位同学。宋佳霖找到了许多原书中没有标注出处的原始文献，韩雪弘核查了翻译初稿中遗漏的英文原文，黎慧校对了高启诗歌引文中的错别字。
在初稿完成后，我们与出版社的两位编辑刘赛、彭华进行讨论，决定再进行第二阶段的“文学翻译”，调整行文的语序和句法，希望现有的表达方式能够更加贴近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在这一阶段完成后，我们委托某位不宜透露姓名的宋佳霖同学作为“第二读者”，尝试采用更严苛的学术视角，使用更文雅的词汇对全书进行批判式的修正。很有趣的是分歧也就此产生。一方面，历史研究的积习让“第二读者”非常强调学术的严谨性，或是费尽心力找寻哪位人物是作者提到的“刚刚去世的原平江路达鲁花赤”“防守城池的汉人副官”“杭州的地方官”，或是从外部文献与文本的内部证据尝试纠正原作者对于高启诗歌的误读与过度阐释。但是一贯慵懒的译者却并不太想深究，或是认为“六十”“贡师泰”“达识帖睦迩”这类的名字对于绝大多数中文读者而言也没有什么信息性可言，或是认为诗歌被创作出来的根本目的就是被误读（因为只有误读才有助于建构诗人的单纯形象）。另一方面，对于“文学性”有莫名执念的“第二读者”认为翻译务必要遵循“信达雅”的最高标准（比如将显得较为啰唆的数个短句子尽力组合成一个长句），且不宜使用过多的主观口语表达（比如译文初稿中屡屡出现的“我们”一词被大量删减）。但患有阅读障碍症的译者但凡看到笔画复杂的汉字与不知所云的成语就会感到头疼，也更倾向于在翻译时呈现出作者原本那略显絮叨的大白话写作风格。不幸的译校者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但无论如何，“第二读者”对于翻译原则的坚持是很有代表性的，而本书呈现的也正是妥协之后的样貌。但至于具体是何人在何处以何种方式做出的妥协，只能留待读者去揣测了。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应该是共通的，想必每一位译者都会对类似的问题有所纠结，而反复地思考与尝试则正是我们从翻译实践中收获的最佳奖励。限于学力，译文如有疏漏，完全是我们的责任。最后，非常感谢为生活所迫不得已扮演“催稿”角色的彭华认真负责的监督与编辑工作，让这部书得以顺利出版，否则以我们的性格，这部书或许会成为高启七百年诞辰的献礼之作。
